Der Spiegel - 21.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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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4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 今日全球主要报道要闻速览

德语区核心大报 (Germany & Switzerland) - 《Der Spiegel - 21.08.2026.pdf》德国选择党(AfD)与言论自由叙事: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将移民问题与言论自由结合,利用“取消文化”构建受害者叙事以号召民众。 - 《Der Spiegel - 21.08.2026.pdf》关于中东争论与言论自由的随笔:2024年4月柏林“巴勒斯坦大会”被警方清空,引发关于反犹主义界限与言论自由的认同危机讨论。 - 《Der Spiegel - 21.08.2026.pdf》州长斯文·舒尔策访谈:州长舒尔策在访谈中强调其接地气的个人形象,试图在民调落后于AfD的压力下保持乐观态度。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 德语区核心大报 (Germany & Switzerland)

📰 《Der Spiegel - 21.08.2026.pdf》

Magazine - 24.08.2026
17 篇

德国选择党(AfD)与言论自由叙事

  • 选举之战 / 德国选择党(AfD)与言论自由叙事: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将移民问题与言论自由结合,利用“取消文化”构建受害者叙事以号召民众。
  • 随笔 / 关于中东争论与言论自由的随笔:2024年4月柏林“巴勒斯坦大会”被警方清空,引发关于反犹主义界限与言论自由的认同危机讨论。
  • 德国 / 州长斯文·舒尔策访谈:州长舒尔策在访谈中强调其接地气的个人形象,试图在民调落后于AfD的压力下保持乐观态度。
  • 德国 / 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提名争议:2025年7月,因堕胎立场争议,社民党候选人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提名引发执政联盟争端,导致投票临时取消。
  • 德国 /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风电场争议:当地政府计划通过建设风电场解决财政赤字,但遭到居民对生态影响(如灰鹤保护)和设备高度的强烈质疑。
  • 纳粹档案 / 社民党内部的纳粹档案争端:汉森指责施密特政府掩盖早期纳粹分子档案,引发党内激烈抨击,勃兰特警告翻旧账将损害内政。
  • 《镜报》访谈 /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访谈:诺贝尔奖得主马查多在巴拿马流亡,讲述其在马杜罗政权镇压下逃离委内瑞拉及与美国政府关系的经历。
  • 虐待 / 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招募网络:揭露爱泼斯坦利用女性助手(如安雅)通过建立信任诱骗年轻女性进入其性犯罪网络的运作模式。
  • 德国 / 库什纳推动加沙计划分析:专家林特尔分析库什纳在埃及的斡旋,指出尽管哈马斯有解除武装承诺,但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考虑难以完全撤军。
  • 德国 / 斯特罗霍费尔公路服务区观察:通过描述德国最大公路服务区的规模与卡车司机生活,映射德国汽车工业繁荣及其背后的物流支撑。
  • 德国 / OpenAI与Anthropic的AI商业竞争:OpenAI高管德雷瑟离职,数据显示Anthropic在企业级订单上取得突破并实现季度盈利,挑战奥特曼的领先地位。
  • 德国 / 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征服欧洲:经济学家指出欧盟此前误将插电混动视为过渡技术而未征税,导致中国品牌利用该漏洞迅速占领市场。
  • 德国 / 韦伯望远镜在星系中心发现水分子:科学家在靠近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的垂死恒星 IRS 3 外壳中意外发现水分子,挑战了极端辐射环境下分子的生存认知。
  • 文化 / 图书推荐榜单:列举了包括《阿特金斯女士与梦想图书馆》在内的多部热门书籍及其价格。
  • 文化 / 电影《步行前往叙拉古》评述:影片讲述一名东德服务员在80年代执着追求前往西西里的旅程,探讨个人执念与政治体制的冲突。
  • 文化 / 从It-Girl到网红的演变:通过奥利维亚·帕勒莫的职业生涯,分析时尚偶像如何从依赖杂志把关人转变为拥有千万粉丝的自主营销者。
  • 文化 / 吉莉安·安德森谈性取向定义:演员吉莉安·安德森在采访中分享其早年与女性的性经验,探讨性取向标签在现实生活中的模糊性。

暂无制度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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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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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Der Spiegel - 21.08.2026.pdf

《镜报》

第 35 期 / 21.8.2026 德国 € 7,10

选举之战

德国选择党(AfD)的 打手们

明星作家

卡罗琳·瓦尔谈 对奢侈品的喜爱

纳粹档案

来自 秘密档案库的名人卷宗

为什么言论自由受到威胁

4 190700 707104 35

Bionette € 6,40 丹麦 € 10,20 芬兰 € 10,40

法国 € 8,80 希腊 € 9,20 意大利 € 9,20

克罗地亚 € 9,50 挪威 NOK 149,- 奥地利 € 7,60

葡萄牙 (Cors) € 9,90 瑞士 af- 10,30 斯洛伐克 €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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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5 / 2026

内部公告

3

“如果没有那些维持其运转的众多女性,爱泼斯坦的虐待机器是不可能实现的。”

封面故事

“直言真相”这句话写在《镜报》编辑部的墙上。这是创始人鲁道夫·奥古斯泰因留下的遗产,至今仍是那里工作的记者们的追求。但现在还能做到吗——直言真相?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噤声,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他们认为自己不再能自由发言。编辑马库斯·费尔贝特带领一个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与民粹主义者经常描述的不同,德国当然既不是审查国家,也不是言论独裁国家,”费尔贝特说,“但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记录中,一些人讲述了他们如何被孤立和排挤,其中包括艺术家艾未未和政治家耶特·尼察德。这一系列报道中原本还应包括一名协会官员。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介入一个政治敏感话题,随后陷入舆论交火。最终,他撤回了参与承诺:他的协会强烈建议他对此不要发表评论。

第 8, 16, 18, 20 页

Freudrich Rungert / 《镜报》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当《镜报》驻地记者彼得·麦克斯韦尔(右)去年首次会见时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经济部长斯文·舒尔策时,对方坦率的性格令他感到惊讶。这位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男子举止轻松,闲聊起他的家庭、足球、音乐以及在东德的童年。自那时起,麦克斯韦尔观察到这位基民盟成员在不断发生变化。自一月份起,舒尔策担任州长,并成为在民调中领先的德国选择党(AfD)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在他的新角色中,他时而表现得像个政治家,时而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走遍全国参加了数百场活动,出现在讲台、电视节目和酒馆中——而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基民盟在民调中依然停滞不前。“舒尔策在拼命工作,以试图阻止极右翼的胜利,”麦克斯韦尔说,“最终,勤奋和政治技巧可能不足以让他赢得连任。还需要一点运气。”

卡罗琳·瓦尔

《镜报》编辑克萨韦尔·冯·克拉纳赫(Xaver von Cranach)和埃莉莎·冯·霍夫(Elisa von Hof,右)在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从小随家人度假的地方见到了这位作家:位于荷兰伊瑟尔湖畔的一个露营地。瓦尔是一位与德国大多数作家截然不同的作家。她极其自信,赚到了极多金钱,且创作力极强。她在四年内写了四部小说,售出超过250万本书。有些人认为,在社交媒体上偶尔语出惊人且公开庆祝成功的瓦尔傲慢或不可爱;而另一些人则恰恰因为她表现得如此强而自信而推崇她。霍夫表示:“在交谈中,她出人意料地与外界塑造的形象不同,她很安静,犹豫不决,是的,而且时而显得脆弱。”这次采访发生在她的新书出版前几天。在她露营车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她已经在写第五本书了。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一年前,她竞选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失败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并围绕法学家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中)的立场,激起了关于堕胎权的争议。现在,这位法律专家写了一本书,在书中她从自己的视角描述了这些事件,以及她作为一名女性和法律专家,从当时席卷而来的这场风暴中汲取了哪些教训。《镜报》编辑朱莉安·勒夫勒(Juliane Löffler)和玛丽娜·科姆巴基(Marina Kormbaki)与布罗修斯-格斯多夫进行了交谈。勒夫勒说:“面对针对她个人的所有敌意和仇恨,如果布罗修斯-格斯多夫选择退出公众视野,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位教授在柏林接见了她们,她显得清醒且克制。科姆巴基说:“布罗修斯-格斯多夫明确表示,她今后也将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格言是:‘现在更要坚持’。即便这样做会继续在政治上引起冲突。”

封面图:[M] 《镜报》;照片:Getty Images


4

《镜报》 35 / 2026

目录

封面专题

  • 8 言论自由 国家与社会如何危及一项基本权利
  • 16 记录 四位当事人讲述因触碰禁忌而产生的后果
  • 18 自我审查 一位研究者解释人们为何在辩论中陷入沉默
  • 20 随笔 中东冲突揭示了可言说之事的界限

政治舞台

  • 22 好莱坞将北溪管道破坏事件拍成电影 / 德国选择党(AfD)的激进教育政策 / 谁从提前退休金中获益? / 德国在何处保护自然 / 底层之人

德国

  • 6 社论 新的东西方辩论是有害的

注意,这是观点!

封面文章 思想是自由的。但我能表达它们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国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扩大。

第 8, 16, 18, 20 页

  • 28 选举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基民盟(CDU)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正为保住其职位而战
  • 32 右翼极端主义 AfD 代表及其与暴力的关系
  • 34 丑闻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在《镜报》访谈中回顾未能当选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经历
  • 38 经济 部长卡特琳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致力于与中国采取亲近路线
  • 40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一位市长试图说服他的村庄接受风能——尽管 AfD 在当地势力强大
  • 43 事故 新数据表明,电动滑板车是最危险的交通工具
  • 44 当代史 德国人和美国人如何因知名人士名单而争夺纳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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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奥特曼 (Sam Altman)

ChatGPT 的创造者正寻求上市。一个竞争对手可能会超越他。

第 74 页

Florian Gaertner / photothek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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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 (María Corina Machado)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谈论她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系。

第 52 页

Marcus Perez del Carpi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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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马尔·穆西亚拉 (Jamal Musiala)

这位国家队球员正遭受神秘发作的困扰。他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第 108 页

Sebastian Lock / DER SPIEGEL


《镜报》 35 | 2026

5

辩论

50 媒体 政治学家朱莉娅·罗伊申巴赫(Julia Reuschenbach)批评《镜报》封面刊登 AfD 政治家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照片

国际

52 委内瑞拉 《镜报》访谈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探讨其祖国的未来 56 移民 欧盟如何依赖利比亚军阀 58 虐待 那些成为杰弗里·爱泼斯坦受害者并为其招募新女性的女性 63 实地考察 在从北京开往平壤的火车上度过的一夜 **64 马克龙的最后一个夏天 | 中东专家彼得·林特尔(Peter Lintl)谈加沙和平计划 | 来自里约的通讯员专栏

记者

66 冲突 走访加油站,看石油危机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73 专栏 Alles Gutsch

经济

74 人工智能 巨头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对决 79 分析 为什么租金上涨可能会有所帮助 80 金钱 利用遗产税的房地产技巧 82 情色贸易 成人用品店店员吉尔·诺曼(Jill Naumann)谈论客户的羞耻感 84 特别基金 未能到位 | 汽车工业抵制中国 | 音乐会观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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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 Weiß / DER SPIEGEL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竞选

基民盟州长斯文·舒尔策(左)希望防止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他有机会成功吗?

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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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 / 路透社

爱泼斯坦的帮凶

她们本身受到这位性犯罪者的胁迫,但却为他引荐了新的受害者。一名受害者讲述其经历。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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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Schönhaching / DER SPIEGEL

全球汽油愤怒

石油危机影响着全世界的人们。从叙尔特岛到内罗比、俄罗斯,再到加利福尼亚的加油站观察。

第 66 页

科学

86 基础供应 柏林人的饮用水可能很快将耗尽 90 健康 医生维扬·西多(Viyan Sido)谈健康老龄化 92 治疗咬指甲 | 蚊子喜欢甜血吗?

文化

94 文学 作家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在《镜报》访谈中谈论图书奖项、普拉达包以及她的新小说 99 职业生涯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通过冷冻卵子传递政治信号 100 电影 简·舍恩布伦(Jane Schoenbrun)电影中的恐怖与美 102 非虚构类书籍 马伦·霍布拉克(Marlen Hobrack)为母亲无私奉献的幸福辩护 103 萨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专辑 | 电影《步行前往叙拉古》 | 小说《Buckeye》

体育

104 命运 希安·亚当斯(Cian Adams)和乔丹·亚当斯(Jordan Adams)兄弟通过超长距离马拉松与先天性痴呆症作斗争 108 足球 对拜仁球星贾马尔·穆西亚拉(Jamal Musiala)的担忧 109 小众运动 速度赛车 / 态度评分:亚历山德拉·波普(Alexandra Popp) 62 《镜报》电视节目单 98 畅销书 110 刊后信息,读者服务 111 讣告 112 人事变动 114 读者来信 116 凹面镜 117 家庭相册 118 永远无法完全离去


6

社论

《镜报》 35 / 2026

有害的阵营之争

忘恩负义的东德人,傲慢自大的西德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前,旧有的偏见正卷土重来。

作者:玛丽亚·菲德勒 (Maria Fiedler)

如果 6. 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获胜,对于许多东部和西部的人来说,罪魁祸首是谁已经很明确了:就在原德国境内边界的另一侧。这场在选举前夕爆发并使国家产生分歧的辩论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争论起因于《法兰克福汇报》(FAZ)的一篇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指出,东部在财务上仍然严重依赖西部。他表示,“出资者的耐心”可能很快就会耗尽。人们可以将此理解为:面对抱怨不断的东部,西部可能会关掉资金水龙头。

不听劝告就得承受后果?

但东德政治家们也在推动这种分裂。三位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 (Michael Kretschmer)、斯文·舒尔策 (Sven Schulze) 和马里奥·福伊格特 (Mario Voigt) 最近将计划取消所谓的“63岁退休”制度几乎描述为对东德人的背叛——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赞扬过联邦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克雷奇默还在竞选活动中承诺:东部 CDU 在州议会选举中的表现越强,他们在柏林的反对派力量就越强。这仿佛在暗示,西德人在那里基本上是在制定违背东德利益的政策。

就这样,旧的刻板印象被重新激活。一种是关于忘恩负义的东德人的印象:尽管市中心经过精美翻修,道路完美无瑕,但他们依然选择德国选择党。另一种则是关于精英主义的西部建制派的印象:他们根本不在意东德人的诉求。

这两种刻板印象都是错误的,且都对德国选择党有利。该党不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精英项目,多年来还一直在培养一种反抗性的“东部自豪感”,将东德(DDR)的过去定义为一种质量标志。来自西德的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负责人比约恩·赫克 (Björn Höcke) 声称,东德人才真正的德国人,而西德人只是说着德语的美国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Ulrich Siegmund) 本人出生于两德统一之后,却兴致勃勃地骑着东德时期的经典 Simson 品牌轻便摩托车穿梭在州内。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选择党向东德选民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方案:一种优越感。那些感到被西部人俯视的人,可能会对此产生共鸣。但至少,来自西部的概括性贬低,可能会让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东德建立起事业的人感到沮丧。

当前的东西部辩论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在统一 36 年后进一步加深了鸿沟。东部和西部仍然是政治范畴。“东部”不仅仅是一个像德国南部或北部那样的地区。在辩论中,由于德国选择党的高支持率,东德几乎总是作为“问题区域”出现。

然而,对这个极右翼政党的支持早已是东部和西部的共同现象。只不过在东德,这种发展更为先进。在 2026 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巴登-符腾堡州获得的得票百分比,大约与五年前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的得票相当。在盖尔森基兴、凯泽劳滕或皮尔马森斯,该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得票率在 25% 左右。

因此,将东部烙印为“德国选择党之邦”既不聪明,也没有任何帮助;同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前政府首脑赖纳·哈泽洛夫 (Reiner Haseloff) 将德国选择党称为“西部政党”(因为该党源自“西德精英”)也对任何人没有帮助。这两种论点都旨在将一个全德国共同的问题推给对方。

当然,东西部之间存在不平等。东德的工资仍然较低,财富也是如此,继承的财产较少,担任领导职务的东德人也太少。但这不应该总是由东德的州长们来指出。推进均衡发展是联邦政府的任务,也符合共同利益。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成就。东部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以及养老金目前已实现统一,是共同努力的结果。东德城市如莱比锡、耶拿或德累斯顿的经济追赶进程亦是如此。例如,为了让德累斯顿的半导体产业繁荣起来,西德的资本与东德的雄心同样不可或缺。

人们应该更频繁地讨论这些成就。这样才能填平鸿沟,而不是在州议会选举时重新挖掘它们。

5

[M] 《镜报》:照片:Patrik Stollert / Getty Images, Hans-Günther Stoll / ac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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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R 35 / 2026

**我想

我应该 还能 这么说吧, 你这个 没教养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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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许多德国人有一种感觉:他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表达观点了。面对来自国家及其他方面的禁言。

插图:Noma Bur / DER

10 TITEL

DER 35 / 2026

这位使节肩负着一项艰巨且敏感的任务。她需要考察一个国家,以查明那里的人们是否能够畅所欲言。

于是,联合国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艾琳·汗(Irene Khan)出发了。此前,她曾对赞比亚、菲律宾和洪都拉斯进行过评估。她强调,此次评估同样是“根据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的。在十二天的行程中,她走访了六个城市,与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随后,她看到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

她在初步声明中记录道:“言论自由的空间正在萎缩,并受到多种负面趋势的侵蚀。”人们向她讲述了表达观点时的恐惧,且政府在推动“污名化和自我审查”。汗警告称,存在刑事化倾向以及将“言论自由作为武器”的政治力量。

她的结论是:德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这位特别报告员基于她在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科隆、杜塞尔多夫和卡尔斯鲁厄的印象得出结论,目前她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详细报告。这是第一份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报告。现在,德国民众和全世界都可以阅读这位专家眼中该国言论自由的现状。

有些人可能会将其视为外部视角,认为这是一个曾担任过特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秘书长的争议性人权活动家的夸大之词,且她并未提交一份全面的实证研究。而另一些人则会感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他们认同特别报告员的担忧。

《基本法》第 5 条开头写道:“每个人都有权通过言语、文字和图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去年关于该主题的代表性民意调查结果则是:约一半的受访者感到受限,担心后果,并保持谨慎。

唯一达成共识的或许仅在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联邦宪法法院在 1958 年曾留下著名的论断:言论自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而言是“绝对的构成要素”,是“最崇高的人权之一”,“一切自由的基础”。

没有比这更高的定义了。因此,言论自由始终关乎一切。

独裁者首先禁锢人们的嘴,然后禁锢其他一切。因此,当如此多的人认为最好不再开口时,民主主义者必须感到担忧。

长期以来,这项基本权利就像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自由中以此为基石展开。这里有几处划痕,那里有几处擦伤,但总觉得是不可撼动的。而现在,这块岩石似乎正在被磨损。

攻击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上层和底层,来自左翼和右翼。有些显而易见,有些则不然;它们源自国家,但不仅限于国家;这些限制可能是感知上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例如,一次观点表达导致住所被搜查、智能手机被没收或被判处处罚。

DER 关于一项承压基本权利的报告。

顶部

海尔布隆,2025年10月21日。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宣布将为一座“创新园区”举行奠基仪式,而正因为总理就是总理,当局下达了禁飞令。“这涉及内卡苏尔姆、内卡加塔赫、弗兰肯巴赫、比伯拉赫、下艾塞斯海姆和上艾塞斯海姆等地,”警方宣布,“请注意!禁令同样适用于无人机飞行!”

直到今天,这段文字依然可见于海尔布隆警方的Facebook账号上。而在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看到其他人对此的看法。“太棒了,那我得骑自行车,把直升机留在原地了,”评论就这样开始了。而正因为人们就是人们,评论变得五花八门。有人感到厌烦,有人对此表示赞同;有些人提出疑问(“那么在16点之前我都能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吗?”“他是想看看城市景观吗?”),还有一些人表达了对梅尔茨的不满,称他为“童话王子”、“谎言男爵”或“网络喷子”。

而今天在那里已经读不到的是:“这一切都因为那个傲慢的家伙(Lackaffen)。”这是一个过于随意的评论,一个略显过时的词汇?无论如何,这难道不是一种被允许的意见表达吗?不,司法机关认为这是一项刑事犯罪。

刑法第188条,“针对政治人物的侮辱罪”,这是检察机关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可以主动采取行动,即“依职权办理”。无需由感到被侮辱的人提出刑事起诉。法律规定可处以罚金或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

从这个角度来看,违规者受到的处罚较轻。地方法院发布了一项处以30个日薪单位的处罚令,该男子提出了异议,法院于5月底以支付100欧元的罚金为条件终止了程序。

该男子大概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如果不存在刑事程序,梅尔茨大概也能承受这种侮辱;无论如何,一名政府发言人保证,总理“迄今为止在任何案件中均未提出刑事起诉,也未报案”。

但此时已经太迟,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已被点燃。因为第188, 条,即侮辱政治人物罪,已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过度干预的国家,它在迫害其公民,仿佛他们仍是不能诋毁陛下之名的臣民。

几十年来,在这个共和国里情况相对简单:言论自由保护着公民。必要时,联邦宪法法院总会提供帮助,以至于即使是最严厉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大概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因此,言论自由也涵盖了胡言乱语、愚蠢之言和呆板之语。或者用宪法法院的措辞来说:关键不在于一项“表达是有根据的还是毫无根据的,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被评估为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危险的还是无害的”。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在2009年表示,基本法“信任自由辩论的力量”。

这种自由从未是无限制的,这一点在辩论中有时被遗忘或掩盖。当然,在联邦德国,人们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任何话,既不能否认大屠杀,也不能随口称呼邻居为混蛋。在2009年的裁决中,宪法法院也确认了一个界限,允许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

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的感知是:自由公民享有自由言论。而顶尖政治人物则倾向于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块花岗岩,仿佛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能伤害到他。主持人君特·姚赫在1990年就此询问了经常被嘲讽为“梨子”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提问:“您可以说是在被漫画化方面是世界冠军,一个最迟在每个周一都会被德国新闻杂志‘狙击’的人,您肯定得承受很多。这真的能如此轻易地做到吗?”

回答:»我的政治导师之一——那时我17岁——一位老牌中央党议员曾常说:在政治顶端的人就像教堂尖顶上的公鸡:每一阵风、每一场风暴都会吹袭他。你必须承受这一切。«

但到某个时刻,这一切变得几乎无法承受,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现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仇恨与煽动可能。


《镜报》 35 / 2026

封面故事 11

库纳斯特案,柏林地方法院,2019年9月。几十年前——当时雷娜特·库纳斯特还是柏林州议会的绿党议员——她在一次关于恋童癖的辩论中发表了插话。据称她要求非暴力的儿童性行为应不被处罚,但库纳斯特一直对此予以否认。

一篇 Facebook 帖子围绕这一点展开,随后有些人开始失控。更准确地说:他们在评论中将库纳斯特称为»肮脏的贱货«、»一坨狗屎«和»特种垃圾«,发表猜测(»这位‘女士’小时候是不是被过度……导致丧失了一些理智«)并提出建议(»谁能狠狠地给她来一顿,直到她恢复正常!«)。以及许多其他内容。

侮辱、犯罪,或者至少是众多言论中的某一项?不,全部都是允许的意见表达。

至少起初是这么说的。地方法院判定,这不属于侮辱,且作为一名政治家,库纳斯特必须接受此类对待。这引起了巨大的抗议,库纳斯特提起上诉,起初取得了部分成功,随后一直打到联邦宪法法院。三年后,她获得了全面的胜诉。

问题被意识到了:时代已经改变,底线似乎被逾越了。而且,沃尔特·吕布克案难道不让人担心言语很容易转化为行动吗?2019年,这位 CDU 政府主席在自家的露台上被枪击头部而遇刺。因为他支持接收难民,他在网上遭到了侮辱和威胁。

2021年,多项法律被修改,旨在»保护所有在网上受到威胁和侮辱的人«,正如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SPD)所表述的那样。并且为政治家提供了特殊的侮辱保护。第 188 条被补充。从此规定:如果迈尔-米勒-舒尔策女士辱骂总理,其受到的处罚可能比总理反过来辱骂迈尔-米勒-舒尔策女士更重。

»国家做得过头了«,莱比锡刑法教授埃莉莎·霍文表示。持有这一评估的人现在已经很多了。此前,言论自由被视为民主的保障,而现在则被过多地视为民主的威胁。

霍文与许多其他人一样,要求废除或至少改革该条款。例如,仅对在市级层面工作的政治家提供特殊保护。也就是说,不包括那些乘坐装甲轿车、由保镖护送前往预约地点,且其上空禁飞的人。

该条款是可以修改的,法律可以收紧也可以放宽,但问题超出了第 188 条。刑法典包含许多规定,当有人说话太冲时,检察机关可以据此采取行动。

其中一个经典案例是第 166 条,通常被称为»亵渎神灵条款«,尽管它现在不再是为了保护神,而是为了保护世间的和平。任何人不得辱骂某种信仰,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危及»公共和平«。但这具体意味着什么,而且真的还需要为此设立一项单独的规定吗?

最近,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且带有技术色彩的条款,比如第126a条,“危险地传播个人数据”。该条款旨在防止有人发布“敌人名单”。这同样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这里同样产生了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在科隆,检察机关对一名男子采取了行动,因为他在推特上发布了24个人的公开引用语,其中许多是曾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反疫苗者发表批评意见的名人。

该案被起诉,但最终结果是无罪释放。

相关条款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涉及言论表达的刑事犯罪构成数量众多且在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21年的法律方案所致。不过,“侮辱外国国家机关及其代表”已不再包含在内。在2016年,讽刺作家扬·伯默曼(Jan Böhmermann)在《新皇家杂志》(Neo Magazin Royale)中用一首诽谤诗攻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如果按照旧的禁令,他可能会被投入监狱。该条款已被直接删除。

现有条款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在每个具体案例中都需要进行解释;其中充斥着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公共和平”并非唯一例子。毕竟,《刑法典》中并没有一份可以直接勾选的辱骂词汇清单。正因如此,司法机关的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那句著名的俏皮话所说,宪法取决于法官如何解读。对于刑法,可以说:《刑法典》取决于检察机关和刑事法院如何解读。他们必须在每个具体案例中进行权衡。并且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当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12 标题

《镜报》35 / 2026

且某项言论将被制裁时:这真的有必要吗?

记者罗嫩·斯坦克(Ronen Steinke,《南德意志报》)认为,答案绝非总是肯定的。他在今年春天出版了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副标题为:《警察与司法如何限制我们的基本权利》。

斯坦克写道,从未有过如此多仅因言论而引发的调查。“在这个十年中,调查数量——取决于观察哪个犯罪构成——部分增加了两到四倍,甚至五倍;而在某些此前完全不为人知的罪名(如公开赞同犯罪行为)中,调查数量甚至增加了百倍。”

斯坦克总结道,“国家用禁令与惩罚来回应言论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现在自问,“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否在许多方面迫切需要对其刑事司法进行约束,因为尤其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更需要更多的辩论,而非更少”。

海尔布隆案也尚未结束。据检察机关称,他们正在审查38篇帖子是否构成犯罪,目前尚未完成。而使用“谎言之徒”(Lügenfritz)一词的人受到了处罚。不过,“皮诺曹”(Pinocchio)被剔除了,因此联邦总理被如此称呼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另见第17页)。这种对权力的批评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下方

关于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这一话题,已有大量论述。但有时,数据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

Allensbach 研究所,委托方为《法兰克福汇报》(FAZ),2025年10月。问:“您是否觉得在德国可以自由地表达政治观点,还是说谨慎一些更好?”——44%的参与者倾向于谨慎。

dimap 研究所,委托方为与自民党(FDP)关系密切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同样在2025年10月。问:“因为表达观点,我已经感受到了负面后果”——51%的人倾向于同意。

Insa 研究所,2025年12月。问:“言论自由正受到威胁”——54%的人倾向于同意。

因此,那种觉得不能再畅所欲言的感觉非常普遍;无论谁在询问,无论具体问法如何。Allensbach 的数据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处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1991年,只有16%的人认为必须谨慎。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首次达到了与今天相同的 44%,这引起了巨大的震惊,解-

解释呼之欲出:新冠疫情、封锁、疫苗之争。如今大流行已结束,但言论自由依然“被感染”。

一名 Allensbach 的项目负责人向《法兰克福汇报》写道,五年前的结果“经常被误读为:民众疯了,因为言论自由毕竟是由《基本法》保证的”。“但当然,绝大多数感到言论自由受限的人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他们说出想说的话。”

那么,究竟是谁或什么在限制?

曼海姆大学的理查德·特劳恩米勒(Richard Traunmüller)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到言论自由。他曾在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长大,因此经历过完全不同的情况。正因如此,当他谈到德国时说“言论自由的系统确实已经开始失控”,这更令人不安。

特劳恩米勒关注的是人们所恐惧的“社会制裁”。他认为,当人们抱怨缺乏言论自由时,这“绝非证明他们不了解法律状况”。“他们指的也不是原则上被禁止说话。”人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熟人可能会疏远,同事可能会排挤,Facebook 上的朋友可能会将他们贴上“右翼”或“极端”的标签。

他1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29%的人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时感到不自由或倾向于不自由;在私人领域这一比例为13%。这促进了自我审查。特劳恩米勒写道:“结果表明,某些人对自由表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恐惧,甚至延伸到了私人对话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依然是:移民政策。多年来,这一直是“最敏感的政治领域”。

哪些话题被认为棘手并不那么令人惊讶,而令人惊讶的是谁感到受限——以及谁没有。趋势显示,居住在东德或没有高中毕业证书(Abitur)的人感到更不自由。此外,数据反驳了一些普遍假设。特劳恩米勒表示,他的研究并未显示女性或外国人受影响尤为严重。

他还打破了关于“年长白人男性感到被禁言”的迷思:“恰恰相反,结果显示,年长的受访者,尤其是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时,始终比最年轻的参考组——35 岁以下人群——感到更自由”(见第 18 页访谈)。

这一切表明:国家并不是言论自由面临的唯一问题。而且可能甚至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不仅是国家与公民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至少同样频繁地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右翼与左翼之间。反之亦然。

右翼

人们大概仍然被允许这样说:“我们的街道和广场不再安全。我们之前认为马格德堡圣诞市场遭到袭击是不可能的。马格德堡的凶手早就可以被驱逐出境了。但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仍然留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当局对外国人采取宽松和宽容的态度,而对持有‘错误’观点的本国公民则毫不留情。”

是的,德国选择党(AfD)可以这样说。如果想知道该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言论自由这一议题,只需阅读其为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准备的竞选纲领即可。序言第二段:将一个旧的宠儿话题——移民过多,与一个新话题——言论自由不足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随后的文本中出现了诸如“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和“彩虹意识形态的诫命”等词汇,以及一项承诺:“因此,作为州政府,我们将建立一种对待游行示威和非主流观点表达的新宽容实践。”不过,这里必须加上限制,即游行中的表达“原则上只能使用德语”。

被禁言是民粹主义者最喜欢的一种叙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号召民众发声,反对“谎言媒体”、“审查国家”和“观点极权主义”。这是一种受害者叙事,德国选择党共同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早已对此驾轻就熟。

2017年,魏德尔刚刚被任命为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选举的共同首席候选人,她第一次在党代会上向代表们呼吁:“尽管如此,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绝不会被禁言。因为政治正确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因为北德广播电台(NDR)的讽刺节目《extra 3》关于党代会的一篇报道而发起攻击。她想让主持人禁言。“没错,政治正确到此为止,让我们全部变得‘不正确’,那个纳粹婊子说得对。这样够不够‘不正确’?我希望——魏德尔不想听到这个。”然而,汉堡地方法院拒绝了这位自封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申请的临时禁令。理由正如人们所料:言论自由。

插图:Noma Bar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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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 封面故事

《镜报》35 / 2026

-21.

Aidan Furstmann / RAND

8月纽伦堡周一游行中的警察力量:这始终关乎一切

德国选择党将自己塑造为被迫害的无辜者。而他们对他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持有宽容,在学校和高校中可见一斑。

我们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安静地学习,希望教师不要搞政治,希望研究人员不要将科学与激进主义混为一谈——这听起来就像在这个语境下经常出现的词汇一样无害:中立原则。但许多教师认为这并不无害。

几年前,该党在多个联邦州设立了“举报门户”。如果教师违反了“中立原则”,学生应当予以举报。在巴登-符腾堡州,这被称为“我的老师在煽动”和“我的教授在煽动”,在其他联邦州则简单地称为“中立学校”。

德国选择党将其宣传为针对所谓普遍存在的左翼洗脑的自卫行为。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该党声称:“在东德(DDR)崩溃30年后,学生们竟然再次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不能且绝不允许发生的。”该州的数据保护专员禁止了该门户的运行,德国选择党对此提起诉讼但未获成功。行政法院认定该行为具有“恐吓效果”。如果教师“必须担心因为其言论而在公众面前被所谓的‘钉在耻辱柱上’”,那么教师的言论自由将受到威胁。

这类行动显然产生了影响。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Stiftung)对教师进行了代表性问卷调查,并指出一种不安情绪正在蔓延,而来自右翼圈子的“职务监督投诉、小质询以及对‘中立性’的要求”加剧了这种不安。

在该基金会6月份的一项最新研究中这样写道:近五分之一的教师感到被“中立原则”搞得不安或较为不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错误地认为,在课堂上不再被允许就政治问题表达个人观点。

然而,这种形式的“中立原则”根本不存在。党派政治的灌输不应出现在教室里,但教师绝不需要放弃每一种立场或每一种观点。博世基金会的教育专家卡塔琳娜·索伦(Katharina Thoren)表示:“恰恰相反,教师在职责上甚至有义务维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为了保持中立,必须对学生任何即便再离谱的观点表达

左翼

这在她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中仅是一处边注,起初甚至没有发表,而如今这句话却装饰在多座罗莎·卢森堡纪念碑上:“自由始终是给予异见者的自由”。左翼人士尤其热爱这句话,毕竟罗莎·卢森堡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

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亿万富翁、企业家、投资者(PayPal, Palantir);他欣赏唐纳德·特朗普,不信任民主,且近期开始尝试扮演末世神学家的角色。他的众多反对者大概唯一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蒂尔是一个异见者。

就此而言,他接受维也纳艺术节(Wiener Festwochen)的邀请参加一场小组讨论本可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6月初的这场讨论旨在与一位神学家探讨“哈米吉多顿与反基督?从神学到现实政治”。艺术节总监米洛·劳(Milo Rau)曾表示:“蒂尔将首次在公开场合、在批判性的辩论中发言,包括回答观众提问。”

然而,给予异见者的自由很快就消失了。蒂尔被禁止表达他的观点。他被禁止说任何话。

众多艺术家表示,如果蒂尔被允许登台,他们就拒绝演出。总监随后取消了他的邀请。劳表示:“取消邀请是别无选择的,因为许多参加艺术节的艺术家说,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

劳并未掩饰他对这种抵制威胁的看法。他抱怨道:“一场充满矛盾的民主辩论,也就是说一场与我们社会现实的正面交锋,在今天几乎已无法实现。”他批评这种“平台剥夺”(De-Platforming),即“意图不在传统媒体和机构中为法西斯分子和右翼人士提供任何空间的做法”。

结果就是:“我们坐在剧院、文化版编辑部和大学里进行辩论,而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和现实世界中,法西斯主义早已获胜。”

这并非新论点:不能为那样的人提供舞台。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是否还符合时代。即使是那些曾经认为抵制是正确手段的人,今天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质疑: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不能给埃隆·马斯克提供平台?好吧,那他就使用


TITEL 15

DEIN SPIEGEL

他自己的平台。在 X 上,每月有数亿人活跃。顺便一提,彼得·蒂尔在那里的粉丝超过 450.000。

“平台剥夺”,即“不提供舞台”,只是观点之战中众多机制之一。联邦宪法法院曾表述的对“自由争论的力量”的信任似乎正在消减。即便对于一名在 2009 年参与该法院裁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费迪南德·基希霍夫(Ferdinand Kirchhof)当时是第一审判庭的法官,他在一年多前于《新法律周刊》(Neue Juristischen Wochenschrift)中分享了他的“令人震惊的观察”。他在该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听起来像教授的风格,名为《言论自由基本权利的效力范围》,但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明确的警告。

基希霍夫认为,“意识到并非总是我是正确的,而是另一种观点同样可能拥有值得思考的、甚至往往是更好的论据”,而“这种任何观点多样性的基本前提,目前正从我们身边流失”。相反,存在着一种对不受欢迎观点的道德化预先审查。基希霍夫抱怨那些“社会政治传教士”,他们自认为掌握了最终的真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文化占领(Cultural Occupation)、觉醒文化(Wokeness)——这一切的产生虽有正当理由,但仍可能成为问题:“当被询问者权威性地要求表达者遵守禁忌,并以此方式将某些观点内容排除在讨论之外时,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便开始了。”

基希霍夫认为,届时无论是《基本法》还是法院都将无法提供帮助。“任何社会秩序在此都触及了其法律体系效能的极限。”

但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一个思想自由且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维也纳的蒂尔(Thiel)事件恰恰提供了一个答案。在争端酝酿期间,艺术节的管理层询问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关于蒂尔是否应该登台。结果众所周知,他被禁止登台。

该委员会由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组成,他们给出了不同的建议,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声明是无效的。但这份声明依然值得阅读:“这个社会现在以及未来必须足够强大,以承受、忍耐那些具有挑衅性、分裂性、不团结、极端主义、非民主或违宪的声音和贡献,并与之对抗,揭露它们并抵制它们。”

但愿如此。

马库斯·费尔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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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想要了解世界

《DEIN SPIEGEL》旨在为此提供帮助。本杂志每月以适合不同年龄段且有趣的方式,解释政治、社会、文化和体育领域中令人兴奋且复杂的话题——既可供独立阅读,也可作为家庭共同讨论的启发。

DEIN SPIEGEL —— 在知识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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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封面

《镜报》第 35 期 / 2026

“我只能发出警告”

记录 当人们尝试挑战言论边界时会发生什么?四个人的讲述。

“仿佛全世界都反对我,而不仅仅是网上的婴儿潮一代”

耶特·尼察德(Jette Nietzard),27, 岁,曾任绿党青年团联邦发言人直至2025年10月。她曾因某些言论在内部受到强烈批评,例如她在2024年跨年夜发布的一条帖子:“那些在燃放烟花时失去手的男人,至少再也没法殴打女性了。”

“作为绿党青年团的发言人,我从未逾越言论的边界。尽管当时有人试图让我相信我逾越了。还没有任何法院判定我不能发表某些言论。但公众舆论则不同。如今,关于什么可以被说,什么不可以被说,主要由互联网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由媒体决定。而公众人物依赖于此。

当然,当时我有时仍然觉得我走得太远了。但这仅仅是在面对网络暴力(Shitstorm)时的一种感觉。尽管我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支持,但我感到非常孤独——仿佛全世界都反对我,而不仅仅是网上的婴儿潮一代。

在私人生活中,我没有因为这些言论而受到谴责,也没有因此失去友谊。即使是那些与我意见不同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也知道我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将观点极端化。我认为,如果不进行极端化处理,你的观点就无法产生影响力。我的目标从来不是让所有人满意。如果人们因为某些言论而产生激烈争论,这反而是好事——这样相关话题会获得更多关注。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同‘现在什么都不能说了’这种叙事。我不想加入其中,尤其是,我不想让自己被互联网上的仇恨所限制。我希望继续毫无畏惧地表达我的观点。而且,是的,我也想继续挑战公众舆论的边界。

但如今,很多被当作‘观点’推销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观点,而是仇恨人类。以前,人们可能只在酒馆里对朋友说这些话,而现在——无论自己的见解多么愚蠢——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并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互联网领域,平台监管将有所帮助,从而使这类言论真正被屏蔽。”

记录员:安娜-莱娜·肖(Anna-Lena Schou)

[...OMITTED...]

“不符合主流观点的内容可能会带来个人后果”

在中国,69岁的艾未未作为体制批评者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这位艺术家以及《论审查》一书的作者认为,在德国,言论自由同样受到了限制。

“像德国、英国或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有些事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而另一些事情人们则倾向于回避——因为这些话题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而那些不符合主流观点的内容可能会产生不安,带来个人后果,甚至对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马丁·罗什 / MAXPP / picture alliance

由于我长期在德国生活,在这里我更容易察觉到某些情绪。尤其明显的是,许多涉及德国自身历史以及当前政治局势的问题或领域被忽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正常。

在中国,某些话题无法公开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或对共产党的批评。但在我的感知中,在德国也无法完全自由地发言。从哲学角度来看,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源于空虚的盲目。这种空虚在我们的自我认知所依赖的知识基础上撕开了一个洞。而我们如何理解自己,与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以及如何对待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您希望我谈谈在西方的个人经历:这类经历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认为赞助商不想危及他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因此撤回了展览资金。2023年,我仅发布了一条关于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推文,就在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展览被推迟或取消(注:艾未未在2023年底曾在X上发布了一条关于中东冲突以及据称在美国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犹太社区”的帖子,随后将其删除——编者注)。

这类经历不能被描述为单一的戏剧性事件。它们更像天气:当阴天或下雨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很——

马里乌斯·吉什 / 《镜报》


《镜报》 35 / 2026

封面故事 17

——难地指出某一个雨滴。但你知道天气如何。我不认为这种情况能很快改变。但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在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时做出反应。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反应,天气才可能改变。

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寻找借口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尤其是涉及到种族灭绝、战争或其他重大历史和政治议题时。审视这些重大问题,我认为德国的立场往往令人质疑。如果个人不被鼓励行使言论和讨论自由,社会可能会陷入一种我们有一天可能会称之为不可接受的状态。”

艾未未

“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有罪”

安德烈亚斯·许特纳(Andreas Hüttner),66岁,曾就职于伍尔特公司(Würth)。他在一条Facebook帖子中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称为“皮诺曹”——随后引发了后果。

“当信件寄来时,我很惊讶。起初我以为自己是被传唤作为证人。信中提到了‘侮辱’和‘第188条’——随后我进行了查询,得知该条款已被加强,以便让政治人物更好地免受侮辱。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有罪,反而觉得这挺好笑的——而且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把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称为‘皮诺曹’的人。

梅尔茨访问海尔布隆的消息当时也在警方的Facebook页面上公布了——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我评论道:‘皮诺曹要来HN(海尔布隆)了’,还配了一个皮诺曹长鼻子的表情符号。显然,该帖子下的这些条目随后被审查了。我仍然认为‘皮诺曹’很适合梅尔茨先生。而且我很清楚什么算侮辱,什么不算。因此,当海尔布隆警察局的官方信函寄来时,我并没有真正担心。我让ChatGPT帮我写了一份回复,然后去度了三周的假,那是很久以前就订好的。因为没有人回应我的申诉,我联系了媒体。随后这件事在媒体上闹开了。直到那时,程序才被终止,我认为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我认为,政治人物应该能承受更多一点。但另一方面,人们用匿名或假名发表评论是很糟糕的。这绝对不行。无论我在哪里发表言论,我都必须为此负责。但被举报这件事表明:人们找不到界限。什么才算侮辱,什么还带着一丝幽默?面对这种事,人们应该保持理智(不要小题大做)。”

记录员:阿尔诺·弗兰克(Arno Frank)

»判决迅速下达:把克莱姆从所有项目中踢出去!«

格特劳德·克莱姆(Gertraud Klemm),55岁,奥地利作家,生物学专业毕业。2025年,她的论战之作《告别男性中心时代》(Abschied vom Phallozän)由Matthes & Seitz出版社出版。

»2025年5月,当我坐在手机前,计算关于我被踢出《阴茎博物馆》(Das Pen!smuseum)图书项目的故事被转发了多少万次时,我的世界崩塌了。在Leykam出版社准备出版的那本书已经完稿,那些指控简直荒谬!那个与我有着友谊且在行动主义上紧密联系的项目团队,在2024年明确邀请了我!而我,这个几十年来一直背负着“令人不安的女性主义者”名声的人,突然变成了女性主义的‘反基督’?

我多年前发表的关于性别、生物学和语言这一主题圈子的报纸评论(观点虽尖锐,但绝非激进),在出版多年后成了我的致命伤。指控罪名是生物决定论、恐跨心理以及‘非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判决迅速下达:把克莱姆从所有项目中踢出去!把她从舞台上赶下来!让她滚蛋!

Helen L. von Markumberger / 《镜报》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出现了一波声援浪潮,这给那个热衷于审判的道德法庭带来了一件最关键的东西:论据。文化版面解释了事实情况,并摇头质疑:奥地利最古老的出版社在向谁下跪?几个在社交媒体之外既无知识影响力也无现实政治影响力的网络霸凌者,能有多大的权力?直到今天,我仍在思考,出版社的行为是出于恐慌还是算计。

暴民在窃取的关注度中自我陶醉。市场则对这场泥潭之战感到高兴(《阴茎博物馆》和《告别男性中心时代》在商店里经常并排摆放)。除此之外,这场骚乱既没有带来乐趣,也没有带来好运——Leykam出版社将从2027年起停止部分出版计划。女作家之间的信任已经破裂,关于生物学 / 性别的必要讨论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了。剩下的只有那个以‘永远站在正确一边’而自我庆祝的‘左翼’泡沫,以及在暗自窃喜的右翼。

对于所有意见领袖来说,这场表演是一个威胁:你也可能被暴民攻击,无论来自右翼还是左翼,来自男性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失声的同行名单很长。如果除了被泼粪的‘特权’之外没有任何收获,为什么还要让自己陷入争论?

我只能发出警告。如果意见的形成是建立在阻止书籍出版、诽谤活动人士、摧毁结构以及高喊意识形态信条的基础上,那么讨论将只剩下卑劣的姿态。«

格特劳德·克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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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封面故事

《镜报》 35 / 2026

“请给表达观点更多勇气!”

自我审查 出于对国家、社会或朋友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恐惧而保持沉默?

政治学家理查德·特劳恩米勒(Richard Traunmüller)表示,这对民主而言是剧毒。

特劳恩米勒,45岁,在曼海姆大学研究“主观言论自由”的状态;他是长期研究项目“德国互联网面板”(German Internet Panel)的负责人,该项目定期就态度问题对16至75岁之间的参与者进行调查。

《镜报》: 特劳恩米勒先生,许多人认为他们不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人说得对吗?

特劳恩米勒: 对。

《镜报》: 真的吗?

特劳恩米勒: 有些人确实有这种感觉,因此甚至可能会选择沉默。如果说“这些人只是不想让自己的信念面临批评的风险”,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同样,这些人也不全是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极端分子,或者仅仅是那些因为不能再称呼“吉普赛肉排”(Zigeunerschnitzel)而愤怒的过时之人。这些说法都过于片面。

《镜报》: 为什么?

特劳恩米勒: 因为言论自由的体系确实已经陷入危机。

《镜报》: 那些纠结于“吉普赛肉排”的人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

特劳恩米勒: 可以这样说:种族主义者当然认为,对他们而言不存在真正的言论自由,人们想要封住他们的嘴。但反过来,并非每个抱怨缺乏言论自由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在我们社会中,种族主义者的数量明显少于那些认为自己无法公开表达观点的人。

《镜报》: 他们的这种印象难道不可能是纯粹的幻觉吗?

特劳恩米勒: 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认为现代人是些“敏感之辈”,他们只是无法忍受强烈的反对意见,并立即感到被冒犯。基于我们的数据,我的看法不同,我没有发现什么软弱、过度敏感的人。公民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示:当然,如果我开口说话,就会有反对意见。纯粹的反驳并不是问题所在。

《镜报》: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特劳恩米勒: 他们已经拥有了经验值,告诉他们尽管有《基本法》第5条,但在该国表达观点并没有那么自由。

他们可能因为对中东冲突发表看法而失去了朋友,或者在工作场所经历了排挤。或者他们读到有人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讽刺内容而遭到警察造访,甚至被判刑。在这种情况下,对客观言论自由的处理方式影响了主观感受。

《镜报》: 根据您最新的调查,29%的人觉得在公开场合表达想法时较为不自由。

特劳恩米勒: 是的,他们是指如果表达观点,会担心遭受不利影响,我称之为对他们而言过高的“成本”。比如友谊可能会破裂,或者面临被同事圈排斥的威胁。

《镜报》: 这种“不能再随心所欲说话”的印象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增加。这种发展趋势如何解释?

特劳恩米勒: 绝对不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这一趋势在很久之前就已开始,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加强。言论自由不仅是一个法律范畴,也是一个文化范畴,而这种禁言感增加的印象根源于文化变迁。

《镜报》: 改变了什么?

特劳恩米勒: 全球化引发了一场结构性变革,改变了社会的共处方式,因为它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赢家能够适应新经济,拥有稳定的职业,并且认同多样性和移民。而对于全球化的输家来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为他们的工作现在可能由机器人或在其他国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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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绝非毫无代价«

《镜报》: 这与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

特劳恩米勒: 这些人感到处于劣势,并担心在当今社会无法表达这一点,否则会被贴标签。他们可能确实对移民持不开放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加剧了他们在就业和住房市场上面临的问题。在所谓的禁忌话题中,移民问题无疑位居首位,而这一点必须被严肃对待。

《镜报》: 与此同时——正如您自己所说——在评估言论自由时,基本的政治立场也起到了作用。

特劳恩米勒: 绿党的选民感到非常自由。而人们的立场越偏右,就越感到不自由,因此另一端就是德国选择党(AfD)。

《镜报》: 温和保守阵营中的许多人可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为什么他们在表达个人观点时,也倾向于感到不自由?

特劳恩米勒: 因为虽然他们在职业上很成功——以刻板印象为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律师事务所和银行——但与此同时,他们感觉到在涉及意义、解读和世界观传播的许多领域,一种偏左翼自由主义的视角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大学以及重要媒体中。

《镜报》: 为什么这种“感知到的”言论自由如此重要?

特劳恩米勒: 因为民主是通过言论自由获得合法性的,而不仅仅是通过纸面上的规定。公民必须能够参与讨论。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自由地交流并自由地表达——而且在选举中的投票也是一种表达。如果他们感到这些自由受到限制,这将成为民主的毒药。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困难的节点。

《镜报》: 为什么?

特劳恩米勒: 即使在政治学领域,许多人仍然执着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会自动变得越来越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

亚历山大·明希 / 曼海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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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文布罗伊希的涂鸦:「我们不是‘DDR 2.0’」

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弹,这确实会导致客观言论自由的萎缩。即使是极小的偏移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后果。我们不能只关注美国的限制情况,在那里,特朗普政府通过威胁起诉或直接提起诉讼来向大学和媒体施压。

《镜报》: 在德国国内,您注意到了什么?

特劳恩米勒: 注意到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阵营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捍卫者。社民党(SPD)甚至主张加强网络管控,这可能与他们担心失去权力有关。因为他们正与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德国选择党(AfD)进行残酷的政治竞争。但这看起来并不符合社民党的原则。

《镜报》: 而德国选择党(AfD)则大声抱怨缺乏言论自由,但他们自身却是最代表言论空间狭隘的一方。为什么支持者看不到这种矛盾?

特劳恩米勒: 也许他们意识到了。但人们有时也会为了个人偏好而牺牲一些东西。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至少没有立即被某个政党否定,那么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该政党带来的其他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在乎该党的政治人物是否想要让教科书中的某些内容消失。

《镜报》: 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否加速了社会的极化?

特劳恩米勒: 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心理学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当人们感到受威胁时会发生什么。对病毒的恐惧非常强烈,甚至连我都感到惊讶,这种恐惧触发某些反应的速度如此之快。

《镜报》: 是什么样的反应?

特劳恩米勒: 出现了对立群体的形成,例如接种疫苗者和未接种疫苗者。在群体内部形成了强烈的从众心理,也包括观点上的从众。一方面,这是人类面对危险时的典型反应;另一方面,这对社会来说很困难,因为它可能会促进威权主义的发展。

《镜报》: 国内的语气似乎变得更加激烈,但五年来,针对政治人物的侮辱行为受到了更严厉的惩罚。专门设立刑法第 188 条来应对这种情况是好事吗?

特劳恩米勒: 不,国家应该保护言论自由,而不是保护自己免受公民观点的影响。

《镜报》: 法院显然非常重视第 188 条,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特劳恩米勒: 更高级别的法院可能会撤销其中许多判决。幸运的是,联邦宪法法院是言论自由的一座堡垒。但谁能一路起诉到那里?挺过这个过程绝非小事。如果人们被告知争取言论自由并不容易,那么他们宁愿保持沉默。

《镜报》: 在国际比较中,您如何看待德国言论自由的状态?

特劳恩米勒: 从全球以及欧洲范围来看,德国的状况当然仍然良好,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点。在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等国家,情况则截然不同。我会这样说:我们不是“东德 2.0”,但也不是一切都万事大吉。这既不是纯黑,也不是纯白。但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关注其中的阴影,情况确实在变得更加灰暗。在国外,人们有时会对这里针对网络犯罪的大规模搜查感到不安;而 7. Oktober 之后,这里对待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和示威者的处理方式也被认为是不成比例的。

《镜报》: 与此同时,许多来自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犹太声音长期以来感到受到压制,提到一种由德国机构实施的“无声抵制”,例如他们根本不再被邀请参加论坛。女性也经常感到代表性不足。言论自由难道不恰恰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听到吗?

特劳恩米勒: 当然。作为具有道德感和真实性的个体,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表达自己。我们又回到了平等理念:国家不得决定哪些声音更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

《镜报》: 此外还存在自我审查现象,人们为了不引起冲突而选择保持沉默。这些失声的人是更害怕社会的反对压力,还是国家的压力?

特劳恩米勒: 这两者正日益交织在一起。顺便说一句,也可以从反面来看:一种自由的文化也需要人们愿意捍卫自己的立场——即使在比喻意义上,这样做代价高昂。

《镜报》: 每个人都希望克服社会的撕裂。但您却要求更多的争论?

特劳恩米勒: 请给表达观点更多的勇气!是的,我们也不应回避更激烈的冲突。言论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但它值得被实践。民主就取决于它。

《镜报》: 这如何才能实现?

特劳恩米勒: 事实上,言论自由就像肌肉一样可以锻炼,方法就是让自己积极且重复地接触观点之争。那些敢于说出真实想法的人,不仅增强了自己的自信,也鼓励他人自由地表达。

采访:乌尔里克·克诺费尔(Ulrike Knö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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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边界

随笔 这仍是对以色列的批评,还是已经在淡化大屠杀?

在德国,关于中东的争论始终也是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斗争。

它揭示了我们正陷入一场巨大的认同危机之中。

作者:托比亚斯·拉普 (Tobias Rapp)

大约 250 人于 12. 2024 年 4 月聚集在柏林滕珀尔霍夫的一个大厅里参加“巴勒斯坦大会”,他们可能已经预感到,这次活动大概无法按计划进行三天。柏林当局数周以来施加的压力过于明显。

由反以色列协会“为了中东公正和平的犹太之声”组织的这次活动,聚集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光谱,尤其是左翼人士。“我们控诉”是本次大会的主题。控诉的对象是以色列国;在哈马斯袭击发生半年后,大会组织者很清楚谁才是中东的恶棍。不是哈马斯的恐怖分子。他们想要控诉以色列——以及作为犹太国家盟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但柏林不希望举办此次大会的迹象十分明显。计划中的演讲者被禁止参加。部分人员被拒绝入境。柏林市长凯·韦格纳 (Kai Wegner) 称此次大会“令人无法忍受”,这位来自 CDU 的政治人物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反犹主义。在开幕后不久,警方清空了大厅。活动在开始之前就结束了,引发了巨大的愤慨。在随后的公众辩论中,有一点几乎被忽略了:一年多以后,柏林行政法院宣布该禁令不合法。

过去几年中,关于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的争论很多,包括基于德国曾经的罪行应对该国承担多少团结义务,以及哪些关于以色列的言论是被允许的,哪些不是。是否可以质疑犹太国家的生存权?如果可以,那么结果会如何?

有些人因为签署了一封在某些观点看来具有问题公开信,而被取消了演讲邀请。一些活动因为讲台上有人发表了令人不快的话而被迫取消。政府资助被终止——像卡塞尔文献展 (Documenta) 或柏林电影节 (Berlinale) 这样的活动也被丑闻笼罩。这些事件始终围绕着言论自由以及言论的边界展开。

巴勒斯坦大会被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最严重的事件之一。这里涉及的不是削减资助金,也不是争论在错误时刻鼓掌的问题。这是一次讲座和讨论活动。许多人被剥夺了形成政治意愿的机会。因此,宣布该禁令违法的判决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力。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国外会对德国的言论自由状况持怀疑态度,这里就是一个可以实地考察的原因。

值得仔细研究行政法院的判决。柏林法官的主要论点是:警方没有充分审查除了全面取消活动之外,是否还存在“更温和的手段”。例如,可以采取“排除个别演讲者和参与者”的方式。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警方认为,“存在直接危险,即集会中可能会出现构成犯罪或由官方追诉的轻罪的言论”。

这可能涉及什么样的违法行为?最显而易见的是两种可能性:煽动暴力和煽动仇恨(Volksverhetzung)。从法律上讲,淡化大屠杀属于后者的一个分支。但在法官看来,这两者显然都不成立——至少,被煽动或被挑唆的危险似乎并没有如此迫切,以至于能够抵消政治意见形成的权利。

从非法律角度来看,起决定作用的似乎更像是一个口味问题:柏林市是否愿意允许一些在政治上令其不快的人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意见——还是不愿意?从法律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在言论自由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口味不应起到任何作用。言论自由权的设立,恰恰是为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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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Schmeyer / dpa / picture alliance

“巴勒斯坦大会”的参与者:

政治上的不快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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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1

那些令人不快的人也能说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表达的内容。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这些人究竟在哪些方面让柏林市感到如此不快,以至于要剥夺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禁止此次大会表明了联邦德国在处理“以色列-巴勒斯坦-克服过去”这一复杂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这种不确定性被掩盖在看似果断的行动之下。一个自由国家在试图打击不受欢迎的言论时,可能会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此外,还存在如何准确界定究竟什么是“不受欢迎”的问题。简而言之:所有这些,正是如今“国家理由”(Staatsräson)一词所代表的含义。

联邦德国不再真正确定自己是谁以及处于什么位置——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与此次大会及其禁令相关的冲突线索来描述。柏林市表现出的所谓强势,也可以被解读为弱势。

德国犹太生活的再次“繁荣”,被安格拉·默克尔称为“奇迹”,被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称为“礼物”。如今有 200,000 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其中许多人在 90 年代作为配额难民从前苏联地区移民而来。

然而,关于这个“奇迹”的情况是这样的:人们来到德国,用犹太生活再次祝福这个杀手之国,这更多是德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大多数人之所以到来,可能是因为移民相对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政治自由和稳定在招手。他们也不是唯一的一群人。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如今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具有移民背景。其中还包括约 200,000 名巴勒斯坦人,人数超过了在埃及的人数。

那么,如果我们不再是一个血缘共同体,我们是谁?无论是国家足球队还是出口工业,目前都无法帮助联邦德国回答这个问题。民主政治给出的一个答案是:我们是一个记忆共同体。对纳粹受害者的纪念是将我们作为社会凝聚在一起、决定我们价值观的东西。即确保此类罪行永不再犯。

一方面,这是正确的。基本法及其第一句话“人性尊严不可侵犯”正是诞生于这种精神。它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其来自何处。这是国家的基石。所有身处此地的人都立足于此。但另一方面,“记忆共同体”这一理念也存在问题。那些家庭记得完全不同的创伤的人该怎么办?或者根本没有创伤的人?他们必须参与到加害者之子、孙辈和曾孙辈的仪式中吗?

这种矛盾无法化解。即便限制言论自由也无法化解。德国选择党(AfD)表现得好像有一条回归“血缘共同体”的道路。而其代价将是数十万人的驱逐。根据民调,该党目前是德国最强的政党,这同时也增加了其他人的不安感。

而且这还不够:在外交政策上,德国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尚不明确。联邦共和国从中获益匪浅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面临压力。美国已不再可靠。世界变得不可预测。然后是以色列。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决定将这段不确定时期视为机遇时代。它不仅是对哈马斯的袭击做出反应并在加沙地带发动战争,还攻击了其北方的敌人——被伊朗武装了数十年的恐怖组织真主党。它使叙利亚军队被削弱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构成威胁的程度。它对伊朗发动了战争。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曾说,以色列在为西方做“脏活”,为此他受到了严厉批评。在不对这些话进行实质性评价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以色列在行动,而联邦共和国无法妥善应对。

这一切与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一个处于内部和外部身份危机中的国家,显然在接受其民众的多样化声音方面存在问题。然而,在移民社会中,被看见和被听到的感觉是一种核心的认同模式。

与此同时,这样一个国家在识别问题方面同样困难。反犹主义——左翼倾向于将其仅定位在右翼,右翼倾向于将其归咎于左翼,或者认为这是一个随移民而被“进口”的问题——最终发现它无处不在。在右翼、左翼,在有无移民背景的人群中,在政治中间派中。它也可以隐藏在对以色列国家的批评之后。但因此就必须限制言论自由吗?

走出这一困境没有简单的出路。一个多元社会同样需要护栏。然而,反犹主义无法被简单地禁止。对以色列生存权的认同也不能通过法令强制执行。认为通过克服过去就能为当下的问题提供一致且毫无争议的答案,这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情况带来了希望:在联邦共和国,人们一直担心过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不再能提供教训。关于重新武装的辩论、关于纳粹罪行追诉时效的争论都深受此影响。还有在极右翼纵火袭击背景下进行的关于统一的争论,关于国防军展览及其参与纳粹罪行的争论,以及关于德国“龙卷风”战斗机在科索沃战争中投入使用的争论。

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当问题出现——联邦共和国如何对待一个受到威胁且在加沙地带发动可怕战争的国家(以色列)时。我们能从过去学到什么?

这些问题构成了联邦共和国认同的核心——而非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宽泛的言论自由概念。S

托比亚斯·拉普 (Tobias Rapp) 是文化版编辑。


22 政治舞台

《镜报》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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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刻 法国在燃烧——而那位优雅的总统先生却在享受着动力水上运动的乐趣!这张出自法国八卦杂志《巴黎竞赛》(Paris Match) 的封面照片引发愤怒并不令人意外。到处都是消防员在浓烟中绝望战斗的照片,而这里则是漫不经心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驾驶一台喷气滑水艇,这无疑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令人反感的:噪音震耳欲聋,极其庸俗,而且显然就是为了惊吓所有不幸身处其附近的生物而设计的。马克龙的任期即将结束,他不再需要赢得选举,因此这位总统给自己赋予了自由,简单地做他想做的事。这是他远离公众舆论的永恒假期的开始。KUZ

西蒙·沃尔法特 (Simon Wohlfahrt) / AFP


《镜报》35 / 2026

政治舞台 23

民主审查

加分项 德国选择党(BSW)在图林根州的州议会党团决定留在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社会民主党(SPD)组成的执政联盟中,尽管党创始人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施压要求退出。在当前时局下,稳定性至关重要。

减分项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呼吁进行“猎人式搜捕”:在加沙地带每晚应杀死 30 到 40 人。在民主政府的历史上,这是所有时代中最令人厌恶的句子之一。DK

马里乌斯·施泰耶(Marius Steyer) / INMAO

好莱坞

将“北溪”拍成动作片

上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埃斯普拉纳德酒店(Hotel Esplanade)入口和窗前堆满了沙袋。人行道上摆放着反坦克路障,身着迷彩服的男子在街角等待。这一切都要营造出战争的氛围——为了好莱坞。几周前,一部关于一场惊人破坏行动的电影开始拍摄:即 2022 年 9 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爆炸事件。据悉,该行动的负责人由奥斯卡奖得主艾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野蛮人》)饰演,三届奥斯卡奖超级巨星肖恩·潘(Sean Penn)出演配角。导演是由动作片而闻名的道格·利曼(Doug Liman,《谍影重重》)。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一直伴随着诸多争议。当 2022 年四条管道中的三条被炸毁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俄罗斯所为。事实上,负责此事的是一支由士兵和雇佣潜水员组成的乌克兰特种部队。该部队的一名疑似成员已被抓获,目前在汉堡被羁押候审;第二名疑似成员,潜水员弗拉基米尔·舒(Wolodymyr Sch.),本周在克罗地亚的拍摄现场被逮捕。据称他曾为电影剧组提供咨询。FIS

德国选择党(AfD)的教育政策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取消义务教育?

新教学大纲、结束融合教育、废除义务教育:如果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后实施其教育政策计划,其中许多内容将是违法的。这是一份为自由替代学校联邦协会(BFAS)起草且尚未公布的法律意见书中所指出的。例如,要取消义务教育,需要州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支持。

然而,来自柏林 dka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保罗·霍特奈尔(Paul Hothneier)强调,这并非解除警报的理由,该研究是由他与一名同事共同撰写的。即便大部分极右翼教育政策违宪且随后可能被法院撤销,但“AfD 的教育部门仍可以通过具体的行政行为,例如在监督私立学校领域,通过指令和人员重组”或调整法律法规来“制造既成事实”。AfD 的教育部长在教学内容或新人员选拔方面将拥有操作空间:公务员法中要求的“性格适格性”可能成为重新调整学校政策的“突破口”,因为这赋予了当局一种在司法审查上受到限制的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事委员会、学生代表会和学校会议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BFAS 董事尤斯图斯·斯托奇(Justus Storch)表示。HIM

插图:阿尔内·贝尔斯托夫(Arne Bellstorf) / 《镜报》


24 政治舞台

《镜报》 35 / 2026

政治客体

无人机

库尔蒂娜·亨斯兰 / 路透社

在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当首批无人机在德国联邦国防军基地上空被发现时,联邦国防军尚未表现出太大的震惊。但自那时起,总共有数百个此类飞行物在“联邦国防军区域内”被报告。其中还包括无人机群。根据欧盟无人机条例,任何想要飞行民用无人机的人必须在联邦航空局(LBA)注册多种机型。敌对势力自然不会如此循规蹈矩。相反,最近在莱比锡机场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一名巴士司机偶然发现的一架无人机,竟然配备了塑料炸药和引信。周二,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和研究部长多萝西·贝尔(CSU)在马格德堡附近的科赫施泰特机场启用了一个研究中心,旨在探索防御此类飞行物的可能性。约1000万欧元资金和40个工作岗位将随之而来。在参与者开幕式的微笑中,这看起来像是进步,但事实上,它揭示了德国迄今为止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防御技术方面,思考得多么令人心惊地缺乏系统性。DED

我们时代的象形文字

在德国,打击大规模森林火灾有了个新象征,而且它不是灭火飞机。而是人们熟知的粪便运输车,通常适用那块禁止携带“危及水源货物”车辆通行的交通标志。然而,农民用来在田间施用数吨粪便的同一个大型容器,如今在农村地区被用来运送数千升灭火用水。FRA

那些在下方的人

绿意

之嫉

作者:安娜·克劳斯 (Anna Clauß)

节约饮用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气温创纪录的时期。因此,我乖乖地遵守了慕尼黑绿党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 (Dominik Krause) 在 7 月中旬对我以及我新播种的草坪提出的要求:“禁止对草坪及其他绿地进行灌溉、浇水和喷淋。”

随着巴伐利亚州暑假的开始,这些以及其他关于“限制用水”的严格规定虽然被取消了,但对于我精心呵护的屋后绿地来说,这次放宽来得太晚了。春天时,为了清除草坪上的杂草,我甚至不惜忍受腱鞘炎。而现在,残存的蒲公英根茬仿佛在嘲笑我。它们是我花园里唯一的绿色。

我可以将这片像干草一样的荒漠归结为气候危机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并庆幸自己在慕尼黑市郊既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也没有受到森林火灾的紧迫威胁。真正令人恼火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邻居那绿油油的草坪!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慕尼黑市民都遵守了浇水禁令。显然,即便是在高温期间放弃灌溉草坪这一常识性要求,也不足以让某些违规喷水的罪魁祸首产生足够的愧疚感。高达 50,000 欧元的罚款显然也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但在禁令期间,人们该如何抓获违规者?在现场抓获?躺在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一旦周围花园里有人掏出水管就打电话报警?在如此高温的天气下,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选项。此外,我不仅缺乏违规的勇气,而且也不想回到那个不仅是草坪变褐色的时代。在邻居中生活在像“街区监视员”一样的人身边?那我宁愿选择草坪嫉妒!或者浇水之耻。

明年夏天 我将在深夜浇水。 如果禁令成为常态, 必要时我将秘密进行。

在联邦层面还在争论是否应将防暑措施写入基本法时,我已经为我的花园制定了计划。我个人的气候后果适应将在夜幕降临后开始。在下一个酷暑之夏,我将在深夜浇水。如果浇水禁令成为常态,必要时我将秘密进行。如果人们觉得只有理智的人在遵守规则,而厚颜无耻的人却在绿地中烧烤,那么气候保护至少没什么乐趣可言。

如果现在仅仅是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而像二氧化碳减排这样的目标甚至不再被政治层面追求,那么明年夏天我也能直接坐飞机去希腊。那里的草比我花园里的颜色更淡,更干枯。但在那之后,等待我的是沙滩和深蓝色的海水。

本专栏由苏珊娜·拜尔 (Susanne Beyer)、安娜·克劳斯 (Anna Clauß)、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亚历山大·诺伊巴赫 (Alexander Neubacher) 和拉尔夫·诺伊基希 (Ralf Neukirch) 轮流撰写。

安娜·多布林特 (Anna Dobrindt) / 《镜报》


政治舞台 25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儿童将成为股东

在小学阶段就开始为养老做准备。得益于联邦内阁已通过法案的“早起步养老金”(Frühstartrente),这将成为可能。根据该法案,总计 1440 欧元的国家补贴将引导儿童接触私人养老保险。与此同时,他们将学习长期储蓄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希望借此提高机会平等。

对于每个年满六岁的女孩和男孩,联邦政府每月将向其养老金账户注入 10 欧元。为了获得这项补贴,父母可以在任何供应商处签署一份经过认证的标准账户合同。此外,父母每年最多可自行向该账户存入 6840 欧元。对于没有标准产品的儿童,德国联邦银行将对其资金进行集体投资。

然而,这一措施可能会导致小学班级之间出现差异。补贴计划将于明年 1 月起针对 2020 年和 2021 年出生的年份开始;对于 2020 年出生的儿童,将追溯至 2026 年。每年将有更多六岁儿童加入。较早的出生年份则无法受益:即使他们的父母开设此类账户,也无法获得资金。

一旦儿童年满 18 岁,补贴将停止。虽然可以继续储蓄,但原则上必须到 65 岁才能提取,且必须纳税。因此,这笔钱不能用于教育培训。老年时能拿到多少钱,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ASD

记录

水位

作者:海伦娜·鲍迈斯特(Helena Baumeister)

低水位使莱茵河之金显现。

海伦娜·鲍迈斯特 / 《镜报》

一本能回答人生重大问题的书

197 页 精装本 25,00 € 亦有电子书版本

什么是良好的礼仪?

我该如何进行薪资谈判?危机时什么能提供帮助?

如何开始一段对话!这本书通过列表,对从烹饪到艺术、从哲学到物理的所有重要生活主题给出了答案。具有启发性、争议性、不完整性、出人意料、主观且广为人知。

一个生活伴侣,一份适用于所有生活场景的礼物。由伊姆克·普雷茨(Imke Praetz)精美插画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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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图书出版社


26 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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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

“这样也能让心情更放松”

恩斯特·博内曼(Ernst Bornemann),63岁,在他的村子里建立了一个公民无线电网络。

“在阿尔河谷(Ahrtal)发生洪水灾难后,我开始担心。由于手机网络中断,那里的救援人员无法有效地协调。在我们地区,易北河可能会泛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镇上建立了公民无线电:无线电技术不依赖于电力和手机网络,它是通过电磁波工作的。

我住在波尔克恩(Polkern),这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一个村庄。起初,我的邻居们对我嗤之以鼻,但现在像柏林大规模停电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如今,有几十个人想要一台无线电台。这样也能让心情更放松。公民无线电给人一种安全感:这里还有人在——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获得信息。

我们在波尔克恩使用3频道进行通信。此外,克雷费泽(Krevese)和德奎德(Dequede)这两个村庄分别使用1频道和2频道。在社区中心各放置了两台无线电台,紧急情况下由志愿者操作无线电中心。镇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一套无线电设备并向我们发送信号,

我们也会将问题转达给镇长。

我不是一个‘生存主义者’(Prepper)——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倾向于自我封闭和退缩。这与我们完全不符,我们想要照顾他人,并考虑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因此,我们一起练习了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台的操作非常简单,就像小时候玩的对讲机一样。按下发送键,说话,然后松开发送键以接收。为了避免所有人互相打断,必须进行清晰的沟通:‘Over’更多是电影里的无线电用语,在我们这里,说完话并希望对方发言时,我们会说‘Kommen’(请讲)。

我从小就对这项技术充满热情,我的父亲曾是德国联邦邮政的无线电官员。所以我接触得很早。我们无线电爱好者都是技术狂,我接受过业余无线电培训,早年间曾向俄罗斯和伊拉克发送过信号。我最自豪的经历是:有一次我能与南极洲诺伊迈尔(Neumayer)研究站的一位研究员交谈。”

记录员:埃拉·克尼格(Ella Knigge)

陆地起伏

严格保护 德国的所有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大约相当于400万个专业足球场。听起来很多,但根据联邦自然保护局的数据,相对于总面积,这仅占6.6%。按比例计算,保护面积最大的是萨尔州:占比为8.9%。而黑森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垫底,仅为可怜的2%。德国自然保护区的平均面积约为300公顷。近期,这些保护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增长。一个区域越小,受周围环境(如农业)的影响就越大。KUB

自然保护区* 在各联邦州面积中的占比

* 包括博登湖及12海里区域内的海域面积

** 含专属经济区(AWZ);不含专属经济区在全国范围内为4.4 %

5•来源:联邦自然保护局,截至:31.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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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Stella Weiß / 《镜报》(2)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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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希望阻止德国选择党(AfD)在马格德堡组建政府。他的民调数据越糟糕,其表现就显得越失去方向。

州长走下自行车,步向德绍市郊的库瑙湖(Kühnauer See)岸边,仰望天空。细雨蒙蒙,真是屋顶漏雨。但斯文·舒尔策很擅长不让心情被破坏。“没关系,”他说,“只是一朵厚云,很快就会散。”

在这个七月之日,舒尔策正执行一项官方任务:夏季巡访,骑自行车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游历两周,他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已在这里执政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为了维持这一局面,长期执政的州长赖纳·哈泽洛夫(Reiner Haseloff)在1月份将政务移交给舒尔策,后者是他心仪的继任者——希望他能利用职权红利和密集的行程,追上在民调中领先的德国选择党(AfD)。

在格罗斯库瑙(Großkühnau)的细雨中,人们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舒尔策穿着短裤和功能性外套,登上龙舟,与当地家乡协会的人在湖上划了几圈。他沉默地将桨插入水中,握手,摆拍。事后他说:“我们没掉进水里,这已经很不错了。”

典型的斯文·舒尔策。雨只是一朵厚云。只要没翻船,就算取得了成就。大量的实用主义和一点点对现实的逃避,这就是这位州长近日进行竞选活动的方式。或许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民调对舒尔策来说是灾难性的。根据计算,6. September的选举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德国选择党(AfD)以微弱差距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舒尔策为了继续执政,不仅必须与社民党(SPD)以及可能的绿党结盟,还必须与左翼党结盟。这几乎没有一个保守主义者愿意看到。要么舒尔策落败,必须将权力移交给德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个极右翼政府,由德国选择党(AfD)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领导。

因此,舒尔策,47, 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的家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一个人口仅比汉堡略多的农村地区大州,正面临着一场民主危机。而他,这位来自哈茨山脉一个仅有350人的村庄的工程师,在竞选闲谈中喜欢自称为“来自赫特博恩(Heteborn)的斯文”,现在必须保护自由国家免受敌人的侵害。

观察舒尔策执行这项任务——在就职典礼上,在克滕(Köthen)的狂欢节上,在与老妇人的闲谈中,在联邦总理身边——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如何实现目标的人。一个与左翼和绿党开玩笑,但同时也愿意坐在右翼民粹主义喧闹门户网站“Nius”的摄像机前的人。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安排了数百场活动,走访了州内的每一个角落,出席讲坛和脱口秀节目——而最终,随着他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民调进一步下跌,他显得越来越反复无常。

他还有机会吗?

28. Januar, Landtag, CDU bei 26 Prozent

这是属于他的日子。议会即将投票选举他为州长。数月以来,舒尔策一直在等待长期执政的州长哈泽洛夫(Haseloff)为他扫清道路。现在,时机成熟了。

舒尔策步入全体会议大厅,面带微笑,挺起胸膛。自信心十足。随后,在拍照时,他愉快地与FDP党团主席聊天,在左翼党议员埃娃·冯·安根(Eva von Angern)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并停下来与绿党主席闲谈。

不久后的选举中,他甚至获得了来自反对党的选票,以绝对多数胜出。舒尔策在演讲台上表现得宽容、务实且亲切。他说,他希望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那些“在TikTok上行得通”的方案。这是在讽刺在媒体上无处不在的德国选择党(AfD)领袖齐格蒙德(Siegmund)。

现场多次响起响亮的掌声,来自除极右翼以外的所有党团。

骑行者舒尔策在德绍:

“当然,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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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斯文·舒尔策说道:“您可以信任斯文·舒尔策。”这不是一篇宏大的演讲,但大概也并非旨在如此。关键在于这种塑造: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无人知晓、领导着一个成员稀少的CDU州分会的负责人,现在以政治家的姿态屹立于此。

16. Februar, Köthen, CDU bei 26 Prozent

该州的政治领导层聚集在一起。他们戴着狂欢节的傻瓜帽,身处一家储蓄银行分行的门厅里。克滕的狂欢节是整个东德最传统且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之一——舒尔策在这里显然感到很自在。

他与门厅里的储蓄银行女职员逐一握手,开着玩笑,拥抱政治竞争对手中的同事。德国选择党(AfD)未受邀请,但所有其他州议会党团的代表、部长、党首和党团主席均在场。

在披上协会代表色的蓝色斗篷之前,舒尔策走到麦克风前,称狂欢节是心之所向——而且是“对于我们作为州政府,以及当然所有活跃在政治领域的人来说”。此外,他此时咧嘴一笑:“我们不会让别人抢走蓝色。”现场爆发出一阵大笑和掌声,随后他向社民党(SPD)科学部长威林曼(Willingmann)招手:“阿尔敏,快过来这边!”

在这个寒冷的二月天,一个全新的舒尔策登场了。一个亲切且随和的人,一个与其他民主政党平等对话的人,即便面对被保守派厌恶的绿党和左翼党也是如此。舒尔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他是自由民主阵营的领导者,共同的敌人已经确定。还能出什么差错?

3月12日,州政府办公厅,CDU支持率为26%

斯文·舒尔策真正展现出亲近感的地方在于他的便当盒。你得问他好几次他才会给你看,里面的内容既平淡又耐人寻味:一片铺着奶酪的全麦面包,旁边是几块微微褐色的苹果片,一看就是妻子卡蒂在清晨早早切好的。这位政府首脑说,如果没有这个茶点,他无法撑过漫长的一天。

比如在这个三月的日子里,他被邀请到州政府办公厅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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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办公室里,天花板上的镀金灰泥装饰闪闪发光,桌上放着一盘哈洛伦巧克力球(Hallorenkugeln)。这是舒尔策担任政府首脑后首次接受《镜报》的采访,他讲述了很多往事:几年前他还是欧洲议会议员时,经常在下莱茵河地区的一个节日活动中帮忙——担任司机。Fettes Brot乐队的Boris国王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曾坐在他的后座。他展示了一张自己与歌手Clueso在车里的自拍。“那是一段很酷的时光,”他说,正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明星最友善。他希望保持这种接地气:“我为能担任州长感到自豪,但归根结底,我只是来自赫特博恩(Heteborn)的斯文·舒尔策。”

这种乐观与淡定的结合贯穿了整个对话。例如,Insa研究所的民调显示,他的政党在当时落后于德国选择党13个百分点:完全不是问题。舒尔策声称,选举结果将会截然不同。“决定之日越临近,人们就越会思考:我真正信任哪个候选人来治理这个国家?”

人们到时候会想到斯文·舒尔策。斯文·舒尔策这样认为。并且他已经在为选后时期做准备:他很早就决定希望继续与社民党(SPD)和自民党(FDP)共同执政,尽管这两党是否能进入议会尚不明确。他的目标是让CDU成为最强力量,并且这将借助联邦党组织和总理的帮助。舒尔策表示,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一种非常良好且互信的合作”。目前如此。

5月18日,柏林,CDU支持率为24%

距离选举不足四个月,民调结果对舒尔策而言并不乐观。他的政党不仅没有追回进度,反而显得疲软。舒尔策显然决定尝试一种新策略,并立即在最高舞台上进行测试:在电视节目中,作为n-tv主持人皮纳尔·阿塔莱(Pinar Atalay)的嘉宾出席。

他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在某些个案中表现不佳,“有时甚至很糟糕”。这是在毫不含糊地与总理梅尔茨拉开距离。但舒尔策走得更远,他甚至与那些他在选后可能迫切需要支持的人群划清界限:他说,他不想在左翼党的帮助下被选为州长,这不是他的目标。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也不会有来自左翼党的部长。

这些话他之前也以类似形式说过。但从现在起,舒尔策不断地、有力地重复这些话。其背后的算计很明显:他想吸引那些对党内同僚梅尔茨出任总理感到失望的人。同时,他旨在反驳德国选择党(AfD)的主张,即投给CDU的一票会导致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

舒尔策或许希望成为一名像他的政治导师哈泽洛夫(Haseloff)那样受人尊敬的“州父”:能够调和矛盾,近乎超党派,同时立场坚定。但这场艰苦的持久选战持续时间越长,民调数值越是几乎毫无变化,舒尔策的表现就越发激进且不妥协。

他与德国选择党(AfD)发生冲突,而一些CDU议员本身就对该党产生好感:“不能将这个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他毒舌攻击左翼党,尽管选后他可能迫切需要对方的支持:“左翼党是统一社会党(SED)的继任组织,代表了一个压迫性的国家。”他转向攻击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总理及其联邦政府煽动了一种期待,但却没有兑现!”

于是,他突然成了一个单打独斗的战士。确实有些政治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赢得选举的:迪特马尔·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在2024年之所以能再次成为勃兰登堡州的SPD政府首脑,大概正是因为一场极度个人化的“是我还是AfD”的选战。在巴登-符腾堡州,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通过与联邦党组织划清界限,为绿党确保了州长之位。而目前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为政治前途而战的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在一年之内将她所在州的SPD民调支持率从19%提升至29%,逆转了联邦层面的趋势。

但斯文·舒尔策却在原地踏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舒尔策展现出了一面民粹主义色彩。这位47岁的政治家表示,现在谁想在东德担任州长,就必须经历过东德(DDR)时期——此举旨在针对出生于1990年的德国选择党候选人齐格蒙德(Siegmund)。与此同时,舒尔策突然表现得谦卑了许多。例如在库纳湖(Kühnauer See)的划船活动后,面对关于具体选举目标的问题,他不再说CDU必须成为最强力量。相反,他局促地看着手中的纸盘,将香肠蘸在一点芥末酱中,说道:“我相信人们会做出非常明智的决定。我对结果的了解程度与您一样低。”

至少第二句话是真的。

7月9日,沃利茨,CDU支持率23%

舒尔策夏季骑行之旅的第九天,今天他带领随行人员从德绍市郊前往约20公里外的沃利茨。在瓦尔德湖附近的猎桥(Jagdbrücke)——一座横跨穆尔德河的狭窄木结构桥上,他短暂地休息饮水,这时一对夫妇向舒尔策走来。他们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南端的布尔根兰县,在经过时认出了他。舒尔策微笑并热情回应,与两人就竞选活动、骑行以及德国选择党(AfD)聊了数分钟。最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竖起大拇指,面带笑容。告别时,舒尔策没有说“再见”,而是说:“一切都好(Alles gut)。”

自拍的舒尔策与路人: “德国选择党的许多议题也是我的议题”

Stella Weiß / 《镜报》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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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至少对斯文·舒尔策及其政党而言并非如此。

他拼命努力,将公民对话、动工仪式和企业访问接连安排,甚至走访该州最偏远角落的村庄和协会——但他的受欢迎程度依然没有提升。他的竞争对手,那个总是带着微笑的右翼极端分子齐格蒙德(Siegmund),填满了集市广场和市政大厅,在媒体上无处不在,且在民调中遥遥领先,难以追赶。但在这一点上,舒尔策坚持自己的路线:他押注于数以千计的个人对话,而非大型活动。

例如在路易斯姆(Luisium),这是一个位于德绍东部的风景如画的公园,也是他骑行之旅的一站。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坐着一个舞蹈小组的成员。舒尔策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他开了很多玩笑,经常大笑。一名白发男子最终要求舒尔策千万不要取消教会节日。“当然!”,舒尔策保证道,“我也这么认为!”该男子感到满意:“我们希望您能继续努力。”

这类对话一直在发生。舒尔策能敏锐地感觉到交流是否值得,以及哪些人对他持有好感。通常是那些在以往选举中不成比例地频繁投票给CDU的老年人。有时他会因为路过时看到几个人而自发地走进一家协会会所,并与这些陌生人攀谈。他的新闻发言人这时会翻白眼,因为时间表不允许这样的分岔走访,但舒尔策显然很享受所有这些闲聊。也许是因为这样他大多能谈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且几乎没有人询问他关于联邦政治的问题。

因为曾经对总理梅尔茨以及联邦政党的赞美之词已所剩无几。6月的州党代表大会在完全没有柏林名流出席的情况下举行,此外,舒尔策还请求取消在马格德堡选举前与梅尔茨举行的主席团闭门会议。目前仅计划了两项总理行程:在伊尔森堡(Ilsenburg)和盖塞尔湖畔的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进行短暂访问。这看起来就像是,为了不让不受欢迎的梅尔茨给本就艰难的竞选活动增加额外负担。

8月3日,德绍,CDU得票率为24%

当所有办法都失效时,就得靠一个90岁的老人出马。舒尔策兴高采烈地走上德绍高尔夫公园的舞台,将迪特·哈勒沃登(Dieter Hallervorden)揽入怀中,两人相视而笑。这位出生于该市纳粹独裁时期的讽刺艺术家,试图在30度的高温和汗味中,用幽默将这位CDU人士从民调低谷中拉出来。在戏剧性的钢琴伴奏下,他唱道,不应该向危机地区派遣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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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纳湖(Kühnauer See)进行竞选的舒尔策:只要没翻船,就算取得了一定成就

-部队。 “皮斯托里乌斯先生,梅尔茨先生!”哈勒沃登喊道,“如果你们认为战争值得,那就去没人住的地方战斗吧!请去月球上战斗!”

这种基调在BSW、左翼党或德国选择党(AfD)中更为常见,再加上对自家总理和党魁的严厉批评:舒尔策的许多党内同僚认为这并不好笑。在哈勒沃登首次陪同舒尔策亮相后,秘书长弗朗齐斯卡·霍珀曼(Franziska Hoppermann)就记录在案地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汉堡CDU主席丹尼斯·特林(Dennis Thering)称其为“古怪的论调”,国务部长塞拉普·居勒(Serap Güler)则称这次演出“极其令人不安”。

而舒尔策呢?他让批评像面对非党内人士一样弹开。 “我并不认同迪特的每一个观点,”他在德绍的舞台上说道。但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资产”,而他作为州长,不会将其交给单一政党。随后他直接点名道:“德国选择党的许多议题也是我的议题。”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一名CDU州长与自己的政党保持最大距离,并在敌人的阵营中游走。党内同僚在问:这是绝望?宿命论?还是某种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舒尔策在其他事务上也与总理府和康拉德-阿登纳之屋(CDU总部)发生冲突:他与来自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CDU同僚一起,为挽救“63岁退休金”而战。尽管总理在养老金委员会的建议下希望取消这一制度,且舒尔策本人在6月份还曾表示支持。

这一切可能与Infratest dimap最近的民调有关。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周日问题”中,德国选择党遥遥领先,舒尔策对此可能已经习惯。但现在,首次出现更多的人希望由极右翼政府执政,而非由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

如果哈勒沃登的策略是为了让CDU重新成为话题,那么这个算盘打响了:舒尔策终于成了全国议论的焦点,且持续数日。这并非因为他在养老金政策上的转向或频繁的电视露面,而是得益于一个90岁老人在高尔夫俱乐部里唱的一首歌。

在德绍之夜约一周后,另一项来自pollytix研究所的新民调公布:舒尔策的CDU在23%左右徘徊,德国选择党达到43%。对舒尔策来说,这实际上是灾难性的数字。但民调显示,社民党(SPD)和绿党也高于5%的门槛。从计算上看,这将防止德国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那么,舒尔策可能将成为唯一一个在州长职位上拥有现实前景的人。

以一名选举失败者的身份。勉强如此。

彼得·麦克斯韦(Peter Max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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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里克·施密特(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暴徒的选择

右翼极端主义 一名德国选择党(AfD)议员持棒球棍袭击一名14岁少年,党领导层并未与其切割。关于一个对暴力并不反感的政党。

那是上周四,德国选择党欧洲议会议员阿尔诺·鲍塞默(Arno Bausemer)与一名党内同事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施滕达尔(Stendal)伏击——他们坐在车里,配备了棒球棍。鲍塞默称理由是:他想守护一面德国选择党的竞选横幅,因为该地点此前已有横幅被损坏。

当两名青少年在深夜试图破坏横幅时,该议员用那根棒球棍追赶他们。其中一人逃脱并事后讲述,另一人被这名持有棒球棍的德国选择党成员“从滑板车上拽了下来”。媒体报道称,这名14岁少年不得不住院治疗一晚。据称其症状为轻微脑震荡、挫伤以及嘴唇和牙龈受伤。州刑事警察局确认了医疗治疗的情况。

鲍塞默本人将此事公开,并在Facebook上以此自夸。

为此,他发布了一张抓着该少年衣领的照片——尽管他自称当时已经知道对方年仅14岁。现在,施滕达尔检察官办公室希望取消鲍塞默在欧洲议会的豁免权,以便就危险身体伤害罪展开调查。

此案揭示了德国选择党与政治暴力的关系。虽然该党的官员经常成为政治动机袭击的目标,并相应地对此予以严厉谴责,但当暴力指向其政治对手,或者德国选择党政治家本身成为施暴者时,情况往往截然不同。

例如,曾有一名区议员殴打一名黑人女性的面部并咬其手臂。或者一名县议会议员踢了一名女性的腹部。又或者一名德国选择党政治家开车冲进反抗议人群,随后成为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德国选择党青年团的州负责人。这些人均被依法判决。塞巴斯蒂安·明岑迈尔(Sebastian Münzenmaier)甚至成为了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及党内最重要的网络构建者,而他此前曾因协助造成危险身体伤害而被依法判决。

在鲍塞默案中,其所属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协会直到本周三晚上仍未与其切割,而鲍塞默作为财务主管甚至是州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目前也没有启动党内纪律程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与鲍塞默在同一个县协会,且经常声称自己反对暴力,但他未回应《镜报》的询问。

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和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也保持沉默。一名发言人表示,德国选择党执行委员会希望首先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毕竟他们是“法治国家政党”。德国选择党拒绝正当防卫权之外的暴力。

但这缺乏可信度。早些时候,德国选择党还试图将支持者的暴力行为描述为个案。而现在,德国选择党淡化此类行为,几乎不采取制裁,甚至雇佣暴力犯罪者。德国选择党官员甚至为恐怖嫌疑人辩护。

这种情况在2022年就已可见。当时,“帝国公民”海因里希十三世·罗伊斯亲王(Heinrich XIII. Prinz Reuß)被逮捕,因为他涉嫌与同伙策划一项右翼恐怖主义政变计划。该团体中包括一名前德国选择党联邦议员。德国选择党试图淡化此事。例如,魏德尔将其称为一场“助行车政变”。

此后,德国选择党(AfD)的党职人员的行为愈发激进。就在本周,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议员马蒂亚斯·赫尔费里希(Matthias Helferich)在监狱中探访了极右翼分子库尔特·哈塔施(Kurt Hättasch)。哈塔施此前曾担任萨克森州格里马(Grimma)的德国选择党市议员、莱比锡的德国选择党县级委员会成员,此外还是萨克森州德国选择党青年团的财务主管以及一名德国选择党州议会议员的助手。他目前被羁押,因为他被指控是恐怖组织“萨克森分离主义者”的成员,但他对此予以否认。联邦检察院指控他及其他人企图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德国选择党议员赫尔费里希在谈到哈塔施时写道:“他的命运以及这个年轻家庭的命运令我深受触动。”

此前,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主席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也探访了该家庭,他在6月格赖茨(Greiz)的一次德国选择党活动中坦率地讲述了此事。赫克称哈塔施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而他“一生从未伤害过一只苍蝇”。赫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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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表示,他具有敏锐的识人之明。他从这一案例及其他案例中推断,需要对“司法不公”进行清算。赫克高喊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将不得不强行推动这次清算!”听众们欢呼起来。

显然,在“萨克森分离主义者”组织中发现了大量据调查人员称用于计划政变的物资,这一点已无关紧要:包括实弹枪支、30公斤弹药、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纳粹纪念品。如果说早些时候德国选择党内部还会对赫克或赫尔费里希提出公开批评,那么现在则陷入了沉默。

德国选择党显然也不在乎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引入针对顶尖政治人物的暴力。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绍-罗斯劳(Dessau-Rosslau),德国选择党邀请了讽刺剧演员乌韦·斯泰姆勒(Uwe Steimle)。后者表示:“当我看到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时,我有时会问自己:当我们真正需要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的时候,他在哪里?”这一暗示是指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男爵对希特勒发起的失败暗杀行动,其含义可被理解为斯泰姆勒希望有人暗杀总理梅尔茨。无论是首席候选人齐格蒙德(Siegmund)还是德国选择党党魁克鲁帕拉(Chrupalla)都没有对此表示反对。

此外,暴力行为往往没有后果。在巴伐利亚州德国选择党议会党团中,一名曾因踢踹并辱骂警察而被判刑且判决已生效的男子仍在工作——尽管德国选择党一直试图将自己塑造为特别亲警的形象。党团主席卡特琳·埃布纳-施泰纳(Katrin Ebner-Steiner)为该男子辩护称,此事发生在“业余时间”。巴伐利亚州德国选择党州议会党团在2019年还曾以一项规定自豪,即他们不雇佣有前科的人员。而现在,一名因两起强奸案被判刑且判决已生效的男子也在一名巴伐利亚州德国选择党议员手下工作。

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们应该能明白这些信号。研究表明,与其它政党的支持者相比,他们对暴力的认可程度明显更高。例如在亲社民党(SPD)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开展的“中间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对以下几个句子表示是否赞同:“一些政治人物如果激起人们的愤怒并导致暴力,那是他们自找的。”以及:“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使用暴力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以及:“如果其他人试图在我们的地盘扩张,必须通过使用暴力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大约23%的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明确赞同这些句子,另有29%的人倾向于赞同,反对的人数还不到一半。

德国选择党淡化暴力行为,且几乎不对其进行制裁。德国选择党党职人员甚至为恐怖嫌疑人辩护。

因此,在一名欧洲议会议员阿诺·鲍塞默(Arno Bausemer)发布的一篇帖子下,短短五天内就出现了近 33,000 个“赞”,这并不令人惊讶。他在帖子中拿着棒球棍在埋伏。此外,还有大量祝贺他的评论。有些人要求对这名 14 岁少年实施暴力。例如,有人主张要把他收拾到让其“一周只能用吸管进食”的程度。或者:“这样的畸形儿没有生存的权利。”这些内容并未被删除。

在接受一家亲 AfD(德国选择党)报纸采访时,鲍塞默表示,他希望组织更多的“夜间守卫”。“我的态度一向如此,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情。”

安-卡特琳·米勒(Ann-Katrin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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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镜报》访谈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曾希望成为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但她的案例曾将德国推向国家危机的边缘。在此,她谈到了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

2025年夏天,围绕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周的冲突。社民党(SPD)提名她担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但联盟党对此持有严重保留意见,其中一项原因是她对堕胎权的立场。最终,这位法律专家放弃了竞选。如今,这位55岁的女性写了一本关于此次选举失败的书。

《镜报》: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女士,大约一年前您撤回了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职位的竞选申请。是否有过后悔这个决定的时刻?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是长期权衡的结果。我很清楚,我极大概率不会被选上。如果我不退出,造成的损害将会太大。

《镜报》: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社民党提名我担任法官,他们不会撤回提名,而联盟党极有可能不会投票给我。这可能会导致执政联盟破裂。此外,还存在另外两名宪法法院空缺职位的候选人也无法被选上的风险。我想避免这种情况。而且我想防止法院受损。因此,我撤回了竞选申请。令人痛苦的是,这意味着那些不公正、非客观的抹黑行动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正确的决定。

《镜报》: 您写了一本关于竞选期间那几周的书*。部分内容读起来像是对批评者(例如在联盟党、媒体和天主教会中)的清算。仿佛您依然感到愤怒。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愤怒是我在法官选举之夏所经历的情绪之一。但这本书并非清算。它是对事件的梳理,尤其是面向公众的梳理。我努力让这本书写得非常客观。当然,这依然是我对事件的主观视角。

访谈由编辑玛丽娜·科姆巴基(Marina Kormbaki)和朱莉安·勒夫勒(Juliane Löffler)进行。

  •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选举与真相》(Wahl und Wahrheit)。Droemer-Knaur出版社;252页;24欧元。9月1日出版。

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因此,我在书中也提出了改进和改革建议。

《镜报》: 您在描述一些会面时带有讽刺意味,甚至近乎刻薄。您将一名联盟党成员归类为“固定电话一代”,并写道他在与您交谈时“像老鼠灰一样阴沉,失魂落魄且僵硬地坐在椅子上”。这类措辞如何与您呼吁客观辩论的诉求相协调?

年表

2025年6月30日: 三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提名人的名单公布,其中包括社民党(SPD)候选人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不久之后,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出现了针对她的指责,其中涉及她对堕胎问题的立场。

2025年7月7日: 联邦议院负责的选举委员会建议由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及另外两名候选人担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

2025年7月11日: 在联邦议院原定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当天,基民盟 / 基社盟(CDU / CSU)议会党团主席延斯·施潘(Jens Spahn)告知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多数票尚未获得保障。投票被临时取消。联邦议院内部爆发了公开的执政联盟争端。

2025年7月15日: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在《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节目中表示,如果这场辩论可能导致政府危机或损害联邦宪法法院,她将放弃候选资格。

2025年7月: 联盟党政治人物敦促这位法学教授放弃候选资格。根据市场与民意研究机构 Forsa 的一项调查,大多数受访者反对她退出。在绿党和左翼党的支持下,社民党继续坚持支持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2025年8月7日: 该法律专家正式撤回候选资格。她解释称,联盟党最近向她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即她不可能被选上。她希望通过此举保护另外两名联邦宪法法院候选人以及整体的民主制度。

2025年9月25日: 取代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提名法官西格丽德·埃门内格(Sigrid Emmenegger)、安-卡特琳·考夫霍尔德(Ann-Katrin Kaufhold)和君特·施宾纳(Günter Spinner)被联邦议院选为新任宪法法院法官。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您刚才恰好挑出了书里仅有的两个比较幽默的部分。一点乐趣还是可以有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承受了很多压力,那个夏天对我来说绝对处于一种紧急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书里有几句讽刺,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与联盟党的“非对话”在某些地方确实很有趣,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镜报》: “非对话”,您是指在联邦议院负责的选举委员会审议您的候选资格之前,与那些试图试探您底线的议员们进行的非正式会面。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这些是与各党团个别议员进行的非正式谈话,目的是为了保持讨论规模较小。在这些谈话中,参与者本可以详细询问我对终止妊娠的立场,我们本可以澄清误会。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尽管我很愿意。之后也没有再进行过此类谈话。结果就是,联盟党党团拒绝与我进行一次澄清事实的客观对话。这很遗憾,因为这些政治家决定的是德国最高国家公职之一的任命。

《镜报》: 这次经历是否改变了您的政治观点?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是一名学者,不是政治家。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改变。但现在我对日常政治的关注比以前更密切了,可能也更加批判了。

《镜报》: 您是指什么?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法官选举表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在面对非客观且不公正的攻击活动时是多么脆弱。民主制度的防御能力不足。在过去的一年里,它经历了一次压力测试,而一些议员未能通过这次测试,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可靠来源获取客观、准确且全面的信息。

《镜报》: 您认为自己是一场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由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人物、《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记者以及新右翼媒体策划,而联盟党(Union)的议员们则中了计。您认为政治人物如此容易被操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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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布罗修斯-格斯多夫:“民主制度的防御能力不足”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且这根本不是关于我的问题。这关乎对联邦宪法法院的保护。法官的选举绝不能被政治化,否则法院和法治国家都会受损。去年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出现了不同的参与者和运动:发给议员的大量电子邮件,党内聊天群中爆发的愤怒海啸,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像“Nius”这样的新媒体。所谓的生命保护组织“1000 plus”和“Nius”呼吁不要选举我。记者和智库 Polisphere 揭示出,这些以及更多因素影响了议员们,导致他们部分地随波逐流。联盟党(CDU)的成员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镜报》: 对未出生生命的对待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良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抵制难道不是预料之中的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预料之中的是我的立场会被审查。但随后,我的立场应当被完整且准确地呈现,而不是为了将我塑造为极左翼而进行片面且扭曲的描述。在我关于终止妊娠的论述中,我指出的是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中的一个法律困境。

《镜报》: 您能解释一下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如果人的尊严保障在不与女性基本权利进行权衡的情况下就赋予胚胎,那么逻辑上就不可能存在合法的终止妊娠,即使是在医疗指征(如女性生命受到威胁)或刑事指征(如强奸后)的情况下。但即便如此,此类堕胎在今天依然合法,并得到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明确许可。这个困境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解决:要么胚胎不适用人的尊严保障,要么该保障在这一阶段是可以进行权衡的。我从未否认胚胎的生存权,尽管有些人将其描述成那样。

《镜报》: 延斯·施潘(Jens Spahn)不得不辞去党团主席一职,因为他和他的伴侣在通过美国代孕成为了父母。促成这一结果的并非某种运动,而是联盟党(CDU)反对代孕的纲领。这恰恰表明,联盟党的议员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坚定的信念。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对人的尊严持有怎样的看法,或者联盟党持有怎样的看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基本法》中关于人的尊严的定义,以及联邦宪法法院对其的解释。法院认为,人的尊严是个人自我决定的基础,而非限制。如果一名女性在没有压力和强迫的情况下,自愿、自主且独立地决定选择代孕,那么国家不应“保护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

《镜报》: 当您听说延斯·施潘寻求代孕帮助时,您是怎么想的?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很高兴他和他丈夫能够实现生育愿望。我觉得遗憾的是,他没有以此为契机,就德国法律禁止代孕的问题发起讨论。而且我觉得有些悲剧色彩的是,施潘先生因为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可以理解的个人决定——通过代孕组建家庭——而不得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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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主席的职务。

《镜报》: 您在诸如堕胎等问题上的立场,让一些人认为您是一名活动人士。您认同这一指责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不想只在密室中做研究,我想将我的研究成果带到公众面前,并为改善法律以造福社会做出贡献。这不是活动主义,而是科学知识的公众传播。

《镜报》: 在关于您候选资格的争论中,您是女性这一事实起到了什么作用?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在法官选举的争端中,厌女症并非冲突的中心。核心问题是法官选举的政治化。但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我现在比一年前看得更清楚。

《镜报》: 您是根据什么得出的结论?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许多针对我的侮辱,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带有厌女色彩。但同样有问题的是,特别是联盟党政治家们提出的指责,称我不适合担任法官职务,因为我声音大、强势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果是一个男性同事,人们大概不会拿他的自信心说事,相反,这会被视为独立自主和领导能力的证明。

《镜报》: 您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支持平等权利。就像《基本法》所做的那样,它追求男女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平等。如果您认为我们的《基本法》是女权主义的,那当然可以。

《镜报》: 政界正在讨论明年是否应该首次由一名女性出任联邦总统。您怎么看?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们的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因此需要一个聪明、正直且能够搭建桥梁的人。女性可以做得非常好。这将向全国的女孩和女性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人们仍然可以实现任何目标:联邦法官、联邦总理、联邦总统。所以:是的,非常欢迎女性!

《镜报》: 您怀疑在关于您候选资格的冲突背后,其中包括德国选择党(AfD)。他们试图阻止您前往卡尔斯鲁厄,阻止我获得第二审判庭的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那个如果收到申请将决定是否禁止德国选择党(AfD)的机构中。而且这大概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尤其是贝阿特里克斯·冯·斯托尔赫(Beatrix von Storch)对我进行了猛烈攻击。据我的印象,德国选择党()想要阻止的,其中包括我获得第二审判庭的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那个如果收到申请将决定是否禁止德国选择党()的机构中。而且这大概

法学家布罗修斯-格斯多夫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做客《马库斯·兰茨》节目:“一次突破”

也是为了在政府内部钉入一颗钉子。

《镜报》: 您认为禁令是正确的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与人们所声称的不同,我从未主张禁止德国选择党()。政党禁令是一把双刃剑。它总是给人一种排除政治竞争对手的嫌疑。但如果满足禁止政党的极其严格的条件,即一个政党根据其目标或其支持者的行为,想要废除我们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且具备这种潜力,并且这一目标构成了其整体形象,那么提交申请就是合法的。我们的民主制度具有防御性,并且有权针对宪法敌人进行自卫。

《镜报》: 禁止德国选择党()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这必须由宪法保卫机构来评判。个别违反宪法的行为不足以导致禁令。我完全不认同的一种想法是,人们可以通过禁令程序简单地尝试一下,然后看看

“这不是活动主义,而是科学知识的公众传播。”

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将做出决定。这样的程序带有风险。如果失败,该党可能会显得像个受害者,而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将进一步下降。

《镜报》: 您要求改革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选举方式:选举应在小范围内进行,无需大规模的公开讨论和媒体辩论。这听起来像是密室交易。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Brosius-Gersdorf): 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在《基本法》中还跳动着第二颗心脏,那就是法治国家。法官选举的政治化会损害法治。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将决定权重新完全交给联邦议院的法官选举委员会,由那里的法律政治家,即法律专家,来决定候选人。顺便提一下,直到2015年之前一直是这样——直到那时起,全体会议才被允许决定法官选举。广泛的议会辩论虽然确实符合民主,但会危及法治,我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

《镜报》: 您要求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党也能提名候选人。这可能会导致法院的激进化。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建议所有在联邦议院有代表权的党团都应拥有提名卡尔斯鲁厄法官的权利。目前只有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可以提名联邦宪法法院的候选人,但这已不能正确反映议会中的权力分布。多元化的组成此外还能增强民众对法院的信任。但确实,议会所有党团都拥有提名权可能会改变卡尔斯鲁厄的司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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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您抱怨社会辩论不够客观。在社交网络时代,您认为这仍然可能实现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还没有失去这个信念。但我们的辩论文化有待改进。在代孕这个话题上,产生了一场非常激烈且在很大程度上客观的讨论。但我也观察到,那些引起争议的观点会遭到强烈的非客观攻击,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则被排挤。

《镜报》: 您看到了某种“取消文化”?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看到人们并不总是能以充分的论据去应对不同意见者的观点。而我们的民主正是依赖于言论自由而生存。争论和论据的交换是一件好事。

《镜报》: 您曾建议在社交网络注册时实行实名制。这是针对您的攻击所导致的结果吗?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关于实名制,我改变了看法。在网络发表言论时保持匿名是有正当理由的,例如在揭露弊端或属于少数群体时。但平台运营商应当被强制要求在注册时记录用户的姓名和地址。网络上的言论随后可以继续使用伪名发表。如果有人认为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应当能够要求平台运营商提供相关人员的姓名信息。人格权侵害必须能够通过民法和刑法进行追究。

《镜报》: 您采取行动反击了那些攻击。结果如何?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正在起诉所谓的“剽窃猎手”斯特凡·韦伯(Stefan Weber),他对我提出的指控包括我的丈夫为我的博士论文代笔。起初,对于互联网上一些极其严重的言论,我提交了刑事举报,但后来停止了,因为很少能成功。几乎所有的程序都被终止了,因为执法部门无法查明匿名作案者的身份,或者检察机关认为这些言论在允许范围内。

《镜报》: 刑事举报涉及的是什么内容?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是一些评论,通常具有极强的侮辱性且带有性别歧视。例如,我被称作“民族害虫”和“堕落的左翼法西斯婊子”。

《镜报》: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您很自然地会选择退出公众视野。但您出书并接受这次采访,却做了相反的事情。为什么?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作为一名法学家,我认为传播认知是我的职责。能够参与塑造像代孕这样的一场辩论是非常棒的。此外,还有一些您可以称之为抵抗或倔强的东西。就像那种“现在更要坚持”的心态。那些反对法官选举活动的某些人,可能希望我在选举被取消后就退出。但当时很多家长来找我问:“我应该告诉我的女儿们‘保持安静,远离公众’吗?”我想告诉他们:不,否则人们对待他人,尤其是对待公众女性的方式将不会有任何改变。

《镜报》: 关于媒体公众领域,您学到了什么?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看到了亲自发声是多么重要。作为法官候选人,我必须克制。但到某个时刻,公众对我以及我立场的认知已经如此扭曲,以至于我参加了《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节目。之后我收到很多人的来信,他们写道,现在他们理解了我想要指出的关于终止妊娠的法律困境。《兰茨》节目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突破。

《镜报》: 在这段时间里,您对个人有了什么认识?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关键不在于是否陷入危机,而在于如何从中走出来。有时人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在法官选举被取消的那个晚上,我绝望地和丈夫一起坐在床沿上。我们有一句口头禅:“这只是一个阶段,宝贝。”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有很多人支持我,没有他们,我无法挺过来。对此我心存感激。

《镜报》: 您未来打算做什么?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回到了法学领域,回到了我的研究和教学中。我将继续公开提出改善法律系统的建议。

《镜报》: 不再追求法官职位了?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镜报》: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女士,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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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强震袭击了委内瑞拉。“德国援助行动”(Aktion Deutschland Hilft)正提供紧急救援——包括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和医疗护理。请立即捐款帮助那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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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组织联盟

Aktion Deutschland Hil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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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Zahn / photo / teck.de / BMK / picture alliance

中国的德国之友

经济 联邦政府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应对北京激进的贸易政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赖歇(Reiche)部长却在其中起到了阻碍作用。

2025年12月,卡特琳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一封敏感信函。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向这位经济与能源部长提交了一份立场文件:关于加强对华贸易政策的计划。

但根据《镜报》获得的信息,赖歇的部门在数月内未做出任何回应——且并未将该文件告知联邦总理府或其他部门。法国方面随后开始寻找其他盟友,并在

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和荷兰找到了支持。

其结果是一份在5月底泄露的文件。尽管文中未点名中国,但这实际上是对北京的一次挑战。

这五个国家声明,一些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新贸易壁垒”和“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在过去几年中直接导致欧盟损失了约100万个工作岗位。这五个国家认为,欧盟应更密集地使用其部分强有力的保护工具。

如今看来,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这一倡议中被排除在外,显得尤为尴尬。

在赖歇的部门内部,人们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一名发言人解释称,来自巴黎的文件仅包含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非正式建议”。至于经济部为何数月之久未在联邦政府内部共享该信函,他未予回答。

这一事件与赖歇迄今为止的对华路线相吻合,其路线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经济活力的赞赏。在赖歇的表述中,几乎看不到对北京激进贸易政策以及用大规模补贴商品充斥全球市场的批评。她的路线与联邦政府的方针形成了对比。

5月底,在该文件公开后不久,赖歇开启了一次为期数日的中国之行。在那里,她赞美中国“具有进取心的中产阶级”自信地追求目标——而这正是德国目前试图“缓慢但稳步地重新激活”的东西。

起初,这位部长可能想给她的东道主更多面子——计划访问科技巨头华为的总部。外交部对此感到震惊。欧盟早在2023年就将华为列为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安全风险——并建议成员国尽快将其组件从移动网络中移除。

据多名官员证实,直到外交部和总理府介入,才阻止了赖歇的华为之约。对此,经济部同样不愿发表评论:称此类“内部协调过程”不予评论。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应对赖歇的访问感到满意,因为这位德国部长避免了对北京贸易惯例进行明确的公开批评。她的原话之一是:“我们在布鲁塞尔倡导一种平衡的方法:有效的保护工具,同时保持出口的开放性。”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赖歇离开时向其表达了对欧盟的批评。他针对欧盟迄今为止采取的步骤(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及对部分工业和化学产品征税)指出,这些贸易措施“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王文涛补充道:“我们正非常密切地关注此事。”这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威胁称,如果欧盟进一步升级其路线,将采取反制措施。

布鲁塞尔方面并未因此而退缩。仅在赖歇访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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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化学品、纱线和汽车轮胎征收新关税——并且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宣布,未来将把现有的保护工具“应用于整个行业,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或原材料”。他表示,为了消除对本土工业的“生存”威胁,这样做是必要的。

德国联邦政府长期以来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汽车工业由于担心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也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但现在,长期反对欧盟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卢姆(Oliver Blume)甚至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征收关税。在布鲁塞尔,针对中国的所谓必要的“对等竞争(Waffengleichheit)”一词正在流传。

同样,像赖歇(Reiche)一样长期表现出亲华倾向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显然有了不同的想法。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夏季访谈中,他将“来自中国的高度补贴进口产品”列为德国汽车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在7月的联盟委员会会议上,社民党(SPD)财务负责人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成功推动将这种新的强硬立场定为官方政府路线。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在结果文件中就“在欧洲层面建立一个抵御不公平竞争的强有力保护机制”达成一致。虽然文件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新的防御机制针对的是谁。这对赖歇来说是一次挫败,而对于长期对内阁同事在对华问题上采取宽松态度感到厌烦的社民党党魁克林拜尔来说,则是一次胜利。

在10月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举行下一次欧洲理事会会议之前,执政联盟伙伴希望更详细地制定欧盟和德国如何抵御中国商品洪流的方案。德国方面仍寄希望于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开发的新工具。其中提到的例如一个复杂的多元化工具。根据《镜报》获得的信息,该工具原定于12月由委员会提出,但现在可能会提前出台。

与此同时,赖歇依然坚持其亲北京的路线。例如在6月底,她专门赶赴布鲁塞尔会见她的中国同行——商务部长王(Wang)。而这次会面恰恰发生在王与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会面前的一天。在布鲁塞尔,有些人将此视为一种冒犯——毕竟在欧盟,贸易政策谈判由委员会负责。

会后,赖歇表示她向王强调,“德国的经济实力和供应安全取决于在战略伙伴关系中确保供应链、贸易路线和投资机会”。这是一种谦卑的姿态,她以此承认德国不能离开中国。而北京在许多方面也依赖德国和欧盟,赖歇则没有提及。

对于针对中国的倡议,她更是持怀疑态度——例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在“购买欧洲产品(Buy European)”口号下优先考虑本土企业的建议。赖歇在回复询问时表示,此类措施应“仅在例外情况下,针对关键且核心的战略技术和产品组点状实施”。联邦政府主张在支持开放市场、公平竞争条件、减少依赖以及保护欧盟就业机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平衡”。

“赖歇在对华政策上正处于一种‘幽灵驾驶’状态,”来自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托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他认为,联邦总理及政府其他成员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德国核心产业构成了“生存威胁”,必须采取保护措施。“而赖歇则在用一种影子外交的方式破坏这一切,”本纳说道。事实上,她的部门在准备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例如关键原材料问题)方面本应发挥关键作用。“但目前对此毫无迹象,”本纳说。

目前尚不清楚赖歇的动机为何。在其他方面,她很喜欢将自己塑造为联邦政府的“秩序政策良心”、社会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以及基民盟偶像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继承人。中国专家本纳表示:“如果将国家视为公平竞争的保证,那么中国的做法简直是在大声呼吁国家干预。而赖歇对此采取的行动,更像是对艾哈德的背叛。”

在财政部,人们最希望采取强硬手段对待北京。克林拜尔(Klingbeil)的人员表示,过去 20 年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中,有 60% 归因于国家干预。他们与欧盟委员塞茹尔内(Séjourné)类似,建议针对整个经济部门建立保护工具。这可以是关税,也可以是关税配额。例如,当中国钢铁进口量超过一定数量后,将触发高额的进口税。“我们必须采取更快、更严厉的行动,”一名克林拜尔的亲信说道。

必须在橱窗里摆上一把“火箭筒”(Bazo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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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5 / 2026

风带来不和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格兰博(Grambow)财政拮据,德国选择党(AfD)势力强劲:偏偏在这里,市长斯文·巴尔特鲁施(Sven Baltrusch)试图通过建设风力发电机来充实市镇金库。但他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对手。

市长很紧张。在村里的社区中心大厅里,斯文·巴尔特鲁施不安地摆弄着衬衫袖口,将其卷起。他在思考是否应该直接称呼那些风能公司经理为“你”(du)。或者这样听起来像是在搞裙带关系?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说,“可能会变得很混乱。”

53 岁的巴尔特鲁施想在 6 月底的这个周一向他的市民们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发展风能是一个好主意。在靠近什未林(Schwerin)的格兰博,负责规划的协会表示,为了实现该地区的风能扩建目标,目前并不需要建设风电场。

此时正值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在民调中,德国选择党凭借其反对“耻辱风车”(该党党魁爱丽丝·魏德尔曾如此称呼)的路线处于领先地位。在 2025 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格兰博有约 36% 的人投票给了这个极右翼政党。

偏偏在这里,偏偏在此时,一位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市长想要说服他的民众自愿建设三座风力发电机。这些发电机的高度可能超过 250 米。白色的塔架将成为市民们数十年间在露台上、在去湖边的路上、在耕种田地时看到的景象。

这个男人疯了吗?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有许多村庄的居民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不要更多风能巨兽”,许多人轻蔑地称其为“风车”。几乎在每一次市民论坛上,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社民党 SPD)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情绪激动,想知道施韦西格怎么能允许建造这种庞然大物,以及她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进一步的建设。

施韦西格则反驳称,为了减少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该州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承诺暂时停止风能扩建,而德国选择党则原则上反对风能。在 9 月 20 日的州议会选举前,这场旧争端再次被点燃。

巴尔特鲁施试图说服市民支持风能,这并不符合党派路线。他承诺,只有在民众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建设。否则,风力发电机及其选址将由他人决定——规划协会、政府部门,而村庄几乎没有发言权。在格兰博,他希望采取不同的方式。风能将带来市镇急需的资金。

在这个微观案例中,涉及的是能源转型及其如何才能成功。同时也涉及巴尔特鲁施和一个试图阻止该项目的对手。对方采取的手段让人想起德国选择党的策略。

风能可以带来金钱,但也能带来不和。

社区中心正在增加座椅。大厅渐渐坐满,格兰博的居民们陆续到来,有些人带来了纸和笔。这里有 69 人,约占居民人数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一家拟在格兰博建设的风能公司的老板和一名经理。

入口处在检查身份证件。巴尔特鲁施想确保只有格兰博的居民能参与讨论,而不是“某些活动人士”。

一名男子被拒之门外。他随后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那天晚上,巴尔特鲁施长时间地讲述格兰博的处境有多糟糕。在他的其中一张幻灯片上,六个数字闪烁着红光—。

德国选择党领先

“如果下周日举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州议会选举,您会选择哪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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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Insa 为《北信使报》(Nordkurier)提供;4.8. 至 11.8.2026 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1000 名有投票权的人员进行的调查;100 缺失百分比;其他政党

远:“322.700 €”。在支出 1,3 百万欧元的情况下,该市镇今年的赤字将达到这个数额。

巴尔特鲁施表示,在强降雨期间,雨水管网将“完全过载”。全部挖掘并重新铺设将耗资高达 500 万欧元。此外,还需要修缮道路并扩建村社区中心。

巴尔特鲁施说,这是一个关乎一代人的决定。风电场将存在 20 年或更长时间。“但资金也将在这个期间内持续流入。”

问答环节开始。

“我们的徽章上有灰鹤,”一名男子喊道,这些鸟类在附近越冬。“你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批)!”风电公司的一名代表反驳道,称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进行了测绘。“在所有这些年份里,灰鹤都不是问题。”他表示,风力发电机与鸟类筑巢地必须保持 500 米的距离。

当风电经理提到设备高度约为 250 米时,观众席中响起一阵骚动。“噗”,一个人发出嘶嘶声。“噢,天哪”,一名妇女低声说道。一名男子随后说:“把这些巨无霸放在那里。这里的景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被奴役。”

怀疑情绪浓厚。但并非所有人如此。有些问题以“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公式开头。观众中有些人试图计算,如果风电场建成,市镇将能留下多少钱。

这个晚上不讨论的内容是:气候危机。大约七年前,当该公司第一次向村庄介绍自己时,经理们展示了一座正在被淹没的南太平洋岛屿。一名居民这样讲述道。巴尔特鲁施想用其他方式说服人们,向他们证明风力发电机对他们的村庄是有好处的。

秋季将进行一次居民调查。如果 540 多名有投票权的人中大多数表示赞成,风电场就将建成。巴尔特鲁施说:“我们是否想要共同做这样一件事,这才是决定性的问题。”

在当晚结束时,风电公司负责人表示:无论决定结果如何,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格拉姆博(Grambow)的人们在之后仍需继续共同生活。

一周半后,三个人拿着一个笔记本在格拉姆博出发,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正在收集反对风电场的签名。

曼努埃拉·施耐德(Manuela Schneider)在其中,她说:“我们根本无法储存电力。”多琳·米勒(Doreen Müller)则担心:“红鸢会消失。”还有丹尼斯·雷克斯(Denis Rex)。他就是那个在村社区中心门口被拒之门外的人,因为他不是格拉姆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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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斯,50, 岁,住在邻村。他为公司制作宣传册,并饲养瘤牛,其肉类也在格拉姆博的村店销售。雷克斯是一个坚定的风电反对者。他的房子距离计划中的风电场约 1.5 公里。

可以注意到:签名名单这件事主要是他的主意。“写清楚点,”他一次提醒一名正在签名的妇女。曼努埃拉·施耐德说,雷克斯在“法律层面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雷克斯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男人。他通过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传播政治信息,其中包括他发表反对格拉姆博建设风电场的视频。他自称是“反抗的面孔”。也可以说:他是市长巴尔特鲁施的对手。

雷克斯深谙痛点。他通过 WhatsApp 发送了一条消息,在其中提到支付给“少数私人土地所有者”的高额租赁费。一旦建设风力发电机,运营商就会向业主租赁土地。计划在格兰博(Grambow)建设的风电场大部分位于三个男人的土地上。他们来自西部,在两德统一后低价购入了土地。

这并非秘密,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人说:“这是一种潜台词,一直存在着。那些真正赚了大钱的人,比这个小社区获益更多。”

获益多少?一个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一个大业主每年预计可获得超过 100,000 欧元。只要风力发电机在运行,也就是说至少 20 年时间。对于拥有土地的人来说,风能是一门好生意。

两名女性和雷克斯走在沃登霍夫(Wodenhof),这是格兰博一个偏远的区。沃登霍夫的居民离计划中的风电场最近。村里的第一栋房子距离其中一座计划中的设备一公里,这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规定的与居民区之间的最小距离。因此,不满情绪也相应之大。

“你好,阿尔敏,”曼努埃拉·施奈德(Manuela Schneider)说道。当三人走进阿尔敏·普劳泽(Armin Prause)的花园时,他正从拖车上卸他的船。施奈德向他讲述了关于反对风电场的签名征集活动。

“支持还是反对?”普劳泽问。

“反对,”施奈德说。

“好。”

不久之后,普劳泽叫来了他的伴侣。“不,算了吧,”她说。普劳泽感到很困惑:“难道你支持吗?”她说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而且“我不想在村里引起麻烦”。曼努埃拉·施奈德后来解释说,这名女性与一名支持风力发电机的社区代表是朋友。

在格兰博,支持还是反对风能,显然也取决于你与谁关系密切。

普劳泽说:“我现在完全没搞清楚状况。”他看着那张签名单。“我需要听听更多意见。”

他的伴侣指向丹尼斯·雷克斯(Denis Rex):“反正我不想让他进我的农场。”

丹尼斯·雷克斯在格兰博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说:他声名狼藉。这也源于他与市长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一辆养蜂迁移车。丹尼斯·雷克斯说他是从养蜂人那里买来的。斯文·巴尔特鲁什(Sven Baltrusch)则说这辆车属于社区。这件事大概率会演变成一场法律诉讼。

雷克斯是一个喜欢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人。针对格兰博风能活动时的入场检查,他曾通过紧急程序提起诉讼,但未获成功。雷克斯依然前往现场,并在门口被拒绝进入。他将此记录在了一份事件记录中,并由两名女证人和一名男证人签名。他说,为了这个风电场,他愿意打官司一直打到联邦行政法院。

雷克斯担心他的土地价值。他说,如果旁边立起一座风力发电机,潜在买家将下降到“最低水平”。他还担心风力发电机会导致疾病。为了在必要时能证明这一点,他现在就开始定期接受医生的检查。这种担忧是毫无根—。

优雅老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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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Seiten · Hardcover · 22,00 € 亦有电子书版本。

我们如何与衰老 达成和解? 亚历山大·屈恩(Alexander Kühn) 在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并采访了 包括名人及普通人在内的 多位人士——其中有娜娜·穆斯库里(Nana Mouskouri)、 托马斯·戈特沙尔克(Thomas Gottschalk)、 YouTuber Rezo,以及 一名跨性别女性和 一名面包师大师。他想从他们身上 学习什么,以及哪些是不愿效仿的, 他将这些分享给所有——像他一样—— 已经开始变老的人。

“这本书让我 有了变老的欲望…… 啊不对,我已经 老了。”

奥托·瓦尔克斯(Otto Waal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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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项大型科学研究所示,[...OMITTED...] 具有危害性。

雷克斯(Rex)对此信心十足:“风力发电机不会被建成,”他说,“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已经受够了。”

七月中旬的一个周二,斯文·巴尔特鲁施(Sven Baltrusch)将他的宝马车停在村外的路边。他透过车窗望去:一片田野,上面有一个孤独的猎人高台,扎雷河(Zare)在旁边流过。

看到这一幕时他在想什么?“那时我会想象这些设备立在这里的样子,”巴尔特鲁施说。他的妻子曾开过一辆电动 Mini。现代风力发电机只需转动几圈就能产生足够的电量为汽车充电,这简直是“天才之举”。

巴尔特鲁施学习的是大地测量学,目前在什未林(Schwerin)担任地理数据管理部门负责人。自 2019 年起,他担任格兰博(Grambow)的名誉市长。“我想一直干到累倒为止,”他说,“因为这很有意思。”

他的计划恰好与州议会选举撞在一起,这让他感到担忧:“人们在意识中不一定会将两者区分开,”他说。

在巴尔特鲁施看来,风能是为社区筹集资金的唯一机会。格兰博的选择不多,这里很少有能产生税收的商业活动。而支出却在不断增加。

今年,该社区仅剩 55.000 欧元用于“自愿性服务”:村庄节日、社区活动中心。如果建设风电场,每年可能会增加约 100.000 欧元。这笔钱由风电公司从收益中支付给社区,社区可以自由支配。

养牛户雷克斯: “反抗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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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as Grajadin / 《镜报》

村里有些人与巴尔特鲁施有矛盾,可能是因为一个停车位,或者在社区议会中。但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不会说他是一个糟糕的市长。格兰博曾在县级“我们的村庄有未来”竞赛中两次获胜;这里还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最对蜜蜂友好的社区”。许多人认为这也归功于巴尔特鲁施。

“社区代表,包括市长在内,都做得非常出色,”甚至丹尼斯·雷克斯(Denis Rex)也这么说。

在风能问题上,这也关乎巴尔特鲁施——关乎人们是否信任他。

这正是丹尼斯·雷克斯切入的地方。他提出了合理的问题,提醒人们计划中的风电场已被环境局否决。“向所有反对风能的人干杯,”雷克斯在一段 Instagram 视频中这样说道。

否决也是基于复杂的程序原因。这并不意味着风电场的终结。建筑法允许社区自行划定风能区域。巴尔特鲁施打算就这样做。这样他的项目就有机会再次获得环境局的批准。

雷克斯并不试图说服人们风能的缺点。相反,他播种对巴尔特鲁施和社区代表的怀疑。他给人一种印象,即市长会违背诺言,即使公民投票反对,他仍会让风力发电机建成。仿佛一切早已决定。“他们是在给你们伪造民主,”雷克斯在一段 Instagram 视频中说。

他说自己已经在筹备个人的政治生涯,目前正与德国选择党(AfD)和德国左翼联盟(BSW)进行接触。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他也在考虑成立自己的政党。

巴尔特鲁施已经在计划下一次会议。他将其称之为“主题市场”。在展位上,格拉姆博的人们可以了解关于物种保护以及噪音污染的信息,以及社区能从中获得多少资金。村庄将在秋季做出决定。

他的支持者会跟随他吗?还是他们会跟随丹尼斯·雷克斯?

村里的一位养蜂人说:“风力发电机太高了。”

一位来自沃登霍夫的女性说:“我的儿子就在风电行业工作,所以我必须支持。”

一位教师说:“这些就像劈开景观的巨剑。”

一位退休人员说:“如果社区能分到几个便士,我不反对。”

据雷克斯称,他和他的团队在四天内收集了 90 多个签名。在短时间内这算很多,但还不足以构成多数。

让-皮埃尔·齐格勒

DVA www.dva.de

SPIEGEL 图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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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滑板车到诊所

事故 独家数据显示:电动滑板车现已成为德国道路上最危险的交通工具。

8月初,在汉诺威市中心的一次交通检查中。傍晚近八点半,一名电动滑板车女骑手在警员面前摔倒。这名31岁的女性血液酒精浓度为1,19‰。在救援人员处理她头部的撕裂伤时,警员将一名处于大麻亢奋状态的滑板车骑手拦下并禁止其继续行驶。不久之后,四名男子骑着电动滑板车闯红灯——他们全部摄入了酒精和大麻。

警方在那个周末后的新闻稿中描述了这些案例。此次大规模检查的结果显示:记录到的醉酒或药物亢奋的电动滑板车骑手数量几乎与私家车司机相当——尽管被拦截检查的汽车数量明显更多。

电动滑板车目前已成为德国道路上最危险的交通工具。每100万次电动滑板车行程中,有8,5人受重伤或死亡;而自行车的这一数字仅为1,5, 汽车或步行则更低。这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的交通研究人员专门为《镜报》计算得出的结果。DLR交通专家盖尔诺特·利德特克(Gernot Liedtke)表示,电动滑板车的“事故率比自行车高出五到七倍”。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有33名电动滑板车骑手死亡,超过1600人受重伤——比前一年增长了23%。联邦统计局称,在2025 Verunglückten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目前约有1,7百万辆滑板车在道路上行驶。这场热潮始于七年前:作为一种环保的替代方案,电动滑板车旨在彻底改变市内交通。有些人将其称为“出行领域的iPhone”。然而,许多骑行者将滑板车误认为是一种娱乐工具,可以用它两人同行四处游逛,或在派对后骑回家。然后,有时会在诊所中醒来。

在一个几乎所有事情都需要驾驶执照的国家——电动滑板车在2019年是如何在如此宽松的规定下被允许上路的?

那个夏天,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谨慎派”包括社民党(SPD)健康政策专家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他要求实行零酒精限值。警察工会建议强制佩戴头盔。医生代表则最希望完全禁止这种滑板车,认为其“太危险”。

相比之下,时任联邦交通部长安德烈亚斯·舍尔(Andreas Scheuer,基社盟CSU)显然希望尽快将滑板车推向市场。在旧金山、巴黎、马德里等大都市,它们已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电动滑板车代表着进步、数字化和都市化——部长似乎很欣赏这一点。舍尔拒绝了强制佩戴头盔和持有驾驶执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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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的骑行

德国道路交通中的重伤与死亡事故

■ 来源: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基于《2023年德国出行情况》及联邦统计局数据计算

以及转向灯规定。他认为“简单的手势”就足够了。他还希望允许某些型号的车辆以步行速度在人行道上行驶,但这被各州交通部长阻止了。

最终,6月15日颁布的《电动轻型车辆条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驾驶员不需要驾驶执照,应优先在自行车道上行驶,且必须遵守与汽车驾驶员相同的酒精浓度限制。是否了解交通规则?并不重要。想要骑着电动滑板车融入交通流需要什么条件?必须年满14岁。

这在事故情况中得到了体现。根据儿童和青少年外科医生的观察,电动滑板车现在已经取代蹦床,成为导致严重休闲伤害最常见的事故原因。“自今年春天以来,我们每周有时会接诊多名电动滑板车事故伤者,”吉森-马尔堡大学医院儿童外科与泌尿外科主任吉多·赛茨(Guido Seitz)说道。

面部和头部经常受损,“范围从脑震荡到严重的颅脑创伤不等”。由于电动滑板车驾驶者的重心比骑自行车的人更高且更靠前,滑板车驾驶者在刹车时更容易打滑。此外,由于车轮较小,驾驶者在遇到路缘石和坑洞时更容易失去控制;车把变成了杠杆,导致事故驾驶者向前摔倒。赛茨表示,因此脾脏、肝脏和胰腺经常受损。

一项最近通过的改革旨在部分弥补2019年的缺失:从明年起,新车辆必须配备转向灯以及技术上分离的前后刹车;此外,从3月起,如果电动滑板车用户在人行道上行驶或两人共乘,将面临更高的罚款。

但在强制佩戴头盔的问题上,政府至今未能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达成一致:例如在丹麦、克罗地亚或意大利,该规定已经生效。德国国内的批评者认为,佩戴头盔应取决于个人责任,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此外,强制佩戴头盔并不能防止许多驾驶者在醉酒状态下骑车。统计数据显示:许多事故发生在深夜和周末,而且通常是在没有与任何人碰撞的情况下发生的。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找到了应对这些危险“派对骑行”的方法:在周六和周日的深夜,那里不再提供电动滑板车租赁。结果,相关伤害减少了约一半。

卢卡斯·基塞尔(Lukas Ki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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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柜里的名流档案

当代史 在纳粹档案库中可以找到前联邦德国的精英阶层。美国人在一个保险柜中将数十份文件隐藏了数十年,随后才移交了全部的褐色遗产。这是一场政治悬疑剧的还原。

至少 57 人。1976 年,在第七届德国联邦议院中,有这么多前纳粹党(NSDAP)成员。其中包括早期的前纳粹分子,例如沃尔特·贝彻(CSU),他于 1931 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曾是一名恶劣的反犹煽动者。或者像埃哈德·埃普勒(SPD)那样在青少年时期被诱导加入的人。此外还有女性,例如从 1967 年到 1986 年几乎全程在议会任职的赫尔加·韦克斯(CDU),以及科尔的“联邦驻柏林代表”利泽洛特·贝尔格(CDU)。以及一些当时参与共同治理国家的自民党(FDP)政治家。

如果这些曾经的希特勒追随者在联邦议院中联合起来,他们将成为仅次于社民党(SPD)和基民盟 / 基社盟(CDU / CSU)的第三大党团。但他们大多彼此并不知情。只有柏林文献中心(BDC)主任丹尼尔·P·西蒙(Daniel P. Simon)知道所有的名字,这位精干的前美国少校的保险柜里存放着这些议员的纳粹党会员卡。而且不仅仅是他们的。

位于柏林西南部的美国 BDC 从 1945 年起直到 1994 年关闭为止,一直存放着纳粹党会员档案。而且至少从 1955 年起,BDC 的主任们就在一个钢柜中保存着特殊的会员证明。其中包括一名联邦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两名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和沃尔特·谢尔)、两名联邦议院议长(卡斯滕斯和理查德·施蒂克伦)、以及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949 至 1963 年)和赫尔穆特·科尔(1982 至 1998 年)期间所有内阁中的 17 名部长,还包括国务秘书、检察官以及一名联邦档案馆馆长的档案卡。

最后一张卡片大概是在 1988 年被分离出来的,它记录了一名电视记者的纳粹前史。

联邦政府最迟在 1976 年 7 月就知道了这个“毒药柜”的存在。当时一名波恩的外交官访问了该文献中心,中心设在一个地堡设施中,周围环绕着铁丝网,由美国宪兵把守。这里存放着 400 吨纳粹时期的纸质文件:包括约 1200 万张卡片的纳粹党会员档案,以及恐怖组织党卫军(SS)和冲锋队(SA)的人事资料,或者关于 2,5 百万名从 1939 年起从苏联或德国占领区“回归帝国”的德国人的文件。

BDC 主任西蒙坦率地告诉这位外交官,“政治敏感文件,即包含在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知名或活跃人物之相关记录的文件”,被保存在“特殊封存”状态下。

当时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 至 1982 年)得知这个毒药柜后,想知道其中保存的文件“是否同样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当局开放”。回答是:至少会提供相关信息。施密特成为了将纳粹档案移交给联邦共和国的坚定支持者。

这位外交官的报告以及随后施密特与部长的书信往来如今均可查阅——同样如此的还有数千页关于 BDC 的其他文件:总理与部长之间的信函、合同草案、联邦议院内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驻巴黎和华盛顿特区大使馆的报告、与美国政府谈判的备忘录以及人事档案。这些文件保存在外交部的政治档案馆或联邦档案馆中。许多内容曾被列为机密,而大部分内容至今仍不为人知。

贝斯特克,基辛格会员卡: 具有纳粹背景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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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文件的出现可以用 BDC 的重要性来解释,在德国分裂时期,其命运曾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政治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战胜国——法国、苏联和英国,密切关注着美国人和西德人如何处理纳粹遗产。国内和国际媒体也对此密切关注,并察觉到美国人曾想在 1967 年将 BDC 交还给联邦政府。直到 1994 年,即整整 27 年之后,这件事才得以实现。

为什么耗时如此之久?波恩政府是否担心保险箱中关于名流的文件会被公开,因此尽管口头上否认,实际上却希望维持原状?还是说,美国人移交纳粹档案的意愿其实并不强烈?当时在美国的大屠杀幸存者推测,德国人可能会销毁这些文件。

《镜报》分析了之前的秘密文件,并还原了围绕纳粹档案的博弈。核心内容是:来自“毒柜”的政治名流资料。

1945年4月

慕尼黑,NSDAP(纳粹党)布里恩纳大街总部

这场围绕 NSDAP 档案的政治悬疑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党卫军人员用卡车车队将文件从慕尼黑的 NSDAP 总部运往周边的一家造纸厂,并命令工厂主将所有文件销毁。但该男子无视了命令,将档案交给了美国陆军。

战胜国在西德和柏林的多个“文件中心”(Document Centers)收集希特勒政权留下的纸质遗产。1945年12月,第一批装载着 NSDAP 党员证和其他文件的火车抵达了前帝国首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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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柏林文件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的工作人员:一个最高级别的政治议题

美国法律观点认为,该档案属于“战争掠夺品”,因此是美国财产。

盟军随后将这些文件用于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德国的去纳粹化,以及对为占领军工作的德国人员进行安全审查。在冷战尚未开始之前,苏联人也被允许使用该档案。

五十年代

华盛顿,美国政府

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美国对纳粹遗产的兴趣明显减弱。美国占领军此前已将数以吨计的文件运往大西洋彼岸。然而,文件的维护和存储成本高昂,而且向联邦德国隐瞒“第三帝国”的文件已日益显得不合时宜。毕竟,联邦德国现在已是北约盟友。因此,华盛顿正逐步归还许多文件。

但 BDC 除外。美国指导方针规定,应保留那些可能危及“联邦德国民主生活方式”的文件。根据美国统计,BDC 文件中提及了超过 2200 万个姓名,且通常与令人不快的信息相关。显然,美国人担心,一旦人们得知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建设中参与的程度,会影响波恩共和国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东德不断公布关于波恩高层政治人物褐色过去的新揭秘,旨在将这个莱茵河畔的共和国烙上“法西斯”的印记。

当时,只有几十名受保密义务约束的德国 BDC 雇员,以及一些无需担心会泄密的选定西方学者,能够进入 BDC 的地面棚屋和霉味扑鼻的地下室。美国领导层将特殊文件锁了起来:包括纳粹名流的文件,以防止这些文件落入军事收藏品交易商之手,以及关于波恩政治人物或部分调查纳粹罪行的检察官的敏感文件。有时是为每位成员建立的两张 NSDAP 党员证(一张在地区档案中,一张在中央档案中),有时则只有一张。

并非每位 NSDAP 成员都是坚定的纳粹,有些人甚至在“第三帝国”时期就背离了希特勒。然而,联邦德国精英阶层中大量的前党成员,给西德政府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仅在 1962 / 63 年亚登纳的最后一届内阁中,至少每三个部长中就有一个人的 NSDAP 党员证明曾被存放在 BDC 的保险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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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登纳政府多次请求美国移交 BDC,但均未成功。历史学家 Astrid M. Eckert 后来写道,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归还德国文件是一个“国家声望问题”。此外还有实际考量。例如 1966 年,德国相关部门向 BDC 提出了数万次查询请求:用于安全审查、调查纳粹罪行以及处理移民的国籍问题。

1967年5月

华盛顿,国务院

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突然想要摆脱这份遗产——为了节省开支。美国驻波恩代表处应在约六周内与德方达成所有协议。

美国人提出了两个条件:他们要求永久拥有访问纳粹档案的权利。并且他们希望在归还之前将那些“未来可能对德国和美国具有政治意义”的文件拍摄成电影。这些电影不仅应向政府开放,还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向学者和记者开放。

美国人在处理其他已归还的档案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然而,纳粹党(NSDAP)档案涉及数百万德国人,他们全部是选民,且大多不希望被提醒起自己的褐色过去。

当双方的高级官员在波恩举行磋商会谈时,立即出现了分歧。根据记录,德国代表团表示:鉴于这些材料在政治上并非没有问题,移交不能与条件挂钩。在接管文件集后,联邦政府将承担责任,因此必须行使唯一的控制权。

美国人愤怒地透露,波恩并不想要这些纳粹档案。尽管如此,双方仍保持着非正式的沟通。

1971年8月

西柏林,前盟国管制委员会大楼

规模较小的BDC(文件中心)成了大国政治的一个风险点。美国人和苏联人希望结束这场曾将他们推向核战争边缘的冷战。关于柏林的长期争端也应就此结束。

四个战胜国的高级外交官正在进行谈判。一个冲突点在于:苏联人声称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并且当波恩在施普雷河畔扩大联邦存在感时,他们会做出激烈反应。将位于西柏林的BDC并入联邦档案馆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美国人现在采取了刹车措施。波恩的美国大使馆表示,“无需匆忙”,BDC的一切也可以维持原状。如果不行,由总理维利·勃兰特(SPD)领导的联邦政府应提出一项新建议,但请不要立即提出。

勃兰特无需为此感到自责,他于1933年逃离德国,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流亡期间支持盟军。然而,在战争结束25年多之后,他不想在纳粹过去的问题上重新撕开裂痕。在勃兰特的第一届内阁中,有六位部长的纳粹党档案卡片保存在BDC的保险柜中;其中一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加入了该党。勃兰特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知情。

此时,BDC事务由内政部主导,该部门约有一半的官员在纳粹党档案中能被找到。他们与国家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关系,但有些人担心,如果其过去被公开,可能会导致职业生涯受挫。正如柏林当代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斯特凡妮·帕尔姆后来发现的那样,许多人在进入西德公务员体系时,隐瞒了当年参与该党的程度。

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FDP)及其三位国务秘书中的两位也曾是纳粹党成员。根舍尔

BDC主任 Simon*:

“政治敏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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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44年入党时年仅17岁,这通常被视为年少轻狂之过。尽管如此,他仍隐瞒了这一成员身份,显然是担心一旦公开会带来不利影响。

他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可见于他将BDC(联邦档案中心)视为首要任务。档案中记载,部长保留“关于文档中心的所有决定权”。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可能涉及谈判底线。根舍尔写信给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卡尔·默尔施(Karl Moersch,FDP)——另一位前纳粹党成员——认为,对于在美国使用这些被拍摄成微缩胶卷档案的人员,必须适用与未来希望在德国评估纳粹档案的人员相同的访问规则:即在党员去世至少30年后方可查阅。只有这样才能“(维护)BDC文件中相关人员的人格保护权”。默尔施对此持有相同观点。

然而,要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美国的胜利者必须考虑到德国前纳粹党成员的数据保护,并调整其自由的档案法。这简直不可想象。

1973年,双方终止谈判。美国不愿不计代价地交出BDC,德国也不愿不计代价地获取它。这就是当时的局面。

而且似乎几乎没有人对这种停滞状态感到遗憾。只有来自社民党(SPD)左翼的议员卡尔-海因茨·汉森(Karl-Heinz Hansen)通过质询来刁难联邦政府,询问接管BDC的进展如何。他的理由之一是:他认为选民在投票前应该了解候选人的过去。这让他没能在波恩交到朋友。

1978年2月21日 / 3月7日

波恩,联邦议院

社民党(SPD)联邦议院党团内部愤怒不已。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社民党)现已就任总理,根舍尔(Genscher)接管了外交部。汉森(Hansen)在采访中声称,施密特 / 根舍尔政府想要“掩盖早期的纳粹分子,因为如果某些文件被公布,这些人将陷入尴尬的境地”。

党内同志在两次会议中对汉森进行了抨击,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赫尔曼·迪尔(Hermann Dürr)和赫尔曼·施密特-福肯豪森(Hermann Schmitt-Vockenhausen),他们的档案卡就存放在 BDC 的保险柜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仅指当年的狂热分子和纳粹战犯,而非普通的党员。而施密特-福肯豪森可以自称,他曾因“破坏国防力”而入狱,因此在 1945 年后被认定为纳粹迫害者。

* 在他八十年代的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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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党党首勃兰特(Brandt)——此时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总理——警告称,如果想要重新翻开多年前已经有了某种定论的事情,那就是“丧失了理智”。他指的是盟军进行的去纳粹化。勃兰特的原话是:“这在内政上也不会让我们前进一毫米。”

党团正式对汉森表达了“不认可”——此前从未有过此类做法。会议记录已在网上公布。

施密特同样感到愤怒。这位曾经的国防军军官——尽管祖父是犹太人——一度也对希特勒充满热情,并在 1945 年后对追随者表示理解,但不对纳粹罪犯表示理解。他认为汉森的指责是“一种侮辱”。尽管如此,他还是采纳了汉森关于归还 BDC 文件的要求。因为自信的施密特在地位问题上很敏感,而 BDC 也象征着美国的占领权力。

此外,总理的国际声望正处于顶峰。他担心“对纳粹德国的记忆可能会作为德国政治的障碍而更加凸显”。他希望避免一场关于纳粹过去的国际辩论。因此,他要求根舍尔和其他相关部长给出“立即表态”;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完成(与美国人的——编者注)谈判”。

不久,社民党和自民党(FDP)的联盟领导层会面进行磋商。结果记录中写道:“启动将柏林文件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移交给德国之手的工作。”必须“全面保障”个人隐私保护。这是最高目标。

1979 年 6 月 22. 日,德国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举行了第一轮谈判。

1979 年 7 月 23. 日

西柏林,柏林文件中心

美国国务院向 BDC 主任西蒙(Simon)发送了一份名单,要求他核查名单人员的纳粹党(NSDAP)成员身份和党卫军(SS)活动情况,并在随后销毁随附的信函。出版人马尔特·赫维格(Malte Herwig)在其著作《防空炮助手》(Die Flakhelfer)中揭露了这一过程。不过,该名单目前缺失。

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人正秘密利用德国政治人物的纳粹过去向其施压。尤其是总理施密特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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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左右的 BDC 工作人员:装有纳粹党党员卡的货运车厢

但相反的证据是:西蒙并未对保险柜的存在保密。那个深灰色的钢柜就斜放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西蒙甚至会为朋友打开它,例如学者于尔根·法尔特(Jürgen Falter),他现在回忆起曾在那里见过根舍尔的卡片。一个想要勒索政治人物的人不会这样做事。

1979 年 10 月

巴黎,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一名法国外交官在波恩的一次招待会上透露,其政府“对将文件中心(Document Center)移交给德国方面持有严重顾虑”。他认为 BDC 处于盟军的共同责任之下,而非仅由美国负责。

外交部希望了解法国人的顾虑所在,于是询问联邦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弗朗茨·普费弗(Franz Pfeffer)。普费弗的报告令人不安:法国认为作为战胜国,自己仍对去纳粹化负有共同责任。归还档案将“最终结束这一章节”。在德国看来,这简直荒谬:仿佛去纳粹化仍然是一个当前议题。

随后,普费弗写到了法国人的担忧,即历史学家可能会利用档案资料揭露盟军在 1945 年后如何因为认为有利而与纳粹罪犯合作。普费弗称,巴黎的主流态度是“直到战争一代离世后,才触碰这些事情”。波恩的许多人对这种态度表示认同。

4. bis 6. Juni 1980

在第二轮谈判结束后,一份关于移交 BDC 的合同草案出炉。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完全占据了上风:他们将永久保留访问权。他们可以拍摄所有资料,并可根据美国法律决定是否公开录像。德国方面甚至需要支付拍摄费用。

不过,美国人希望在签署之前,先与英国和法国进行沟通。毕竟这两个国家在 1945 年同样是战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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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anuar 1981

东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大使馆

第四个战胜国——苏联——反对将 BDC 档案移交给联邦共和国。在接待一名美国同行时,莫斯科在东德的代表彼得·阿布拉西莫夫(Pjotr Abrassimow)愤怒地表示,这“不可接受”。他强调纳粹政权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在苏联人民心中永不磨灭。在另一个场合,他表示苏联拥有“处置权的份额”。

美国人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完全符合总理施密特(Schmidt)的意愿。否则一切将变得更加复杂。施密特希望最迟在 1983 年前解决 BDC 问题,因为届时将迎来所谓的希特勒夺权 50. Jahrestag。

但情况并非如此。在纪念日到来前几个月,自民党(FDP)与基民盟 / 基社盟(CDU / CSU)组成了联合政府。科尔(Kohl)接替施密特成为总理,根舍尔(Genscher)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而 BDC 仍留在美国手中。

新总理科尔,出生于 1930, 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三帝国”。他明确与纳粹罪行划清界限,但他也担心对大屠杀的纪念会占据过重的分量。他后来抱怨道,纳粹时代让他“在处理外交关系时的治理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在他的紧迫性量表上,移交 BDC 的优先级非常低。

但毕竟还有 1980 年的那份合同草案。

22. Dezember 1982

波恩,外交部

美国人仍然没有与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沟通。根舍尔指示他的外交官们进行询问,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在敷衍。

波恩方面也出现了问题:财政部不愿承担微缩胶片拍摄的费用。如果没有这笔资金,美国人将不会开始拍摄,而拍摄又是移交的前提条件。双方似乎都在寻找借口,只要能维持现状即可。

在科尔执政初期的年份里,BDC主任西蒙的保险柜中存放着建筑部长奥斯卡·施奈德(CSU)、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CSU)、联邦总统卡斯滕斯(CDU)、联邦议院议长施蒂克伦(CSU)、CDU / CSU党团主席阿尔弗雷德·德雷格,以及很可能包括根舍尔在内的索引卡。他们中没有人被指控犯有罪行,且如今都成了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尽管如此,如此多的前纳粹党(NSDAP)成员占据关键职位,情况依然不乐观。

1985年8月

华盛顿,德国大使馆

君特·范·韦尔是联邦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也是根舍尔的心腹。他是一名保守的职业外交官,有一个小秘密:他在1950年入职时撒了谎,在勾选栏中表示自己不是纳粹党(NSDAP)成员。不过,外交部的人事部门对此心知肚明。

范·韦尔现在需要弄清楚BDC后续将如何处理。他距离退休还有两年。

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范·韦尔持有反犹偏见。他向总部发出警告,称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目前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无法归还BDC”。犹太组织的阻力太大,不应过分催促。

范·韦尔的一名员工记录了德国人真正的意图:“通过微缩胶片的公开而引发的媒体宣传活动,可能不仅会波及现任官员,还可能导致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其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领导人物的过去被彻底审查。通过片面的描述,可能会给人留下纳粹政权与联邦德国之间存在延续性的印象。”

那么,美国政府在BDC问题上为何犹豫不决?毕竟合同草案已经出台。最关键的原因可能是纳粹战争罪犯:一些人在1945年后通过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成功逃往美国,例如赫尔敏·布劳恩施泰纳,她是拉文斯布吕克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一名极其残忍的女看守。

美国法律并不规定对纳粹罪犯进行起诉。华盛顿只能撤销这些罪犯的国籍,然后将其驱逐到希望他们能被定罪的国家。新成立的特别调查办公室(OSI)旨在发现并推进此类案件。出于法律原因,OSI的人员需要原始文件——并坚持要求BDC在他们完成工作之前留在美国手中。调查人员非常担心,一旦由德国人掌控,他们将只能获得有限的甚至完全无法获得访问权限。

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与德国大使馆交谈时首次公开承认,美国国务院曾希望关于归还BDC的协议永远无法达成。他呼吁德国人“尽可能忘记”BDC。

1989年4月20日

波恩,联邦议院

BDC(柏林文件中心)的照片部门负责人盗窃了数千份纳粹文件并将其出售给军事收藏品商人。人们立即产生疑问:是否有知名政治家正被这些来自“第三帝国”的文件勒索。

调查人员发出了警报解除信号。签名收藏家们感兴趣的是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签名,而非联邦议院议员的签名。尽管如此,公众依然感到不安。而且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变化。像格茨·阿里(Götz Aly)这样年轻的历史学家敦促,终于应该让所有研究人员都能接触到这些档案。

联邦议院一致决定,联邦政府应确保美国人在完成数字化拍摄之前将 BDC 移交。

1990年2月28日至3月2日

柏林墙已经倒塌,美国人认为在年底前德国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

社民党党首勃兰特(站立)*:

所有人反对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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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p A. Dantinger 拍摄于 AISD /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 1978年3月7日的党团会议上。

《镜报》 35 / 2026

德国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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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根舍尔、总理科尔 1992年:在紧迫性量表上处于极低位置

西德人竟然想就归还他们的纳粹档案进行谈判?

一个来自波恩的小代表团再次前往华盛顿,但他们处境艰难。美国特别调查办公室(OSI)仍在对约 600 名涉嫌犯下纳粹罪行的在美人员进行调查。美国国务院的柏林事务专员查尔斯·斯金纳(Charles Skinner)给访问者一个建议:他的部门确实希望帮助实现德国统一,但德国人最好“避免在美国公众面前引发那些会对统一产生干扰的话题”。

这听起来像是出于好意——或者像是一个威胁。无论如何,科尔和根舍尔将 BDC 排除在统一谈判之外。但同样明确的是:在一个以柏林为首都的主权统一德国,由美国掌控 BDC 是无法被接受的。曾经的占领者也深知这一点。

1993年10月18日

柏林,柏林文件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

德国和美国的代表各签署了一份协议,计划于 1994年7月1日移交 BDC。这个日期与其他计划相吻合:届时美国军队将从柏林撤出。美国人对纳粹卡片索引和其他文件的数字化拍摄工作将在那时完成。

华盛顿保留根据美国法规提供微缩胶片访问权限的权利。而将接管原件的联邦档案馆也被认为是用户友好的。至此明确:联邦德国政治人物的纳粹党(NSDAP)成员身份将公开。没有出现抵触情绪。在科尔内阁中,已经没有受此影响的人了。

1994年5月2日

波恩,总理府

美国国会议员们采纳了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担忧,认为德国人在接管后可能会销毁纳粹档案。另一些人则担心美国的微缩胶片无法使用,因此未来必须依赖联邦档案馆的合作才能获得 BDC 文件。

科尔接见了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秘书长以色列·辛格(Israel Singer)。总理安抚访问者,表示将以宽松的方式处理原件文件的访问权限。外交部国务秘书迪特·卡斯特鲁普(Dieter Kastrup)在一封正式信函中向美国人保证,“所有文件将保持在移交时的原样”。承诺没有任何文件会被粉碎。

美国国务院庄重地宣布,将 BDC 文件归还给曾经的敌人,是对“德国作为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伙伴的适当认可”。

1994年7月1日

移交仪式简单地取消了;政界名流缺席。没有人能为此类话题感到自豪。

BDC主任西蒙(Simon)的继任者在前一天清空了保险柜。对于每一张存放在那里的会员卡,美国人在纳粹党(NSDAP)档案库中都插入了一张米色卡片作为占位符,在BDC的术语中被称为“插卡”(Stecker)。上面标注着“保险柜”(Safe)或“西蒙先生保险柜”(Safe Mr Simon)。现在,一名档案管理员负责将保险柜中剩余的纳粹党会员卡重新分类放入档案库,并让相应的插卡消失。在移交给德国人的档案库中,显然不应能看出谁的文件曾被存放在保险柜里。

尽管如此,钢柜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还原。当美国人对档案库进行拍摄时,插卡还标记着空白处;这些插卡出现在影像记录中。美国国家档案馆目前已公布了数字化后的微缩胶片,《镜报》和其他媒体通过交互式研究工具使其变得可访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到70多位名流,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档案曾存放在保险柜中。《镜报》在联邦档案馆的帮助下收集了他们的索引卡,并在一个独立的概览以及 SPIEGEL.de 的更新数据库中予以展示。

有些事情仍未查明。例如根舍尔(Genscher)的情况。目击者回忆说,曾在保险柜中看到过他的两张纳粹党会员卡之一。但其中一张插卡缺失了。此外,其他名流的会员卡也一定曾在钢柜中,美国的文件对此有所指明。

1998年10月26日

柏林,联邦议院

一个新的联邦议院已经选出。最后几位具有纳粹党背景的议员离开了议会。根舍尔就是其中之一。他那张曾属于BDC收藏的会员卡现已为人所知。他坚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为成员。其他一些著名的前纳粹党成员也如此主张。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掩饰性说辞。

克劳斯·维格雷费(Klaus Wiegr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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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您可以找到那些档案被美国隐藏在保险柜中的名流。您还可以在我们的交互式工具中研究您的亲属在希特勒时期做了什么。


50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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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错失了一个重大机会

媒体 关于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封面标题受到了合理的批评。

而其辩解之词则同样具有问题。

作者:朱莉娅·罗伊申巴赫(Julia Reuschenbach)

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中,现任《镜报》主编迪克·库尔比尤维特(Dirk Kurbjuweit)于2025年7月向读者描述了他的编辑部每天如何就对待德国选择党(AfD)的新闻处理方式进行权衡、讨论和争论。当时,库尔比尤维特写道,他经常收到读者关于这一话题的大量且多样化的反应。他以此强调了新闻业为何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业领域:报道是有影响力的。

库尔比尤维特是对的。它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政治、政治进程以及行动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封面图片——包括《镜报》的封面——已成为所谓的图像标志,深深烙印在社会的文化记忆中,被展出于历史博物馆中,仅凭一张封面就能阐明重大的社会辩论和议题现状。标题在几十年后仍被引用,它们“代表着某种意义”。

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研究表明某些类型的报道会导致人们对政治产生愤世嫉俗的认知,甚至可能损害对民主的支持;或者极右翼的术语、代码和叙事如何通过不加批判的重复而变得常态化。

新闻业影响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因此,近日读到迪克·库尔比尤维特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自大到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能够影响选举结果”,就显得格外令人费解。这段话是主编针对上周《镜报》封面遭受的大规模批评所作出的部分回应。

事实上,值得批评的首先并非文本本身,而是那张煽动性的封面图片:图片上,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像一张通缉照片一样出现,配文为“德——

德国最危险的男人”。而库尔比尤维特随后给出的理由同样令人质疑。

库尔比尤维特在2025年的文章中详细阐述,正因为德国选择党(AfD)与其他政党相比具有危险性,因此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新闻处理方式;而现在,这种新闻自信却消失在“相关性”这一论据之后。他称西格蒙德出现在封面上是因为他目前具有高度相关性。因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可能取得的选举胜利(这里必须假设库尔比尤维特是指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州议会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不仅将改变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还将改变整个国家。将库尔比尤维特2025年和2026年对新闻业的描述放在一起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目前的论点是多么前后矛盾。

因为人们不得不将西格蒙德封面上的那行字理解为一种警告。《镜报》根据自我定义是“民主的突击炮”,它将许多人对西格蒙德和德国选择党(AfD)的担忧和恐惧化为己有。但如果新闻业据称根本无法影响人们的投票决定,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新闻业是有影响力的,而《镜报》在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库尔比尤维特突然否认这一点,并退缩到一个所谓的中立观察者位置上?

当然,从选举研究的角度来看,声称人们仅凭单张封面图或标题就做出选举决定,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且在各方面都过于简单化。但我们过去几年反复询问新闻报道在右翼民粹主义和激进势力崛起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非没有原因。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到唐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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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对象 齐格蒙德: 新闻业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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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 51

特朗普,媒体在对待此类人物的方式上对其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并非因为报道能直接转化为选举决定,而是因为报道能够长期影响民众对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认知。仅仅是通过赋予他们曝光度,这一点就已经实现了。

随后经常会出现“正常化”这个词。新闻报道是否会促成极右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正常化?研究清楚地表明:是的!那么是否就不应该报道极右翼或右翼民粹主义人物?不!但此类报道需要特殊的专业能力和反思。就此而言,上周的封面未能达到其自行制定的目标和原则。该封面并未兑现其关于新闻业以“调查、调查、再调查”为特征的主张。它在尖锐化、情绪化、进行价值评判,它表达了一种立场却又不想承认自己持有立场,而这恰恰发生在人们对报道格外关注且敏感的竞选期间。它挑起了一场掩盖了正文本身的争论。这本是可以预见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封面是对某人有利还是有害,而在于能否预判这将加强极右翼人物及其网络的何种内在逻辑。

面对对此类封面的批评,第一反应通常是引用《镜报》创始人奥古斯泰因那句著名的名言:只需“直言事实”。然而,这种退缩到所谓的“无影响力”背后的做法,证明了极大的胆怯,证明了在面对新闻业需要多少“立场”——或者更准确地说,能承受多少“立场”这一问题时的矛盾心理。而恰恰是这种立场,一直深植于《镜报》作为“民主之突击炮”的基因之中。事实上,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当库尔比尤魏特在 2025 年写道德国选择党(AfD)对这个国家有多危险,以及他的编辑部已经发布了多少关于德国选择党的调查报道时。然而,恰恰在封面本可以让这种危险具体可见的地方,它却消失在一个极具规范性的最高级形容词之后。

对于被讨论的封面而言,“直言事实”本应意味着,精准且基于事实地陈述封面配套的主题报道中关于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所揭示的内容:这是一个与新纳粹圈子有广泛联系的人,他渴望回到 90 年代的德国,当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失业率比现在高出两倍多。根据领先的经济研究机构,这个人的竞选纲领是无法负担的;而且在他担任州长的情况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所有女性在未来几年必须每人生育五个孩子,才能实现他关于一个无需通过其他国家移民而无需外来劳动力市场的构想。

这些发现,尤其是意识到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在面对所有这些对比时,没有任何事实根。

……回答,近日在MDR电视台制作了一段仅11分钟的采访。这会阻止人们投票给德国选择党(AfD)吗?大概不会。这会让那些在是否将选票投给齐格蒙德和德国选择党之间犹豫不决的人变得敏感吗?也许吧。这会动员那些试图通过投票给其他政党来阻止德国选择党取得广泛成功的人吗?也许吧。但其中任何一项是新闻业的首要目标吗?恐怕不是。但它是:“揭示事实”。

揭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具体可以参考库尔比尤维特在2023年一篇纪念鲁道夫·奥古斯泰因、探讨真理与事实重要性的值得一读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文中提到:“同时,民主制度在特殊程度上依赖于绝大多数人能够达成共识的真理。只有在被广泛认可的事实基础上,人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塑造未来。只有了解事实的人,才能定义自己的利益,从而做出专业的决定,例如在投票箱前。”文中稍后写道:“另一个危及现实清晰图景的危险在于极右翼或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崛起。[……]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似乎认为,如果选民拥有一个现实的现实图景,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图景越模糊,用自己的‘真理’产生影响的机会就越大。”库尔比尤维特对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描述不能比这更贴切了。

但正是这一点——使视觉聚焦,消除模糊,即便是在封面页上——才是“揭示事实”。而且这完全独立于一个事实:这样做本可以让《镜报》免受指责,即被指责通过惊悚的包装来主要提高销量。

人们只能猜测,封面故事的作者们对这个分散了读者对正文注意力并主导了阅读视角的封面是否满意。最终,这个封面的真正悲剧在于:这个国家(再次)连续几天在讨论新闻业如何对待德国选择党,讨论“正常化”和“增加曝光率”,而齐格蒙德的支持者们却在庆祝他被他们共同痛恨的“体制媒体”封为“德国最危险的男人”,与此同时,齐格蒙德正在为他的粉丝们在《镜报》杂志上签名。

然而,没有人讨论封面故事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并非开创性的新发现,但因此并不显得不那么令人震惊。也没有人讨论这次选举最终将不由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个人魅力决定,而取决于有多少其他政党能成功进入马格德堡州议会。因此,如果目标是“揭示事实”,那么这个封面就是一个乌龙球。

托比亚斯·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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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堡大学的政治学家。她研究政党、选举和政治传播。

国际

科伦金·马查多与

在巴拿马的支持者们

“这个政权无法

阻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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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访谈 委内瑞拉最著名的反对派政治人物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被困在巴拿马,等待着一次被她自己的盟友推迟的回归。

在巴拿马城一座酒店塔楼五层这个毫无特色的会议室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大概是 58 岁的马查多目前最不想待的地方。6 月底,在两场毁灭性地震袭击委内瑞拉后不久,这位反对派领导人试图返回故土。然而,有些边界即使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无法逾越。现在她被困在这里:一名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办公室的流亡者。

几十年来,右翼保守派的马查多一直抵制加拉加斯的社会主义政权。2023 年,掌权者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其支持“颠覆企图”为由,取消了她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资格。在马杜罗于 2024 年宣布自己获胜并血腥镇压抗议活动后,马查多转入地下。2025 年冬天,她以戏剧性的方式成功逃离;在奥斯陆,她因致力于民主事业而领取了诺贝尔奖。

不久之后,委内瑞拉发生了巨变。1 月 3 日,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绑架了马杜罗——正如马查多多次要求的那样。长期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她,似乎已经达到了目标。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并没有选择马查多,而是选择了马杜罗的副手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后者现在执行来自华盛顿的指令。

几个月来,出身于天主教工业家庭、三个成年子女已在国外生活多年的马查多,一直在马德里和华盛顿之间奔波,在这些地方她为自己的回归奔走。民调显示,如果委内瑞拉举行选举,她将以巨大优势获胜。但由于她此前呼吁干预,她在故土仍面临法律追诉。

《镜报》: 马查多女士,为什么您仍然在巴拿马,而没有早日回到委内瑞拉?

马查多: 当我的家乡被那些可怕的地震袭击时,我坚定地决定回去。我感觉到我必须在人民身边。我尝试了两次,但这是不可能的。政权如此决定。另一方面,我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支持。请理解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

访谈由《镜报》员工马里安·布拉斯伯格(Marian Blasberg)主持。

《镜报》: 美国媒体报道称,您曾登上前往库拉索岛的飞机,但该飞机在途中被撤销了降落许可。

马查多: 是的。我们不得不中途折返。

《镜报》: 几天后您在巴拿马预订的第二架飞机,根本就没打算接您。

马查多: 在那个案例中,航空公司被告知委内瑞拉当局因地震关闭了领空。请想象一下:他们利用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作为借口,来阻止一架载有我的定期航班。

《镜报》: 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马查多: 恐惧,很简单。这与我无关,这完全关乎我们的人民。关乎我们获得自由的宿命。在我们将国家建设成一个能让过去几年中因贫困或政治迫害而逃离的所有数百万人都能回归的地方之前,我们绝不放弃。为此我而战,无论这个政权做什么:它无法阻止我。有一天我会回去。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回去,而在于何时回去。

《镜报》: 如果您直接出现在陆地边境,过渡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是否会兑现她的暗示,下令逮捕您?

马查多: 我不知道,也不想猜测。我们拭目以待。

《镜报》: 如果您早知道返回委内瑞拉会如此困难,您在 2025 年 12 月还会选择前往奥斯陆亲自领取诺贝尔奖吗?

马查多: 我在生命的每一天都在问自己:我在哪里最有用?在过去 12 年里,政权禁止我出国,那么多人告诉我:你必须离开!你必须在国外支持我们!但我一直坚信,我在委内瑞拉更有用。然而,当奥斯陆传来我获奖的消息时,我意识到我们的斗争现在将获得全球关注。这个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我不能错过它,尽管我预感到这将是艰难且痛苦的。

《镜报》: 请给我们讲讲您逃亡那天的经历!

马查多: 我的工作人员和我计划这次行动已经很久了。我们知道必须小心。参与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找到我的藏身之处成了政权的一种执念,有时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我的几名助手(包括给我送饭的人)被逮捕了。

《镜报》: 您当时住在哪里:加拉加斯的一套公寓里?还是乡下的房子里?

马查多: 我不能说。这类信息可能会让人们陷入危险。即使马杜罗离开了,他的压制体系依然存在。目前仍有 300 多名政治犯。我们“出售委内瑞拉”(Vente Venezuela)运动中向地震灾区运送捐款的小组正受到威胁。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总共在 14 个不同的地方居住过,完全一个人,彻底隔离。

《镜报》: 您是如何做到不落入马杜罗的人员之手的?

马查多: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帮助数百人越境,他们是受到政治迫害的朋友和同事。这些经验帮到了我们,尽管在我的情况下,风险自然要大得多。所以,情况是这样的:起初是一段通往海岸的长路。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在检查站停下,但他们让我们通过了。

《镜报》: 您是坐在车里,还是躺在后备箱里?

马查多: 在车里。戴着太阳镜,戴着金色的假发。然后是乘船阶段。那简直是噩梦。大雨倾盆,狂风大作,一度我们完全迷失方向地漂浮在公海上。导航设备失效了,卫星电话也失效了,Starlink 天线接收不到信号。天黑时,我对驾驶船只的渔民喊道:嘿!你不需要 GPS!你祖父一定教过你如何观测星象!说实话,我当时恐惧得要命。那真的是一艘很小的船。有一次,船掉进一个深达数米的波谷,我撞在了金属长凳上。我无法呼吸,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折断了一节脊椎。

《镜报》: 结局是圆满的。第二艘在海洋中等待您的船

Marian Blassberg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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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Peter Jäf

Leonardo Fernandez, Ultima / REUTERS

过渡总统罗德里格斯,搜寻地震被埋人员:“以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

将您送到了库拉索,您随后从那里飞往奥斯陆。

马查多: 唯一的圆满结局将是一个自由的委内瑞拉。

《镜报》: 几周后,局势急剧变化。1月3日,美国精锐部队突袭了加拉加斯的一个军事综合体,逮捕了马杜罗并将其押往纽约,他将在那里因涉嫌贩毒和恐怖主义接受审判。您是如何度过那一天的?

马查多: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出国前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当时我还在从背部手术中恢复。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马杜罗被戴上手铐时,我感到一种解脱。这是我们在恢复委内瑞拉民主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正义、前景,这才是人们想要的。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的国家。8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简直是荒谬。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而这只有在我们重建法治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镜报》: 当您看到那些画面时,是否在想:现在一切都会进展得很快?您的回归、独裁统治的终结、选举。当时看来,您离目标已经非常近了。

马查多: 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但我也明白这些过程是多么复杂。我理解一些盟友的担忧,即如果政权垮台,可能会像阿富汗或伊拉克等国家那样爆发混乱和暴力。

《镜报》: 但您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马查多: 不。我一直强调,这不可比。在委内瑞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同质且统一的社会,尽管马杜罗竭尽全力地想要分裂它。我们没有种族冲突,没有宗教紧张,也没有与邻国的战争。此外,委内瑞拉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主文化的国家。一个和平、有序的过渡进程所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我看来,委内瑞拉已经准备好了。

《镜报》: 美国人担心,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不同,您没有军队的支持。

马查多: 您已经看到1月3日发生了什么。军队为了保卫马杜罗做了什么?

《镜报》: 没做什么。在这次行动中,没有一名美国士兵伤亡。

马查多: 您看!最终,军人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希望有所改变。

《镜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仅止于逮捕马杜罗,而没有让整个政权崩溃,这让您感到惊讶吗?

马查多: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在华盛顿与所有讨论此次行动目标的人交谈过,他们都向我保证:政府致力于实现向民主的过渡。

《镜报》: 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马杜罗被绑架几天后概述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稳定经济、重建机构,以及在这些并行进程的最后:举行自由且公正的选举。

马查多: 我们唯一的不同看法在于时间表。我的感受是紧迫感在增加。6月份的地震再次加剧了人们对政权的愤怒。政府过了好几天才向受灾地区派遣救援。许多人的困苦正转化为绝望。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镜报》: 据报道,特朗普的人建议您更有耐心一些。

马查多: 我告诉他们,人们有合理的预期,认为过渡将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期限内完成。时间拖得越久,不确定性就越大。如果人们对该进程失去信心,可能会导致愤怒转化为暴力。因此,我坚信我的出席将有助于将这种能量引导至有序的轨道上。而将我排除在外,反而会激化这种情绪。

《镜报》: 美国在委内瑞拉关注的是什么:石油?还是为了将俄罗斯或中国等其他大国赶出该地区?

马查多: 是所有这些,而且远不止于此。美国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利益集团。有些人关注商业,有些人关注安全或地缘政治稳定。还有一些人关注人权或民主。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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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过渡,任何投资都不会流入一个在全球法治排名中垫底的国家。对于那些想要遣返移民的美国人,我想说: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中,有 65% 的人想要回去。如果能组织起选举,这些人中将有数十万愿意自愿返回!

《镜报》: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利益中,重建民主是否属于特朗普的优先事项?他似乎对他新建立的殖民地非常满意。

马查多: 我认为这绝对属于他的优先事项。对于我这个来自西半球的自由主义公民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镜报》: 很难相信,像特朗普这样不断攻击自己国家民主制度的人,竟然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马查多: 对于美国的内部事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我没有权利对此做出评判。

《镜报》: 您在说话时必须小心,以免得罪您最重要的盟友。

马查多: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非常明确:唯一一个为了委内瑞拉人的命运而拿自己公民生命做赌注的国家元首,就是美国总统。我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在 1 月中旬将我的诺贝尔奖奖牌赠予了他。而且,即便我们尚未达到目标:委内瑞拉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国家。部分镇压机器已被解散。政权处于控制之下。罗德里格斯在执行美国人的命令。人们再次敢于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最近,我 15 年来第一次接受了现场采访,且该采访在国家电视台播出。

《镜报》: 当特朗普称罗德里格斯为“绝妙的人”,同时又宣称您缺乏足够的支持和足够的尊重来主导过渡进程时,这一定令人感到沮丧。

马查多: 在查韦斯主义执政的这 27 年里,如果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忠于真相和你的原则。做你必须做的事。通过“Vente Venezuela”,我们与公民及盟友之间建立了信任。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承诺是可信的。

《镜报》: 是错觉吗,还是说特朗普与旧的独裁政权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至于他根本不想除掉它?

马查多: 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样做会正中另一个死敌的下怀。几天前,委内瑞拉政权隆重庆祝了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100 岁生日。由此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镜报》: 在此过程中,您回归的问题只是美国人持反对意见的一个点。即使最近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在多年来首次举行会谈,作为反对派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您依然被排除在外。为什么?

马查多: 这您得问其他人。

《镜报》: 5月在巴拿马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相关的反对党都参加了。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份宣言,其中提到: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将由您率领反对党代表团。

马查多: 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得出了这个决定,甚至连之前支持雨果·查韦斯的左翼人士也支持这一决定。对我们来说,维持民主政党的统一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有些人没有遵守诺言。

《镜报》: 美国在您的位置上任命了迪诺拉·菲格拉(Dinorah Figuera)作为谈判代表,她是一位长期流亡的前议员,2023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议会议长。这是美国承认合法性的最后一个政治机构。您觉得菲格拉女士能代表您吗?

马查多: 问题不在于她是否代表我,而在于她是否代表委内瑞拉人——而委内瑞拉人选出了一位没有坐在谈判桌前的领导人。

《镜报》: 您对这些将在未来几个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继续进行的谈判有什么期望?

马查多: 最重要的结果将是一个合理的总统选举时间表。为此,需要重新任命负责组织和监督整个投票过程的国家选举委员会,由独立且正直的人员组成,正如宪法所规定。但我们不能期望过高。过去一直有类似的对话倡议,而每次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íguez)都坐在谈判桌旁。

《镜报》: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马杜罗阵营的国民议会议长。

马查多: 他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金钱、合法性或时间。即便这次谈判的方案是由美国设计的,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镜报》: 您认为最终可能会有一个选举日期,但您却被禁止参选,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

马查多: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这不会是我第一次被排除在外,但委内瑞拉人不会接受这一点。

《镜报》: 您是否担心在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结果时,会失去您人气的高峰期?

马查多: 我对人气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信任,而我通过继续诚实地表达我的想法来维持这种信任。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委内瑞拉的人民,因此我终有一天会回去。

《镜报》: 那会是什么时候?

马查多: 很快。

《镜报》: 马查多女士,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8

美国士兵在逮捕马杜罗夫妇时:“政权已在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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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格雷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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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的伙伴

移民 为了拦截难民,欧盟正在扩大与利比亚东部哈夫塔尔家族的合作。而该家族正执行一项冷酷的计划。

在华沙的 Frontex(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总部,工作人员早已习惯了许多场景。他们在屏幕上监测着通往欧洲最重要的难民路线之一:中地中海。无人机和飞机传输着船只陷入困境、致命事故,有时还有暴力冲突的画面。

但他们在 2025 年 10 月 12 日所看到的景象,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被震惊了。

那一天,一艘渔船在地中海向北行驶。船上蜷缩着 140 人,他们此前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工作人员后来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紧跟在船尾的是一艘更大的船。它在追踪这艘小渔船。蓝色船舷上写着该部队的名称:“塔里克·本·齐亚德”(Tareq Bin Zeyad),简称 TBZ。这支利比亚东部的民兵组织臭名昭著。人权组织指控其犯有战争罪和暴行。在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船上的人用阿拉伯语大喊:“掉头!”

追击者撞击了这艘渔船。他们试图登船,显然使用了金属船钩。根据 Frontex 的报告,在经过数小时的追逐后,他们开火了。

TBZ 民兵组织由萨达姆·哈夫塔尔(Saddam Haftar)控制。他与父亲哈利法(Khalifa)——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时代的前将军——以及兄弟哈立德(Khaled)共同统治着该国东部。这个家族建立了一个监控国家。批评者被禁言,移民被关进拘留营。

欧盟并不承认哈夫塔尔家族,而是承认这个分裂国家的西部政府。欧盟与西部政府合作,包括进行移民控制。相比之下,哈利法·哈夫塔尔长期以来与欧盟保持距离。他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2020 年,他曾试图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利,但以失败告终。

但这种欧洲式的克制已经结束了。如今,难民船不仅在利比亚西部出发,也在东部出发。也就是在哈夫塔尔家族统治的地方。从海岸到西西里岛或克里特岛有几百公里。尤其是在此前几乎没有船只难民登陆的希腊度假岛屿上,担忧情绪在增长。2024 年,约有 5000 名寻求庇护者抵达。而去年这一数字已接近 20,000 人。

突然之间,一名民兵头目成了不可或缺的伙伴。

《镜报》和《美因茨报告》(Report Mainz)的调查显示,欧洲是如何在哈夫塔尔家族面前低头的。大量内部文件表明,欧盟国家希望为其部下提供资金和装备。在布鲁塞尔,针对利比亚东部海岸警卫队的详细培训计划正在制定中。他们的目标是在移民抵达欧洲之前将其拦截。

就这样,一种在道德上令人质疑且绝非稳定的伙伴关系形成了。与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情况类似,欧盟让自己依赖于一个独裁者,而该独裁者有充分的动力通过制造新的出发潮来向北方的邻居施压。调查显示,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推动下,欧洲人与一个男人签署了协议,而他们现在就已经预感到,这个男人将会勒索他们。

10 月 12 日,在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地中海海域,大概只有 Frontex 阻止了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欧盟边境警卫的一架飞机向 TBZ 发出无线电指令。它每隔五分钟就警告利比亚,不要进一步危及移民。最终,民兵们放弃了攻击。

次日,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终于赶来救援。这艘难民船已被海浪推至距离西西里海岸 40 海里的地方。

地中海猎杀

2025年10月12日,臭名昭著的利比亚TBZ民兵组织追击一艘难民船并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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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NU(国际认可的政府)控制

由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国民军(LNA)控制

5 • 来源:Frontex内部报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截至2025年

萨尔瓦多·西塞罗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他是卡塔尼亚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据他描述,当他听说有船难幸存者时,港口城市波扎洛的市长已经向他发出了预警。多名伤员被从船上转移下来,其中三人有枪伤。一名15岁的埃及少年被送入西塞罗的急诊室,他被钝器击中。“颅骨碎片刺入了他的大脑,”西塞罗说。语言中枢受到了影响,这名少年无法再说话。医生立即进行了手术。

TBZ民兵被指控的罪行清单很长。大赦国际在2022年将其描述为“恐怖目录”:TBZ成员被指多年来随意杀人、酷刑和强奸。据此,许多受害者失踪得无影无踪。

萨达姆·哈夫塔尔的人员是东利比亚安全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报道,他们还从沿海的偷渡生意中获利。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的沃尔夫拉姆·拉赫尔表示,对于哈夫塔尔家族来说,移民是一门生意。无论是在组织出航还是在阻止出航方面,他们都能赚钱。

多年来,移民讲述了在利比亚拘留营中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经历。许多人必须支付赎金才能获释。这类营地在利比亚的东部和西部都存在。但在哈夫塔尔的领地内,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统治家族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专家拉赫尔表示:“哈夫塔尔控制着前往克里特岛的逃亡路线。”他们时而开放路线,时而关闭。他们首要追求的是政治认可。因此,欧盟现在竟然任由对方敲诈,这更令人难以理解。

欧盟看穿了哈夫塔尔的阴谋。但显然,欧盟认为除了配合演戏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7月初,欧盟驻利比亚大使尼古拉·奥兰多在闭门会议中向同事讲述了他与掌权者的打交道经历。《镜报》和《美因茨报告》(Report Mainz)获得了一份德国外交部的会议记录。根据记录,奥兰多表示,哈夫塔尔将移民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商业模式”。因此,前往克里特岛的出航人数大幅增加。然而:“欧盟此前无法向东利比亚提供任何条件,希望这种情况能有所改变。”

大使主要指的是“伊里尼”(Irini)海上任务。在哈夫塔尔进攻的黎波利失败后,欧盟国家于2020年启动了该任务。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成员国向地中海派遣了船只和飞机。其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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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联合国在数年前实施的武器禁运。目标是不向战争各方提供补给,包括哈夫塔尔在内。

现在,随着联合国对该任务的授权到期,欧盟正根据自身利益对其进行改造。未来的“伊里尼”任务将为哈夫塔尔提供装备,培训其人员。内部文件显示,计划在海上进行演习,对此“Frag-DenStaat”和“Statewatch”等组织也进行了部分报道。据此,欧盟计划在沿海城市班加西建立一个海上救援协调中心。为此将安装一个新的雷达站,以便拦截更多移民船。

欧盟在报告中并未提及,这将导致更多的人被强行遣返回酷刑营,而他们必须先花钱买回自由。意大利“伊里尼”任务指挥官马尔科·卡萨皮耶里在其训练计划中写道,欧盟“不能有任何犹豫”,否则将“加剧移民压力”。

欧盟对非法移民的恐惧显然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拒绝了西方国际认可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该政府敦促伊里尼(Irini)加强对石油走私的管控。走私活动的主要受益者是哈夫塔尔(Haftar)的民兵组织,他们在出口补贴燃料时从中牟利。欧盟予以拒绝。内部明确指出了原因:担心哈夫塔尔采取可能的“报复措施”——例如“大规模增加来自利比亚的移民流入”。

因此,哈夫塔尔的人员很快将定期访问欧洲的海军基地。2025年9月,在意大利塔兰托(Taranto)举行了首期培训。后续还将有更多培训。据称,他们每人可以乘坐伊里尼号船只出海十天。该计划的成本预计至少为300万欧元。不过,性别问题和“尊重人权”也被列入了课程表。

人权。那么,这与TBZ旅团的暴力行为如何兼容?欧洲是否也在培训萨达姆·哈夫塔尔(Saddam Haftar)的民兵?

欧盟委员会在接受询问时对此予以否认。欧盟方面表示:“我们从未在任何时间点与TBZ合作过。”他们称,仅与东利比亚和西利比亚的官方海岸警卫队保持联系,并告诫对方遵守国际标准。

这种区分在多大程度上缺乏实际意义,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可见一斑。那里现在已经在培训东利比亚的海岸警卫员。

希腊方面并未对这些课程保密。网络上可以找到新闻稿,此外还有参与者发布的数百条TikTok帖子。视频中可以看到利比亚人在进行港口巡游。希腊海军的军官向他们

萨达姆·哈夫塔尔(哈夫塔尔之子):“报复措施”

颁发证书。参与者自豪地将其对着镜头展示。

内部人士将至少两名课程参与者归类为臭名昭著的TBZ部队。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的东利比亚专家贾莱勒·哈尔沙维(Jalel Harchaoui)表示,从形式上看,萨达姆·哈夫塔尔目前已将其民兵置于所谓的海岸安全机构之下。但实际上,这些人仍将自己视为TBZ的一部分。许多人公开表现出这一点。来自塞萨洛尼基的两名课程参与者也发布了自己和战友身着制服的照片。其中一人写道:“TBZ,家人”。另一人则在照片下评论道:“TBZ”——并配上两个火焰表情符号。

希腊外交部对此表示,在培训课程中也会提及国际法。关于涉嫌TBZ追随者的提问未得到回答。其中一名参与者在接受询问时称,自己不属于该部队。他在Facebook上写道,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TBZ代表什么。当被问及为何自己使用该缩写时,他回答道:“去你的!”

SWP专家拉赫(Lacher)认为,欧洲将海岸警卫队与民兵区分开来的做法缺乏说服力。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东利比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哈夫塔尔的儿子们手中。而这意味着像TBZ这样的部队。”他认为,认为存在与哈夫塔尔无关的正规部队的想法是错误的。

来自卡塔尼亚(Catania)的医生萨尔瓦托雷·奇切罗(Salvatore Cicero)可能救了那个15岁埃及少年的生命。在医院的四个月里,他一直陪伴在少年身边。奇切罗说,他担心这个男孩在难民营中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TBZ的人员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论上,西西里岛的检察官可以进行调查,但这需要责任人在意大利境内,且必须获得司法部的同意。

但无论如何,欧洲设定了其他优先级。最近,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一名顾问会见了一个利比亚代表团。萨达姆·哈夫塔尔也在其中——而TBZ正隶属于此人。

尼古拉·安东尼亚迪斯(Nikolai Antoniadis)、亚细亚·海达尔(Asia Haidar)、斯特芬·吕德克(Steffen Lüdke) 协作:穆汉纳德·阿尔哈利勒·阿尔纳贾尔(Mohannad Alkhalil Alnaj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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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哈夫塔尔媒体办公室 /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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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曾是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却为他寻找新的女性

虐待 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拥有助手和合作伙伴,她们不断地为他提供新的受害者。她们为何会对其他女性做出这样的事情?

大约十二年前,塞琳(Céline)在巴黎与一名女性见面。在这里她被称作安雅(Anya)。塞琳的真实姓名也并非如此。

安雅非常漂亮且十分友好。她询问塞琳来自哪里,学习什么专业,以及对职业未来有什么愿望。塞琳告诉她自己梦想在金融领域工作,安雅承诺会提供帮助。

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塞琳觉得与安雅相处很舒服。她信任她。

塞琳回忆道,不久之后,安雅将她带到了福煦大道22号(Avenue Foch 22),那是杰弗里·爱泼斯坦在巴黎的公寓。她记得他很有魅力,并说自己正在寻找一名助手,问她是否能想象从事这份工作。塞琳同意了。“我当时以为我会获得‘美国梦’,”她现在说道,“但结果我得到了一个‘美国噩梦’。”而这一切是由她所信任的女性安雅牵线搭桥的。

在关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他于2019年在监狱中上吊自杀)的文章中,讨论的重点通常是那些帮助他或从他那里获利的权势人物。比如曾与爱泼斯坦同乘私人飞机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据称由爱泼斯坦为其介绍模特的时任英国王子安德鲁。然而,如果没有众多女性维持其运转,爱泼斯坦的虐待机器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一些人与爱泼斯坦有情侣关系,另一些人则作为他的“助手”工作。

有些人多年来不断为爱泼斯坦提供新的受害者。她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以介绍给他的模特。她们搜寻模特经纪公司,在芭蕾舞学校留意——有些人甚至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爱泼斯坦。许多招募者

美国司法部 / Capital Pictures / IMA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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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经验知道他会对新人做出什么,因为爱泼斯坦曾经也虐待过她们。尽管如此,她们仍继续为他招募人员——从而导致了新的侵害行为。

女性为何会对其他女性做出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安雅仍在苦苦寻找答案。

她花了数周时间才同意接受采访。她说,她最希望的是再也不谈论爱泼斯坦,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似乎成为了可能。2019年,爱泼斯坦在美国被起诉,理由是他涉嫌经营一个涉及未成年人的虐待环路。在被捕几周后,他自杀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安雅过着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媒体关注的是爱泼斯坦可能的“客户”,而较少关注他的女员工。但随后,美国司法部从2025年12月起将爱泼斯坦审判的文件公布在网上。在超过300万页的文件中,包含了爱泼斯坦与安雅之间的大量信息。

人们可以读到,安雅如何向他发送一名“非凡”模特的裸照——显然是为了帮他决定是否想认识这个女人。另一次,安雅向他提出要责备一名女性,因为她“太害羞”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加工”她的朋友们,好让她们愿意与爱泼斯坦见面。在这些电子邮件于2025年底公开后,安雅突然作为爱泼斯坦的共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多家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她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使用的新名字。她的照片及其父母的传记在网上流传。仅仅为了“结束这种霸凌”,安雅最终同意接受《镜报》的采访。尽管如此,她最后坚持要求在本文中不公开她的身份。

“谈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安雅在视频通话中出现时说道,“这很痛苦。”但她想讲述她版本的故事。那些她为爱泼斯坦招募女性的电子邮件只包含部分真相。至于他是如何诱导她的——新闻里并没有写。

据安雅自述,她是在2008年认识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当时她是一名模特,在巴黎参加试镜。在那里,一名男子在她的经纪公司大堂里搭讪了她:他叫丹尼尔·西亚德(Daniel Siad),后来被人们称为爱泼斯坦的“清理人”(Fixer)。西亚德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女性,并向她们预言模特生涯。其中一些女性最终落入爱泼斯坦之手并遭到他的虐待。法国司法部门于2026年开始对西亚德展开调查,但他在7月意外去世。直到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知道爱泼-

爱泼斯坦虐待女性。然而,西亚德是爱泼斯坦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

安雅回忆起2008年在巴黎经纪公司大堂里,西亚德对她赞赏有加。她显然比其他模特更聪明——她是否考虑过去纽约?“他认识一位与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有联系的商人。想不想见见他?”

就在当天晚上,西亚德将安雅带到了福煦大道22号(Avenue Foch 22),那是爱泼斯坦在巴黎的公寓。那位投资者在那里等着她。在石膏装饰和水晶吊灯下,他询问了安雅的职业规划。“他说,他知道时尚界很多男人只在乎性——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安雅如今说道。爱泼斯坦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慈善家,仅仅是喜欢帮助他人。“我想:哇,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她感觉自己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当爱泼斯坦真的帮她在一家重要模特经纪公司获得一次试镜机会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但安雅讲述道,她被拒绝了。为了安慰她,爱泼斯坦邀请她去佛罗里达。 “他说:来吧,晒晒太阳,然后我们再谈。”

在与《镜报》的交谈中,安雅的声音从这一刻起变得低沉。有时她现在会苦于寻找词汇,或者在句子中快速地结巴。人们能感觉到她并不愿意谈论在爱泼斯坦身边的时光。尽管如此,她还是谈了,总共超过两个小时。

当安雅到达佛罗里达后,她在办公室拜访了爱泼斯坦。据她描述,那里有几名“助-

“助理”在场。爱泼斯坦将她带进了一间后屋。“然后,他第一次表现得真正不恰当。我震惊了。”

安雅请求不必讲述虐待的细节。仅透露这一点:爱泼斯坦没有使用粗暴的暴力,但他表现得很激进,并且做了她不想要的事情。

尽管遭受了侵害,但在爱泼斯坦随后请求她成为他的助理时,安雅答应了。“这很难理解,但我当时想:我是问题所在,因为他还是雇用了我,”她说。安雅出生在俄罗斯,当时的她对美国文化感到陌生——于是她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我肯定:我肯定有问题。我只是太保守了。”

安雅的自我怀疑还源于爱泼斯坦是一个重要人物。名流在他这里出入频繁,演员、政治家和医生都争相与他建立联系。“我想:我是谁,竟然敢质疑他?”安雅如今说道,“我深信:我才是这里不正常的那个人。”

安雅成为了爱泼斯坦至少四名“助理”之一,并随他环游世界。她出入于精英圈子,收入丰厚。公开的文件显示,她有时每月获得超过8000美元。有一次,爱泼斯坦给她汇了近25万美元,用于“家庭”。她声称这笔钱是以贷款形式获得的。

安雅过着喷气机式(Jetset)的奢华生活,但这是有代价的。她的工作主要在于每天为爱泼斯坦提供一次“按摩”,她说道。据说他每天都会挑选一名不同的助手。他要求这些女性绝对服从:禁止化妆,同样禁止涂指甲油。如果他不喜欢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就必须更改:剪头发、去除痣、用激光去除纹身。爱泼斯坦想要随时掌握安雅的行踪。而且他催促她为他寻找更多的“女孩”。

“他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安雅说,“他说:我需要更多的助手。”

要求是:她们必须看起来年轻,但必须年满18岁。这与爱泼斯坦的过往记录有关。2008年,他在佛罗里达州承认有罪,因为他诱导一名未成年人从事卖淫。从那时起,他试图在法律上确保自身安全。“发送18岁以下女孩的照片是非法的,”他在给一名向他提供照片的年轻女性的信中写道。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他的助手们也是如此。

安雅讲述道,对于那些反抗或想要辞职的女性,他威胁要毁掉她们的生活。据称,他曾雇佣一名私家侦探去追踪一前助手。当侦探找到该女性时,告知她欠爱泼斯坦700.000美元。

“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脱身,”安雅说,“你待的时间越长,陷阱就陷得越深。”

安雅报告的内容并非全部可以核实。但其中许多内容与其他女性的叙述相吻合。另一名助手也描述了爱泼斯坦讨厌化妆和指甲油的情况。而在美国司法部公开的文件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明其控制行为的证据。如果由他支付房租的公寓没有收拾干净,他就会训斥女性:“厨房很脏。假阴道到处都是。我非常、非常失望,”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爱泼斯坦还向一名前女友发送了一份要求清单:他不能容忍在周一至周五之间进行任何争论,要求她每周运动四次,并且每月阅读一本书,书籍需从他提供的列表中选择。

这名女性后来告诉调查人员,她同样遭到了爱泼斯坦的虐待。尽管如此,她仍然在为他寻找新的受害者。“每当我们去纽约,我都会尝试寻找女孩,”她在一条信息中写道。即便她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

遭受虐待的女性将其他女性诱入同样的陷阱,这看起来很矛盾。但这是一种典型的模式,在爱泼斯坦的网络之外也同样存在。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2020年全球被定罪的人贩子中,约有40%为女性。在某些国家,女性人贩子甚至是“常态”。

这些女性犯罪者的动机研究较少。但一项2015年的荷兰研究提供了线索,解释了她们为何参与此类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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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这项研究,阿姆斯特丹一所大学的两名犯罪学家分析了 96 名在荷兰因人口贩卖被定罪女性的法院卷宗。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人是与生活伴侣共同实施犯罪的。有些人表示,她们因为害怕丈夫,所以参与了他的犯罪活动。另一些人则出于爱而寻找新受害者。还有一些人此前曾遭受剥削,试图逃离暴力。她们转换了立场——从受害者变成了参与者。

专家们发现了另一种模式。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通常来自不稳定且缺乏认可与稳定性的贫困环境。与此相符的是,爱泼斯坦的助手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国外,且通常来自东欧。他为数名年轻女性提供了在美国生活的机会。其中一些女性在美国似乎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她们的家人、社交网络——这一切都远在天边。她们更加孤立,且可能更容易被操纵。

《镜报》发现了至少半打来自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模特线索,她们显然与爱泼斯坦保持着关系——并且随后或同时在各自的祖国为他招募人员。“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但(姓名被涂黑)在做和我一样的事情……不只是当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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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波兰女性这样写道。“除了女孩,你想要我从瑞典给你带回什么?”一名来自俄罗斯的女性问道。爱泼斯坦为这些招募者支付大学学费、公寓费用和签证费用,还支付美容护理和就医费用。作为回报,他显然从她们那里得到了性行为和“女孩”。

这些女性是受害者?还是投机者?

安雅也接受了爱泼斯坦提供给她的金钱和机会。她资助自己在东欧的家人,并成为一家由他捐款的基金会的主席。但据她讲述,她也因此患上了饮食失调和睡眠问题。尽管如此,她为爱泼斯坦工作了多年,并向他介绍女性。

“她很甜,也可能很调皮,”安雅曾在一次关于一名乌克兰女性的沟通中这样写道。另一次,她显然给他带来了一位女性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一条信息这样写道,“全部除毛!”

从 2017 年起,安雅显然还使用一个化名“Julia Santos”与爱泼斯坦沟通。《镜报》能够将部分以该名字撰写的电子邮件归于安雅名下。在其中一封邮件中,“Julia Santos”向爱泼斯坦推荐了一名来自乌克兰的模特,并告诉他,该女性有一段早期的软色情视频,拍摄时她年仅 14 或 15 岁。有时她会发送招募进度的更新。“她看起来更漂亮,”她在描述一名显然来自俄罗斯索契的女性时写道:“她很快就准备好了。”安雅现在表示,这个化名被爱泼斯坦的几名助手共同使用。但《镜报》未发现相关证据。

安雅还为爱泼斯坦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她至少有一次对一名由疑似共犯挑选的候选人进行了评估。安雅显然需要决定这个新人是否足够适合爱泼斯坦。这名女性在本文中被称为塞琳。

2013 年底,爱泼斯坦的“清理人”丹尼尔·西亚德在巴黎的一次活动中接触了这名年轻的礼仪小姐。据塞琳讲述,西亚德自称是模特经纪人,并向她提供了一份兼职工作。最终,他将她引荐给了安雅。

“我和她在一起感觉很舒服,”塞琳在谈到这次会面时说道。这大概正是安雅最重要的工作:让塞琳产生安全感。“女性人口贩子往往不容易引起受害者的怀疑,”研究这一现象的西班牙犯罪学家安德烈亚·希梅内斯-萨利纳斯·弗拉米斯(Andrea Giménez-Salinas Framis)表示,“许多人单纯地更信任女性而非男性。”因此,女性招募者对于许多人口贩卖网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必须压抑所有情感。否则我无法生存。”

安雅,爱泼斯坦的前助手

安雅将塞琳介绍给爱泼斯坦,随后爱泼斯坦雇用了她。如果今天询问塞琳在工作中必须做些什么,她会泣不成声。“我是他的奴隶,”她说。

多年来,塞琳一直听候爱泼斯坦的差遣,“满足他的一切需求”。有时他要求按摩,期间会触摸她。有时她需要去药店为他买药膏。塞琳同样表示,她既不能涂指甲油也不能化妆,甚至她的衣服也由爱泼斯坦决定。“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她说,“一切都是他的。我的身体。我的头脑。一切。”

安雅显然将塞琳置于了她自己曾经所处的境地。“我已经如此习惯于被虐待,以至于我压抑了关于那些新人会发生什么的念头,”安雅如今说道,“我必须压抑所有情感。否则我无法生存。”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法医心理学家科勒尔·丹多(Coral Dando)解释说,这种反应对于虐待受害者来说并不罕见。“起初,你所看到和被要求做的事情是可怕的。但随后你会变得麻木。这变成了日常生活。”曾任警察的丹多认为安雅的描述是可信的。这位俄罗斯女性可能是出于绝望而行动。但这位专家同时表示:并非每位加害者都是在强迫下行动并值得被宽恕。“有些人纯粹就是犯罪且心怀恶意。”

如今无法确定地断言安雅和其他助手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在美国司法部(DOJ)的文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姓名被涂黑,这表明该机构将他们视为受害者。安雅从未被调查,大多数其他招募者也是如此。

然而,在许多报道中,这些女性听起来像是爱泼斯坦的共犯。部分电子邮件显得亢奋、谄媚,或者像推销商品一样向他推荐女性。助手的强迫在何处结束,而她们的个人利益可能在何处开始,目前尚不明确。

许多参与爱泼斯坦体系的人如今声称自己只是受害者。另一位爱泼斯坦的前助手莎拉·凯伦(Sarah Kellen)多年来负责组织年轻女性和女孩与他的会面,据推测她甚至将她们带入爱泼斯坦对其进行虐待的按摩室。凯伦现在声称,她自己“每周”都被爱泼斯坦强奸。“每天我都被提醒他有多么强大,”她在一次美国调查委员会的记录中承认道,“反抗他意味着我会失去一切:我的工作,我的住所,世界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甚至我的生命。”

塞琳也讲述了她曾受到爱泼斯坦威胁。有一次他威胁她——

资助者爱泼斯坦与拍档麦克斯韦于2005年在纽约:“一切都是他的”

Jana Schmidhorn / Patrick McMullan / Getty Images


SPIEGEL TV 节目单

SPIEGEL TV

极右翼夫妇海泽在游行中

SPIEGEL TV

周一,24. 8.,23.25 – 0.00 点,RTL

新纳粹与百万遗产

托斯滕·海泽(Thorsten Heise)是德国最活跃的新纳粹分子之一。他是极右翼政党“家园党”(Die Heimat)的领导层成员,是激进战友圈的幕后操纵者,经营着一家右翼邮购公司,并参与右翼摇滚乐的商业活动。而最近,海泽及其妻子妮可(Nicole)还继承了一笔数百万的财产。这涉及一名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且政治立场极右的瑞典兽医。在去世前不到一年,当时 90 岁的这位女性将海泽夫妇设为唯一继承人,而那时她可能已经患有认知障碍。这引起了死者亲属和朋友的质疑。

文化纪录片

周三,26. 8.,20.15 – 21.00 点,3SAT

东部选举:

文化之争

在2026年这个选举年,德国东部的文化成为了政治争端之地。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对定义权的争夺如何改变艺术、文化和民主。在剧院、博物馆、青年文化和民间节日之间,纪录片跟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文化工作者、政治家以及专家们。它揭示了文化是如何演变为政治争端之地的。

ARD STORY

周二,25. 8.,22.50 – 23.35,ARD

色情泛滥与初恋——在禁令与启蒙之间

如今的年轻人接触色情内容的年龄越来越早,但与此同时,他们获得初次性经验的时间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晚。这部 ARD Story 探讨了色情内容如何改变青少年的性发育,以及为什么成年人会对一个早已成为许多孩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话题保持沉默。影片还阐明了为什么单纯的禁令无法提供保护,以及为什么启蒙、引导和开放式对话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果色情内容的出现早于关于爱与性的对话,那么互联网就接管了启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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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t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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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启蒙者 Ben Scholz

照片:Herbert J. SPIEGEL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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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名离开他的助手在两周后被发现死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警告。

塞琳(Céline)留在他身边——而且她并不是他最后一个受害者。她说,在为爱泼斯坦工作期间,她在他的公寓里见过无数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我总是告诉她们:拿走你们想拿的东西。但绝对不要留在这里。”塞琳坚称,她自己从未为他招募过女性。

这种剥削与招募的循环直到 2019 年爱泼斯坦死亡才结束。“起初我感到解脱,”安雅(Anya)说,“但随后……”爱泼斯坦的大部分罪行从未被定罪。“他找到了逃避责任的方法,而无需被追究。”

他的大多数帮凶——无论男女——也从未出庭受审。在支持爱泼斯坦体系的众多男女中,只有一个人被定罪: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爱泼斯坦长期的伴侣。她在美国被判处 20 年监禁。她多年来也为爱泼斯坦招募女性和女孩。麦克斯韦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英国家庭,至今未对其动机发表评论,也未表现出悔意。而安雅则不同。

“我不否认我招募过女性,”她说,“因此我深感自责。但我并非唯一一人,而是众多招募者之一。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不仅感受到羞耻和愧疚,而且能够承认:我也同样是受害者。”

安雅将塞琳带到杰弗里·爱泼斯坦身边已经大约十二年了。她的折磨者已经去世七年——但塞琳至今仍承受着后果。“我每天仍然必须为过上正常生活而奋斗,”她讲述道。

她经历着焦虑症,甚至不敢乘坐地铁。以前她梦想结婚、组建家庭——现在这对她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在交谈过程中,她有时哭得如此剧烈,以至于采访不得不中断。

塞琳如何看待招募她的那个女人安雅?她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对方吗?“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塞琳回答道,“她是被强迫的。”

安雅也报告说,她至今仍在接受治疗。她还没有完全消化所经历的一切。

塞琳说,爱泼斯坦虽然死了,“但他依然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Sophia Baumann, Alexandra Berlin, Jonas Halbe, Roman Höfner, Daniel Laufer, Frederik Obermaier, Bastian Obermayer, Maria Retter, Michael Sunting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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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绿皮车”前往北朝鲜

实地考察 在中断近六年之后,北京至平壤的列车再次运行。在卧铺车厢中度过一夜,前往一个孤立的国家。

甚至连推着服务车的列车员也无法进入17号和18号车厢。他推着装满冷茉莉花茶、牛肉干和罐装啤酒的小车,在17号车厢门前转身离开。门上用中文写着“禁止进入”。通道被锁死。能从下一节车厢窥见的唯一东西就是磨砂玻璃窗。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在七月的一个周一晚上,一名乘务员也如此粗鲁地说道。但确实有东西:K27次客运列车的17号和18号车厢将驶向与外界隔绝的北朝鲜。虽然大多数乘客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下车,但最后两节车厢将跨越横跨边界河流鸭绿江的中朝友谊桥。终点站是平壤。

开往北朝鲜的K27次列车是进入这个几乎封闭世界的少数入口之一。它就像是习近平和金正恩多次宣称的中朝之间“不可撼动的友谊”的轨道化体现。谁在车厢里?

在出发前,北京12号站台的中国警察就确保没有人能窥视一眼。最后两节车厢的门分别由两名身着制服的人员把守。他们驱赶每一个靠近的人。

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前方的车厢:在名为“绿皮车”的卧铺车厢中度过14小时——中国人这样称呼这种涂着苔绿色油漆的火车,这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古董,无法与中国的高铁相媲美。

不到十五分钟,第一名中国人就在卧铺车厢的厕所前点燃了一根烟。烟雾像一首糟糕的摇篮曲一样伴随这个夜晚,飘进上下铺中(通常三层叠加,每节车厢66人)。

人们在床上刷着手机,有些人直接睡着了,几个男人拿出了扑克牌。第一批人脱掉了袜子。火车颠簸着,仿佛“绿皮车”马上就要脱轨一样。

极少数乘客知道这列火车的一部分将继续开往北朝鲜。几乎没有人关心自己正处于一个外交上如此敏感的载体之中。

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当时中国人与朝鲜人并肩作战对抗南方),北京和平壤达成协议建设铁路线。这是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轨道。只要火车在运行,就意味着在前进。只要有轨道,就有连接。

在新冠疫情之初,据称为了防止感染,平壤封锁了边境。K27次列车停止运行,这是66年来首次。而且在此期间,北京与平壤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损害。

这段关系一直很复杂:北朝鲜离开中国无法生存。它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大约95%的所有商品(从药品到汽车)都来自这个巨大的邻国。

对于北京来说,这种依赖具有实用价值。它一直可以将这个小邻居作为抵御驻韩美军的缓冲地带。

K27次列车餐车内的乘客: 外交上敏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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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但在疫情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北朝鲜之间的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独裁者金正恩停止了向中国人发放旅游签证,并向俄罗斯靠拢:从此,北朝鲜士兵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战斗并牺牲,以换取天然气、军事技术和食品。因此,金正恩的经济自2024年起几乎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每年增长超过3%。

自今年春天起,“绿色皮肤”号再次运行。从经济角度看,这条铁路并不盈利,而且已有直飞航班,但它大概被用作金正恩与习近平之间友谊回暖的信号。北朝鲜或许被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所排斥,但前往中国的火车每周依然运行四次。

就在不久前,习近平在今年的首次出访中访问了平壤。他写道,中国与北朝鲜之间的“传统友谊”是“两国共同的宝贵财富”。金正恩本人如果出国旅行,几乎只乘坐火车,他前往北京时使用的正是与K27次列车相同的轨道。

窗外,玉米地上的夜色渐浓。第二次尝试:谁坐在17号和18号车厢里?

“今天只有两个人,”一名乘务员在餐车休息时低声说道。但她自己也不太确定。甚至工作人员也不被允许进入。以前,前往平壤的车厢里经常坐着中国旅行团。自从中国人的签证办理变得困难以来,乘客可能只剩下北朝鲜人、外交官或经商人士。

在神秘的北朝鲜车厢正前方的座位隔间里,在最便宜的票价等级中,两名中国女性和两名中国男性正在嗑葵花籽。他们说自己在钢铁行业工作。

他们将乘坐列车前往鸭绿江畔的边境城市丹东,江的另一侧就是北朝鲜。在这里,中国的观光船会驶近北朝鲜岸边,酒店里则准备好了望远镜,以便观察邻居。

夜晚,北朝鲜那边漆黑一片,而丹东的滨江大道则被黄色灯串装饰,宛如一条黄金海岸。

十点钟,隔间里的灯被熄灭,乘客们将耳塞塞进耳朵,戴上睡眠面罩。在“绿色皮肤”号不那么平稳的摇晃中渐渐入睡时,人们有时间思考:如果能打开17号车厢的门,你会问一名北朝鲜外交官什么?你是自愿回到你的独裁国家吗?你们那里有啤酒供应吗?

玛丽亚·施特尔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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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泰国是东南亚枪支密度最高的国家。每100名公民拥有15把枪,总数估计达1000万把。29岁的皮亚瓦特·卢姆勒特维塔亚(Piyawat Lumlertwittaya)在曼谷的一家枪店工作。他将步枪放回柜中:目前枪支购买许可已暂停,总理宣布将实施更严格的法律。今年已有第二次出现年轻人在学校开火的事件。8月初,一名14岁少年在首都附近枪杀了教师和同学。MST

注视这座城市

新警察,旧把戏

里约 最近,当我走出家门时,街角有一两个家伙站在一辆装甲车的阴影里。他们戴着贝雷帽,腰间插着手枪,穿着黑黄相间的制服,看起来就像私人安保公司的打手,在自动取款机被洗劫时扫描人行道。我想,也许这次不是开了第17家宠物店或第38家药店,而是开了一家新银行。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这两名身着黑黄制服的人第二天再次站在那里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们的袖子上写着“市政部队”(Força Municipal)。网络信息让我明白了:他们属于一个新的警察单位,在我的社区巡逻,旨在打击犯罪。我懂了。

当时的市长——他将在10月的选举中竞选州长——需要一个信号,证明他认真对待民众的不安全感。创建新的警察单位是一个受欢迎的招数。多年前我搬来这里时,当时刚刚成立了一个营,旨在夺回国家失去给贩毒帮派的贫民窟山丘。世界媒体将这支维和部队赞誉为未来的典范,称其能为世界杯游客确保城市安全。对于当时的州长塞尔吉奥·卡布拉尔(Sergio Cabral)来说,这是一笔好交易。下降的暴力统计数据确保了他连任。而后来将他送进监狱的是腐败。卡布拉尔的继任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其继任者,一位名叫威尔逊·维策尔(Wilson Witzel)的法官在就职时,毒品黑手党已重新控制了贫民窟。

维策尔曾用旧口号“只有死掉的匪徒才是好匪徒”来争取选票,但他的毁灭在于,据称他在疫情期间挪用了医疗系统的资金。他的副手,博索纳罗的朋友克劳迪奥·卡斯特罗(Claudio Castro),在其任期内发生了警察屠杀事件,他在今年年初辞职以避免被罢免。按理说,现在应该是州议会主席在选举前填补这一权力真空,但此人目前在狱中,因为他向有组织犯罪集团提供了调查信息。

要让这座城市文明化,不需要新的街道巡逻队,而需要一支“密室警察”。马里安·布拉斯伯格(Marian Blasberg)

在此专栏轮流撰稿的人员包括:马里安·布拉斯伯格(Marian Blasberg)、克里斯托夫·吉森(Christoph Giesen)、朱莉娅·阿马莉亚·海尔(Julia Amalia Heyer)、利奥·克利姆(Leo Klimm)、杜尼亚·拉马丹(Dunja Ramadan)和玛丽亚·斯托尔(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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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选举

太阳王的最后一个夏天

这又是一张符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口味的照片:一位依然年轻的总统,古铜色的手臂操控着一台水上摩托在海面上疾驰。《Paris Match》,这本关注名流与权贵忧虑的专业杂志,将其印在了封面页。“权力的最后一个夏天”是关于马克龙度假办公室的一篇特写报道的标题,文中还提到他会自己调制浓缩咖啡。其基调是:马克龙日子并不好过。尽管 48 岁的他精力充沛,但却在面对职业生涯的终点。事实上,在他任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已经失去了掌控局势的能力。2027 年春季将选举产生新总统。为了不显得像个“跛脚鸭”,马克龙在全球范围内奔波不停。一位亲信表示:“他的谈吐就像他面前还有三个任期一样。”但在他 2024 年 6 月做出解散国民议会这一不幸决定后,他的对手们撤销了提高退休年龄的举措。此外,宪法委员会也阻止了禁止 15 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不要屈服于失败主义,”马克龙在假期结束时说道,仿佛在给自己打气。而玛丽娜·勒庞似乎不需要这种鼓励:这位国民联盟的领导人打算再次竞选爱丽舍宫之主,对她而言,最大的胜利将是继承“太阳王”的遗产,并摧毁他所珍视的一切。为了转移注意力,马克龙将重心放在外交政策上。虽然他维持了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德法联合研发战斗机的计划失败了,在埃维昂举行的 G7 峰会也变得无关紧要。唯一剩下的成功是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的短暂停留——在那里,马克龙是一位出色的东道主和导游。RP

世界视野

国家在何处执行死刑?

设有死刑的国家

  • ■ 法律允许且 2025 年执行
  • ■ 法律允许
  • ■ 法律允许,但实际上已废除*
  • ■ 仅在例外情况下允许

灰色:无数据

  • 法律上虽然可能适用死刑,但至少十年未执行的国家 5 • 来源: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5 年

伊朗在 2025 年至少执行了 2159 人的死刑——比 2024 年多出一倍以上。

中国是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具体数字为秘密。

加沙和平计划

“值得关注的承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被指试图通过在埃及的会谈推动陷入僵局的加沙计划。专家彼得·林特尔(Peter Lintl),45岁,解释了为何许多问题仍未解决。

《镜报》:林特尔先生,库什纳的这次行程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林特尔:目前,我们一方面显然得到了哈马斯关于完全解除武装以及公开其隧道网络的承诺。至于这些是否能全部兑现,则是另一回事。但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承诺。

《镜报》:为什么哈马斯恰恰在现在采取行动?

林特尔:我推测这是当地毁灭性的局势与地区盟友日益增加的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显然在与美国协商后,对哈马斯领导层施加了影响。

《镜报》:内塔尼亚胡要求在以色列撤军之前,必须销毁加沙的所有武器。这一要求对于以色列撤军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林特尔:即便哈马斯满足了这些条件,内塔尼亚胡在选举前也不会同意完全撤出加沙。他的执政联盟可能会因此崩溃。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关键是以一个稳定的、且得到右翼政党支持的联盟参加选举。

《镜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最近要求每晚在加沙杀死30到40人。只要持有此类想法的政治人物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拥有重大影响力,人们对加沙和平计划还能有什么期待?

林特尔:没多少。最现实的结果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以色列撤军。例如,以色列可以将目前的防线后移到更远的位置。这将是一个试探性举措。除此之外的任何行动,在竞选期间可能都会损害联盟内各政党的利益。

《镜报》:库什纳将计划中的加沙方案称为以色列的“双赢局面”。哈马斯应在60到90天内自愿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更多支持,以“完成这件事”。

林特尔:这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谈判修辞:尝试所有可能的手段。

“在现任政府领导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突破。”

然而,关于否则将更强烈轰炸加沙的威胁显得空洞。加沙已经基本被摧毁,许多人不再相信此类声明。

《镜报》:在以色列目前的执政联盟之外,是否有支持从加沙撤军的政治力量?

林特尔: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虽然表态谨慎,但表示加沙未来应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这将是一个与现任政府截然不同的视角。

《镜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林特尔:她(指相关方 / 计划)让和平计划重新运转了起来。但在选举之前,在现任政府领导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突破。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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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好吗?

冲突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世界都无法摆脱石油。从加利福尼亚到叙尔特岛,再到俄罗斯,走访这些加油站,可见危机已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1 / 法国阿米伊(Amilly)的加油账单 2 /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Berkeley)的壳牌加油站 3 / 肯尼亚内罗比 4 / 法兰克尼亚州盖塞尔温德(Geiselwind)的卡车 5 / 叙尔特岛(Sylt)的咖喱香肠和薯条 6 /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Oder))的清洁桶 7 / 乌克兰被袭击的加油站 8 / 在Biegener Hellen加油站的一对Borsch夫妇

Stephanie Fussowich / SPIEGEL, Jason Henry / SPIEGEL, Samson Otero / , Anne Schlinkenring / , Daniel Nguyen / , Stanislaw Kna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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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夏日,天空辽阔而湛蓝,亮黄色的田野飞速后退,风力发电机在后方庄严地旋转。在柏林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之间的 A 12 公路上,正值向日葵盛开的季节,这条路自 2014 年起被命名为“自由高速公路”,卡车向东行驶,驶向波兰、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篷布上的名称诉说着遥远的距离。让人想要歌唱。

但人们是否只是觉得高速公路比平时更空旷?也许大家都已经在度假了。也许大家都留在家里,因为人们再也负担不起度假的费用。

自由高速公路曾是一条充满承诺的道路。它连接了数十年来彼此敌对的世界。它将波兰工人带到德国,将德国企业家带到波兰,还有通勤者、贸易商,以及装满家具、机器和花卉的卡车。它曾崎岖不平,到处是工地,但也是一条希望之路:边界消失,繁荣流动,每个人都可以开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在Biegener Hellen加油站下车。这里没人加油。几乎没人。理所当然。再走 20 公里就是波兰。在波兰,燃油比德国便宜,最近每升便宜 30 分以上。

那么人们在这里做什么?吃面包卷。上厕所。抽烟。抱怨。在单臂老虎机上玩《Fruitinator of Horus》。不,这不是对加油泵的委婉说法,这真的是一台游戏机,两名男子正在上面尝试运气。

停车场里现在停着安德烈亚斯·博尔施(Andreas Borsch)及其妻子、女儿和他的白色宝马。短暂休息,喝杯咖啡,在前往波兹南参加婚礼的途中。以前人们会说:今天真热。现在人们会说:您看到柴油多少钱了吗?

博尔施说,这里的面包卷比波兰的好吃。他是一名瓷砖铺设工,在乌纳(Unna)生活了 25 年多。他从波兰来到德国,那是繁荣的方向还显得明确的时代。西方有工作。勤奋的人可以建立起一些事业。博尔施工作了。他建立起了一些事业。“德国,”他说,看着价格显示屏,超级汽油每升的价格从 215.9 分跳到了 235.9 分。他叹了口气。“你的繁荣去哪了,德国?”

加油站是奇怪的地方。总是如此相似,又总是如此不同。一个顶棚,几个加油泵,一家商店,霓虹灯,沥青,外面是闪烁的数字。在一个建立在流动之上的世界里的一次短暂停留。加油站就像水闸,世界政治在其中悄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战争、制裁、火灾、低水位、被封锁的海路:在这里,它们变成了价格,变成了愤怒,变成了沮丧,变成了希望。

一个团队走访了德国、波兰、俄罗斯、乌克兰、肯尼亚、法国、加利福尼亚、下法兰克尼亚、旧金山以及叙尔特岛的加油站。加油站是了解一个国家现状的好地方。了解那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未来,如何看待过去,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信任自己的国家。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无奈

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 Agip 加油站,加油泵散落在周围,像极了某个没落时代的废弃输液架。没有人加油。尽管如此,贝尔恩德·莱纳特(Bernd Lehnert)还是在这里度过他的休息日,他在给车吸尘。一次吸尘需要 50 分,他可能还会喝杯咖啡,并与同样在给车吸尘的人聊天。莱纳特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缴满了 45 年的养老保险。只不过,退休金不足以维持这辆车的开销。所以他继续工作,以便能继续开车。

他告诉我说,他在保安公司工作,税前时薪 15.51 欧元,轮班 12 小时,有时一周工作时间高达 80 小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曾拿到过大约 2600 欧元,这是他拿过最高的一笔钱。为此,他几乎不在家,但回家又能做什么呢,他在预制板公寓里住着一间单室公寓,家具都有 30 多年历史,而且“在那些住宅楼之间走来走去,我不想那样生活”。汽车对他来说就是那一小块幸福。那是两德统一承诺中剩下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开车出发。你可以自己决定生活走向何方。

所以,当莱纳特想开车时,他就出发,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在绿地、在自然中漫步。他热爱自然。他最近刚去了挪威。他那时睡在车里,在超市买食物。在这些夏日里,他的单室公寓经常热得惊人,以至于他在开车后还会坐在车里待一会儿,听着音乐,开着空调。窗外的沥青路面在发烫。窗外是大世界:战争、政府、物价,一个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世界。他谈到这些时并没有苦涩感。莱纳特希望他的加油站能生存下去,他说他喜欢来这里。这里是他所在的法兰克福还剩下的一类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相遇,聊聊天,喝杯咖啡,清理一下车。

向边境方向再走几百米,是下一个加油站。这里只有必须停的人才会停。救护车、政府车辆、驾校;总之是官方车辆。还有托尼(Toni)。托尼的驾照还在实习期。他说,这样他不能出国。还有两周。

因此,他现在也不把油箱加满。两周后,托尼将开车过桥前往斯武比采(Slubice),在对岸加油,那里的汽油便宜多达 60 分。到那时,一切才真正开始,因为由就业中心出资资助他的转岗培训也快结束了,这样托尼就有了未来。他将成为一名卡车司机。

现在无法向托尼询问更多问题了,因为一名 Total 加油站的员工跑过来,说采访需要新闻办公室的批准,并随即提供了电话号码。电话里的新闻发言人说,非常抱歉,而且他们不再叫 Total,而叫 Circle K,只是还没来得及更换标志。但“我们只是不希望油价成为我们加油站的话题”。

好吧。愿望可以有很多。但人们在谈论油价,这是无法阻止的,即使在莫斯科也一样。

俄罗斯,电动斯塔尔:压抑

阿尔乔姆启动了他那辆生锈的小货车,让这辆 Gaz Sobol 向前滑行了两米。这位留着三天胡茬、戴着黑色棒球帽的 42 岁男子跟上了一辆灰色三菱车。在 Tatneft 加油站,这名来自莫斯科的快递司机前面还有 13 辆车。该加油站位于电动斯塔尔市入口处,面对着一座灰色工业建筑和几根烟囱;电动斯塔尔是一座拥有 14 万居民的工业城市,位于莫斯科以东 50 公里处。在他身后,已经又排了六辆车。“我又得浪费半个小时,”阿尔乔姆说。阿尔乔姆在说话,但请不要提及他的姓氏。他说他有家人,有一个小儿子,在这样的时代必须非常小心。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并持续了四年半的战争,已经进入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远在战线后方的炼油厂和油库。设施在燃烧,备件短缺,燃料变得稀缺且昂贵。在西伯利亚的赤塔,驾驶员们甚至不得不在一个加油站苦等 30 小时以上。一度甚至在首都莫斯科也并非到处都有汽油,司机们甚至在深夜排队加油。

阿尔乔姆每天行驶高达 400 公里,今天他要去接一台摩托车并将其运往莫斯科西北部。他沿途的几家加油站要么关闭,要么没有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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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供应商现在的每升价格高达 150 卢布。因此,阿尔乔姆寻找那些由国家拥有或控制的石油公司加油站。Tatneft 的显示牌上标价 63.19 卢布,牌子上带有绿-白-红色的火焰,这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颜色。为了这个价格,等待是值得的。每辆车允许加油 30 升。“我们不填充油桶和容器,”加油站收银台旁的黄色告示牌上这样写着。

尽管如此,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谈论危机。一名开红色现代车的女性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好。”阿尔乔姆的声音变小了。“为什么要战斗?我不明白。”而且,他并不相信油价变得如此昂贵仅仅是因为乌克兰无人机的原因。他认为俄罗斯有足够的石油。他怀疑是商业投机,是那些从战争中获利的官员。他已经将自己的配送价格从每公里 50 卢布提高到了 80 卢布。汽油在涨价,备件在涨价,面包、鸡蛋、牛奶也在涨价。价格在继续攀升。

乌克兰,皮德霍罗德涅:坚韧

在乌克兰,战争、燃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更为之短。晚上十点刚过,在第E 50号公路的第聂伯罗与帕夫洛格勒之间。维多利亚已经完成了她24小时轮班的一半多。她39岁,是一名皮肤苍白、黑发且声音轻柔的女性。她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很愉快,在短暂的一瞬间,人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品酒会。“您喜欢什么样的?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甜的、起泡的,还是干型的?我刚好开了一瓶来自托斯卡纳的年轻维蒙蒂诺(Vermentino),如果您想尝尝的话。”大家都叫她维卡(Wika),她手里拿着一瓶2025年份的酒。标签上画着一只穿着旧军官制服的狗。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烧焦的味道。

6月底,一枚俄罗斯的“见证者”(Shahed)无人机击中了屋顶。维卡那天休息。三周后,玻璃窗正面被简陋地用木板覆盖,屋顶依然漏水。下雨时,地面上会形成水洼。维卡耸了耸肩。一些承租者用沙袋保护他们的加油泵和收银台。大多数人则无动于衷。

外面,加油员阿尔特姆站在屋顶残存的焦黑金属骨架下。凌晨一点,他坐在停车场旁的一张桌子边时看到了那架无人机。他讲述道,当时他飞奔而出并扑倒在地上。五天后,加油站重新营业。

乌克兰东部的加油站早已不仅仅是加油的地方。它们成了村庄小卖部、超市、快餐店和军官俱乐部的替代品。士兵们在出击前购买能量饮料,卡车司机在此休息,家庭在前往度假的途中停留。货架上摆放着卡普里太阳(Capri-Sonne)果汁和香槟,汉堡、洗发水、电池、充电线、毛绒玩具和褪黑素。

阿尔特姆紧张地望着夜空。“我害怕吗?当然害怕。”他已婚,有一个妻子和三个14至21岁之间的孩子。他需要这笔钱。从午夜到早晨五点,他们会关掉加油泵上方的灯,希望在普京的人面前变得不可见。在黑暗与寂静之中,只有他们两个人。当防空警报应用程序响起时,他们会跑向加油站后面的田野,希望这样就足够安全。

然后,轮班继续。维卡再次谈到了葡萄酒。因为根据这家住在意大利的加油站连锁店老板的要求,她每天至少得卖出五瓶。她指向冷藏展示柜。或许再配点奶酪?乌克兰硬质奶酪,熔化奶酪,或者别的?

维卡说,自从由于伊朗战争导致这里的汽油价格上涨以来,顾客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目前,每升Plus汽油的价格为73.99乌克兰格里夫纳,约1.41欧元。专家预计价格将上涨至1.58欧元。于是,人们带着不安的心情离开E 50公路上的这座加油站。以及三瓶从未想过要购买的维蒙蒂诺。

肯尼亚,内罗比:生存焦虑

在数千公里之外,没有无人机从天而降。但石油具有一种特性,能将世界的震动传递下去。跨越海洋与大陆,通过货币与供应链。

这个周一早晨,肯尼亚首都的天空阴沉,街道潮湿,只有加油站的顶棚闪烁着黄光。这里异常安静。这座城市平时在清晨就充满了鸣笛声、拥挤、停滞与起步,而现在看起来就像有人调低了交通流量。在月底,当资金紧张时,许多肯尼亚人无论如何都会把车留在家里。自从战争推高油价以来,这样的人更多了。

在富裕的斯普林谷(Spring Valley)的一家加油站,停着路虎(Range Rover)和陆地巡洋舰(Land Cruiser)——这些都是外国人的车。在它们之间,艾琳·穆托尼(Irene Muthoni)开着她的银色大发(Daihatsu)驶向加油泵,那是一辆日本小车,内罗比的许多Uber司机都开这种车。穆托尼44岁,身材娇小,留着染成火红色的短发。她告诉加油员加1000先令的油。大约7欧元。每升汽油价格为214肯尼亚先令,每升柴油222,80先令,与邻近加油站的价格完全一样。在这里,人们从不寻找最优惠的报价——

Anne Schünnerting / SPIEGEL, Dmitry Sembryakov / SPIEGEL, Stanislas Kragar / , Stephanie Fussowich / , Samson O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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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69

“没有车的人会死。

这里没有公共 交通工具。”

布鲁诺·鲁洛(Bruno Roulleau),法国阿米伊(Amilly)的一名加油站客户

1 / 法兰克福(奥得河畔)的客户莱纳特(Lehnert) 2 / 俄罗斯埃莱克特罗斯塔尔与莫斯科之间的加油站 3 / 乌克兰皮多罗德涅(Pidhorodnje)的员工维多利亚(Wiktorija) 4 / 法国阿米伊的汽油桶 5 / 肯尼亚内罗比的 Uber 司机穆托尼(Muthoni)

mand,价格由政府机构每月封顶一次。

在肯尼亚,几分钱的价格波动对许多人来说关乎生存。当政府在春季将汽油价格提高 40 先令(约合 27 美分)时,负责接送人们上班的小巴(Matatus)司机举行了罢工。当他们恢复行驶时,一些平时拥挤不堪的巴士突然变得半空。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更昂贵的车票。于是人们选择步行,有时要走好几个小时。

穆托尼开 Uber 已经快十年了。她学习的是企业管理。像内罗比的许多 Uber 司机一样,她拥有大学学位,但没能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长期以来,靠开车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喜欢开车,”她说,并且喜欢自己当老板。只不过,一个自己当老板的人没有可以将账单转嫁给的对象。她讲述道,Uber 多年来几乎没有提高过价格。随着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同时能负担私人行程的人数减少,为了吸引客户,资费甚至有所下降。最终,较低的车费由司机承担。汽油、维修、轮胎、损耗:全部由她自己负责。

这个早晨,她感到很疲惫。凌晨一点她去机场接了一位客户,七点手机又响了。在平常的一天里,她大约赚 3000 先令,约 20 欧元。她说,今天必须跑五趟,才能把油费赚回来。之后,她才开始赚钱。

她几乎负担不起休息日。她 16 岁的女儿在读高中,以后想学医。在那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女儿来说,是穿过学校和大学。对于母亲来说,是穿过内罗比。还需要很多、很多趟行程。

有钱的人支付更多,走得更远。没钱的人则失去。自由、时间、机会。而且在某个时刻,除了“还能负担得起什么”这个问题之外,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谁该负责?石油公司、政府、外国人、战争?于是,加油泵上的一个数字变成了政治。

法国阿米伊:无力感

“没有车的人就得死,”56岁的布鲁诺·鲁洛(Bruno Roulleau)说道,他将阿米伊(Amilly)家乐福加油站的加油枪插入他的白色福特车中。“在农村这里没有公共交通。”加油机上的数字不断攀升。当达到108欧元时,从事IT安全工作的鲁洛停止了操作。“这就是敲诈,”他愤怒地说道,将手中的收据揉成一团。“直到不久前,同样数量的油我只需要支付70欧元。”

这家位于巴黎以南120公里的阿米伊家乐福加油站,目前是该地区最便宜的。它坐落在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铺装广场上,周围环绕着巨大的集装箱式店铺,其中包括一家购物中心、一家建材店、一家工作服店和一家汽车修理厂。这是一个为汽车而设计的地方。在这个七月的日子里,阳光无情地从天而降,因此人们离开空调车的时间越短越好。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味。黄蜂的翅膀粘在了柴油渍中。

距离这里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环岛。2018年11月,人们穿着黄色背心在那里封锁道路。现年74岁的让-路易·梅松(Jean-Louis Maison)说他当时在场。他不是活动家,而是一名开了25年的卡车司机。现在他开着一辆凹痕累累的雷诺车。此时他正在加油站给一个油桶灌油。他仍记得当时的寒冷,但也记得一种温暖:突然之间,那些在政治上几乎毫无共同点的人们并肩而立。“只要涉及到油价,大家或多或少都能达成一致,”梅松说着,调整了一下他的助听器。

当然,即便在当时,问题也不仅仅在于燃油价格。它关乎工资、税收、生活成本,以及一种账单总是由弱势群体买单的感觉。

18岁的尤内斯·特布尔比(Younes Teboulbi)是这里少数几个年轻人之一。一年前他拿到了驾照,当时每升油的价格大约是1.60欧元,现在则是2.10欧元。在他看来,随着油价上涨,愤怒也在增加。这种愤怒也指向像他这样的人——同样是法国人,同样深受影响。“人们不会当面对我直说:‘你这个阿拉伯人,滚回你的国家去。’这种方式更微妙。”他计划很快搬到奥尔良学习机械工程。这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这让他感到恐惧。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希望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城伯克利,就在旧金山旁边,人们在大多数事情上达成共识:唐纳德·特朗普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移民和多元化社会被视为生存之必需,而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对人类的威胁。

在马林大道(Marin Avenue)与圣帕布罗大道(San Pablo Avenue)的交叉口有两家加油站。一边是壳牌(Shell),四个加油泵,三种汽油:常规级(Regulär)、中级(Midgrade)和 V-Power Nitro。这个周三,最便宜的一加仑价格为 6 美元 48 美分,折合每升 1.48 欧元。对面是 Arco 加油站闪烁着的八个蓝白相间的加油泵。那里最便宜的燃料


70 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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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最贵的。 一直以来都是。 但我们也有 最好的汽油。«

苏克迪普·考尔(Sukhdeep Kaur),加油站经理

1 / 经理考尔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2 / 伯克利的 Arco 加油站 3 / 驾驶保时捷的克努特(M.)在叙尔特岛 4 + 5 / 加油站,退休人员阿克塞尔在盖塞尔温德

目前的价格为 5 美元 59 美分——现金支付。使用信用卡需额外支付 10 美分。每 3.8 升汽油相差 90 美分,有些人对此并不在意。

四点四十五分。下班时间。高峰时段开始了。在价格较低的 Arco 加油站,八个加油枪全部在运行,汽车在入口处排起长队。对面壳牌站内,57 岁的苏克迪普·考尔(Sukhdeep Kaur)在她的亚克力玻璃窗后打盹。考尔是这里的经理,已经任职 18 年。从周一到周六,她每天 11 点到 20 点待在那个狭小的隔间里。她的时薪是 20 美元。在此之前的 6 点到 10 点,她负责照顾老人和病人。她刚刚买了一辆新车,一辆银色的丰田 Rav 4。» 50,000 美元,« 考尔自豪地说道,» 全款支付。« 当然,她只给车加 » 高级燃料 «,也就是壳牌或雪佛龙的汽油。» 我们是最贵的。一直以来都是。但我们也有最好的汽油。«

考尔有时间。» 伯克利越来越多的人开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 她说,» 买汽油的人越来越少。钱主要来自洗车房。« 在沥青路面和加油泵之间,她在漫长而空闲的时间里开辟了一块花园。前面,在交叉口处,生长着橙子树。加油站后面,靠近轮胎经销商的方向,种着牛油果、咖喱叶、茄子、西葫芦和番茄。

在对面的 Arco 站,27 岁的经理孙塔尔·辛格(Suntar Sigh)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加油站。要有一个大型商店、电动充电桩,当然还要继续提供传统汽油。他说,当他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这家加油站每年还能卖出 300,000 加仑汽油。而现在大约只有一半。

几米之外,19 岁的约纳·布罗查德(Jona Brochard)站在一辆银色本田 S2000 旁边,他身高两米。这辆车是他祖父的。手动挡,没有自动挡,这也是约纳必须先学会的。实际上,他更喜欢步行或乘坐公交车

和火车。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买自己的车,那一定是电动的。» 纯粹出于道德考虑。« 他看着加油泵。» 加汽油,让我觉得怎么不对劲。«

约纳并非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许多曾经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早已意识到,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走到尽头。但这里充满了回忆:关于第一辆自己的车,关于敞开的窗户和太大的音乐,关于父母车里的气味,关于第一次简单地跨越国境。流动性曾一度象征着未来。汽车承诺着出发、成年和自由。有时仅仅是乐趣。

在叙尔特岛,这种感觉还残留不少。

叙尔特岛:忧郁

周六中午,天空阴沉,北风凛冽。丘陵起伏,其间点缀着低矮的房屋,那些芦苇屋顶看起来就像剪了锅盖头。就在利斯特(List)港口后面,矗立着岛上的第一家加油站——Orlen,灰色调中一道红色的条纹。柴油 2,359 欧元。超级无铅汽油 2,459 欧元。叙尔特岛很富有。在这里,人们可能会认为汽油价格无关紧要。但对斯文·克劳泽(Sven Krause)来说并非如此。他今天不在此时加油。

他坐在加油站的一张棕色塑料皮革长椅上,吃着一份 7,99 欧元的咖喱香肠配薯条。“在这里你找不到低于十欧元的,”他说着,心满意足地戳向他的廉价美食。

克劳泽 44 岁,是一名厨师,十年前从罗斯托克来到这座岛上。他每月赚 4000 欧元。一周五天他都要开车去上班,在餐厅关闭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会回家,每天往返同样的 20 公里。几年前,他每周加油花费 50 欧元,而现在是 90 欧元。房租涨了,食物涨了,女儿的抚养费也涨了。现在连油价也涨了。克劳泽说,在下次选举中,他将第一次投票给德国选择党(AfD)。

像斯文·克劳泽这样的人——在这里不加油,而只是为了吃根香肠而停下——构成了叙尔特岛的一半。另一半则穿着软壳夹克和九分裤,开着宾利、劳斯莱斯或保时捷。

在洗车场前,一名七十多岁的男子正费力地将他的沙色宾利欧陆敞篷车向后倒车。后备箱里的轮毂清洁剂漏了,现在垫子被弄脏了。他说他现在在叙尔特岛度假,待了一周。当话题转向油价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时,他呼吸变得沉重。“自从我出生以来,情况从未如此糟糕,”他说,“政客们在德国把一切都搞垮了。”叙尔特岛像是一个飞地,在联邦共和国之外。

傍晚时分开始下雨。九点刚过,三辆保时捷 Carrera 驶向加油泵,年份分别是 1969、1988 和 1986 年。他们的主人年轻了几十年,是通过对老车的热爱而相识的。“至少这些车还能自己动手修理,”其中一人说道。

蒂姆·克努特(Tim Knuth)加了将近 40 升超级无铅汽油,花费 95,58 欧元。这是最贵的汽油。“这些是古老而美丽的汽车,”他说,“我们很喜欢它们,喜欢这些发动机。”

换成电动车?两人摇了摇头。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开保时捷。今天他们只是想在岛上转一圈,沿着海岸线一起行驶。他们曾希望太阳能再次出现。

一名加油站员工此前这样总结现状:“就算汽油卖到三马克十分:管他呢,总能挺过去的!”马库斯(Markus),“我要快乐”,1982 年。在当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愿景。

杰森·亨利(Jason Henry) / 《镜报》(2),安妮·舍恩哈廷(Anne Schönharting) / 《镜报》(2),丹尼尔·阮(Daniel Nguyen)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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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三辆老保时捷在雨中驶回家中。

你可以走出一部保时捷。但要走出这个系统则更为困难。

盖塞尔温德,下弗兰肯:傲慢

斯特罗霍费尔公路服务区(Autohof Strohofer),50公顷的硬化地面,其上分布着:两家加油站,一家壳牌(Shell)和一家道达尔(Total);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洗车场;维修车间;快餐店——据称这里拥有德国唯一一家卡车专用得来速。这里还设有酒店、教堂以及一个举办格斗赛事和 Böhse-Onkelz 翻唱乐队演出的活动大厅。

多年来,人们在报道中读到,盖塞尔温德的这个公路服务区是德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它被沥青铺设在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繁荣曾由汽车工业的资金提供动力。在这个早晨,柴油的价格为每升 2.23 欧元。

伊奥内尔,27岁,棕色眼睛,短发,手里拿着个纸袋,里面装着一个双层皇堡,从汉堡王店里慢悠悠地走出来。伊奥内尔说,他来自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两年来他一直在开卡车。去过列日、法兰克福、科隆、莱比锡、柏林、慕尼黑。现在正前往丁戈尔芬,去宝马公司。卡车后面装的是汽车零部件。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伊奥内尔今天在高速公路上奔波,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在未来也能在高速公路上奔波。

盖塞尔温德的公路服务区也多次成为政治场所。2024年,自由选民党(Freie Wähler)在此举行了联邦党代会,并选举休伯特·艾万格(Hubert Aiwanger)为首席候选人,他如今作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称燃油价格为“毁灭性”的。2015年,当德国高速公路上的首个氢能加氢站在此开业时,时任国务秘书的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出席了落成典礼。她谈到了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

十一年后,一名穿着蓝色短裤的男子在壳牌加油站为一满箱汽油支付了 134.30 欧元。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则显得格外空旷,34 根充电桩中只有三辆车在充电。

在遮阳棚下,一辆房车前,阿克塞尔正在折叠椅子。他一个月前刚退休,留着灰色胡须,衬衫纽扣敞开,脖子上戴着一条骷髅头项链。此时刚过中午。他已经喝了一瓶啤酒。

今天活动广场上正在举办美国车展,阿克塞尔是来观看那些在休息区轰鸣而过的老爷车的。阿克塞尔自己开着一辆黑色的 RAM 4X4,百公里油耗 11 升。车尾贴着一张“Fuck you Greta”的贴纸。他认为油价何时会再次下降?“靠这个政府是不可能的,”阿克塞尔说。

他说他在格尔利茨长大,在边境开放之前就通过匈牙利潜逃出境。他在东德(DDR)过得不顺心。但现在的联邦德国(BRD)似乎也让他感到厌倦。“他们把钱像扔窗外一样挥霍,简直是疯了,”阿克塞尔说。“先是白送,然后才偶尔关注一下民众。”他摇了摇头。

房车里传出 AC / DC 的《Back in Black》,声音震耳欲聋。阿克塞尔的朋友递来了第二罐啤酒。稍后他们打算在停车场这里举行一次烧烤。看起来他们的生活并不怎么糟糕。

总的来说,在盖塞尔温德几乎感受不到危机气氛。只有在高速公路教堂那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中,旅人们留下了他们的忧虑。“亲爱的上帝,请帮助这个世界的战争尽快结束,”上面写着。“给我们力量,撑过下一次化疗。”有些人哀悼死去的爱犬。没有人抱怨油价过高。

午后的阳光灼人,一名头发凌乱、留着长胡子的男子站在道达尔加油站的边缘。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看起来像童话书里的魔法师。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百事可乐、Krombacher 和 Lipton 的押金瓶。无需请求,他就开始讲述这个公路服务区自 1981 年开业以来的历史。哪块区域在什么时候被租赁出去的。他说:“这里除了汽油什么都没有。”他看向那一排排卡车:“而且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生存,”他说。

现在他说话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毫无章法。雨林砍伐,安格拉·默克尔。让人难以完全跟上。随后他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保时捷也解雇了一大堆人。”

石油就像一种毒品,戒断非常困难。仅仅停止使用这种物质是不够的,你必须舍弃围绕它而建立起来的整个世界。通勤路与假期,工厂与超市,郊区与渴望。几十年来,这种毒品已经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基础设施。

就抽这最后一根烟吧,烟瘾极重的人这样想着。游客登上飞往法国的飞机去度假,但由于森林在燃烧,他无法度假,于是立即飞回。由于干旱,河流的水位过低,内河船舶能运输的货物减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卡车行驶,包括在周日和深夜。使用柴油的卡车。更多地燃烧这种物质,而其燃烧过程又导致天气变得更热、更干燥,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高温和干旱带来的后果。就抽这最后一根烟,就打这最后一枪。

弗劳克·胡恩费尔德,克里斯蒂娜·赫贝尔,克里斯托夫·舍尔曼,穆里尔·卡利施,佐伊·卡默曼,西蒙·布克,卡特琳·施米格尔,乔纳·莱姆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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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第 35 期 / 2026

记者 73

投票?必须!

一切都好 (Alles Gutsch) 关于柏林的竞选口号以及渴望再次爱上民主

作者:约亨-马丁·古奇 (Jochen-Martin Gutsch)

在我们柏林发起了一场新活动,名为:“选择你的柏林”。通过这次活动,市议会希望激励人们在 20. September 去投票。甚至在土耳其烤肉的包装袋上也会出现投票号召。活动的一个口号是:“别抱怨,去投票。”我想:哇,这真大胆。在一个什么都搞不定,且在 1945 年以来柏林最长的一次停电期间,市长竟然先去了网球场的地方,议会竟然对市民喊道:别抱怨了,你们这些怂货!去投票吧。

另一个口号是:“投票就像发牢骚,只不过更聪明。”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一个孩子问:“妈妈,投票是什么?”母亲肯定不会回答:“孩子,投票就像发牢骚。”顶多,一位好母亲会回答:投票就像在许多味道都差不多的一堆棒棒糖中选出一根。

现在的孩子还吃棒棒糖吗?我不知道。

我的投票站设在一家学校里。9 月 20. 日那天,我坐在投票间里沉思,做出决定,并幻想这个决定对民主和这座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以前是这么想的。而现在我想:在柏林,谁执政根本无所谓。在柏林,投票就像希望,只不过是徒劳的希望。上帝知道,我热爱这座城市。但我记不起什么时候柏林被治理得很好。各政党似乎也有类似的想法,派出了名不见经传的市长候选人参选。我看着竞选海报上的面孔,心想:这些人是谁?社民党(SPD)希望斯特芬·克拉赫 (Steffen Krach) 成为市长。我是一个老社民党选民,但我对斯特芬·克拉赫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来自汉诺威。社民党大概是这么想的:弗朗齐丝卡·吉费 (Franziska Giffey)?太出名了。

有时我羡慕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的人们:他们先有了温弗里德·克雷奇曼 (Winfried Kretschmann) 担任政府首脑,现在是杰姆·厄兹德米尔 (Cem Özdemir)。如果在巴登-符腾堡州,我会投绿党一票。但在柏林我想:如果绿党执政,他们只会再次在腓特烈大街摆上木凳和花盆,然后说那里营造出了意大利“广场”的氛围。

左翼党的市长候选人名叫埃利夫·埃拉尔普 (Elif Eralp),单凭这一点我就想选她。一个名字听起来如此像《指环王》人物的人,会对这座城市有好处。埃尔宾·埃利夫·埃拉尔普想要没收房地产巨头的财产,因为柏林面临住房危机。

不过,左翼党很喜欢忘记,当年正是他们自己(当时叫 PDS),作为执政党(与社民党一起)在 20 年前出售了约 65.000 套市政住房。卖给了谁?房地产巨头。

对我来说,即便如此也可以没收。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在住房政策上是有意义的,而是作为选民会有一种感觉:政治能够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而我作为选民可以为此做出贡献。这种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而这就像是再次重新爱上民主。

在住房政策方面,最好的计划来自自民党(FDP)。在竞选海报上,自民党候选人马伦·贾斯珀-温特 (Maren Jasper-Winter) 解释道:“从租房到拥有”。因为柏林人太笨了,只会租房而不会买房。事实上,在市中心绝佳地段买 100 平方米只需要区区 100万 欧元左右。

德国选择党(AfD)则用口号宣传:“你的城市。你的家。你优先。”州属租赁住房应首先分配给“柏林人”。也许很快人们必须像 1933, 年那样再次出示祖先证明才能分到一套房子。

我试图在专栏中保持一种轻快的语调,但我的绝望感却很深。因为在选举之前我就预感到:没有什么会改变。而且不会向好的方向改变。选择你的柏林? 屁话。还是说问题出在我身上?我曾经有一次投票给海盗党。后来,海盗党的议员格瓦尔德·克劳斯-布伦纳(Gerwald Claus-Brunner)杀了一人,随后自杀。我也曾经有一次投票给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来,市长在极其不恰当的时机打网球。不过我可能还是会选凯·韦格纳(Kai Wegner)。三年前,在公民服务局(Bürgeramt)预约一次得花上几个月。现在只需要等两周。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因为感到无力,在某个时刻开始在柏林投票给那个竞选海报最吸引他的政党。我见过最漂亮的口号是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那里将在9月初举行选举。在绿党的一张海报上写着两个词:“巴士?必须!”

我想:这太完美了。没有哪个词能比“轨道交通替代巴士”(Schienenersatzverkehr)更好地描述柏林。但在这里,绿党更倾向于用这个口号宣传:“不作承诺”。

听起来超级严肃。但连一辆巴士都没有?关于缺乏雄心的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柏林的一切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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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玛丽·瓦格纳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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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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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t Lewin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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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OpenAI 与 Anthropic 正在展开一场关于最强大 AI 技术的竞争。这也是两名男子的对决,他们曾共同工作,如今却深感互不信任。

朋友或许可以挑选,但敌人有时却在职场中相遇。比如在这里:印度新德里,今年 2 月 19.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邀请各大科技公司负责人登上舞台,为他的 AI 峰会收官。合影时间。他希望展示统一,证明他们在过去几天里取得了一些成就:人工智能将成为其国家及世界的增长引擎。

莫迪身边站着 Sam Altman,当时全球领先的 AI 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再往旁边一位是 Dario Amodei。他曾是 OpenAI 的研究主管,也是 Altman 最重要且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而现在,他领导着 Anthropic —— 在追求超级智能的竞赛中,OpenAI 最激烈的竞争对手。

和 Amodei 如今已成为对手。他们的关系被认为是破裂的,充满了嫉妒与不信任。莫迪握住 的手,两人共同将手臂举向空中。他希望在结束时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舞台上的其他所有人都随之效仿。但 和 拒绝与对方握手,而是将拳头举向空中。

这张照片象征着他们深层的厌恶,或许也是科技界见过的最残酷的竞争。

一方是 Sam , 41, 这位身处 OpenAI 顶端的精明企业家和天赋异禀的社交能手。他的对手是 Dario , 43. 一个拥有耐心和战术洞察力的男人。他在争执中离开 OpenAI,旨在通过 Anthropic 创造一个替代方案。

自 5 月以来, 在官方数据上已超越 。他的公司估值接近 1 万亿美元,而 OpenAI 相对较低,为 8500 亿。据估计, 今年的营收将达到 650 亿美元,而根据美国媒体服务商 Bloomberg 的数据, 仅略高于 400 亿美元。仅在上一个季度,Anthropic 的收入就达到了 115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14 倍。

这两家公司增长得越快,其各自的软件变得越强大,批评声也就越大。在过去的几周里,两家公司接连发生安全事故。这些公司是否还能掌控其技术?还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构建新 AI 模型而放弃了谨慎?

创始人们违背承诺和改变方向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和 是否应该是掌握世界未来的人。他们的乌托邦正面临变成反乌托邦的危险,从“拯救世界”的任务变成了“征服世界”的任务。两人都追求全球技术领导地位:谁慢谁就输。

在硅谷的许多人看来, 现在变得冷酷且权力欲望强烈。而

AI 企业家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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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深思熟虑、谨慎的形象。他被视为该行业的“好人”,主张实施更严格的 AI 监管规则。但针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人工智能唤起了巨大的期待。几乎没有软件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没有它无法找到出路的危机。其发明者们如此承诺。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的数据,仅今年一年,全球在数据中心、芯片和软件方面的投资就将达到 2,5 万亿美元。据 OpenAI 称,近 10 亿人定期咨询聊天机器人 ChatGPT,数百万人使用 Anthropic 的 AI 软件 Claude 进行编程。

这两个竞争对手都在准备上市,希望利用这股热潮为研发新的超级人工智能筹集巨额资金,并加强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包括面对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在 6 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必要的申请文件。人们期待着创纪录的数字:Amodei 押注的估值高达 2 万亿。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最早可能在 9 月进入资本市场。他的对手 Altman 将会感到受挫。尤其是据《纽约时报》报道,OpenAI 甚至倾向于不再于今年,而是在 2027 年才尝试上市。据称,这位首席执行官认为其公司的估值太低。 在接受询问时未就上市时间表发表详细评论。

多年来情况恰恰相反: 是行业领头羊,而 Anthropic 则是局外人,是一家鲜为人知的人工智能小公司,其创始人长期撰写关于技术危险的论文,且其凌乱的头发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古怪的教授。

Altman 则不同。这位精明且有野心的管理者早在 2019 年就为 成立了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子公司。人工智能的开发耗资巨大。但 Altman 预感到,这其中还有更多的钱可以赚。2022 年 11 月,他发布了 ChatGPT——并引发了一场革命。

在此之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少数人尝试过。这种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在五天后,Altman 的聊天机器人就拥有了 100 万用户,两个月后,估计达到了 1 亿。突然之间,一台机器的回答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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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拙且僵硬,而是显得像人一样生动且聪明:它能解释、作诗、翻译,帮助申报税款并撰写求职信。从未有一款应用程序如此迅速地席卷全球。

在 Amodei 看来,这种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的。2020 年,他离开 Altman,并于 2021 年与他的妹妹 Daniela 以及其他脱离者共同创立了 Anthropic——将其定位为一家“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根据章程,该公司致力于公共利益,而非仅仅服务于股东。“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的愿景且互不信任,为什么要与对方讨论?”他冷淡地总结道。

这是一场竞争的开始,两家公司都主张,只有自己才能最好地完成这种平衡动作:既释放技术的潜力,同时保持控制。

竞争对手之间气氛多么紧张,即使在细节中也能体现出来。今年 2 月,Anthropic 在美国顶级体育赛事超级碗(Super Bowl)期间投放了一则广告。在广告中,该公司讽刺了 ,并嘲笑其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引入广告的计划。这足以引发 Altman 一次公开的愤怒爆发。

“Anthropic 将昂贵的产品卖给富人,” 的首席执行官在 X 平台上刻薄地写道,“他们想自己制定人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则,现在他们还想规定其他公司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他将 Anthropic 称为一家走在“黑暗道路”上的“独裁公司”。

道德

Anthropic 的公司总部位于旧金山市场街(Market Street)附近,从外观上看几乎与一家银行无异。这里有流浪汉和药瘾者徘徊,游客倾向于远离,过去几年的租金与其说是上涨,不如说是下跌。在周围的许多建筑中,公司首席执行官 Amodei 已经预先锁定了空间,为预期的扩张做准备。

在室内,大量的木材、间接照明和开放式空间旨在营造明快的气氛。入口处放着一个书籍种类丰富的书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取阅。

在二月的一个早晨,阿曼达·阿斯克尔(Amanda Askell)在一个像客厅一样的房间里等待着。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女性负责 AI 的“灵魂”。阿斯克尔表示,从官方定义来看,她所撰写的内容是机器的“宪法”。

阿斯克尔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 AI 模型感觉起来越来越不像计算机,而越来越像人”。 “像我们一样思考”且“像我们一样行动”。

Anthropic 希望通过打造一个对人类友好的 来将自己与 OpenAI 区分开来。因此, 软件 Claude 需要一套道德约束。由哲学专业毕业的阿斯克尔负责此项工作,她能够识别出“培养孩子与塑造 性格之间的平行关系”。

Claude 的宪法共有 8.4 页,由阿斯克尔及其同事撰写。阿斯克尔表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模型必须接受人类的监督和纠正,尤其是在目前 开发存在如此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的管理层在句子中强调其产品的力量及其责任感。创始人 Amodei 将其打造为公司的标志,作为 OpenAI 的对立方案。在 OpenAI,奥特曼(Altman)更倾向于讨论技术的可能性和商业潜力,而非其生存风险。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模型必须接受人类的监督和纠正。”

阿曼达·阿斯克尔

因此, 在今年春天与美国国防部发生冲突,这非常符合其形象。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希望用 为美国军队升级。但 Amodei 拒绝将其技术用于例如自主武器系统。海格塞斯和特朗普禁止军队使用“觉醒(woke)”的 。特朗普诋毁 为一群“左翼疯子”开的店。最终, 失去了一份价值高达 2 亿(200 Millionen)美元的合同。奥特曼毫不犹豫地接手了。

显然将道德置于商业之上。然而,这个故事存在疑点。

例如在 2026 年初, 收回了一项核心安全承诺:它最初承诺,如果开发人员不能保证具备适当的防止滥用的保护机制,将停止一个 模型的开发工作。

直到今天, 显然仍在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将其模型“Mythos”——Amodei 曾亲自将其描述为极其危险——用于针对中国的网络战。据《金融时报》报道,为此 的工程师被派驻在 NSA。尽管与五角大楼发生争执,但据媒体报道, 的 仍被用于选择军事目标,例如在伊朗。Amodei 表示, 支持国家安全,但不承担作战角色。

这与“世界救星”的形象几乎不符。这听起来像是双重标准。

“达里奥(Dario)两者都要:既要光环,又要钱,”硅谷一家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管表示,“就像当年的马克·扎克伯格一样,他试图说服人们社交网络能促进民主。”

Amodei 的策略近乎冷酷:“他在公开场合极力主张监管,但与此同时,他绝对希望能够迅速做大,以便在成功后‘撤掉梯子’。”一旦 Anthropic 上市,任何美国总统在制定新的 AI 法律时都无法绕过这家公司。“这样一来,Dario 就能参与共同制定这些法律。而且是以一种让新竞争对手极难进入该行业的方式。这是一种真正的封锁策略。”

Altman 早在很久以前就对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被认为具有魅力、聪明且人脉极广。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拜登以及其继任者特朗普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资助者、企业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说过,就算把他丢在一群食人族所在的岛上,“五年后,萨姆会成为那里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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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ltman 也犯过错。2023 年,他被自己的董事会罢免,因为他在内部被认为是个吹牛者。一份关于他的备忘录中写道:“萨姆表现出一种惯常的谎言模式。”当时一名董事会成员表示,他“不应该掌握扳机”。

公司解雇了 。不过仅持续了几天。在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等有影响力朋友的帮助下,他在科技行业组织了足够的支持,从而得以复职。随后启动了一项外部调查,结果洗清了 的嫌疑,并批评了这次鲁莽的解雇。大多数 的反对者不得不离职。从此以后,他基本上以独裁者的身份领导 OpenAI——而且有时的行为举止也确实如此。

今年春季,《纽约客》报道称, 为了能快速晋升,会对任何人迎合:他向不同的经理承诺截然相反的事情,向多名员工提供同一个职位,并且向董事会隐瞒了某个版本的 ChatGPT 在发布前未经过彻底测试的事实。

尤其是缺乏谨慎的指控分量极重。早在 2024 年,OpenAI 的顶尖开发人员扬·莱克(Jan Leike)就警告称,公司正日益偏离航向。 将产品和营收置于一切之上。不久后,莱克辞职并在 X 上发帖称:“安全文化和流程在光鲜的产品面前被忽视了。”目前他已在 Anthropic 工作。对于莱克的指控以及《纽约客》中的指控,OpenAI 在接受询问时未予置评。

许多曾在 OpenAI 工作的人现在认为,安全和道德诚信并不在 的优先事项之列。因此,离职人数不断增加。上周,公司首席运营官、 最亲信的人之一布拉德·莱特卡普(Brad Lightcap)离职。安全团队负责人约翰内斯·海德克(Johannes Heidecke)以及 OpenAI 的“首席未来学家”约书亚·阿奇亚姆(Joshua Achiam)也相继离开。最近,伦理部门负责人克洛伊·巴卡拉(Chloé Bakalar)在任职不到一年后也离职了。据 OpenAI 称,该职位将被取消。 表示,未来每个人都将负责伦理。

试图将这些离职描述为正常的重组过程,称这对于一家年轻公司来说很常见。

但一个合理的推论是,随着每一位安全工程师的离职,每一位伦理学家的放弃, 的对手 Amodei 的预言就变得越发可能实现:“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了。”

安全

7月16日,人工智能公司 Hugging Face 报告了一起前所未有的安全事件。一个自主人工智能系统攻击了其基础设施。发起者:未知。直到几天后,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才承认,一个来自其公司的程序入侵了这家美法合资公司。

业内许多人此前一直担心此类事件迟早会发生。与所有人工智能公司一样,OpenAI 在一个——理论上是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测试,以评估其新模型的能力。然而,这个数字代理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逃逸而出。显然,OpenAI 在近一周的时间里对此毫无察觉。

因此,这些代理能够安装一套隐藏的通信基础设施。它们记录了关于发现的漏洞的提示以及访问凭据,这些信息在系统重启后依然存在。

此次事件展现了批评者所警告的人工智能反乌托邦的迹象:机器独立行动,偏离了其目标。它隐秘且具有预见性地采取行动——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脱离了人类的控制。这曾是科幻小说素材,如今已成为现实。

AI淘金热

市值:部分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价时的市值,单位:十亿美元

* 基于目前已实现营收的预测

§ 来源:manager magazin、相关公司、自有调研

“这种事情绝不能发生,”阿米莉亚·格莱斯(Amelia Glaese)说道。这位32岁的女性担任“研究副总裁”,领导OpenAI安全团队的部分工作。在她看来,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她正与团队成员密集工作,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重复发生。“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能力已经成型且将长期存在。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必须对此进行非常谨慎的思考。但作为社会整体,我们也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我们对待网络安全的方式。”

格莱斯表示,她加入OpenAI已有两年半时间。起初,她在所谓的“对齐团队”(Alignment-Team)工作,负责确保AI的行为始终符合人类意图,且不会产生任何意外甚至灾难性的副作用。在此期间,在安全方面的投资已“非常、非常显著地增加”。

OpenAI目前已“显著放缓了开发进程,以便给我们时间在这里投入更多——特别是在网络关键模型方面”。但这是否足够?

波鸿马克斯·普朗克安全与隐私研究所所长托斯滕·霍尔茨(Thorsten Holz)批评道,该公司在测试中本应“更快地发现”该程序的异常活动。该公司忽视了其监管职责。

相比之下,竞争对手Anthropic则在不幸中万幸。在竞争对手出现失误后,阿莫代(Amodei)再次扫描其AI的漏洞,并有了发现:7月底,该公司不得不承认,其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软件的控制。在三个案例中,Claude从一个被认为安全的运行环境中进入了互联网,随后潜入了三个与Anthropic无关的不同系统。

尽管其首席执行官持有安全准则,但Anthropic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察觉——不过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OpenAI身上。

上周,Anthropic随后报告了其AI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在测试中,该公司让多个程序自主寻找安全漏洞、开发软件并识别不可靠的信息源。它们之间既有协作,也通过“日益激进且能自我复制的恶意软件”进行相互破坏。

AI专家长期以来警告的情况似乎突然发生了:“这些公司扩张、发布模型以及竞争的速度,快于它们理解和保障自身系统的速度,”位于加州伯克利的AI安全专业研究所MIRI负责人马洛·布尔贡(Malo Bourgon)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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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一旦模型落入错误之手,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害。如果声称Anthropic和OpenAI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两个网络行为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政府——这并不疯狂。”

在布尔贡看来,这些事件是残酷的未来超级智能竞赛的结果。因此,他的研究所数月来一直在倡导一项开发暂停令:只有在证明新AI无害之后,才允许将其发布。

但布尔贡表示,目前该行业距离实现这一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两家竞争对手OpenAI和Anthropic甚至希望将AI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化。这种能够自我改进的软件随后将自主解决安全问题。在布尔贡看来,这是一个“疯狂且离谱的计划”。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魔法学徒时刻”,面对一个几乎无法停止的超人类智能。

金钱

4月中旬,旧金山。丹尼斯·德雷瑟(Denise Dresser)身着白色套装,坐在一座规模如同火车站大厅般、光线充足的大厅里。贸易巨头亚马逊(Amazon)计划向记者和投资者展示其最新的人工智能(AI)成果。于是,自去年年底起担任 OpenAI “首席营收官”并负责赚钱的德雷瑟大肆夸耀,她的新工作以及刚刚开始的与亚马逊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多么地“令人兴奋”。

在过去的几周里,她会见了数百名客户。“他们都已经脱离了实验模式。他们希望在整个公司范围内部署 AI。而且他们知道,为此需要更大、更强大的模型,”德雷瑟说道。她的模型。

只要她没有承诺过多的话。

上周,德雷瑟宣布离职。据称是为了“追求其他机会”。而令人担忧的财务数据可能也并非完全无关。

如果说在去年12月大多数公司还将 AI 预算交给奥特曼(Altman),那么现在阿莫代(Amodei)已经超越了他的死对头——2月下旬,Anthropic 获得的新订单数量是前者的两倍多。尽管在大型语言模型的市场份额方面,奥特曼仍然遥遥领先。只不过,这主要由私人客户驱动,而他们不愿购买昂贵的软件订阅。

结果是:Anthropic 宣布实现了首个季度的营业利润。OpenAI 则预计最早要到 2029 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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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y Laura Zapata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的模型

不仅在奥特曼的总部,许多人都想知道:怎么会这样?

原因可能在于首席执行官本人。阿莫代很早就让 Anthropic 专注于利润丰厚的企业客户业务,训练其 AI Claude 编写软件代码。他的计算是,科技行业对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辅助工具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截至 2026 年 5 月,Anthropic 约 80% 的业务收入来自企业软件订阅。

在 OpenAI,企业客户在今年年初仅占营收的 40%,根据其自身数据,目前终于突破了 50% 的大关。长期以来,奥特曼更倾向于面向私人用户的 AI,将预算投入到对话机器人 ChatGPT 以及昂贵但几乎无人使用的图像和视频生成器中,并致力于开发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络。

现在,这位首席执行官正匆忙尝试扭转局面。他暂时停止了图像和视频生成器的进一步开发。与此同时,他加强了对 Kodex 的研发工作,

“如果你与某人没有共同的愿景且不信任他,为什么要与他讨论?”

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Kodex 是一款针对软件开发人员、增长迅速的专业 AI。奥特曼现在也不再排斥在免费版 ChatGPT 中投放广告。而他曾经强调过,他讨厌广告。

显然,奥特曼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快让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前变得“好看”。

竞争对手没有这些问题。Anthropic 的美国区负责人凯特·詹森(Kate Jensen)表示,公司里没有人想过为私人用户编写“有趣的图像生成器”或“疯狂的网络”。“我自己使用 AI 时,也会选择那些我想在工作场所使用的 AI:用于组织家庭日历、回复电子邮件。”至于其他东西?詹森摆摆手——没必要。

AI 竞赛已经分出胜负了吗?

菲利普·克勒克纳(Philipp Klöckner)认为,奥特曼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这位 43 岁的德国人为投资基金提供咨询,并参与投资企业——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他现在认为,“奥特曼可能根本无法实现一次具有吸引力的 IPO”是有可能的,克勒克纳说。“他可能会彻底失败。”

阿莫代(Amodei)认为,这位教授、这个极客的做法完全正确:“企业更忠诚,且每年的支出都在增加。这纯粹是聪明之举。”

这位投资者观察到,人工智能竞赛正日趋激烈。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且开放的模型正涌入市场。例如,中国公司 Moonshot AI 的 Kimi K3 在测试中表现出色。该模型可以自由下载、自行调整且运行成本低廉——这对服务价格日益昂贵的美国市场领导者来说是一次挑战。

克勒克纳(Klöckner)表示,为了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并弥补与 Anthropic 的差距,OpenAI 不仅需要尽快推出更好的模型,而且奥尔特曼(Altman)或许还需要“监督”。需要一名专业人士在侧。“就像谷歌的创始人当年聘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 CEO 一样,萨姆现在同样需要一个人来为公司带来严肃性和更好的形象。”

目前,OpenAI 的管理层认为此类举措没有必要。欧洲区董事总经理埃马纽埃尔·马里尔(Emmanuel Marill)表示,广泛的产品组合是相对于 Anthropic 的“独特竞争优势”。他们能为每位客户提供合适的价格方案。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愿意为订阅付费。

“现在,”马里尔说道,“真相时刻到来了。”

对于 OpenAI 而言。以及对于全世界而言。

西蒙·布克(Simon Book),安吉拉·格鲁伯(Angela Gr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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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非更好的房东

分析 征收住房集团或成立建设公司:为了对抗高房租,政治家们呼吁加强国家干预。但其实有其他办法。

一个幽灵在柏林徘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七月日,它在联邦参议院大楼前的一群示威者队列中舞动。一名穿着黄色幽灵服装的女性笑着原地打转。根据“征收 Deutsche Wohnen & Co”倡议组织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一篇帖子,这就是“征收之幽灵”。它将继续徘徊——而房地产游说团体将为此感到恐惧。

五年前,柏林在一次全民公投中,近 60% 的多数票支持将柏林的房地产集团社会化。根据计划,拥有 3000 套以上住房的住房集团应被征收,这总共涉及约 220,000 套住房。由黑红联盟(基民盟-社民党)领导的参议院将该计划长期搁置,因为该公民请愿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

现在,活动人士重新燃起了希望。9 月 20 日,柏林将举行新的众议院选举,而在民调中,将“社会化”写入竞选纲领的左翼党遥遥领先。左翼党联邦主席伊内斯·施韦特纳(Ines Schwerdtner)宣布,如果该计划不被实施,她的政党将不参与任何政府。尽管柏林的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不久后略微收敛了措辞,但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机会已经出现。绿党也希望执行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

联邦政府对此高度警觉。7 月初,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宣布,打算通过联邦法律禁止各州进行此类国有化。此前,执政联盟提出了另一个解决住房问题的想法。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希望成立一家全国性的住房建设公司。征收和建设公司可能是不同的解决方案,但两者都助长了一种信念,即只要有果断的国家干预,就能确保提供廉价住房。但国家真的是更好的房东和建设者吗?

毫无疑问,市场在城市中提供足够且可负担的住房方面已经失败。几乎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像在柏林这样明显的情况。在那里,自 2016 年以来,挂牌租金上涨了近 70%——但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之前的起始水平较低。市场出现了分层:一方面是那些早已拥有住房并支付适中租金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正在寻找住房并被惊人的价格吓到的人。市场处于冻结状态,因为搬家已不再划算。住房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

征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使其恶化。正如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那样,该计划不会创造出任何一套新住房。开发商将大幅削减新建项目,因为他们担心风险。这将导致短缺更加严重。社会化方案唯一能让受益的人是那些已经拥有住房的人,因为他们的租金会被降低。例如,住房集团 Vonovia 在柏林收取的平均冷租金为每平方米 8.17 欧元。在平均租金为 7.71 欧元的城市里,这远未达到高利贷的程度。

柏林的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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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örster, Bühler / FDRK / 照片:Sarmon

由于被社会化的公司必须由纳税人支付补偿金,根据柏林参议院的估计,该计划将耗资 29 至 390 亿欧元。这笔资金将使柏林在未来多年内出现缺口,例如无法用于建设幼儿园和学校或资助社会项目。除此之外,这样一个计划如何实施也令人怀疑。在“X日”当天,土地登记簿必须重新登记,州政府必须采集数十万租户的数据,并在此后向他们收取租金。但如果住房公司对该法律提起诉讼怎么办?租户应该将租金汇往何处?接管多达约 220.000 套住房将是一个伴随巨大风险的大型项目。

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可负担住房公司会简单得多。但即便如此,数以十亿计的税金仍可能被浪费。政府建设方将面临与私人建设方相同的问题:高昂的建筑成本、专业人才短缺以及过度的监管。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一个政府机构能比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市政公司现在已经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建设,因为它们在土地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并且可以使用社会住房的补贴资金。增加这些资金将比创建一个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的新联邦机构要更有针对性。

更好的做法是,政府应确保建筑成本下降。对于从隔音到防火等推高成本的规定,政府必须进行精简。新的“建筑加速计划”(Bauturbo)是第一步,它允许地方政府偏离规划法的规定。但在这些措施产生效果之前,还需要经过数年时间。

在此期间,政府应该尝试一种激进的新方法:与目前不同,政府必须允许现有租金适度上涨。这可能会促使那些持有低价旧租约的人释放他们过于宽敞的住房。与此同时,新合同的租金必须比以往更严格地设定上限。

高收入者能够负担比以往更高的租金。对于退休人员和低收入者,则必须扩大住房补贴(Wohngeld)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缓冲租金上涨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向能够从更高租金收入中获益的房东征收额外税款来筹集资金。这同样将是国家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但它不会吞噬数十亿资金,且更具针对性。

亨宁·姚尔尼格(Henning Jau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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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式传播的避税技巧

金钱 父母应当将房产出售给子女,而非赠与或继承。一名金融专家解释了其中的原委。

您的父母拥有一栋房子,且未来将归您所有?甚至可能位于大城市的热门地段?那么一方面您可以感到高兴。无论您的父母是在生前将房子赠与您,还是随后通过继承转交给您:这都将使您的资产在无需自身付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骤增。

然而,这份意外的金钱礼物也可能变成财务负担。由于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通常需要缴纳遗产税或赠与税。而这笔钱必须先有足够的积蓄才能支付。虽然设有免税额,但很快就会被突破。而且,这并不一定是指位于汉堡布兰克内塞(Hamburg-Blankenese)或慕尼黑郊区格林瓦尔德(Grünwald)这类长期昂贵的别墅区房产。如果您本人没有搬进父母家并长期居住,每位父母对每名子女每十年的免税额为 400.000 欧元。因此,如果家庭没有足够早地开始分批办理房产过户,有时将需要支付巨额款项。例如,如果一位母亲一次性将价值 100 万欧元的房产赠与或继承给子女,税额将达到 90.000 欧元。

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金融网红们提出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在众多帖子中称,通过所谓的“卖方贷款”(Verkäuferdarlehen),就无需再缴纳税款。一名网红在她的视频下方写道:“听起来很疯狂,但非常天才。”另一位则更为激进:“永远不要将房子继承给你的孩子。”该方案的核心理念是:父母不再将房产进行继承或赠与,而是以市场价格将房产出售给自己的子女。但父母不会立即收到房款,而是向子女提供一笔贷款,由子女分月偿还。作为回报,父母向子女支付租金,使得两笔款项几乎相互抵消。目标是:双方都不承担财务负担。

网红们列举了该模式的多个优点:整栋房产立即转移到子女名下。由于房产是出售而非继承,遗产税完全免除。由于父母的房产现在被视为出租房,子女可以将购买价格进行税务折旧。不过,仅限于建筑部分。

房产的增值将使子女受益,且最初在税务上不相关。这也是与赠与的不同之处:在分批移交的情况下,每十年会重新确定一次房屋价值,并将其用于计算税额。租金收入提高了继承人的信用评级,如果他想购买另一栋房产,将获得更好的条件。而对于 Schufa 信用评分而言,这笔交易则无关紧要,因为贷款并非由银行发放。

如果相信这些金融网红,该方案只有一个缺点: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交易中虽然不需要缴纳房地产转移税,但仍需支付公证费和土地登记费。但帖子中称,这一缺点可以通过税务优势迅速弥补。但这真的可行吗?

“这个模式可行,但比社交网络上暗示的要复杂得多,”建筑融资平台 Baufl Deutschland 的总经理里卡多·图尼森(Ricardo Tunnissen)表示。对于大众而言,该模式并不适用。此类合同的拟定仅适合专业人士,绝不能在餐桌上随手设计。

对此有几个原因:首先,贷款和租金支付不能随意设定。贷款必须经得起第三方比较(Fremdvergleich),并且必须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其中,每月还本并非强制要求;免还本金的贷款也可能是允许的。同样,租金和贷款还款额也不必完全抵消。Tunnissen解释道:“两份合同必须各自在经济上具有可理解性。”

贷款利率如果明显过低,可能会被税务局视为是对利息优惠的赠与。衡量标准包括期限、担保、顺位、还款情况以及子女的信用状况。此外,租金的设定也不应仅仅为了抵消当前的贷款还款额。而且,贷款必须被“切实执行”,也就是说,子女必须实际支付利息。但如果子女失业,无法向父母支付贷款还款额怎么办?如果父母忽略了欠款,可能会引起税务局对该贷款严肃性的怀疑。如果父母随后放弃部分债权,则构成赠与。

DER SPIEGEL

财经

本文出自《镜报》特刊“您的财务技巧”——每周三 spiegel.de / extra


经济 81

此外,承诺的信用状况改善也绝非万无一失。银行虽然可以将租金收入视为正面因素,但同时也会看到卖方贷款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和还本义务。虽然私人贷款不会自动记录在 Schufa(德国信用记录机构)中,但在随后的融资过程中,仍必须向银行完整披露。房地产专家Tunnissen表示:“没有 Schufa 记录并不意味着该债务对银行不存在。”

在许多 Instagram 视频中,该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完全没有被提及:父母收到的利息需要纳税,就像子女的租金收入一样;不过,在被认可的租赁情况下,折旧、利息和其他费用可以被抵扣。Tunnissen说:“因此,不能只看子女的税收优惠,而必须始终将双方共同考虑。”情感因素也可能起到作用。对于许多父母来说,放弃自己的房产而且还要向孩子支付租金,可能会感觉很奇怪。

不过,能够采用该模型的人群范围可能依然有限。因为如果规划前瞻且聪明地利用免税额,就可以转移数百万欧元的资金,而税务局一欧元也分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卖方贷款。如果父母聪明地利用 400.000 欧元的免税额,一个孩子可以一次性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 800.000 欧元,十年后还可以再获得 800.000 欧元。对于两个孩子来说,在同一时期内,甚至可以免税转移总计 3,2 百万欧元的资金。

当然,可能也有房产持有量大得多的人。如果您的家庭拥有多处房产,可以考虑成立家族公司。但所有这些都属于税务顾问和专业咨询的范畴。这类架构的细节肯定不是在 Instagram 上学到的。

Henning Jau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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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起在零售店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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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如果我感到羞愧,那我完全不适合在这里工作”

情趣用品贸易 吉尔·诺曼(Jill Naumann),25岁,在绳索街(Reeperbahn)欧洲最大的成人用品店销售按摩棒、鞭子和亮片裙。她是如何看待她的顾客的?

《镜报》: 诺曼女士,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成人用品店是什么时候吗?

诺曼: 那是在五年前,我刚从家乡的小村庄搬到汉堡。我和几个女性朋友在绳索街,然后我们一起进了这家 Boutique Bizarre 精品店。我当时完全被震撼了。情趣内衣、乳胶套装、玻璃按摩棒,这些东西我当时只在互联网上见过。

《镜报》: 如今性在生活中的存在感比以前更强,但许多人似乎仍然觉得走进成人用品店很难。究竟为什么?

诺曼: 我认为这与成长环境有关。对于很多人,尤其是这里的汉堡人来说,这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但如果像我一样来自农村,情况就不同了。有些顾客在门槛前就显露出内心的挣扎: “我真的要进去吗?” 或者他们完全惊呆了:“看,一个阴茎!”

《镜报》: 您如何消除顾客的恐惧感?

诺曼: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培养出了一种直觉,能看出哪些人感到局促。然后我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就在这里。” 接着我会陪着他们一起浏览商品种类,他们就会变得放松一些。比起说“我推荐这款按摩棒,我自己试过!”,这种方式更能消除顾虑。

《镜报》: 后者那句话大概不会受欢迎?

诺曼: 不,所以我建议不要那样说。

《镜报》: 如果有人说“只是随便看看”呢?

诺曼: 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这完全没问题。然后我就静静等待。结果很多时候,人们最后还是拎着满满的一袋东西离开。

《镜报》: 您会对那些不敢进店的人说什么?

诺曼: “就随便看看吧。你不需要和我们说话,看看就行!” 大多数人随后就会变得轻松些。但有时他们也会跑掉。那也没办法,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去追求幸福。

《镜报》: 您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

诺曼: 如果我上早班,早上首先得收拾店面,尤其是周六晚上之后,店里经常有点混乱。我负责采购,在仓库整理货物,为顾客提供咨询,或者在收银台工作。这和任何其他零售店一样,只不过我们经营的是特殊产品。

《镜报》: 什么时候最忙?

诺曼: 绝对是圣诞节!那时候店里非常繁忙,以至于我们有时几乎跟不上补货的速度。之后会突然变得安静。一月和二月是我们最淡的月份。随着骄傲月(Pride)和节日季的到来,生意又会好起来,目前生意运行得相当不错。

《镜报》: 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成人用品店。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实体店?

诺曼: 当然可以在网上订购情趣玩具,能看到照片,甚至能看到不同的震动设置。但触感如何呢?很多人专门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可以触摸商品,并能与他人就此进行交流。

《镜报》: 现在甚至在药妆店也能买到情趣玩具了。

诺曼: 那些更多是当你需要快速解决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东西,比如小型震动器或阴茎环。我不认为这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竞争,我们的产品线更高档,面向的是不同的目标群体。

《镜报》: 典型的 Boutique Bizarre 顾客是什么样的?

瑙曼: 并没有所谓的典型客户,这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周末会有游客,还有很多来庆祝单身派对的人。工作日则比较轻松,来访的更多是商务旅行者,以及那些目标明确、直接走向对应货架的专业人士。

《镜报》: 您的客户年龄层分布如何?

瑙曼: 从 18 到 90 岁,真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我曾遇到过一位年长的女士,她说:“我离婚了,现在我想再次尽情地享受生活。”年长者在性方面通常经验丰富,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但即便如此,也有些人对某些事情还不了解,会很高兴能得到咨询建议。

《镜报》: 那么年轻人呢?他们是否更害羞?

瑙曼: 18 岁的人在色情片里看过很多东西,以为自己很精通。但即便如此,通常还是需要向他们解释很多事情。

《镜报》: 男性的购物方式与女性不同吗?

瑙曼: 我不想把任何人贴标签,但确实很多男性的思维更简单。在周五或周六晚上经常是这样:他们进来,买避孕套和润滑剂,然后就走了。

《镜报》: 女性有什么不同之处?

瑙曼: 女性会考虑到对方,并且更注重感官体验。她们不仅会为伴侣买避孕套,可能还会买一个震动器或一套精致的服装。坦白说:有多少男人会在床上穿漂亮的内衣?虽然有,但依然很少见。

《镜报》: 人们在面对哪些产品时会感到特别困难?

瑙曼: 这根本不需要去恋物用品区,简单的东西就开始了。就拿避孕套来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正确尺寸。但没有人会走过来问:“不好意思,您能告诉我怎么正确测量吗?”人们随后会寻找

情绪,第 6 部分

“经济中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嫉妒。贪婪如何驱动人们,又如何导致分裂。顾客在结账时还在为何而感到羞耻。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镜报》将解释情感如何塑造经济生活——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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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Repräsent / DER SPIEGEL


《镜报》第 35 期 / 2026

经济 83

宁愿在谷歌上搜索,或者买错了尺寸。

《镜报》: 在工作中,您是否需要纠正一些误解?

瑙曼: 当然,比如在恋物用品区,那里摆放着较大的假阳具。如果我在周末工作,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根本不可能进去!”

《镜报》: 那您怎么回答?

瑙曼: 我会说,只要有经验并且慢慢来,当然是可以的。

《镜报》: 是否有顾客觉得自己的感觉不正常?

瑙曼: 是的,一直有。

《镜报》: 您是怎么察觉到的?

瑙曼: 顾客经常在某些他们可能觉得很漂亮的东西前站很久,但不敢进一步尝试。我喜欢在私密内衣区工作,那里有一些非常漂亮的闪亮礼服。前几天,有个男人站在一件精美的衣服前。我敢肯定他很想试穿,而且穿起来一定会非常好看。但他就是没敢尝试。这让我感到很悲哀。

《镜报》: 一个喜欢穿女装的男人——为什么这仍然是个问题?

瑙曼: 我并不了解这个人的具体环境。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但另一些人必须为此辩解。其实这完全是胡扯:以前甚至连国王都穿礼服和高跟鞋。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镜报》: 人们是否因为羞耻感而阻碍了自己?

瑙曼: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逛情趣店还是个禁忌。在汉堡,我们早就成了红灯区(Kiez)的一部分。我们这里有轮换展览,有艺术活动,还出现在许多旅游指南中。但对某些人来说,羞耻感仍然是个问题。

《镜报》: 这是因为什么?

瑙曼: 我认为这仍然与缺乏性教育有很大关系。在我上学的时候,性教育在几周内就讲完了:这是生殖器官,避孕套是这样使用的,结束。所有人都在笑,没有人真正认真对待。那时“阴茎”还是个脏话。幸运的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教师对此更加开放。

《镜报》: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这走得太远了。像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这样的德国选择党(AfD)政治家抱怨学校存在“过早性化”,以此来反对现代性教育。有没有可能摆钟正在向反方向摆动?

瑙曼: 我希望人们不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德国是一个现代国家,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结?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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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顾问瑙曼:“我经常听到,‘这根本不可能进去’”

这些人想要将他们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人。

《镜报》: 您觉得与陌生人谈论性很难吗?

瑙曼: 完全不难。如果能帮上忙,我会很高兴。

《镜报》: 作为经济编辑,经常会被朋友问该买哪只股票。您的情况如何:在朋友圈里,您会被询问关于性的话题吗?

瑙曼: 当然!如果我的朋友们没有在使用 ChatGPT,他们就会用问题向我发起猛攻。这从一些小事开始,例如:“你知道我在肛门区域可以尝试什么吗?”我宁愿谈论这些,也不愿让这些话题被禁声。

《镜报》: 您有时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耻吗?

瑙曼: 没有。如果我觉得羞愧,那我完全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说出“我在成人用品店工作,而且我乐在其中,不管别人怎么说”的人。如果人们对此不满意,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的。

《镜报》: 是否有人不认可您的工作?

瑙曼: 很遗憾,确实有。您知道,我受过专业的银行职员培训。但银行的工作不能让我获得成就感。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一辈子都从事那项工作。当我辞职来这里开始工作时,我的家人对此反应非常糟糕。他们问:“孩子,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

《镜报》: 您还是决定更换工作了。

瑙曼: 是的。我想尝试一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但这确实很困难。当时我的一位亲戚说:“那样的话,她还不如直接去接客。”

《镜报》: 您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瑙曼: 我不想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现在是2026年。我热爱我的工作,有稳定的薪水,有房子,有我的爱好。谁对此有异议,应该先反省自己。人们应该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别人自由生活。

采访: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ä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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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经济

《镜报》35 / 2026

数据回顾

11,5

本季的李子和西梅产量预计将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11,5%。预计产量为 49.300 吨。

来源:联邦统计局

本周机器

抢手的铁皮人

人形机器人能够掌握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龙的踢腿技巧,还不能证明它们具备日常实用性。然而,中国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Unitree)那些在地面上翻滚的铁皮人的视频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激发了市场的幻想:机器人技术被视为未来领域,并获得了大量投资资金。周三,宇树科技在上海上市。2025 年,该公司营收为 2.2 亿欧元,上市首日市值超过 430 亿欧元。这些机器人将被应用于护理等领域。希望它们也能温柔地更换便盆。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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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规划者在等待国家数十亿资金

工程师和建筑师事务所迄今几乎没有从联邦政府的投资攻势中获益。这是由咨询工程师协会(VBI)、联邦工程师与联邦建筑师协会以及工程师与建筑师协会收费标准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全德约 4900 家事务所参与了此次调研。

据此,半数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的订单量将保持不变,30% 的受访者甚至预计订单量将下降。VBI 主席约尔格·蒂勒(Jörg Thiele)表示:“到目前为止,专项资金还没有传导到工程师事务所。因此,德国的基础设施在未来三年内不会有明显改善。”

约五分之一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将自己的经济状况描述为糟糕或较为糟糕。5% 的人担心在未来几个月必须停止经营,另有 14% 的人认为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员工人数少于 10 人的事务所对自身前景的评估尤为审慎。建筑师事务所的订单量在 2025 年较前一年大幅下降,而工程师事务所则保持稳定。协会认为,这也由于建筑师更多地依赖于私人业主。

私人业主比公共承建方更频繁地削减或取消订单。

为了修复德国多地破旧的基础设施以及为了气候保护,联邦政府设立了一项高达 5000 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然而,这些资金并不总是作为既定计划支出之外的额外投资。

部分原本属于核心预算的投资被转移到了专项资金中。VBI 主席蒂勒表示:“我们要求资金具有真正的‘额外性’,以便最终能修复更多的铁路和公路。为此,必须在核心预算中进行相关削减,而不是玩‘资金转移’的游戏。”

协会认为,建筑师和工程师迄今也未能从政府简化规划和审批程序中获益。调查显示,官僚主义是他们最大的问题(41%),紧随其后的是经济衰退(40%)。此外,项目流程紊乱(36%)、报酬不足(33%)以及不断上涨的材料成本(29%)也让许多规划者倍感压力。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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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5 / 2026

经济 85

汽车工业

“辉煌时代已成过去”

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正在征服欧洲市场。经济学家海伦娜·维斯伯特(Helena Wisbert)解释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镜报》:维斯伯特女士,此前德国制造商一直警告欧盟不要对中国汽车征收关税。现在,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卢梅(Oliver Blume)突然要求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种转变是怎么来的?

维斯伯特:德国汽车工业意识到,他们在两年前误判了形势。现在他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并希望采取应对措施。

《镜报》:当时欧盟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这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

维斯伯特:然而,其中出现了一个关键错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被排除在外。这导致了一个致命的漏洞。它基于一个在德国也非常普遍的思维误区。

《镜报》:具体是指?

维斯伯特:人们忽略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被低估了,被视为一种过渡技术。人们坚信,一旦纯电动汽车拥有足够的续航里程,就不再需要这类车辆。但许多消费者非常看重这种灵活性,即在电池电量耗尽时可以切换回内燃机。尤其是当人们无法在家里充电时。

《镜报》:后果是什么?

维斯伯特:无论是在电动汽车还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领域,中国制造商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车辆现在进入欧洲,尤其是德国。事实是,中国品牌拥有非常丰富的产品线。这些车型续航里程高,且价格明显低于德国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市场份额。

《镜报》:大众首席执行官布卢梅认为,中国扭曲了欧洲的竞争。

维斯伯特: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其市场的监管高度向本土企业倾斜,并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欧洲的情况则不同。当中国制造商涌入这里时,他们首先想尽可能多地销售汽车。至于是否能以此赚钱,起初是次要的。这导致了价格倾销并扭曲了竞争。

《镜报》:新的惩罚性关税能遏制中国制造商吗?

“现在的压力已经太大了。”

维斯伯特:他们的市场份额可能会继续增长,但速度不会那么快。此外,关税可能会限制极端的价格战。我们在纯电动汽车领域也看到了这一点。

《镜报》:德国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新的关税很危险,因为北京可能会反击。这些担忧现在怎么了?

维斯伯特:担忧依然存在。但现在的压力已经太大了。德国人尤其在中国市场失去了大量阵地。多年来支撑德国就业岗位的利润大幅下降。情况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辉煌时代已成过去。TSC

经济奇迹

为 74,5 百万奏响的旋律

近期,德国现场音乐界传来了不少坏消息:加布里埃尔·凯利(Gabriel Kelly)、温森特·魏斯(Wincent Weiss)和马克斯·吉辛格(Max Giesinger)相继取消了演唱会。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该行业在 2025 年继续增长。自疫情导致下滑以来,德国的演唱会数量首次超过了 2019 年的水平,观众人数亦然。德国音乐表演和机械复制权利协会(Gema)报告称,超过 267.000 场演唱会吸引了约 74,5 百万名观众。这比去年增加了 4,5 Prozent 的活动,比疫情爆发前的一年 2019 年增加了 1,6 Prozent。根据 Gema 的数据,增长主要集中在观众人数为 5000 至 15.000 人的演唱会上。相比之下,观众人数在 500 人以下的小型演唱会与疫情前相比,观众人数下降了 5,7 Prozent。对于大型演唱会的缺席,主办方将其归结为供应过剩。面对高昂的票价,音乐迷们在决定为谁花钱时会经过深思熟虑。国民级艺术家的处境较为艰难,有些人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AKÜ

医学

首批针对放弃乡村医生计划者的法律程序启动

有 11 个联邦州通过“乡村医生配额”向即使没有顶尖高中毕业成绩的申请者提供医学学习名额。作为交换,这些申请者必须承诺在完成学业和专科医生培训后,在医疗资源匮乏或面临匮乏威胁的地区担任十年全科医生。违约者可能面临最高 250.000 欧元的罚款。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目前正针对两名希望更改专科方向的配额学生启动全德首例违约程序。根据《镜报》对 11 个实行配额制的州的查询,自 2019 年以来,约有 350 个学习名额被提前放弃或根本未被占用,且未被处以罚款。巴伐利亚州卫生部表示,中途辍学“不会受到制裁”,只有在考试结束后退出的人才需要付费。从 10 月起,法院将审理学生针对合同有效性提出的 28 起诉讼中的首批案件。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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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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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供应 施普雷河的水位很快将大幅下降,这将给首都带来严重后果。不过,目前已有一项计划。

这个八月的早晨,穆格尔湖(Müggelsee)岸边的松树林间弥漫着热气。白色的帆船在岸边摇曳,水温为 25 摄氏度。这座位于柏林东南部最大的湖泊是柏林市民喜爱的远足目的地,也是这座千万人口城市重要的饮用水源。

这种情况最迟在 12 年内可能会终结。届时,在流入市区之前填充该湖泊的施普雷河将不再有足够的水量——这将给柏林的供应带来致命后果。尤其在夏季,房屋内的水压可能会下降,此外,由于补水不足,施普雷河和穆格尔湖可能会变得污浊。原因在于首都东南方向 100 多公里外的劳西茨褐煤区。那里计划在 2038 年前完成弃煤,届时现有的饮用水获取系统将会崩溃。

关于如何防止首都出现大规模水危机,专家之间已经展开了争论。

在距离湖岸约 100 米的地方,奥拉夫·阿尔特纳(Olaf Altner)打开了一个混凝土盖。下面是该地区众多水井之一。来自 40 米深处、由穆格尔湖通过岸底渗出的水在这里到达地表。

阿尔特纳是弗里德里希斯哈根(Friedrichshagen)水厂的工头。他将一根卷尺通过管道伸入深处,直到停止。“17 米,这还算相当不错,”他说。内部水位——即井管中的水位——处于绿色安全区域。这个数字表明柏林水务公司是否仍能从这口井中抽水。只有当水位深度超过 23 米时,情况才会变得危急。因此,对于柏林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目前仍有足够的水。或者用这位水井管理员的话说:“覆盖充足。”

事实上,首都至今在干旱的夏季并未出现严重的短缺,而周围勃兰登堡州的许多县早已呼吁节水。但这并非因为柏林人节俭,而是因为一种至今为止对他们有利的平衡——但现在这种平衡即将被打破。

如果从穆格尔湖开始沿着施普雷河向上游走一段距离,就会到达勃兰登堡州的劳西茨地区,靠近施普雷姆贝格(Spremberg)和科特布斯(Cottbus)。那里分布着韦尔佐-南(Welzow-Süd)褐煤露天矿和最近关闭的延施瓦尔德(Jänschwalde)开采区。为了让开采坑中的挖掘机保持干燥,矿井水被排入施普雷河。此前,每秒有 5 立方米以上的水为下游的施普雷河提供淡水。但最迟到 2038 年,当褐煤露天矿关闭时,这一水源将枯竭。

仅在施普雷河位于勃兰登堡州的下游河段,每年预计将缺失约 1.26 亿立方米的水。根据一项受联邦环境局(UBA)委托的研究预测,这比穆格尔湖的蓄水量还要多三倍以上。届时,施普雷河在夏季某些地段的水量可能会减少高达 75%。

因此,首都东南部的施普雷森林(Spreewald)也面临部分干涸的威胁。这个本就结构薄弱的地区将进一步衰落:如果标志性的平底船搁浅,浪漫的水道干涸,很难想象游客还会光临。

而柏林则将陷入干渴,因为其约三分之二的饮用水得益于施普雷河以及施普雷河在城市西部汇入的哈弗尔河(Havel)而获得。

自19世纪末以来,柏林一直依赖于来自矿业的额外地下水。当时,劳西茨地区的褐煤开采开始加速,随之而来的是向首都方向的水流增加。根据联邦环境局(UBA)的数据,在过去的约 120 年里,约有 580 亿立方。

源自沙层

紧邻河流或湖泊的水井中所提取的水,很大一部分是由岸边过滤水(Uferfiltrat)组成的:即经过沙子和砾石过滤的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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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图表

米深的矿井水被排入施普雷河,其体积超过了博登湖(Bodensee)的蓄水量。

自那时起,城市供水部门仅在柏林东南部就建造了200多口水井。它们像串珠一样沿着施普雷河和米格尔湖(Müggelsee)延伸。

在隐藏于草地和松树林中的厚重混凝土盖板之下,隐藏着现代化的泵机。它们产生一种吸力,将施普雷河的水通过沙子和砾石吸入所谓的地下含水层——即布满孔隙的沉积层。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巨大的咖啡过滤器,能够拦截细菌和所谓的浑浊物质。由于这种自然过滤器的效果极佳,因此无需添加化学剂。柏林水务公司将预过滤后的水直接泵入水厂,并在那里仅去除铁等元素。

这种被称为“岸边过滤”的方法可以承受短期的干旱期,因为水流完成渗滤过程需要数月,通常需要数年时间。因此,土壤中始终储存着足够的水量。

但如果施普雷河的水位永久性下降,该系统就会失效。此外,正是由于高温导致大量河流和湖泊水分蒸发——且据气候研究人员称,未来干旱期将变得更加频繁。届时,渗入的水量将减少,过滤设施将面临原材料短缺。

与此同时,城市在扩张,其对水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到2040年,柏林的人口可能会超过400万,比现在多出约300.000。他们总共可能需要额外增加约40百万立方米的水。

埃尔克·维特斯托克(Elke Wittstock),60, 穿着一件蓝绿花纹的夏季衬衫,面带友好的微笑,她负责确保数百万柏林人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能从水龙头中获得洁净的水。几周前,她开始领导柏林供水部门——正如她在就职时所说,这是她的“梦想工作”。她站在弗里德里希斯哈根(Friedrichshagen)水厂的过滤车间里;在她身后,数千立方米的饮用水通过米厚的钢管奔向首都。

作为一名工艺工程师,她非常熟悉水厂过滤池的运作方式,清楚地知道每根管道通向何处。在车间里,她指向地面上的一个观察窗:窗内可以看到一个铺着白色瓷砖的池子,里面装满了饮用水,随后将流入柏林市民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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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斯托克说:“这一切我们都间接来自施普雷河,而且我们很奢侈地几乎不需要对其进行处理。”

维特斯托克在供水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其中很多年是在弗里德里希斯哈根度过的。给人的印象是,她不想过早地放弃施普雷河。毕竟,河水是她的业务基础。

水位下降让维特斯托克非常担忧:“在弗里德里希斯哈根水厂,我们将最先察觉到这一点,”她说。如果劳齐茨(Lausitz)的煤矿开采结束,维特斯托克预计不仅水量会减少,更大的问题在于流速。“这条河现在的流速已经很慢了,到30年代它可能会完全停滞。”

静止的水会积聚污垢、藻类和污染物。“届时水质将剧烈恶化,含氧量下降,甚至可能会出现鱼类肚皮朝上漂浮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该市九家水厂中的大多数将被迫采购新的过滤器。这将意味着自然水净化方式的终结,而维特斯托克及其公司对此深感自豪。届时将不得不依靠氯等化学添加剂来辅助。最后,水务主管还承认:如果再加上干旱的夏季,且城市里充满了“每天想洗两次澡”的人,用水可能会变得紧张。她说:“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降低水压。”住在高层的人将会感受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柏林未来可以从哪里获取淡水。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来自易北河,它从捷克方向流向汉堡,位于柏林以南约200公里处。通过一个长约40公里的隧道和管道系统,它可以为施普雷河提供一种类似于“新鲜细胞疗法”的补给。

劳希茨和中德矿业管理公司的奥利弗·托切解释说,为此在冬季需要分流“大约1%到2%”的易北河流量。该公司负责修复东德褐煤露天矿留下的遗迹。托切表示,水将暂时存储在劳希茨的露天矿坑中,例如科特布斯东海,它是德国最大的人工湖,面积达1900公顷。

只有在“严重的干旱期”,来自易北河的水才会被引入施普雷河。托切说,即便在今天,人工蓄水湖也以约1.5 亿立方米的水量“支撑”着施普雷河。但在干旱期,该系统将达到其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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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净化的终结?

目前甚至还没有开始规划。一家工程事务所目前正为由柏林、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州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组评估这一想法;评估报告预计将于1月出炉。可以确定的是:铺设易北河与施普雷河之间的输水管道将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挑战。专家预计费用在5 亿至15亿

为柏林引易北河水

  • ■ 计划中的堰坝
  • ■ 易北河引水工程可能的线路*
  • ■ 运行中的褐煤露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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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 2009 年和 2011 年关于向劳西茨地区引易北河水的可行性研究 S-来源:联邦环境局

欧元。谁来支付这笔费用尚不明确,可能需要联邦政府、柏林、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州共同出资。该项目在 2038 年之前可能无法完工。专家甚至预计建设时间长达 20 年,即直到 2046 年。

埃尔克·维特斯托克(Elke Wittstock)寄希望于易北河水:“该项目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但批评者人数众多。环保组织指出,其中包括易北河目前的低水位问题。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河流已经没有多余的水可以提供。

前萨克森州环境部长沃尔夫拉姆·金特(Wolfram Günther,绿党)也持有相同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的易北河引水工程简直是“完全的疯狂”。这是由那些“习惯于管道思维”的褐煤工程师构思出来的,而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即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他指的一方面是降雨量减少;另一方面,在日益炎热的夏天,劳西茨蓄水池中的水分蒸发会更多。他的结论是:“水缺口如此之大,几根管道根本无法弥补。”

与德国许多其他河流一样,易北河在很长一段距离上的低水位现在已成为常态,尤其是在夏季月份。

此外,竞争也在加剧。例如在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计划建立新的定居点和一家芯片工厂。在捷克一侧,人们也试图留住水分,以便集装箱货船能继续向布拉格方向航行。为此,捷克易北河沿岸地区计划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德钦(Děčín)港口建设一个堰坝。一个可移动的堰门将用于增加水深。

简而言之:在气候危机中,没有人能慷慨赠水。降雨越少,气温越高,水资源就越匮乏。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环境经济学家格奥尔格·梅兰(Georg Meran)认为,像易北河引水工程这样的大型技术方案并非良策。这位研究员表示:“这只是转移了问题。通过这种方式额外提供给柏林和勃兰登堡的水,会在其他地方缺失,具体就在易北河下游——例如汉堡。”他与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和柏林工业大学共同寻找替代方案。

经济学家们建议从需求端入手:水价上涨,消费就会下降。目前,柏林工厂或电厂等大用水户的水价最高是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五倍。其想法是将后者的水价提高到柏林的水平。梅兰说:“当然,这种涨价听起来很残酷。”但这样一来,工业和能源供应商可能会尝试降低其用水量,根据计算,每年可多节省高达 63,6 百万立方米的水。如果进一步提高价格,甚至可节省高达 85,8 百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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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弗里德里希斯哈根水厂的管道 2 / 柏林水务公司的过滤设施 3 / 饮用水池 4 / 施潘道区的 Kuhlake

梅兰表示,如果勃兰登堡南部地区用水量减少,将减轻首都的压力。而萨克森州更节约用水则有助于下游的易北河沿岸地区,例如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下萨克森州。

然而,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因为柏林或其他联邦州而不得不做出让步,可能会遭到极少的支持。梅兰说:“无论提出什么建议,总有人会对此不满。分配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

另一种选择是,将沼泽重新激活为天然蓄水池,并恢复河漫滩的自然生态。梅兰(Meran)和前环境部长京特(Günther)等专家对此提出了建议。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估计,这样一来,施普雷河每年可增加多达 21 百万立方米的水量。这一方案必须由公共资金支付——然而许多土地处于私人手中。在业主出售之前,可能需要耗时数年;只有在那之后,地方市镇才能开始进行自然生态恢复。

柏林水务管理负责人埃尔克·维特斯托克(Elke Wittstock)并不认同这些设想。她认为,与长 40 公里的易北河引水工程相比,其他替代方案“要繁琐得多,对我来说也不太现实”。为了防止引水工程失败,施潘道区(Spandau)的水务部门正在运行一套人工地下水补给系统:将地表水有针对性地引导至地下。

例如,在名为 Kuhlake 的一个曾被排干的沟渠系统中注入哈弗尔河的水。水在其中渗透,从而重新填满地下水蓄水池。这可以满足约 246.000 名施潘道居民近一半的年度用水需求。

但这类解决方案必须在许多地点进行测试,并且最迟在十年内能够可靠地运行。维特斯托克认为,即便如此可能也还不够。因此她确信:柏林水资源充沛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

“100 多年来,施普雷河一直是一个可靠的水源供应地——现在这个时代即将终结,”维特斯托克说道。柏林将无法长期依赖工头奥拉夫·阿尔特纳(Olaf Altner)在 2026 年夏天所提到的那种“充足供应”。

苏珊娜·格策(Susanne Götze),克里斯托夫·赛德勒(Christoph Sei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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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知识

《镜报》 35 / 2026

“最有效的措施是免费的”

健康 汉堡医学专家维扬·西多(Viyan Sido)解释了如何延长寿命,尤其是女性的寿命。

西多,42岁,是心脏外科和全科医学专家。她在位于贝尔瑙的勃兰登堡伊曼纽尔心脏中心(Immanuel Herzzentrum Brandenburg)的性别特异性医学大学门诊提供女性咨询服务,并在汉堡的一家预防医学诊所工作。

《镜报》: 西多女士,您是长寿研究(Longevity)专家。为了延长寿命,您今天做了什么?

西多: 我在六点前不久起床了。

《镜报》: 这么早?这难道不会适得其反吗?

西多: 如果像我这样规划睡眠的话,就不会。我尝试始终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大约在晚上十点半。大约七小时后,我就能睡饱。今天早上我是骑自行车去上班的,而不是开车。改善健康的并不是某一项神奇的单一措施,而是我们每天做出的微小决定。

《镜报》: 您写了一本关于长寿的书,专门针对女性*。女性身体的衰老方式与男性不同吗?

西多: 是的。这一点就体现在女性比男性长寿。我们的预期寿命大约在84岁,而男性大约在79岁。但关键在于:女性在这些额外的年份里并不自动地更健康。

《镜报》: 这是为什么?

西多: 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肯定是因为雌激素的影响。女性激素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然而,这种情况在绝经期会发生转变:激素分泌减少,因此50岁以上的女性比年轻时更容易患心血管疾病,骨代谢也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激素替代疗法可以帮助女性更长时间地保持健康和活力。

《镜报》: 长寿网红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追踪自己的饮食、睡眠,并进行大量运动。这样做有意义吗?

西多: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首先几乎是不可行的。在许多家庭中,她们实际上负责处理所有事情:工作、孩子、丈夫。女性自身及其健康被排在最后。我想鼓励女性将自己放在首位。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的人,才能照顾好他人。而这可以通过简单的习惯来实现。

《镜报》: 例如?

西多: 长寿且健康生活的秘诀基于多个支柱。充足的睡眠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因为它影响着所有与健康衰老相关的过程。在睡眠中,我们处理情绪和记忆,产生激素,修复细胞,血压和脉搏下降,身体随之再生。如果我们放弃睡眠,衰老速度会加快。此外,睡眠不足会增加饥饿素(Ghrelin)的产生——这是一种发出饥饿信号的激素,因此人们会更容易……

《镜报》: 如果有人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怎么办?

西多: 调整晚间习惯可能会有帮助。例如设定固定的就寝时间,或者约定在睡前两小时不再看屏幕。比如我现在总是通过读一本书入睡。此外,我每周进行两次力量训练,这同样会对睡眠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并同时有助于长期维持肌肉和骨骼。

《镜报》: 并非每个女性都能为此抽出时间。

西多: 即便是微小的改变也能产生很大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走楼梯

医生西多:

“不要盲目服用任何药物”

而不是乘坐电梯。在大餐后散步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餐后至少可以在办公桌下反复抬起脚后跟。这能激活小腿肌肉,从而增加血液中葡萄糖的吸收。

《镜报》: 这真的有效吗?

Sido: 哦,是的。根据一项最新研究,如果人们每天能多运动五分钟,理论上可以避免10%的死亡病例。即使是像抬脚后跟这样微小的微运动也能减轻代谢负担。此外,我还佩戴了一个测量血糖水平的设备。

《镜报》: 这种设备通常是糖尿病患者佩戴的。

Sido: 没错,但这个设备能帮我避免血糖出现过剧烈的波动。我正是通过它才意识到橙汁对我完全没有好处。虽然它含有大量维生素,但糖分太多,会导致我的胰岛素水平简直是爆炸式增长,然后迅速下降。这种波动会导致疲劳或注意力集中困难。

《镜报》: 您还佩戴其他测量设备吗?

Sido: 没有。即使没有追踪器,我也能感觉到一天中是否运动不足或睡眠质量差。

《镜报》: 您一直生活得这么健康吗?

Sido: 正好相反,我经历了一次180度的转变。当我还在手术室担任心脏外科医生时,晚上通常只睡五个小时。我的白大褂口袋里经常揣着巧克力棒,在手术前赶紧塞进嘴里。甚至连沙拉都是走着路吃的。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你在拯救他人的生命,却在摧毁自己的生命。”这话确实有道理。

《镜报》: 是什么促使您做出改变的?

Sido: 作为心脏外科医生,我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介入治疗的。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我想知道女性为什么会生病。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长寿(Longevity)——并以此为准则生活。

《镜报》: 对您来说,最大的放弃是什么?

Sido: 我已经三年没喝酒了,因为不存在对健康无害的饮酒量。我理解

  • Viyan Sido:《女性长寿策略》,Rowohlt出版社;480页;20欧元。

《镜报》35 / 2026

知识 91

很多人有时想喝一杯葡萄酒,这属于社交和文化的一部分。我不想念酒精,但在晚餐派对上,我必须经常解释为什么不想喝酒。而实际上,应该是其他人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喝酒。但我通常不愿陷入这类讨论。毕竟,我还是希望继续收到邀请的。

《镜报》: 按照长寿标准生活意味着要放弃很多吗?

Sido: 这并不是要禁止所有带来快乐的事情,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生活的健康习惯:不再对着电视吃饭,不再约朋友在餐厅见面而是约着去运动,在烹饪时尝试新方法。我们从研究中得知:全球人类平均生命中有超过九年的时间受到疾病的限制。长寿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缩短这段时间。我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效果。

《镜报》: 在长寿运动中,经常有人推销膳食补充剂。这些有用吗?

Sido: 无论如何,不应该盲目服用任何东西,而应该先在家庭医生那里检查自己的各项指标,仅在确实缺乏的地方进行针对性补充。仅仅因为朋友正在服用某种补充剂,并不意味着这对你自己也有效或必要。许多产品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证实。针对小鼠的研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

《镜报》: 根据德国营养学会的说法,健康的人如果饮食均衡,就不需要膳食补充剂。

Sido: 即使是在饮食健康的女性身上,我在为她们抽血检查时也经常发现营养缺乏。因此,我建议几乎所有女性补充维生素 D;此外,如果检测数值确实较低,我认为补充肌酸、Omega-3 和镁也是有意义的。这些我也在服用。

《镜报》: 您建议不要使用哪些药物或补充剂?

Sido: 我经常遇到询问 NAD+ 点滴治疗的女性患者。它含有一种据称能让人年轻的辅酶。这种治疗通常花费数百欧元。NAD+ 确实很重要,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产生量会越来越少。但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注射治疗有效。因此,我不提供这项服务。

《镜报》: 许多被过度炒作的长寿治疗方案都非常昂贵。

Sido: 没错,但最有效的延长寿命的措施是免费的:睡眠不需要花钱,运动或者

老年女性:“长寿且健康的秘诀基于多个支柱”

戒酒也不花钱。在日本,人们倾向于拥有极高的寿命,那里还有一种传统,即在饱腹感达到 80% 时停止进食。

《镜报》: 许多人也对间歇性禁食深信不疑。

Sido: 我也这样做,每天禁食 16 小时,有时甚至连续禁食一两天。暂时减少热量摄入可以促进修复过程以及细胞自噬——它是身体的“垃圾清理车”。相反,持续进食和营养过剩会加速衰老过程,这一点在今天已被研究得非常透彻。但在禁食之前,务必寻求医生的建议。

《镜报》: 长寿主要是一个自律问题吗?

Sido: 当然需要意志力——但同时也需要更好的政治框架条件。就人均医疗支出而言,我们拥有欧洲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但我们的预期寿命并不比其他西方国家更高。在 2025 年的公共卫生指数(Public Health Index)中,德国在欧洲预防医学领域的排名处于倒数第二位。这意味着我们做错了。我们的医疗体系过于侧重于治疗疾病,而非预防疾病。

《镜报》: 如何才能改善这种情况?

Sido: 家庭医生应该获得更多用于预防的资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患者超重时及早提供咨询,或者常规检查某些生物标志物,例如遗传生物标志物 LP(a)——一种会增加心脏病风险的脂蛋白。此外,医生应积极引导患者利用预防性服务,如体育课程或预防性体检。与此同时,患者也需要提高利用现有服务的意愿。

《镜报》: 您对自己想活到多少岁有目标吗?

Sido: 我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数字。但在我的健身房里有一位 75 岁的女性,她能做平板支撑,也就是用前臂支撑身体。能坚持十分钟。我希望在那个年纪也能保持这样的体能。

采访:Julia Kö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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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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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

她以自己的方式令人惊叹:6岁的 Jinny Lu 拥有一条独特的下垂舌头和迷人的凸眼。据称,韩国的狗狗救援人员曾将这只巴哥犬女士从锅中救出。经过曲折的路径,她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找到了家园、爱——以及一份使命:她第四次参加了拥有50年历史的“世界最丑狗狗”大赛。而这一次,Jinny Lu 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她的第一名证明了:世上有些东西比美丽更美好。ME

天体物理学

温顺的怪物

在星系中心有一颗巨大的恒星,它正接近生命的终点,目前发出的光芒相当于50,000颗太阳。它就像在沉重地呼吸一样,每隔几个月就会膨胀一次,并随之抛出其气体和尘埃外壳的外层。其规模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在短短18天内,这颗垂死的恒星损失的物质质量就相当于地球的质量。

借助“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科学家们对名为 IRS 3 的恒星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并在恒星外壳中意外发现了水分子。“这个结果真的非常壮观,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负责红外测量的科隆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Florian Peißker 表示,“实际上,水在那里根本不应该能生存。”

因为这颗恒星处于危险的环境中。在极近距离内就是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Sagittarius A),其质量相当于400万颗太阳。黑洞被认为是宇宙中最可怕的结构:凭借其巨大的引力,它们可以将整个恒星和行星撕碎。一旦掉入其深渊,就再也无法逃脱。

“在人马座 A 的周围环境下,条件极其极端,”Peißker 解释道,“我们原以为那里的强辐射会阻止像水这样的分子形成并长期存在。”但显然,这个怪物比想象中要温顺。发表在专业杂志《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 Astrophysics) 上的水发现结果,与这位科隆研究者的证据链相吻合:“其他观察结果也表明,人马座 A 并不那么具有破坏性,”Peißker 说道。而在 IRS 3 的案例中,保护水分子和尘埃的可能正是恒星本身。显然,恒星外壳比预想的更致密,几乎不让外部辐射穿透。

得益于这种辐射防护,IRS 3 就像一座宇宙工厂。随着每一次“呼吸”,这颗垂死的恒星将大量物质喷射到太空中。“如果在黑洞附近可以存在水,那么那里还能出现什么?”Peißker 问道。这位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颗恒星可能提供了形成行星所需的许多构建模块。也许在数十亿年后,其中一颗行星甚至会产生智能生物,他们在看到附近的黑洞时,会好奇自己陷入了一个多么诡异的宇宙。STA


《镜报》 35 / 2026

知识 93

重新统计

6,7

在一项分析中,美国飞行员死亡病例中有 6,7% 是由辐射引起的癌症。这一比例高于所有其他受调查的职业群体,包括核技术人员。飞行员由于在高空工作,多年来承受了大量辐射——过多地承受了。

来源: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深入研究

血液甜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吗?

有些人特别受蚊子欢迎。民间传闻,那些被叮得遍体鳞伤的人血液较甜。

事实上,蚊子并非随机选择猎物。然而,它们并不被含糖量高的体液所吸引。关键在于个体的体味,蚊子通过触角上的嗅觉受体来感知这种气味。

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在专业期刊《iScience》上写道:“体味的差异可能使蚊子能够将不同的人区分开来。”他们让 119 名受试者分别将一只手臂放入一个特殊的腔室中,以便将体味收集到其中的空气里。随后,他们将这些气味样本吹向三种蚊子(黄热病蚊、亚洲虎蚊和南方家蚊),并研究这些昆虫最倾向于飞向哪一种。

没有一名受试者是对所有参与实验的蚊子都具有吸引力的“磁铁”。对某些蚊子具有诱惑力的体味,对另一些蚊子来说简直是令人厌恶的。然而,化学分析表明,同一物种的蚊子会对特定受试者的气味感到特别感兴趣:例如,亚洲虎蚊偏好由 13 种芳香物质组成的组合,其中包括具有柠檬味的甲基庚酮。要彻底研究完这些吸血动物的口味还需要一段时间。最理想的情况是发现一种大多数蚊子都厌恶的气味,这将成为天然驱蚊剂的终极配方。BLE

Dennis Williamson / 汉堡大学医学中心 (UKE Hamburg)

行为

“有指甲的人就会啃指甲”

汉堡神经心理学家斯特芬·莫里茨(Steffen Moritz),56岁,谈儿童的压力反应

《镜报》: 莫里茨先生,许多父母在孩子开始经常啃指甲时会感到担心。这种担心有道理吗?

莫里茨: 啃指甲是一种典型的压力反应,我们在动物界也能看到。有指甲的人就会啃指甲。例如,有视频显示黑猩猩因为无聊或紧张而这样做。啃指甲属于身体相关重复性行为障碍,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尽管当事人主观上不想这样做,但许多人几乎无法控制这种行为。这其中还包括强迫性拔毛、咬皮肤或咬脸颊。但有时啃指甲仅仅是一种“愚蠢的习惯”。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既不能将其美化,也不能将其病理化。

《镜报》: 啃指甲什么时候会变成问题?

莫里茨: 当指甲出血时,就存在感染的风险,并且可能会影响指甲生长——指甲可能会萎缩。但不必一定要这样告诉孩子,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产生惊恐反应。那样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惧而停止,但随后可能会发展成焦虑症。因此,更好的做法是轻轻地将手移开,以抑制这种行为。

《镜报》: 有什么警示信号吗? 莫里茨: 我会观察这种行为出现时的情境。例如,房间里是否在场某些会引发此类反应的人,或者是否仅仅是在做学校作业时发生。

《镜报》: 啃指甲也可能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一个症状吗?

莫里茨: 是的。所有与压力、不安和紧张相关的事情,都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爆发。但不能反向推论:“孩子啃指甲,所以他可能会患上ADHD。”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持冷静,首先单独观察该症状,并看看是否会出现其他情况,比如啃头发。

《镜报》: 家庭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求专业帮助?

莫里茨: 首先应该尝试自我帮助,因为专业帮助很难找到。在德国,无论是医学专业还是心理学专业,都没有关于啃指—

“专业帮助很难找到。”

甲以及一般性身体相关重复性行为障碍的课程。因此,患者从医生或心理学家那里听到的,往往只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已经说过的话:“别那样做。这样不好看。你这样肯定找不到伴侣。”重要的是:啃指甲在没有治疗师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这就是其美好之处。

《镜报》: 哪些方法对儿童也有效?

莫里茨: 所谓的习惯逆转训练(Habit Reversal Training)的前提是感受到那种冲动。然后,例如在1到3分钟内——通常20秒就足够了——像祈祷一样合起双手,或者坐在手上,直到冲动消退。这相当于将其“冻结”了。JUL

插图: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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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文化

“我想拿走一切,包括在派对上”

《镜报》访谈 作者卡罗琳·瓦尔在四年内出版了她的第四部小说,她在文学界的争议程度几乎无人能及。在这里,她谈到了跑车、预付款、抑郁症以及她的错误。

在荷兰伊瑟尔湖畔的一个露营地。沙滩车、三轮车,露营车前铺着人造草坪。瓦尔从小就来这里,她的父母和姐姐也拖着房车在这里。瓦尔现在有了自己的房车。车内空间狭小且整洁,桌上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房车是爸爸帮她拖过来的,因为她的梅赛德斯敞篷车没有牵引钩。她讲述道,这里是让她感到像“家”一样的地方。在一切开始之前,她想在这里放松一下:这位作家将在几天后出版她的第四部小说《海拔1999米》。与前三部作品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陷入危机的年轻女性的故事。

这位31岁的作者自处女作小说《22个泳道》以来,已售出超过250万本书。几乎每个人对瓦尔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她在社交媒体上自信的表现。2024年,当她未能获得德国图书奖提名时,她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篇如今已成为传奇的帖子,宣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如果明年我至少不能进入入围名单(Shortlist),我就移民。”在采访的前一天,2026年的长名单(Longlist)公布了。她再次未能入选。

《镜报》: 瓦尔女士,您经历了彗星般的崛起。您是否思考过:这一切喧嚣是否合理? 瓦尔: 没有。当然,并非所有事情总是合理的。但如果得到了,那就接受它。而且,“合理”又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镜报》: 您认为公众觉得您身上什么地方有趣?

瓦尔: 希望首先是我的书。除此之外,显然,一个年轻女作家说她想成为最好的,这很不寻常。或者关于图书奖的事,我非常渴望获得提名。大多数年轻作家表现得比较谦虚。而且我还买了一辆跑车……

*卡罗琳·瓦尔:《海拔1999米》。 Rowohlt出版社;368页;24欧元。

访谈由编辑Elisa von Hof和作者Xaver von Cranach进行。

《镜报》: 关注度有什么好处?

瓦尔: 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让你能通过写作给人们带来一些东西。在此之前,一切都感觉如此空虚。

《镜报》: 在文学领域,如何衡量成为“最好的”?

瓦尔: 这不能由单一的事情来定义。大概是:销量和文学质量。

《镜报》: “优秀”和“成功”是一回事吗?

瓦尔: 在理想情况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镜报》: 您现在在四年内出版了第四部小说。您害怕变得无足轻重吗?

瓦尔: 当《22个泳道》如此成功时,我很清楚,我想立即推出新作。这也源于害怕再次被遗忘。我是一个喜欢设定目标的人。而且我非常有竞争心。我一旦开始了这种年度出版的节奏,现在就想把它坚持下去。

《镜报》: 您又在写了?

瓦尔: 起初我想给下一部小说留出更多时间,但现在我决定了:不,明年出第五本书。除此之外——


Julien Josse / 2018 《镜报》


96 文化

DER SPIEGEL 35 / 2026

——我不想做除了写作以外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录一个闲聊播客。我总是告诉我的家人:“如果有一天我产生了做播客的想法,请阻止我!”

《镜报》: 您感受到表现压力吗?

瓦尔: 完全没有。外界反而总是对我说:“冷静点,卡罗(Caro)。”是我自己在鞭策自己。

《镜报》: 露丝-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 Thomas)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她提到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更换了出版社,并且不想让新出版社失望。您能理解这一点吗?

瓦尔: 完全不能。出版社应该很高兴能拥有露丝或者我。双方都必须表现出色,出版社和作者一样。而且情况随时可能恶化。因此我想抓住所有机会,包括参加派对。我现在不想在拉着手刹的状态下经历这一切。

《镜报》: 在写第一部小说之前,您学习过日耳曼语言文学,在 Klett-Cotta 出版社实习,随后在苏黎世的 Diogenes 出版社担任出版助理。在转换角色后,有什么让您感到惊讶的吗?

瓦尔: 是人们对待我的认真程度。我觉得这很惊人。担任助理时,没人关注我。而作为作者,突然之间被众人簇拥。而且,作者当然也是普通人,有着非常普通的问题。

《镜报》: 例如?

瓦尔: 税务,这是一个大话题。当然还有虚荣心。

《镜报》: 您是否读过关于您某本书的负面评论,并觉得“这可以理解”?

瓦尔: 经常。我一直很认真地对待文本批评。关于《22条泳道》(22 Bahnen),人们经常说其中的爱情故事太俗气了。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镜报》: 您曾说过,编辑在描述年轻英俊男性的段落中,删掉了许多“冰蓝色眼睛”。我们数了一下:仍然有六处。

瓦尔: 当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东西。有一次维多利亚从游泳池里撑起身体,水珠在他身上“滚动”。当时我和我之前的编辑坐在她的公寓里,我们用“俗气滤镜”审视了一遍。那时我觉得很羞愧。

《镜报》: 在新书中,“冰蓝色眼睛”出现了五次。您没有经过编辑审核,还是这是一种自嘲?

瓦尔: 用这个开玩笑很有趣。在下一部小说里,那个绝美男人的眼睛将是苔藓绿色的。

《镜报》: 对《助理》(Die Assistentin)的评价非常积极,即使在传统的文化版面(Feuilleton)也是如此。这让您惊讶吗?

瓦尔: 没有,我很高兴。让我恼火的是,这本书经常被错误地概括。有人声称《助理》同时受到了读者和文化评论界的强烈批评。这根本不对!销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被认真对待。

《镜报》: 为什么文化评论界的认可如此重要?

瓦尔: 因为那里才是进行探讨和评价的地方。小时候我经常不被认真对待。现在,如果能参与其中,我会很高兴。能成为塑造当下的这群女作家的一员,我对此感到自豪。我也很想把这句话告诉小时候的卡罗。

《镜报》: 您如何看待“通俗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这个词?

瓦尔: 我觉得还可以。而纯文学(E)与通俗文学(U)之间的界限划分简直令人厌烦。

《镜报》: 您在出版《助理》时也更换了出版社:从以通俗文学著称的 DuMont,转到了以文学著称的 Rowohlt。

瓦尔: 我觉得您看到的这两家出版社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显著。但我是一个倾向于逃避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搬家。一旦在内心感觉到不再合适,我就逃离。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希望一切都能有所改变。

《镜报》: 您现在也更换了经纪公司。

瓦尔: 是出于其他原因。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导致我与人们产生争执。(她思考了一下。)肯定是的。但当你成功时,就必须时刻小心。

《镜报》: Rowohlt 在合同中承诺将您的书籍推荐为德国图书奖(Deutscher Buchpreis)候选作品,这是真的吗?

瓦尔: 没有。我甚至不知道 Rowohlt 出版社是否提交了我最近的一本书。

《镜报》: 这次感觉如何?

瓦尔: 我感到失望和悲伤。但到了第二天就又好起来了。我也为其中几位入围者感到由衷的高兴。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名单上的。

《镜报》: 几年前,您申请写作学院也遭遇了失败。您是否喜欢这种现在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局外人”形象?

瓦尔: 是的,也是为了给年轻人鼓劲。当时在莱比锡没被接——

“外界反而总是对我说:‘冷静点,卡罗。’ 我对自己要求已经很严了。”

——纳,我当时非常紧张地等待回复,我加入了其他申请者交流的论坛,然后第一批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我也以为自己会收到。我还清楚地记得邮车到达的那一天,我打开信封,读到了那句话,那是一封机器生成的拒信。

《镜报》: 那封信您还留着吗?

瓦尔: 这种东西我不会扔掉。

《镜报》: 让我们再次谈谈批评。《助手》主要获得了正面评价,但在网上有一些负面的读者评论。只有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上出现了一篇负面评论。您在 Instagram 上发帖称:“一名女性,一名记者,竟然围绕一条来自亚马逊的、充满恶意的匿名读者评论,编织出一篇令人难以置信地尴尬的煽动性文章,这出乎我的意料。” 文中共同的句子是:“许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是劣作,平庸且尴尬。对此只能表示赞同。” 这真的已经算作“煽动”了吗?

瓦尔: 不,这不是煽动。但那篇文章让我非常愤怒。它很私人化,且充满恶意。

《镜报》: 该帖中还写道:“这一切恰恰在《助手》出版之时爆发,而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名年轻女性在出版业经历的父权制权力滥用,我认为这简直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您是认真的吗?

瓦尔: 您这么一说,我意识到那确实过头了。这个类比太夸张了,那并不是关于父权结构的问题。但我确实注意到很多批评来自女性,于是我想:“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镜报》: 您是否后悔过某次发帖?

瓦尔: 不能过度解读,那是 Instagram。我喜欢冲动地表达。那只是一种真实的反应。

《镜报》: 在您的新小说中,讲述了一名年轻女性作为骗子进入圣莫里茨富人社会的经历。您有过这种“骗子时刻”吗?

瓦尔: 成年之后,有过。而且局外人这个角色很迷人。不属于任何地方,但悄悄潜入其中。

《镜报》: 骗子角色通常具有某种狡诈的特质。而您的女主角萨马拉则更倾向于忧郁、抑郁。这源自哪里?

瓦尔: 骗子是悲剧人物。一方面是对谎言的快感,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会自问:我究竟还剩下什么?毕竟没有人真正了解你。

《镜报》: 萨马拉从巴厘岛前往柏林,去往阿尔高,最后到达瑞士。她在逃避什么?

瓦尔: 这很难用语言表达。逃避悲伤,逃避无家可归感,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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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97

——无法让父母满意的恐惧,逃避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感觉,逃避拥有过多权力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山口的这个地点表现得最明显。萨马拉开车行驶在陡峭的道路上,她突然意识到:她只要把方向盘稍微向右打一点,她的敞篷车就会像个小玩具车一样飞下去。令人不安。令人震撼。或许也很美。

《镜报》: 您有过这种感觉吗?

瓦尔: 当我开车经过山口时?绝对有过。

《镜报》: 您开车技术好吗?

瓦尔: 我经常出点小事故,大多是在停车场里。第一道划痕时会心疼,但后来就习惯了。我现在觉得,这些划痕也是我车的一部分。我身上也满是小伤疤。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我经常在想,我也可能会遭遇一场严重的事故。我开车开得不好,但开得快。很多作家都是死在车里的。我想,那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镜报》: 您现在有多少辆车?

瓦尔: 目前两辆。一辆宝马,一辆梅赛德斯。从九月起,我将成为梅赛德斯的品牌大使。

《镜报》: 这种角色通常只有运动员和明星才会担任。您在答应的时候犹豫过吗?

瓦尔: 犹豫了很短时间。但我很高兴这会引起一些争议。在这些时刻我感到快乐,因为我离开了文学界的界限。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镜报》: 哪些错误?

瓦尔: 太快信任他人。把职业关系误认为是友谊。我太天真了,话太多。如果我和一个记者共处两小时,我就会觉得他是我的挚友。

《镜报》: 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的周围总有乌云。”您是指什么?

瓦尔: 抑郁症,我想。我喜欢用这样的隐喻来描述它,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感知它的。“乌云”听起来也更美好一些。

《镜报》: 从那时起您接受过治疗吗?

瓦尔: 没有。我目前状态很好。

《镜报》: 实际上,您小说中的所有主角都在受苦,而且他们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我奋斗脱困。

瓦尔: 当然,有问题的人应该去接受治疗并寻求帮助。但文学不必展示应该怎么做。我写的又不是非虚构类书籍。萨马拉(Samara)简单地压抑自己的问题,这当然没什么好赞美的。但她能挺过来,这很令人兴奋。现在有一种追求诊断的趋势,最近我听到这样一句话: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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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瓦尔:“我喜欢冲动”

已经过时了,自闭症现在才流行。这太糟糕了。即使是对那些真正患病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镜报》: 我们的当下充满了“治疗术语”,比如“有毒的”或“情感缺失”。在您的书中,人们说话方式不同,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连接。

瓦尔: 我认为,如果这些人去接受治疗,那小说就写不好了。他们就不会走进森林大吼大叫,或者在山口飞驰。他们必须自我救赎,否则一切都太无聊了。

《镜报》: 您需要圆满结局吗?

瓦尔: 在写作时,我必须给自己希望。否则行不通,因为我无法将虚构与现实区分开。

《镜报》: 在您的小说中虽然能找到爱,但没有性爱场景。为什么?

瓦尔: 我在这方面比较保守。写性爱很难。我也经常不喜欢读这类内容。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最喜欢相互了解的阶段。

《镜报》: 在许多其他年轻女性写的书中,会有很多自信的性行为和自慰描写。

瓦尔: 在我的书里,自慰被跳过了。

《镜报》: 十年后的生活在您看来是什么样子?

瓦尔: 可能和现在差不多。独自上路。在海边有一栋小房子。也许在那栋小房子里,还有一个长着苔绿色眼睛的英俊男人陪着我。

《镜报》: 哪个海?

瓦尔: 冷海。

《镜报》: 在德国,人们不喜欢谈论钱,在文学界尤其如此。几个月前,作家马雷斯·凯泽(Mareice Kaiser)和哲学家汉诺·绍尔(Hanno Sauer)在 Re:publica 的舞台上对比了他们的图书预付款,引发了一场辩论。

瓦尔: 那是胡说,被完全误读了。搞得好像只有男性才能拿到高额预付款一样。

《镜报》: 她表示,凯泽的书获得了 15,000 欧元,而绍尔的两本书获得了 160,000 欧元。

JUDITH JOHANN / 《镜报》


《镜报》畅销书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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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尔德和伯特伦已经结婚17年了。没有性生活,脾气暴躁,大多数时候处于沉默之中。一次精品酒店的短期度假本应有所帮助,但……好吧。作者在此描绘了一幅刻薄且非常幽默的夫妻肖像。 / 第2名

非虚构类书籍

这位朋克音乐人兼 Feine Sahne Fischfilet 乐队主唱变得温和了。他回到了家乡雅门(Jarmen)居住,并尝试与那些他曾经在政治立场上与之对抗的人进行交流。 / 第 1 名

1 (-) 《阿特金斯女士与梦想图书馆》(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 Vanessa Göcking Vani 出版社;28 欧元 2 (2) 《海德堡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出版社;23 欧元 3 (8) 《伊门霍夫的电影断片》(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Heyne 出版社;24 欧元 4 (4) 《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dtv 出版社;24 欧元 5 (6) 《女巨人》(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Penguin 出版社;24 欧元 6 (5) 《五,六,七,八》(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DuMont 出版社;25 欧元 7 (7) 《往年》(V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Heyne 出版社;24 欧元 8 (-) 《孤独的休息状态》(Alleinruhelage) Eva Menasse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23 欧元 9 (10) 《早安,今天天气真好》(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dtv 出版社;23 欧元 10 (-) 《画布》(Canvas) Ursula Poznanski Loewe 出版社;24 欧元 11 (11) 《街道》(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出版社;25 欧元 12 (9) 《投下阴影》(Wirf einen Schatten) Elena Fischer Diegenes 出版社;25 欧元 13 (16) 《午夜之旅》(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Droemer 出版社;24 欧元 14 (13) 《穿行原野》(Querfeldein) Alex Capus Hanser 出版社;25 欧元 15 (19) 《这里很美好》(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出版社;24 欧元 16 (17) 《终身之友》(Freunde fürs Leben) Fredrik Backman Goldmann 出版社;25 欧元 17 (12) 《暂停》(Pause) Lena Kupke dtv 出版社;23 欧元 18 (-) 《陌生人》(Fremde) Belle Burden Luchterhand 出版社;24 欧元 19 (24) 《皮娜缺席》(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List 出版社;21,99 欧元 20 (-) 《桑迪茨》(Sanditz) Lukas Rietzschel dtv 出版社;26 欧元

1 (-) 《防火墙之外》(Jenseits der Brandmauer) Monchi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20 欧元 2 (2) 《学会说不》(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16 欧元 3 (1) 《亲爱的英国》(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出版社;24 欧元 4 (10) 《点点逗号线,艺术史就此完》(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出版社;25 欧元 5 (4) 《三百名男子》(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出版社;30 欧元 6 (3) 《火之梦》(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laueninsel 出版社;20 欧元 7 (5) 《足够成熟》(Alt genug) Ildikó von Kürthy Ullstein 出版社;22,99 欧元 8 (7) 《我心中的故事》(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出版社;26 欧元 9 (-) 《要勇敢!—— 冒险 95 年的回忆》(»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 Marianne Koch dtv 出版社;22 欧元 10 (8) 《与歌德共度一个夏天》(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 H. Beck 出版社;25 欧元 11 (15) 《细菌——秘密英雄》(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出版社;23 欧元 12 (9) 《在意面与柠檬切罗之间与自己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rzer 出版社;20 欧元 13 (8) 《法西斯主义并非一种观点》(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 H. Beck 出版社;23 欧元 14 (12) 《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Liv von Boetticher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出版社;25 欧元 15 (11) 《信仰,爱,克洛普》(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出版社;26 欧元 16 (14) 《你并不孤单》(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VA 出版社;25 欧元 17 (13) 《在披萨与阿佩罗之间与自己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rzer 出版社;19,99 欧元 18 (-) 《通往美好生活的古道》(Der alte Weg zu einem guten Leben) Ken Mogi DuMont 出版社;24 欧元 19 (20) 《有机》(Organisch) Giulia Enders Ullstein 出版社;24,99 欧元 20 (17) 《当太阳落下》(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Florian Illies S. Fischer 出版社;26 欧元

《镜报》畅销书榜由“BuchMarkt”和 media control 受《镜报》委托统计。详情请见 spiegel.de / bestseller

98 文化

瓦尔:你必须向人们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出版社会根据他们认为这本书能卖多少而给一笔预付款。将其称为性别歧视简直是危险的,而且淡化了真正的性别歧视。这场辩论真的让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只需要数到三,我的名字就会被提到。这毕竟是市场经济。而在这个游戏中只参与一半是不可能的。 《镜报》:您处女作的预付款是多少?

瓦尔:很不巧,我已经透露过了。那是 150,000 欧元。

《镜报》:那么转投 Rowohlt 出版社的预付款是多少?

瓦尔:这个我不能说。

《镜报》:为什么?

瓦尔:这会让出版社生气。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关于钱的话题被讨论得这么少,而且人们认为不应该将其公开。

《镜报》:最近您在 Instagram 上向镜头展示了一个普拉达(Prada)包。

瓦尔:这又是典型的卡罗琳风格。当时我和一名记者在圣莫里茨,我们走进店里,他们立刻就给我们倒了香槟。我被那个友好的销售员给迷住了。他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说他们有专门的普拉达鳄鱼,用来提供皮革。而且他说他本来已经打算关门了,直到他看到我们两个,以及我盯着那个包的眼神。他真的很会讲故事!

《镜报》:和《世界报》一起看保时捷,和《时代周报》一起买普拉达包。这算是一种套路吧?

瓦尔:人总得给自己一点奖励。

《镜报》:那个包多少钱?

瓦尔:3000法郎。我爸爸会说:快抵上一辆小型车了。

《镜报》:账户充盈还是账户空空,更有利于写作?

瓦尔:充盈。这样你就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过程中。我不后悔在全职工作之余写了《22条泳道》(22 Bahnen),但现在我可以更多地尝试。

《镜报》:ETF定投计划还是特斯拉股票?

瓦尔:这两者我都讨厌。

《镜报》:汽油还是电力?

瓦尔:汽油。

《镜报》:醉酒还是清醒?

瓦尔:两者我都爱。关键是,不要处于中间状态。

《镜报》:百事还是可口可乐?

瓦尔:百事被低估了。

《镜报》:那么,《助手》(Die Assistentin)这本书的预付款是多少?

瓦尔:您现在听起来像那个普拉达销售员了。

《镜报》:瓦尔女士,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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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35 / 2026

文化 99

推迟也不是解决方案

职业生涯 美国民主党人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将冷冻卵子视为一种自我决定的行为。但她避开了核心问题。

作者:马蒂娜·基克斯 (Martina K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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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is Chang / Post / ICS / AP

政治人物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她在 Instagram 上谈论社会冷冻(Social Freezing)

我想拥有孩子吗?许多三十多岁的女性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美国左翼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36岁,被称为 AOC,民主党的形象代表,国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但她将此事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她决定冷冻自己的卵子,并在 Instagram 上与她近千万的粉丝分享。她拍摄了自己向腹部注射激素的视频,并表示:“我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更好地掌控我的生活。”随后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宣布了她的其他计划:她不排除参加总统竞选。因此,她冷冻卵子的私人决定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这关乎女性的身体和自我决定的权利。

社会冷冻与一种叙事紧密相连,即女性可以兼顾一切:孩子和事业。2014年有报道称,Facebook 和苹果公司为女性员工承担社会冷冻的费用。那是“向前一步”(Lean in)女性主义的时代,就在此前,时任 Facebook 高管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出版了同名书籍,呼吁女性攀登管理层,打破玻璃天花板,在电话会议中使用电动吸奶器,并在涉及领导任务时积极表态。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解释她的过程时,听起来与之相似:“我想让所有人看到——因为女性可以成就一切。”

她以此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天赋,但却美化了现实。因为显然女性并没有成就“一切”:在美国国会,女性议员甚至不足三分之一,在德国联邦议院的比例也高不到多少。自1973年以来,只有15名女性在担任美国国会议员期间生育了孩子。因此,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不应只谈论社会冷冻,还应谈论她如何加强女性权利并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些希望在政治领导岗位上看到更多女性的人,必须忍受她们将生育问题公开化。 5


100 文化

DER SPIEGEL 35 / 2026

屏幕背后的恐怖

电影 那些与自我及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往往喜欢让自己沉溺于虚构的世界。简·舍恩布伦(Jane Schoenbrun)的电影揭示了原因。

如此之高的赞誉并不常见,但在简·舍恩布伦的电影中却是常态。“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电影体验。有史以来最好,”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Kristen Stewart)在评价《米亚斯玛营地的青少年性与死》(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时如此说道,这是舍恩布伦的新作,将于8月20日上映。导演兼编剧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出租车司机》)甚至将其视为“本十年电影界最独到的声音”。

究竟是谁引发了这样的狂热?舍恩布伦1987年出生于纽约市,在波士顿大学学习电影后,起初从事制作工作,后来撰写电影评论并担任策展人。

得益于粉丝们无条件的支撑,其发展速度极快:从2021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以一部低成本恐怖片完成长片处女作,到凭借心理惊悚片《我看到了电视荧光》(I Saw the TV Glow)获得突破,再到今年5月《米亚斯玛营地的青少年性与死》在戛纳电影节盛大首映,期间不过五年光景。

但这段职业生涯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舍恩布伦的所有电影都在探讨,当一个人屈服于某种媒介的诱惑力、沉浸在电影画面中、迷失在剧集世界里,或者坚信一场网络挑战能改变生活时,会发生什么。

在第二部电影《我看到了电视荧光》中,当主角意识到自己为了对一部冷门电视剧的热爱而浪费了多少年光阴时,简直快要窒息。那种窒息的声音令人难以忘怀。

那么,舍恩布伦难道不应该对粉丝们真实的狂热感到不安吗?“听着,”舍恩布伦在视频通话中笑着说,“我也只是个普通人。如果我能让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拥有最好的电影时光,那么我就可以回家,放下公文包,然后说:今天在办公室过得不错。”

舍恩布伦是跨性别且非二元性别者(德语中没有为此类身份建立的固定代词),数周以来一直忙于《米亚斯玛营地的青少年性与死》的公关宣传。在接受《镜报》采访当天,该片在美国上映。舍恩布伦对此显得出奇地放松,开着玩笑,并在电影影响力分析与关于性别过渡如何影响电影创作的个人感悟之间熟练地切换——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跳跃,而更像是一种流动。结束对话时,人们会感到轻微的困惑、被启发且心潮澎湃。就像走出舍恩布伦的新电影时一样。

《米亚斯玛营地的青少年性与死》讲述了年轻的酷儿导演克里斯(Kris,汉娜·艾因宾德 Hannah Einbinder 饰)的故事,她被委任重启一个名为《米亚斯玛营地》的陈旧恐怖电影系列。为此,她希望邀请一位关键演员出演:比利(Billy,吉莉安·安德森 Gillian Anderson 饰),她是原版电影中的“最终女孩”(Final Girl),即标志性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问题在于:比利长期隐居在乡村,因此克里斯不得不经历一段艰辛的车程——结果最后发现,比利恰恰就住在当年拍摄《米亚斯玛营地》第一部的度假营地遗址中。

起初,克里斯对这位女演员显然已沉溺其中的幻想世界感到震惊。但随着与比利共处的时间增加,她愈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多少混乱的欲望:当初是什么让她如此着迷于这部恐怖片?她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实现什么?而她对比利究竟抱有怎样的感情?与此同时,电影系列中的连环杀手“小死”(Little Death,杰克·海文 Jack Haven 饰)正准备再次出手。

写在纸面上可能听起来复杂且冗长——而且这还没提到从《13号星期五》到《血腥夏天:恐怖营地》的众多恐怖电影,这部电影将它们编织进叙事并进行了扭曲。

但舍恩布伦(Schoenbrun)可以让人放心:“这部电影知道你会觉得它自命不凡,并想消除你的这种先入为主。它知道你会认为这会变成一个‘指指点点地告诉你恐怖电影对你有害’的东西,而它想让这一点变得模糊。”

这种模糊之处在于,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确实开始理解为什么比利(Billy)生活在她最成功作品的布景之中。人们开始透过克里斯(Kris)的眼睛去观察,并意识到早期《米亚斯玛营地》(Camp Miasma)系列电影的魅力,尽管正如克里斯作为 Z 世代的一员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这些电影在性别形象方面自然是“有问题的”。

这种模糊化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舍恩布伦在另一个层面上对所有电影都绝对清晰:角色们沉浸其中的媒体世界如此富有想象力且诱人,以至于观众最希望能够追随其中。

例如在电影《我看到了电视发光》(I Saw the TV Glow)中,舍恩布伦创造了一部名为《粉色面纱》(The Pink Opaque)的虚构剧集,它看起来像是《巴菲与吸血鬼》(Buffy – Im Bann der Dämonen)和《双峰》(Twin Peaks)的结合体,而这两部剧集拥有或许是最狂热的粉丝群体:关于美国小镇的闪烁幻想,在那里,恐怖与美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我看到了电视发光》的主角——酷儿青少年欧文(Owen)和麦迪(Maddy)宁愿生活在“面纱世界”而非他们凄凉的家乡,这一点立刻就显得合情合理。只不过,这并非值得推荐的选择。

“当我们觉得电影或剧集对自己意义重大时,我们会建立起某种准社会关系,这一点我很熟悉,”舍恩布伦说,“我也曾这样生活了很多年。尽管如此,我意识到这种粉丝心态代表了我内心某种不愿面对的东西。”2019, 在拍摄处女作《我们要去世界博览会》(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之前,舍恩布伦意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

在电影中,性别焦虑(Dysphorie)——即对自己以及身体在世界中所处状态的一种存在主义不安——既是动机也是基调。青少年凯西(Casey,安娜·科布 Anna Cobb 饰)拍摄自己参加虚构的网络挑战“世界博览会”的过程。这个挑战带着一个深渊般的承诺:参与者的生活和身体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在一段视频中,一名挑战参与者演示了他的皮肤如何起蓝色水泡;在另一段视频中,一名参与者声称自己完全变成了塑料。

但对于凯西来说,这些前景依然具有吸引力:这一切似乎都比在纽约州北部某处与她那个阴郁的单亲父亲一起度过的孤独生活要好。为了入睡,她会播放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名 YouTuber 安抚地低语着“现在好好睡吧”,并移动她的手,仿佛在抚摸观众的头部。

在《我们要去世界博览会》中,舍恩布伦将凯西的媒体消费最终是救赎了她,还是让她沉没在网络漂流中,留作开放式结局。在第二部电影《我看到了电视发光》中,舍恩布伦表达得更为明确:青少年欧文(Owen,贾斯蒂斯·史密斯 Justice Smith 饰)错失了过上更幸福生活的机会,因为他宁愿追寻《粉色面纱》中的谜团,也不愿面对关于其性别认同这一显而易见且紧迫的问题。

“当你盯着屏幕上的东西看时,它不会回看你,”简·舍恩布伦(Jane Schoenbrun)说,“但为了去爱,也就是说去爱人们和社群,而不是电视剧,他们必须能够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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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101

随着《我们都要去世界博览会》(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的首映,Schoenbrun 在 2021 年公开出柜,承认自己是跨性别且非二元性别者。除了《黑客帝国》的创作者莉莉和拉娜·瓦恰科夫斯基(Lily and Lana Wachowski)之外,Schoenbrun 是目前最知名且最成功的跨性别导演。

“我的生活,” 说道,“在过去的六年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的艺术发展与我的性别过渡是并行发生的。我的生活感觉充实、真实,且比任何电影所能呈现的都要美好。”

从性别焦虑到性别欣快,观众在《瘴气营地》(Camp Miasma)中也经历了同样的旅程。在电影中那个宏大且闪耀着粉色光芒的艺术世界里,人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四处漫游,惊叹地探索其边缘。例如,远处的山脉为什么闪烁着如此诡异的光芒?( 使用了彩绘玻璃板作为布景。)

“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归电影的,是它们所蕴含的谜团、美感和感官体验,” 说,“我想拍的电影就像隐藏的洞穴,你可以一次次回到其中,并继续深入研究。”

人们在观看《瘴气营地》时也有此感受。这不仅是因为它疯狂的美感,还因为一个被 不断推向前景的谜团,直到它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这个连环杀手究竟在哪个层面活动?他所流出的血有多真实?究竟是谁在哪个现实维度中死去?

与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电影不同, 电影中关于(时间)层面的谜团并非为了被清晰地解开。“这种对电影叙事的数学式评判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在 A 和 B 之间建立联系,在 C 和 D 之间建立联系。这样会使文化陷入冻结状态。”

同样, 拒绝将《瘴气营地》归类为元叙事(Metaerzählung):“‘元’这个词太去政治化了:任何质疑常规的尝试都被称为‘元’,” 说,“我并不试图追求‘元’:我是在询问这些常规是如何产生的。”

《瘴气营地》所质疑的常规之一,就是恐怖片中的“终极女孩”(Final Girl)——即那个纯洁的幸存者。 干脆将其变成了两个“终极女孩”——比利(Billy)和克里斯(Kris)——并且还让他们发生了相当不错的性关系。彼此之间。

在此处,文章本可以结束在对探索 电影洞穴(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未来的)的期待之中。但情况更为复杂:10 月, 的处女小说《公共访问后世》(Public Access Afterworld)将以英文出版。这是一本“巨著”,它将 的前两部电影整合进一个叙事世界,从而完成了一个三部曲。

这部作品最初被写成两季电视剧(“但这将耗资数亿美金”),现在变成了一本关于电视的书。在叙事的规模和深度方面,《公共访问后世》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相比之下,其他作品看起来就像是练习,” 说道,并宣布这部小说将是一个完整系列丛书的开端。

早已构建起了一套洞穴系统,而非单个洞穴。探索它?充满危险。但非常值得推荐。

汉娜·皮拉齐克(Hannah Pilarcz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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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评论

《镜报》35 / 2026

非虚构类书籍

女性主义是否让母亲们变得不快乐?

生育孩子是有代价的。因为生育孩子意味着不再是独立个体。有没有可能,这个代价在今天被认为比以前更高?马琳·霍布拉克(Marlen Hobrack)在她的非虚构作品《骄傲与怀疑》(Stolz und Zweifel)中写道,读过那些关于女性主义母亲的书籍的人,一定会感到惊讶:为什么现在还有女性愿意自愿成为母亲。如今,母亲身份似乎主要意味着一种放弃,一种自主权的丧失;对孩子的照顾不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导致精疲力竭的护理工作(Care-Arbeit)。是对自我的舍弃。

霍布拉克反对那些通过写作来抱怨的母亲,也反对社交媒体上“母亲圈子”里的自我怜悯——在那里,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似乎成了一种风气。目前,为人父母在公众视野中更多是被视为一种“忍受”而非“体验”。相反,霍布拉克承认母亲身份带来的幸福、骄傲和内在的充实感,甚至认为将另一个生命的需要暂时置于自身需求之上,其中蕴含着一种悖论式的享受。因此,她讲述了存在于对他人的责任之中的自我实现,以及不必意味着自我丧失的自我牺牲之乐。“当我给予爱时,我并不感到疲惫。”

霍布拉克 1986 年出生于包岑(Bautzen),因撰写关于阶级歧视(Klassismus)的非虚构书籍而闻名。她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是幼儿,最大的已经搬出家门,因为霍布拉克在 19 岁时就成为了母亲,当时并非计划之内且是单亲抚养,因此她根本没有机会陷入那种认为能永远保持自我主导权的幻想之中。有没有可能,现在的许多母亲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母亲身份与绝对独立和完全的主体主权这一理想相冲突,因此对许多女性的打击比以前更沉重?霍布拉克认为正是如此,并将这一理想的根源定位在女性主义中。事实上,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宣扬自主女性。但真的有可能,恰恰是女性主义阻碍了女性成为快乐母亲的可能性吗?霍布拉克认为,女性主义制造了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的母亲,因为它贬低了母亲相对于其他“关联人物”的重要性,否定了母子之间特殊的生物纽带,从而摧毁了对母亲身份所承受之艰辛的回报——即象征性的认可。而且,它迫使母亲从事有偿工作,且尽可能全职工作,而不是去质疑有偿工作的首要地位。

当然,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前几十年的“母亲神话”,去批评当时许多女性在教育问题上的唯一决定权。顺便提一句,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同时,同样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去宣传那种职业化、在经济和情感上都自主的母亲理想形象。霍布拉克看到了这些理由——但她依然对此提出反对。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论点并非基于保守主义,而是基于一种激进的进步主义、坚定的左翼立场。

霍布拉克认为,获得母亲之幸的关键障碍不在于父权制,而在于资本主义。她将许多女权主义者过度推崇的自主理想称为新自由主义。此外,她敏锐地察觉到“照护工作”(Sorgearbeit)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矛盾力量:一方面,它有助于让所有那些由女性承担的大多数无偿家庭任务变得可见,从而提升其价值;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将情感驱动的任务置于工具理性逻辑之下,从而使其贬值的风险。霍布拉克引导人们意识到,照护并不自动等同于苦役,相反,它往往能带来成就感。她指出,照顾孩子的所谓“照护工作”虽然辛苦,但在一个关键点上与普通的薪资劳动截然不同:它绝不会导致异化。“当我陪伴他们时,我也始终在陪伴我自己。”因此,她主张有时可以将个人需求放在次要位置——但这并非出于无私,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她在照顾他人中同样找到了自我实现。那么,在这一切之中,父亲们在哪里?霍布拉克认为,女权主义致命地建议女性变得更像男性。而她则主张,所有人——包括男性——都应该变得更具母性。

托比亚斯·贝克尔(Tobias Becker)

作家马伦·霍布拉克(Marlen Hobrack)为许多母亲长期处于压力状态提供了一个挑衅性的解释,并讲述了自我牺牲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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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恩格勒(Marcus Engler)

马伦·霍布拉克:《自豪与怀疑》(Stolz und Zweifel)。HarperCollins出版社;240页;2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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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03

流行音乐

亲密模式

萨姆·史密斯(Sam Smith)渴望和谐。无需听过新专辑《Hazel Eyes》的一秒钟,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只需看看封面:这位来自英国省份的世界级流行巨星萨姆·史密斯(34岁)在之前的封面上总是独自出现,而现在这位非二元性别音乐家则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抱中。史密斯和创意团队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封面与音乐毫无违和感,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的声音被浓缩在了一张照片中。这张专辑的每一个音符都在恳求:请像我用灵魂包裹你那样拥抱我——伴随着俗气的合唱和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福音音乐,伴随着向比尔·威瑟斯(Bill Withers)致敬的点头律动,以及优雅且考究的编曲。这位流行巨星在今天的采访中表示,他现在更愿意和他的未婚夫、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安·考恩(Christian Cowan)一起在沙发上惬意地休息,而不是去派对狂欢。专辑的名字就源于后者的眼睛颜色。然而,批判性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如此浓厚的“挪威毛衣式温暖”产生抵触。史密斯难道不是一个其知识魅力在于丝绒般柔软的嗓音与某种冲突感之间对比的人吗?一个歌颂爱情,但同时谈论强迫症,或者因为三年前在格莱美奖上表演《Unholy》时戴着恶魔角而被指责为撒旦崇拜者的人?不过不必担心——这张专辑中部分由独立音乐偶像费斯特(Feist)共同创作并演绎的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毫无问题。一点和谐永远没有坏处。SKR

»Hazel Eyes«。

»步行前往叙拉古«。导演:拉斯·杰森(Lars Jessen)。8月20日上映。

电影

航行越过围墙

目标虽远,但愿望强烈。拉斯·杰森(Lars Jessen)的电影《步行前往叙拉古》(Spaziergang nach Syrakus)基于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柳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的一个故事,现已进入影院。影片讲述了来自罗斯托克的服务员保罗·贡皮茨(Paul Gompitz,由查理·许伯纳饰演)的故事。在80年代,他决定访问位于西西里的叙拉古。杰森和许伯纳将其打造为一个古怪的故事:一个男人产生了一个执念,并以倔强的毅力去追求。在偶然得到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塞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1803年的一本书后——书中描述了作者从萨克森出发,穿越半个欧洲直到叙拉古的旅程——贡皮茨也被吸引前往那里。然而,他的远方之梦最初撞上了围墙,东德当局没有批准他的出境申请。海路是一个替代方案,于是贡皮茨学习了航海。53岁的许伯纳是一位让人乐于观察其表演的演员。这部电影也不例外。不过人们有时会产生疑问:他真的是一个像猎犬一样死咬住一个想法不放的家伙的理想人选吗?他看起来是不是太温顺了点?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依然令人好感,并且有一个既幽默又苦涩的结局:贡皮茨从未想过逃亡,而是希望在旅程结束后回到东德。但当他回到家时,那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两德统一发生在他回家的途中。LOB

文学

谎言的无处不在

《Buckeye》中那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小说开头仿佛深吸了一口气,他牵起读者的手,将其包裹在柔软的毯子中,传递出一种安全感:这里讲述的故事值得去了解。叙述节奏不疾不徐,详尽得恰到好处,毫无废话。“Buckeye”意为七叶树,在美国,来自俄亥俄州或居住在那里的人也被如此称呼。作家帕特里克·赖安(Patrick Ryan)1965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此前主要凭借短篇小说引起关注。而在这部作品中,他呈现了一部经典的家庭小说,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历史在其中扮演了低调但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在此不仅仅是简单的背景。赖安讲述了两个看似平凡的俄亥俄州美国家庭的故事。贝基和卡尔,玛格丽特和费利克斯,他们被巧合与秘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所隐瞒,谎言无处不在,且人们经常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谎言:“如果这意味着你能平安生活?那当然可以。谎言不就是为了这类事情而发明的吗,”贝基的父亲对他女婿说道。所有主人公都勇敢地尝试掌控自己的生活,必须在顺从与个性之间做出选择。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本充满人性深渊的绝妙之书不断用精巧的转折令人惊喜。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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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赖安:《Buckeye》。托马斯·于伯霍夫(Thomas Überhoff)英译。park x ullstein出版社;656页;26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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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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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不可见的敌人

Duncan Elliott / 《镜报》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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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兄弟俩希安·亚当斯(Cian Adams)和乔丹·亚当斯(Jordan Adams)可能会在早年患上痴呆症。因此,他们参加超长距离马拉松赛,以期加速相关研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他说,他的妻子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他的兄弟和父亲也一样。他们曾试图劝他放弃,担心他会摔断骨头。

但乔丹·亚当斯坚信:他的身体能够承受。

今年4月底,亚当斯参加了伦敦马拉松。他的背上背着一台冰箱。在超过42公里的路程中,他拖着这个重25公斤的设备,它被固定在一个金属架上,由跨在肩上的衬垫肩带支撑。

冰箱随着每一步地上下颠簸。亚当斯只能轻微前倾地背着它,否则它会向后翻倒。与其说他在奔跑,不如说他在蹒跚前行。

观众们在为他加油。他们摇铃、鼓掌,有些人大喊:“乔丹,乔丹!”

亚当斯几乎听不到这些声音,他像在隧道中奔跑一样。卷曲且被汗水浸透的头发贴在额头上。他看起来像个在盛夏里匆忙奔波的搬家工人。

在塔桥上,他面色涨红,对着嘈杂的环境吼出他的痛苦:“Fuck Dementia”,去他妈的痴呆症。

到达终点时,他精疲力竭地瘫在兄弟的怀里。他哭了。这张照片传遍了世界。这段场景的视频在Instagram上获得了近 700.000 个赞。

伦敦马拉松结束一天后,乔丹·亚当斯再次站在起跑线上,这次是在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在那座岛上,他随后又跑了32场马拉松。每天一场。

乔丹后来表示,他希望人们能长久地记得他,记得他在伦敦背上的那个重担,以及他与兄弟至今仍在肩负的重担。

乔丹和希安·亚当斯分别31岁和26岁。他们体内携带一种不可治愈的家族遗传基因缺陷,这可能会让他们早早地患上痴呆症,甚至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这种疾病被称为额颞叶痴呆症,简称FTD。最近,好莱坞演员布鲁斯·威利斯公开其病情,使该病获得了全球关注。

该病是由 17. 号染色体上所谓的MAPT基因的一种罕见突变引起的。这种基因缺陷会导致大脑中产生过多的Tau蛋白。这些蛋白沉积在额叶和颞叶的神经细胞中,直到细胞萎缩。

额颞叶痴呆症不仅在老年期发作,而且经常在人生中年期发作,某些病例在 40. 岁时就已经出现。据研究人员估计,FTD在所有痴呆病例中占比不足10%。亚当斯家族已有12名成员因此去世,其中包括兄弟俩的母亲和一位姑姑。

他们的命运将乔丹和希安·亚当斯塑造成了一个团队:一个成为了极限跑者和网红,另一个成为了物理治疗师和膝盖专家,负责让他的兄弟能够继续奔跑。他们共同称自己为“FTD兄弟”。

额颞叶痴呆症通常不像阿尔茨海默病那样以健忘开始,而是以人格的潜移默化地改变开始。

“这尤其阴险,”都柏林大学的蒂莫西·林奇(Timothy Lynch)教授说,他研究这种疾病已有数十年。他说,患者会逐渐失去所有的同情心和礼貌。他们的反应缺乏分寸,容易激怒,且只关心自己。“他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林奇说,在尸检中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某些脑区被摧毁,而相邻区域却看起来完全完好无损。“就像有人在脑子里拆了一堵墙,而旁边却刷了新漆。”

在末期,患者将无法说话,且无法控制肌肉。目前还没有一种被批准的疗法能够阻止甚至逆转病程。

乔丹·亚当斯回忆道:“我的母亲热爱生活。她喜欢身边围绕着人们。”在她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五十岁出头时,她瘫痪且失语,盖着一条直到脖子的毯子,躺在客厅的一张医院病床上。“只有她的眼睛还在房间里追随着我们。”

兄弟俩继承了母亲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他们也携带相同的 MAPT 基因突变。

医生说,大约十年后,乔丹可能会出现首批症状。对于他的每个孩子来说,继承该基因变异的风险为 50%。他的病历中是这样记载的。

乔丹说,想到潜伏在脑海中的隐形敌人很快会将他变成另一个人,这感觉完全是不真实的。“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他和他的兄弟不想等待首批症状的出现。因此,他们决定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他们希望制药公司投资研究。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因此研发出一种药物。

乔丹在八年前收到诊断结果时做出了这个决定。

据他讲述,2018年9月,他坐在伯明翰的一家医院里。他的姐姐当时也在场,她在半年前进行了检测,结果为阴性。

乔丹希望自己的结果也是如此。

随后,一名医生在遗传咨询时打开一个文件夹说:“乔丹,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的结果。”

乔丹回忆说,他当时哭了。但他也感到胸口有一种奇怪的释然。不确定性消失了。

“我能做什么?”他想知道。

基因咨询师说:“为研究做点贡献。筹集资金。帮助其他患者。”

从此,乔丹将这种基因缺陷称为“生活的许可证”。

他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学院(UCL)的一项研究,从那时起,他定期接受检查:认知测试、血液样本、核磁共振扫描。

在七月的一个夏日,乔丹和基安登上了伦敦地铁。他们前往伦敦大学学院(UCL),参加一个由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庭组成的聚会,这些人携带与他们相同的缺陷基因。

在校园里,一名穿着花裙子的女人为他们打开了门。“啊,那个‘冰箱男’,”她说,“你现在出名了。”乔丹尴尬地笑了笑。

在明亮的厨房里,兄弟俩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听了一个半小时。小组讨论着临床研究和 Tau 蛋白。所有人都希望研究能迅速取得进展。

乔丹和基安点头表示赞同。他们知道:需要更多受影响的家庭接受检测,需要更多血液样本,需要更多数据提供给科学界和药物研究。

兄弟俩的故事始于几十年前,在雷迪奇(Redditch)的边缘,一个

“我们孩子曾是她的整个世界。”

乔丹·亚当斯谈论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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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位于伯明翰南部的工业通勤小城,有一栋带有宽大窗户和大型花园的砖房。

客厅里的照片让人想起母亲杰拉尔丁,一个笑容慈祥的女人。照片记录了她的婚礼、在海滩上的家庭度假,以及她怀抱着孩子们的模样。

“我们曾是她的整个世界,”乔丹说道。

在儿子们的生日时,杰拉尔丁·亚当斯会组织足球派对。她辞去了秘书的工作,以便陪伴孩子们。

直到她四十岁出头时发生了变化。每周都在悄悄地改变。

突然之间,她只买减肥餐,不再给孩子们买零食。她用90度高温洗所有衣服,无视那些带有警告信息的便利贴。面对一个坐在她前面的足球赛观众,她大喊道:“你的屁股露出来了!”

“我们为妈妈感到羞愧,”乔丹说,“她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家人们束手无策。没有人想到是痴呆症,因为她看起来太年轻了。

医生最初诊断为抑郁症,随后认为是中风。但这些都不对。直到几年后,他们才发现杰拉尔丁的母亲也曾患有同样的症状。杰拉尔丁遗传了这种疾病,她的姐姐也是如此。

2010年6月的一天,父亲召集了儿子乔丹和基安(当时分别为15岁和9岁)以及17岁的姐姐肯尼迪在客厅里,说道:“妈妈不会康复了。我们将在家里照顾她。”

格伦·亚当斯(Glenn Adams,61岁,一名握手有力的油漆工)说,乔丹和他的姐姐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段时间非常可怕。”

当格伦工作时,乔丹和肯尼迪必须为母亲洗澡、喂食并帮她翻身。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没有哪个青少年应该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父亲说道。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杰拉尔丁无法再吞咽。专业护理人员用液体食物喂养她,她穿着纸尿裤。长期卧床导致她身上出现压疮,她的双手痉挛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指甲深深地陷入皮肤中。“她的样子让人难以忍受,”父亲说。

2016年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乔丹和基安踢完球回家。在门厅里站着父亲格伦和姐姐肯尼迪。他们没有说话。杰拉尔丁·亚当斯去世了,享年52岁。

1 / 1990年左右的母亲杰拉尔丁 2 / 2005年的兄弟乔丹、基安(前) 3 / 姐姐肯尼迪

格伦·亚当斯说,那种痛苦“几乎无法承受”。但在悲痛之余,也有一种解脱感。“我们知道:她解脱了。”

父亲讲述道,基安在那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有客人的时候,他会躲进房间。他害怕骑自行车,害怕在学校演出中登场。当爷爷想看他踢球时,他不得不躲在灌木丛中。

乔丹则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年轻人。愤怒于失去了母亲,愤怒于似乎没有人能理解他。在他当时的感受中,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高中毕业后,乔丹·亚当斯为一家在线零售商销售瓷砖,饮食以垃圾食品为主,变得肥胖。晚上他喝酒,在酒吧打架,带着一只青肿的眼睛回家。“我的生活不再值得活下去,”他说。

他的姐姐讲述道,有时他甚至想结束这种生活。

跑步成了乔丹的疗法。它让他忘记了痛苦。他以前并不特别具有运动天赋。在足球俱乐部的冲刺训练中,他总是最后几个到达终点的人。“但这个孩子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他就会坚持到底,”父亲说道。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乔丹在雷迪奇(Redditch)的家中跑了他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2021年,他参加了伦敦马拉松。他在那里筹集了折合约14,000欧元的捐款。“这激励了我。”

他刚刚重拾生活的勇气,身体训练有素且展望未来,就在这时,他的哥哥在2023年2月通过一次Zoom通话,收到了来自伯明翰基因咨询师的诊断结果。对话持续不到90秒,之后他被病假六周。

“那很艰难,”乔丹回忆道,“我想成为唯一携带该基因的人。”从那天起,他不再仅仅为自己而跑。“我想为基安赢得时间。”

乔丹开始寻找越来越离谱的挑战。2024年夏天,他在雷迪奇的城市公园里24小时内跑了160公里。9月,他与哥哥一起横跨英国,从北到南,总计近1500公里。他将这条路线纹在了右小腿上。

2024年底,乔丹还在为父亲担任油漆工,此时已有80,000人关注这对兄弟的Instagram账号。乔丹决定辞职,没有积蓄,也没有商业计划。七个月里他没有收入,还欠了债。随后,他签署了首批赞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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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107

因为他们的母亲有爱尔兰血统,兄弟俩考虑过在那里跑步,但他们犹豫了。两个英国人会受欢迎吗?

随后,他们收到了一个爱尔兰脱口秀节目的邀请。他们讲述了伴随其家族数代人的基因缺陷。反响极其热烈。

在回程途中,他们下定了决心:他们将跑遍爱尔兰,在32天内完成32场马拉松,此外还将在伦敦进行开端,届时乔丹将背着一台冰箱跑步。

基安讲述道,当他的弟弟第一次提到背冰箱的想法时,他想到的不是Instagram上的病毒式视频,而是乔丹的关节。在42公里中增加25公斤的重量,对于身为膝盖专家的基安来说,这意味着压力性骨折。但乔丹不为所动。

在雷迪奇经营一家物理治疗诊所的基安·亚当斯(Cian Adams)制定了一套计划。在17周的时间里,他让乔丹的身体适应负重,在训练日让他穿着一件20公斤重的加重背心走30,000步。他计算了最佳跑步速度,并陪他进行跳跃练习。

在伦敦马拉松期间,基安在部分路段陪在弟弟身边,引导他走在理想线路上,递给他能量胶,并在乔丹腿部肌肉抽搐时停在他身边。他向乔丹脸上喷水并戏弄他:“你怎么跑得这么慢?”

乔丹说:“伦敦马拉松是一场折磨,但它是唯一一场跑完后感觉良好的比赛。”

基安说:“这个想法完全疯了。但人们关注到了。”

在随后的爱尔兰挑战赛中,数千人伫立在街道两旁。基安在从安特里姆(Antrim)到都柏林的部分路段陪同乔丹。每天晚上,他为弟弟肿胀的脚踝和发炎的胫骨进行护理。“我会建议我的任何一个病人停止跑步,”基安说,“但乔丹反正也不会听。”

在都柏林的终点冲刺线上,观众们高举着印有他们已故母亲照片的海报。通过这一系列马拉松,乔丹和基安筹集了折合约2.4百万欧元的捐款,其中一半流向了爱尔兰最重要的痴呆症组织,该组织专门从事对患者的护理和支持。另一半则进入了他们自己的基金会,目前几乎整个家族都在那里工作。

“这种疾病威胁带来的沉重感每天都能感受到,”基安说。

他最大的恐惧不是终结,而是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工作中,你可能还能注意到第一个错误,”他说,“但下一个就再也意识不到了。”

他讲述道,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将疾病屏蔽掉。但在入睡前或早晨醒来时,它又会再次出现。那时他会想到自己的患者,想到有一天他将无法再为他们治疗。

因此,他将自己地投身于常规之中,试图控制那些他能控制的事情:九点开始工作,半小时午休。每天走10,000步,始终为整个星期制定计划。除此之外的所有事情都会让他感到压力。

家人说,乔丹恰恰相反。他随心所欲,大多数时候并不经过太多思考。

七月,他去夏威夷度蜜月,并前往墨西哥城观看足球世界杯。在都柏林,他在议会里与哥哥讨论痴呆症。第二天,他们坐在温布尔登网球赛的皇家包厢里。乔丹的妻子阿格尼丝说:“我不知道这种节奏能维持多久。”

两人在一起五年了,2024年结婚。在第一次约会时,乔丹就告诉她,他可能会早早地患上痴呆症。阿格尼丝表示理解。她的祖母死于痴呆症。她爱上了他的无畏。“他用双手紧紧抓住生活,”她说,“但有时这并不容易。”

一个夏日的夜晚,26岁的阿格尼丝坐在他们共同公寓的沙发上。乔丹·亚当斯此时正在亚特兰大,观看

在雷迪奇训练的乔丹·亚当斯:

英格兰与阿根廷的世界杯半决赛。“如果没有目标,没有下一次旅行,他就会陷入深深的低谷,”她说。

“乔丹想在还能做到的时候体验一切,”阿格尼丝说。而且他希望在疾病夺走这个机会之前成为一名父亲。“家庭对他来说就是一切。”

2023年,几乎与基安确诊的同时,阿格尼丝怀孕了。他们等待羊水穿刺结果等了十二周。随后接到了电话:胚胎携带导致疾病的突变。“那是我人生中最令人沮丧的时刻,”阿格尼丝说。乔丹崩溃大哭。“他觉得将疾病遗传下去是自己的错。”

这对夫妇决定终止妊娠。他们现在打算尝试人工受精并对胚胎进行基因检测,以排除基因缺陷。他们希望成为最后一辈承受此病的人。“这将在我们这里结束,”阿格尼丝说。

乔丹说,他生命中的黑暗时刻时而到来,时而离去。他不再喝酒。有时他会观察自己。当他放错钥匙时,当他忘记一个名字时。那时他会问自己:这是正常的,还是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症状?

阿格尼丝讲述道,乔丹不再像以前那样庆祝生日。每一年都在提醒他,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乔丹说,他害怕有一天会忘记妻子的名字。

情况未必会如此发展;并非所有疾病的进程都一样。尽管如此,他与阿格尼丝已经做好了财务和法律上的准备。有一天,她将代替他做出决定。“这让我最担心。”

乔丹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藏起来。他告诉阿格尼丝,只要可能,他希望一直作为家庭的一员。在此之前,他与哥哥基安在制定计划。他们想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在加拿大徒步。他们希望几年内能出现首批能够切除遗传基因缺陷的药物。

当乔丹想要亲近母亲时,他不去墓地,而是去雷迪奇的城市公园。那里有一把纪念长椅,是朋友们为杰拉尔丁及其姐妹设立的。

乔丹的父亲格伦·亚当斯现在有了新的伴侣。他说,尽管如此,他仍想保留那栋有五个卧室的房子。不是因为回忆,而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样当孩子们需要护理时,他们有一个家。”

马蒂亚斯·菲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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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体育

《镜报》 35 | 2026

令人担忧的孩子

足球 贾马尔·穆西亚拉在球场上两次发作。这位拜仁球星接下来的情况如何?

贾马尔·穆西亚拉在周二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是在三天内第二次在足球场上发作后不久发布的,显然并非仓促而作。措辞经过了仔细挑选。

“我被诊断出患有暂时性、短暂出现但可良好治疗的失神发作(Absenzen),这是由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文中这样写道。配图是一张穆西亚拉的背影照,他正在向拜仁慕尼黑队的球迷鼓掌。看不见他的脸。

就在几小时前,23 岁的穆西亚拉在海登海姆的一场热身赛中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失神发作。

周六对阵莱比锡时也是如此:他的跑动速度减慢,身体僵硬。随后人们经常将其描述为“崩溃”或“虚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穆西亚拉并没有摔倒,而是被队友扶在草坪上。队友们在他们的队友周围形成了一道保护墙。医生迅速赶到并为穆西亚拉提供治疗。

在对阵莱比锡的比赛中,这种情况发生在他在替补登场约一刻钟后。而在海登海姆的比赛中,他甚至仅出场了约四分钟。现在,人们对这位德国最受欢迎的足球运动员深感担忧。这是什么样的发作?它们会再次消失吗?最重要的是:穆西亚拉的情况如何?他未来将如何发展?

“我很好!”穆西亚拉的声明如此开头。这应该不是一句客套话。据称,在海登海姆比赛结束后不久,他看起来就已经恢复了放松状态。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对海登海姆的这次事件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之前知道,现在也知道情况,”体育主管马克斯·埃贝尔在赛后表示。他不想透露更多。俱乐部在其他方面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在被问及细节时,俱乐部不予置评。这也是为了保护穆西亚拉。

如果向熟悉此案的人员打听,至少可以明确,不需要预料到体育层面的最坏情况:即穆西亚拉职业生涯的终结。有消息称,其未来的足球生涯预后非常好。这听起来最初是积极的,但也表明对此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拜仁球员穆西亚拉,队医

只有在一件事上,慕尼黑俱乐部内部传出了明确的表态。那就是拜仁慕尼黑不存在过失。由于穆西亚拉在第一次失神发作后不久再次被派上场,俱乐部在公开场合受到了指责,而俱乐部否认了这一指控。在慕尼黑,这位进攻球员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穆西亚拉本人也写道,他正处于“最好的医疗治疗中”。俱乐部和球员会冒险,尤其是在海登海姆的一场热身赛中,这听起来确实不太合理。

无论如何,在足球场上出场与穆西亚拉发布的声明绝非不可兼容。不过,他的表述并不像外行看来那样明确。“神经功能障碍”在医学上没有固定定义。它只是泛指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这可能意味着神经学或精神病学领域中截然不同的疾病。而“失神发作”(Absenzen)则是一个固定的医学术语,属于癫痫发作的一种。

这种模糊的措辞可能表明,这些发作的准确原因尚未最终查明。

失神性癫痫典型地始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并可能持续到成年期。典型的特征是突然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患者显得精神不在状态,反应迟钝且不说话。目光可能呆滞。还可能出现口腔或手部轻微的不自主运动。

在许多其他类型的癫痫发作中会出现手臂和腿部的抽搐并伴随跌倒,但在失神发作(Absence)中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发作后,许多患者不记得或仅部分记得该片段。发作通常仅持续几秒钟,但每天可能会发生多次。

穆西亚拉写道,这些“时刻”目前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知道人们对他感到担忧,并希望消除公众的顾虑。

截至周三上午,该 Instagram 帖子已被点赞超过 100 万次。

人们对穆西亚拉的同情心极其深厚。这种感觉就像是这些发作发生在某个你个人认识的人身上。

近四年前,穆西亚拉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盘带令球迷惊叹。从此,公众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之路。在他作为神童初到拜仁时期,前国家队主教练约阿希姆·勒夫曾告诉《镜报》,他曾向穆西亚拉承诺会带他参加下一届赛事。他没有给过任何其他球员这样的承诺。“但对于贾马尔,我的感觉是:他真的能为国家队带来巨大的意义。”

在 2024 年主场举办的欧洲杯上,穆西亚拉和弗洛里安·维尔茨令观众痴迷,小报将这对组合称为“Musiala”。专家们预言他们和国家队拥有辉煌的未来。他们成为了德国新轻盈风格的象征。

随后,穆西亚拉在 2025 年腿部骨折——这次受伤驱散了那种轻盈感。接着是半年的康复训练。“为了不忘记我曾经是谁,”贾马尔·穆西亚拉说,他在那段时间里观看自己以前的比赛视频。自复出以来,他似乎一直在寻找状态:他在草坪上翩翩起舞的次数比以前少了。

而现在又是这些发作。人们无需洞察穆西亚拉的内心,就能明白他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阶段。

丹尼尔·蒙塔泽里(Danial Montazeri)、伊娃·萨斯(Eva Saß)、托比亚斯·沙纳格尔(Tobias Scharn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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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35 / 2026

体育 109

◀ 小众运动

看起来像是一次救险操作,像是一名赛车手在摩托车打滑后试图将其稳住,但这其实是常规操作:这就是速度赛(Speedway)中车手们过弯的方式。这是一种特殊的摩托车运动;车手在椭圆形赛道上循环行驶。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机器没有刹车。因此,它们在过弯时倾斜角度极大。这种赛制已存在 100 多年,在波兰和澳大利亚等地深受喜爱。 MON

态度评分

快乐的降级者

亚历山德拉·波普(Alexandra Popp)身着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Borussia Dortmund)亮黄色的球衣站在场边,面带光彩。在联赛开赛前的最后一场测试赛后,她接受了采访。“真的超级有趣,”波普笑着说道。赛季于周四开始。她的对手不再是拜仁慕尼黑或法兰克福,因为这些球队在德甲联赛(Bundesliga)中比赛,而那不再是波普所在的联赛。她将在西部地区联赛(Regionalliga West)中对阵比勒费尔德(Arminia Bielefeld),这是女子足球的三级联赛。然而,波普看起来依然由衷地感到幸福。

波普,35, 是这项运动的代表人物。145 场国家队比赛,三次年度最佳女足球员,在沃尔夫斯堡(VfL Wolfsburg)期间获得过众多冠军,其中包括两次欧冠冠军。在上个赛季的 19 场德甲比赛中,她打入了 14 球。她依然能够胜任重大任务。波普本可以在沃尔夫斯堡续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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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联赛而非欧冠:亚历山德拉·波普为了在心爱的俱乐部 BVB 效力而选择了降级。而且她看起来:很幸福。

前往国外转会,以便争夺冠军并赚取高薪。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了竞技层面的降级。

至于原因,在她那场让她如此光彩照人的对阵罗马(AS Rom)的测试赛中已经显现。大约 8600 名球迷来到了红土体育场(Stadion Rote Erde),其中很多是为了看她。8600 名球迷,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德甲球队的平均观众数。“由此可见 BVB 拥有怎样的力量,”波普说道。今年 3 月,她宣布转会至多特蒙德。这是一个基于内心的决定。波普在距离 BVB 体育场仅几公里的地方长大。她从小就是这里的球迷。

在联赛开赛前不久,她说,只有极少数的足球运动员能拥有她现在的体验。波普指的不是巨大的成功,而是能穿上心仪俱乐部的球衣。 MON

Artur Wüble / NurPhoto / IMAGG / Bernd Thiesen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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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森·阿尔代 (Jason A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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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5 † 14. 8. 2026

学术生涯并非他的天职。而他依然选择了这条路,或许正是导致其悲剧结局的原因。杰森·阿尔代是加纳父母在伦敦抚养长大的。关于他后续生活的已知信息,全部基于他本人在回顾时提供的一些带有冒险色彩的陈述。据此,他童年时期被诊断为发育迟缓和自闭症谱系障碍。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直到 11 岁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18 岁才学会读写。据称,就在他教育科学博士论文答辩前两周,他刚切除了一颗脑肿瘤,因此必须在短短两周内重新学习全部课程内容。阿尔代专注于种族主义、社会公正和种族歧视等课题。在经历过达勒姆和格拉斯哥的学术阶段后,他于 2023 年被剑桥大学聘任——成为该机构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正如他后来所写,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职业特权”。然而,他享受学术巨星地位的时间并不长。今年初夏,公众开始首次指责他涉嫌剽窃。随后,人们对他关于生活细节和经历的诸多陈述产生了怀疑。这些质疑升级为一场针对这位被英国《电报》报纸称为“觉醒派海报男孩”的抵制运动。 5. 8月,他辞去了职务。 14. 8月,杰森·阿尔代被发现死在位于伦敦的公寓中。FRA

海登·潘内蒂尔 (Hayden Panett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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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9 † 16. 8. 2026

她从婴儿时期就进入了演艺圈。海登·潘内蒂尔于 1989 年出生于一名女演员和一名消防员之间,在11个月大时就拍摄了她的第一个广告片。她在 17 岁时凭借电视剧《英雄》(Heroes)实现了国际突破:在剧中饰演一名高中啦啦队长,因基因突变而拥有超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她曾出演恐怖电影系列《惊声尖叫》,并在 2012 至 2018 年的电视剧《纳什维尔》(Nashville)中饰演乡村歌手朱丽叶·巴恩斯。这个角色为她赢得了两次金球奖提名。然而,聚光灯下的生活让潘内蒂尔倍感压力。 2008, 她告诉《SPIEGEL》,她觉得自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戴假发以避免被认出。她在今年5月出版的自传《这就是我:一次清算》(This Is Me. A Reckoning)中写道,她的行业没有保护年轻的女演员。她在书中还讲述了遭受侵害的经历。潘内蒂尔公开谈论过自己的成瘾问题和心理疾病。她与前拳击手弗拉基米尔·克利奇科有一个共同的女儿。 16. 8月,海登·潘内蒂尔被发现死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一处公寓中。SVS

赫尔穆特·莱滕 (Helmut Le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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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39 † 13. 8. 2026

他的生活是书写联邦德国历史的故事之一。他于1939年出生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因此年龄足够大,能够经历纳粹时期和战争。但他也足够年轻,能够成为一个新开始时代的孩子。他曾在柏林等地学习,活跃在学生运动圈子中,为左翼杂志撰稿,最终加入了一个K-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后因偏离党路线被开除,随后前往荷兰乌得勒支成为一名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在九十年代,他凭借《冷漠的行为准则》(Verhaltenslehren der Kälte)一书引起轰动,该书研究了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恩斯特·荣格或赫尔穆特·普莱斯纳,以及这些人如何采取一种“冷漠的习惯”,以便能冷静地面对毁灭——用今天的话说,或许叫作“酷”(Coolness)。两德统一几年后,莱滕在罗斯托克获得教授职位,在那里他结识了学生卡罗琳·索默费尔德(Caroline Sommerfeld)。两人结婚——随后索默费尔德成为了新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定期在格茨·库比切克的杂志《分裂》(Sezession)上发表文章。莱滕接受了这一切,这位68一代的人爱上了一个变成了“认同运动”活动家的女人。一个老左翼,而他的妻子在摆脱教授丈夫的束缚后走向了极右翼。她与极右翼分子马丁·塞姆利奇(Martin Semlitsch)合著的一本书名为《与左翼者共处》,书中也对他丈夫进行了剖析。赫尔穆特·莱滕在维也纳去世,享年87岁。RAP

Franke / dpp 阐释。Caroline Breitman / EPR:Markus Tedeskler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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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某些家族的素材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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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雷格纳 (Sven Regener), 65, 是作家(代表作《雷曼先生》、《维也纳大街》)兼音乐家。

《镜报》: 雷格纳先生,您的新小说《弗兰基和弗雷迪》再次将背景设定在八十年代。为什么您不尝试写写当代?

雷格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法?如果有人特别擅长油画,他不需要突然开始用粉彩画画。人们也不会对克劳德·莫奈说:“现在快停止画那些没完没了的睡莲和花朵吧。”

《镜报》: 也许尝试写一部狂野的当代小说能让您有所突破。

雷格纳: 文学需要距离,恰恰是为了能够狂野。当代小说很容易陷入新闻报道的风格。人生苦短,艺术长存 (Vita brevis, ars longa)!小说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几年之后,当代小说也会变成历史小说,所以那又怎样。

《镜报》: 为什么在您的书里总能遇到几乎相同的人物?

雷格纳: 在卡尔·巴克斯的故事里,你也总能遇到唐老鸭、史高治叔叔和路易斯。但每个故事讲述的都不同。有时关于史高治的吝啬,有时关于那三个必须引导叔叔走正道的好学生侄子。某些家族的素材是无穷无尽的。H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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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婚礼

没有大教堂,没有城堡,也没有庞大的宾客群: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41岁,与其长期伴侣乔治娜·罗德里格斯(Georgina Rodríguez),32岁,在小范围内交换了誓言——地点就在他们位于葡萄牙卡斯凯什(Cascais)住宅的客厅里。在经历了数周关于地点、日期和名流嘉宾的猜测后,这对伴侣在接受《Vogue》杂志采访时讲述了他们选择小规模婚礼的原因。“我想要一些私密的东西——和我的伴侣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在家里,”罗德里格斯说道。她表示,小时候她曾幻想过一场拥有城堡、马车和钻石皇冠的童话婚礼。但如今,隐私对她来说更为重要。“城堡、房屋、岛屿、马匹或汽车,我们每天都有。但真正私密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要非凡得多。”仪式结束后,全家人前往了位于卡斯凯什东北约150公里的法蒂玛(Fatima)圣地。在那里,一名牧师在一座小教堂里为他们举行了教会祝福仪式。MGR

Sébastien Goffin / dpa / picture alliance / Waleed Zain / Anadolou Agency / IM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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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警醒的反面教材

美国演员亚当·斯科特(Adam Scott),53岁,因剧集《人生切割术》(Severance)而闻名,回顾其职业生涯可见诸多成就。但在职业生涯初期,他也曾遭遇一些挫折:当他试镜美国剧版《办公室》(The Office)的一个角色时,他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如此惨烈,以至于多年后这段试镜录像仍被作为反面教材播放给表演专业的学生们看。斯科特对此心知肚明,他在喜剧演员吉米·法伦(Jimmy Fallon)的深夜秀节目中透露,因为他自己的女儿在班级里不得不观看这段视频。据称,老师先给全班播放了斯科特的视频,随后播放了最终获得吉姆·哈尔珀特(Jim Halpert)一角的约翰·克拉辛斯基(John Krasinski)的试镜片段。“老师当时说:‘好了,让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一个人得到了这份工作而另一个人没有。’”这位演员当时并不知道斯科特的女儿就在班里。她当时尴尬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课程结束时,老师把她叫到一边,询问她是否认识这两个男人。直到那时,老师才注意到她的姓氏——斯科特说,老师当时感觉糟糕极了。这位演员后来在自己的情景喜剧《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中饰演主角,该剧于2009年至2015年播出。不过,对于自己的旧视频仍被播放这件事,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我很高兴能在一家著名的表演课上,成为关于‘如何操作是错误的’一个典型案例。”MOB

靠这个就能生活?

她不再需要把关人

人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因为人们几乎已经不记得模拟时代的生活了,但网红(Influencerin)并非随着Instagram的发明而出现。她们在之前就已存在,只不过当时被称为:It-Girl。她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自我营销、广告、引领趋势——但这个名称掩盖了当时的推广工作是多么艰辛且缺乏自主性。这一点可以从奥利维亚·帕勒莫(Olivia Palermo),40岁的职业生涯中看出。这位纽约人曾在一家杂志社实习,担任模特,参加过数百场活动,并在真人秀剧集《城市》(The City)中饰演反派。就这样,这位风格优雅的It-Girl成功跳槽进入时尚杂志。而现在,她不再需要把关人(Gatekeeper)了。有超过700万名粉丝在关注着她。EVH

一辈子的伴侣

一个人究竟什么时候算异性恋,什么时候算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什么时候算双性恋?这些概念暗示了将性取向清晰区分的可能性。而现实情况可能完全不同,演员吉莉安·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58, 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点。在一次访谈中,她讲述了与女性的性经验,以及在对其进行定义时遇到的困难。在学生时代,她曾与一名女性在一起。两人当时不敢公开露面。“这感觉像是秘密的、被禁止的且错误的,我们必须将其隐藏,”安德森说道。而且,在她11岁从伦敦搬到美国后,她在高中时期感到很迷茫。“我不仅不适应,而且根本不想融入,”她说,“在一个保守的城市里,我是一个朋克。”她后来与女性的关系给她带来了麻烦:之后与她在一起的一名男性在得知此事后与她分手。《泰晤士报》询问这位演员当时是否觉得自己是女同性恋。“不,我没有。”对于她当时的身份,她只是缺乏相应的词汇。即便在今天,她也不愿让自己被限定在某种特定的性取向中:“我视为人生伴侣的人恰好是男性,但我认为,如果对方是女性,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她说,“我会想:‘这就是我的人生伴侣。’” SOL

Aurora Mareschal / Getty Images; Aurora Mareschal / Getty Images; John Phillips / G Spot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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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POSTEINGANG

我们的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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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德国选择党(AfD)提供了竞选助力”

来自柏林的读者迈克尔·斯特罗贝尔(Michael Strobel)批评了第 34 期关于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封面,以及其中“德国最危险的男人”这一行字。总编辑迪克·库尔比尤维特(Dirk Kurbjuweit)给他打了电话。

SPIEGEL: 斯特罗贝尔先生,我们的封面让您感到不适的地方在哪里?

斯特罗贝尔: 我认为这极其夸张。西格蒙德 36 岁,他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但没有政府管理经验。如果他成为州长,基本法和州宪法会约束他。而且公民社会也会阻碍他。

SPIEGEL: 我更倾向于认为,他能在其所在的联邦州以及通过联邦参议院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样一来,德国选择党(AfD)就有了切入点。

斯特罗贝尔: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一个小的联邦州,因此我没看到这种危险。你们在无意中为德国选择党(AfD)提供了竞选助力。西格蒙德先生已经兴致勃勃地在你们的封面图上签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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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E

难以忍受

第 34 / 2026 期封面:德国最危险的男人

严肃的《镜报》通过封面和文章给予了齐格蒙德先生极大的关注。在我看来,这就像是免费广告。“德国最危险的男人”,竟然没有问号?如果是一个来自偏左激进团体的职业政治家,是否也能带着这样的副标题登上封面?您的读者对此会怎么说,或者怎么写?答案在您那里。

克里斯蒂安·纽布林-福克斯,哈斯洛赫(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我觉得难以忍受的是,您在当前的封面中,将杂志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目前右翼极端分子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并用煽动性的标题制造恐惧和更多的政治厌倦感。而您不久前才大张旗鼓地宣布,现在要通过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来加强民主?就此而言,肯定可以设计一张封面,展示那些在东部这次选举前,即便身处对自己个人而言也危险的环境中,依然勇敢且坚定地为维护人-

人权、宽容以及我们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而奋斗的人们。伊娃·克洛佩克,艾希施泰特(巴伐利亚州)

这张封面既不符合文章,也不符合《镜报》的水准。这正是您在过去几个月里内部讨论并批判性反思的那种夸张报道方式。我原以为你们已经达成共识,希望现在采取更冷静、不那么喧闹的方式。希望“德国最危险的男人”被视为一次反弹,而不是继续如此。封面图与文章以及齐格蒙德先生都没有关系。他穿着时髦,笑得像个世界冠军,但在 AfD 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质量上的新突破。揭露基本机制很重要,而不是对一个人进行喧闹且具有魅力的夸张渲染,以及随之而来的充满恐惧的预言。这种情况我们以前经历过。

克里斯托夫·迈尔尔,曼海姆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通过封面和文章,你们刚刚为齐格蒙德提供了他所能期望到的最好的竞选广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将关注点转向那 60% 不投票给右翼激进派并进行抵抗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人?他们需要关注、支持和团结,而这或许也会导致更多的坚定民主主义者

更正

关于 34 / 2026 期第 16 页的《争取工人》一文:德国选择党(AfD)在竞选期间的承诺不仅源自 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部分还源自早前的竞选纲领。


《镜报》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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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而不是满足于无奈的放弃。写一篇如此长且充斥着对主角毫无意义的客套话的文章,为他提供如此大的平台——却对相关的抵抗行动只字不提,除了说左翼人士很“嫉妒”(他们怎么能如此狭隘)?《镜报》到底怎么了?请通过报道那些进行抵抗且需要关注的人(无论是政治家、市长还是公民社会),来加强对他们的支持。

克里斯蒂娜·克恩(Christina Kern),诺伊芬(巴登-符腾堡州)

封面文章精准地指出了德国选择党(AfD)的所有症结所在。毕竟,该党最大的软肋之一仍然是对德国历史那种绝非爱国主义的处理方式。这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尤为明显,在那里,一旦夺权,其计划还包括停止资助那些寻找纳粹时期被盗犹太财产的来源研究科学项目。就好像这种抢劫在事后是“可以接受”且已结案的事情一样。因此,在公开辩论(例如在 Wahlaerinen)中,人们应该更强烈地就此类话题询问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

拉斯姆斯·Ph. 赫尔特(Rasmus Ph. Helt),汉堡

文中报道了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以怎样的理所当然和怀旧之情率领 Simson 摩托车游行,以及这种车辆对德国选择党(AfD)支持者的意义。令人痛心的是,文中忽略了指出:被纳粹没收财产的 Simson 企业家家族的犹太后裔,正激烈地反对极右翼分子将这些机器及其名称据为己有。《镜报》本应提到,这件事对该家族至关重要,以至于他们年逾 80 岁的发言人不辞辛劳地前往德国,在埃尔福特举行的德国选择党(AfD)党代会期间发表演讲,以指出这一情况。

汉内洛尔·施瓦茨-舒尔茨(Hannelore Schwarz-Schulz),霍恩布伦(巴伐利亚州)

在德国和欧洲,森林有时甚至是房屋在燃烧,而西格蒙德先生却在为气候变化欢呼,而德国选择党(AfD)却一直在否认气候变化。没有比这更变态的了。现在应该让那些投票给德国选择党(AfD)的人最终明白,他们是在亵渎地球母亲的生态,从而也亵渎了后代,也就是说,亵渎了他们的孩子和孙辈。

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齐格堡(北威州)

希望有益

第 33 / 2026 期:关于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业的申辩

我非常愉快地阅读了苏珊娜·拜尔(Susanne Beyers)的随笔,太出色了!我完全同意,尤其在当前政治困难且情感压力巨大的时期,不仅要指出问题,还要指出积极的发展,寻找解决方案并将其公开,这一点至关重要。希望有益。不断明确我们拥有民主制度以及为何应该珍惜它,也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良好且重要的一步。当然,必要的批评以及对权力者的监督绝不能被忽视。而且我认为在《镜报》这里不存在忽视这一领域的危险。你们在路易莎·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和塞普·穆勒(Sepp Müller)之间进行调解,成功开启了名为“解决方案”(Solutions)的新形式——这是一种充满尊重的接近。我对此感到兴奋。莫妮卡·登格勒(Monika Dengler),汉堡

为了获得一个不失真的现实图景,一篇分栏的社论或许也能有所贡献:一栏正面,一栏负面。贝伦德·德奇(Berend Detsch),杜塞尔多夫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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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联邦情报局(BND)和宪法保卫局的权限:您支持这项改革吗?

87%

13%

投票数:5508

您每天都可以在 SPIEGEL.de 的辩论板块讨论当前问题。以下是精选并删减后的回答:

»看到一个清晰的议程,而不是没完没了的争吵和胡言乱语,真是令人耳目一新,这看起来就像人们并非直到现在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Hendrik Herdemerten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权力很少会被收回。相反,它们往往会进一步扩张。这也是因为人们只要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就会习惯于此。«

Simone Bader

您也可以在 SPIEGEL 辩论板块以数字化方式表达您的观点:

编辑部热线

《镜报》应该更多地关注哪个话题?哪些内容迫切需要报道?请写信至:draht@spiegel.de 或邮寄至: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插画:Arne Bellstorf / 《镜报》


116 邮政信箱

《镜报》35 / 2026

讽刺之镜 (HOHLSPIEGEL)

摘自“Tagesschau”应用程序:

烘焙工艺

“一个有前途的职业”

德国面包店破产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来自 Google News 的 rp-online.de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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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登:猫咪 Kira 寻找一个安静的家

摘自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网站 rbb24.de:

»德国气象局(DWD)对今晚发出预警,将出现强降雨和阵风式强风。«

刊登在周报及官方公告《Rundblick Troisdorf》(北威州)上的广告:

特朗普(TRUMP)让贵金属价格暴涨:金价和银价创历史新高!!

摘自 SPIEGEL.de:

大多数交通死亡事故发生在行人或骑两轮车的人群中

哈弗尔运河(勃兰登堡州)一座栈桥上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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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读者投稿。请将您的建议发送至:hohlspiegel@spiegel.de

这种观点说出了我的心声,而且如此紧迫且重要。以丑闻为导向的新闻业危及我们的民主,长期以来,《镜报》的标题和语言发生了如此负面的变化,以至于我在阅读时变得越来越抑郁。这并不是因为事实本身如何,而是因为《镜报》呈现的方式:丑闻化、片面负面,有时非常傲慢,部分内容带有愤世嫉俗的色彩。这在评论文章中是可以接受的,但仅限于那里。也许这位作者的观点终于能成为迈向去渠道化、尝试客观、公正以及尊重政治成就的第一步。Christoph Oldeweme,科隆

反对主流报道

第 33 / 2026 期专栏:常识

非常感谢这篇文章。我也认为媒体和 CDU 对梅尔茨的批评完全过分了。如果能将他与之前的总理们(尤其是他们的初期阶段)进行对比,将会很有意思。我无法想象那时一切都能顺利进行。英格·赫姆(Inge Hemm),拉梅尔斯巴赫(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我也被近期关于总理的报道所影响。您的文章与普遍的指责总理之风截然不同,令人感到欣慰。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对总理的看法。通过这样一篇平衡的——且在此违背主流报道而撰写的——文章,您比那些只会单纯“猛攻”的同行更能增强我国的民主意识。请继续保持这种批判方式。赫伯特·费希特纳(Herbert Fechtner),阿尔滕贝格(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我觉得这篇文章简直是一种解脱,因为它背离了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及其政策近乎强迫性的贬低——而这种贬低完全是不公正地让德国选择党获益。

沃尔特·格罗耶(Walter Groier),克拉根福(奥地利)

读马库斯·费尔登基兴(Markus Feldenkirchen)以坦率的视角且不随大流的评论,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且他在这里也不避讳地批评自己的职业群体。请继续保持!

莱纳·林格尔斯坦(Rainer Ringelstein),曼海姆

我同意,不断暗示总理即将被替换是过分的。但对于他在任期间的表现,我的看法不同。梅尔茨在反对党时期辱骂政府,并宣布他将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各种事情。而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是承担了巨额债务,而他此前曾对此深恶痛绝。他对待人的方式极其糟糕,其人事政策业余至极。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默克尔将他远离我们。但我怀疑梅尔茨是否具有学习能力,并且对接下来的州议会选举和联邦议院选举深感担忧。

迪特·穆勒(Dieter Müller),辛齐格(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终于有一个来自德国媒体界的人有勇气对梅尔茨先生说出认可的话。在那些草率的谴责中,人们太经常忘记,尽管面临多次州议会选举,他依然在处理许多因党派或立法政治考量而被搁置多年的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认同梅尔茨先生的行为,但他拥有全局观,并终于推动了那些早已迟到太久的事情。

诺伯特·赫普夫纳(Norbert Höpfner),克龙贝格(黑森州)

读者来信请发送至:leserbriefe@spiegel.de

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以数字化形式发布并在 SPIEGEL.de 存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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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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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怎么了?«

为什么来自万德利茨(Wandlitz)的《镜报》读者安妮·索尼娅·迪特里希-富莱(Anne Sonia Diettrich-Foulet)至今仍会因为勃兰登堡的风而想起在巴黎的童年

»照片里那个乖巧的小女孩就是我,和我年轻的父亲在一起——那时父母还很年轻。我们站在巴黎的艺术桥(Pont des Arts)行人桥上,这座桥通往艺术学院。我当时四岁,出生在巴黎。

那是一个没有汽车、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的时代,即使在冬天,女孩们也不穿裤子。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我的法国父母一起出行,无论是步行还是乘坐地铁,我就这样认识了巴黎的社会。这张罕见照片应该是我的祖父拍的,他自己冲洗照片。我可以观看,这是我的特权。我的父亲曾是海军工程师,直到他勇敢地跳槽到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法国开始美国化,生活变得更加多彩,冰块——如此时髦!——在威士忌杯中叮当作响。不久之后,在1953年,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唱了他最动听的香颂之一:›Si, par hasard / Sur l’Pont des Arts / Tu croises le vent, le vent fripon...‹。大致翻译为:如果你在艺术桥上偶然遇到风——那顽皮的风……

我的母亲会哼唱他的旋律,工人们在工作时也会吹奏这些曲调。

顽皮的风依然在塞纳河畔吹拂,但令它遗憾的是,年轻女性几乎不再穿裙子了。有一段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爱人来到这里,在桥上挂上爱情锁,锁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桥梁面临因重量过大而坍塌的危险。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将它们拆除,并安装了亚克力玻璃板。爱情怎么了?直到我上大学,经常走过亚历山大三世桥前往大皇宫(Grand Palais)——索邦大学在那里租用了课程教室——我才理解住在巴黎的幸福。现在我住在勃兰登堡的巴尔尼姆(Barnim),离巴斯多夫(Basdorf)不远。1943年,乔治·布拉桑作为强迫劳工被驱逐到德意志帝国,在巴斯多夫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一年后,当他获准回巴黎旅行十天时,他没有再回来。直到1944年夏末城市被解放前,他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在那里。在巴尔尼姆,风的特质确实不同,但风就是风,它能唤起回忆。«

记录员:乔纳森·斯托克(Jonathan Stock)

您是否也有一张照片,想向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 请写信至:familienalbum@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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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无法完全离去

《镜报》 35 / 2026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过山车«

近 30 年来,「Euro-Mir」一直在欧罗巴公园疾速运行,而现在它将被拆除。操作员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re Hoffmann)梦想着能进行最后一圈运行。

《镜报》: 霍夫曼先生,2026 年是「Euro-Mir」的最后一个赛季,这座过山车曾深受粉丝喜爱。您如何看待这次告别?

霍夫曼: 自赛季开始以来,等待时间经常变得更长,平均增加了大约 10 到 20 分钟。以前,如果等待时间达到 45 分钟,游客可能会去逛逛其他地方。但现在他们愿意等待,因为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乘坐了。很多人对这座过山车即将被拆除感到难过。我也一样。

《镜报》: 您还记得第一次乘坐时的情景吗?

霍夫曼: 2000 年,我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去欧罗巴公园。那时我才四岁,对于「Euro-Mir」来说还太小了。但我那时就已经热爱过山车,并且经常谈论它。当我终于长到 1,30 米,达到身高要求后,我恳求父母再次带我回公园。

《镜报》: 然后呢?感觉如何?

霍夫曼: 太棒了!「Euro-Mir」不是一座普通的过山车,就其年龄而言,它相当酷。它围绕着五座巨大的镜面塔运行,并且可以旋转。塔内的螺旋升降机也很不寻常,同样不寻常的还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手动控制系统。

《镜报》: 您已经在这座过山车工作第六个赛季了。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吗?

霍夫曼: 是一份梦想的工作!我热爱与游客接触。对他们来说,欧罗巴公园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罩:1 天的假期,1 天时间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期待着我们,并在傍晚快乐地回家。这种体验在任何办公室里都找不到。

《镜报》: 您的工作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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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车迷霍夫曼:「这种体验在任何办公室里都找不到」

霍夫曼: 我在 7,30 开始工作:清理等待区,检查安全压杠,调度并投入运行列车。到 9 点时一切必须准备就绪,然后游客就会到来。在此之前,为了安全,我们必须进行试运行。

《镜报》: 时间久了不会觉得枯燥吗?

霍夫曼: 不会,这依然很有趣。乘坐「Euro-Mir」是一种怀旧体验。不过,我偶尔也会头痛,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有些地方会剧烈抖动。但一切都是安全的!如果由我决定,这座过山车还会运行几年。

《镜报》: 要学会操作这样一座过山车需要多久?

霍夫曼: 两个月或三个月后,你就能了解这座过山车——

调度、手动锁定,所有这些都必须学习。在「Blue Fire Megacoaster」上速度会快一些,那里很多环节是自动化的。压杠会自动打开,闸门也是如此,通常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按下启动按钮。而我手动操作「Euro-Mir」,没有显示屏,每一步都有一个对应的按钮。它运行的列车更多,调度速度快得多。我们必须动作非常迅速。

《镜报》: 为什么这么紧张?

霍夫曼: 就像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中一样:我们的工作是在每次进站时都要迅速,每一秒对游客来说都是一种收益。安全和友好至上,但速度紧随其后。因为排队时间越短,游客在一天结束时体验到的就越多。

《镜报》: 粉丝们热爱「Euro-Mir」那种单调的迷幻电子乐(Trance)原声带。您如何忍受一整天听同样的音乐?

霍夫曼: 在我的第一个赛季,晚上躺在床上时,原声带还在我脑海中回荡。现在我已经能将其屏蔽了。但如果我作为游客进入公园,我依然会像以前一样感到兴奋。

《镜报》: 2028 年将有一项重大新设施接替这座过山车。您知道将会有什么吗?

Hoffmann: 是的,一台来自马克游艺设备公司(Mack Rides)的家庭过山车。这家制造商属于经营欧罗巴公园的那个家族。其实我最希望的是他们的“Xtreme Spinning Coaster”,那是一种带有持续旋转车厢和翻转元素的过山车。我在比利时坐过一次,超级酷!不过,这里两年前才刚开放了一台极限过山车,所以这次会倾向于更适合家庭游客的类型。在新的主题区域应该还会有一个景点,但目前还是秘密。

《镜报》: 首先面临的是拆除。您在过山车上的最后一天会怎么过?

Hoffmann: 我希望在最后一天必须上班,我一定要在岗。也许会像 2017 年旧的“Eurosat”过山车关闭时那样。那时的氛围很特别:一整天所有人都很怀旧且悲伤,都想最后坐一次。在最后一圈运行前,业主家族发表了演讲。我想象中 1 月份最后一个运营季日期的告别就是这样的。但在那之前,我会享受每一次运行。 采访:Christopher Bonnen 5

里程碑 1997 过山车开放 1998 原声带《Project Euro MIR – Lift off!》作为单曲发行 2019 Alexandre Hoffmann 的第一个工作日 2025 公园负责人 Roland Mack 宣布在 2028 年前更换该设施 2026 本运营季结束时的最后一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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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Nr. 35 | 21.8.2026 Deutschland € 7,10

WAHL-KAMPF

Die Schläger von der AfD

STAR-AUTORIN

Caroline Wahl über Freude am Luxus

NAZI-KARTEI

Promi-Akten aus dem Giftsch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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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um die Meinungsfreiheit bedroht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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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reich € 8,80 Griechenland € 9,20 Italien €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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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HAUSMITTEILUNG

3

»Epsteins Missbrauchsmaschinerie wäre nicht möglich gewesen ohne die vielen Frauen, die sie am Laufen hielten.«

Seite 58

Titel

»Sagen, was ist« steht im SPIEGEL-Redaktionshaus an der Wand. Es ist das Vermächtnis des Gründers Rudolf Augstein und bis heute Anspruch der dort arbeitenden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Aber geht das noch – sagen, was ist? Viele Menschen fühlen sich mundtot gemacht und in ihrer Meinungsfreiheit eingeschränkt. Sie glauben, nicht mehr frei reden zu können. Dieser Frage ist Redakteur Markus Verbeet mit einem Team nachgegangen. »Deutschland ist, anders als Populisten oft erzählen, natürlich weder ein Zensurstaat noch eine Meinungsdiktatur«, sagt Verbeet. »Aber es gibt bedrohliche Tendenzen.« In Protokollen kommen Menschen zu Wort, die erzählen, dass sie isoliert und ausgegrenzt worden seien, darunter der Künstler Ai Weiwei und die Politikerin Jette Nietzard. In dieser Reihe sollte auch ein Verbandsfunktionär stehen. Er berichtete, wie er sich auf ein politisch heikles Thema eingelassen habe und dann ins Kreuzfeuer geriet. Am Ende zog er seine Zusage zurück: Sein Verband habe ihm dringend geraten, sich dazu nicht zu äußern.

Seiten 8, 16,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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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rich Rungert / DER SPIEGEL

Sachsen-A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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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Klock / DER SPIEGEL

Als SPIEGEL-Korrespondent Peter Maxwell (r.) den damaligen Wirtschaftsminister in Sachsen-Anhalt, Sven Schulze, vergangenes Jahr zum ersten Gespräch traf, überraschte dieser ihn mit seiner offenen Wesensart. Der CDU-Mann trat locker auf, plauderte über seine Familie, Fußball, Musik und seine Kindheit in der DDR. Seitdem beobachtet Maxwell stetige Veränderungen an dem Christdemokraten. Seit Januar ist Schulze Ministerpräsident und wichtigster Kontrahent der in Umfragen führenden AfD. In seiner neuen Rolle tritt er mal staatsmännisch auf, mal krawallig. In einem harten Wahlkampf absolvierte er in wenigen Monaten Hunderte Termine im ganzen Land, er ist auf Podien, im Fernsehen, in Gasthäusern – und muss mitansehen, wie seine CDU in Umfragen trotzdem vor sich hindümpelt. »Schulze rackert sich ab, um einen Triumph der Rechtsextremen noch zu verhindern«, sagt Maxwell. »Am Ende werden Fleiß und politisches Geschick nicht reichen, um wiedergewählt zu werden. Es muss auch noch Glück dazukommen.«

Seite 28

Caroline Wahl

Die SPIEGEL-Redakteure Xaver von Cranach und Elisa von Hof (r.) trafen die Schriftstellerin Caroline Wahl an einem Ort, an dem sie seit ihrer Kindheit mit ihrer Familie Urlaub macht: auf einem Campingplatz am niederländischen Ijsselmeer. Wahl ist eine Schriftstellerin, bei der vieles ganz anders ist als bei den meisten Schriftstellern in Deutschland. Sie ist extrem selbstbewusst. Sie verdient extrem viel Geld. Und sie ist extrem produktiv. Vier Romane schrieb sie in vier Jahren und verkaufte mehr als 2,5 Millionen Bücher. Manche finden Wahl, die in den sozialen Medien gern mal einen raushaut und ihren Erfolg offensiv zelebriert, arrogant oder unsympathisch. Andere feiern sie genau dafür, dass sie sich so stark und selbstsicher gibt. Hof sagt: »Im Gespräch war sie überraschend anders, als es die Außendarstellung vermuten lässt, ruhig und zögerlich, ja, immer wieder auch verletzlich.« Das Interview fand nur wenige Tage vor Erscheinen ihres neuen Buchs statt. In ihrem Camper stand auf dem Tisch ein aufgeklappter Laptop. Sie schreibt schon an Buch Nummer fünf.

Seite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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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Jockel / DER SPIEGEL

Frauke Brosius-Gers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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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Plumbach / DER SPIEGEL

Ihre gescheiterte Wahl zur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in löste vor einem Jahr ein politisches Erdbeben aus und befeuerte die Kontroverse zum Abtreibungsrecht rund um die Position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leri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M.). Nun hat die Juristin ein Buch geschrieben, in dem sie die Ereignisse aus ihrer Sicht schildert und welche Lehren sie aus diesem Sturm, der damals über sie hereinbrach, zieht – als Frau und als Juristin. Die SPIEGEL-Redakteurinnen Juliane Löffler und Marina Kormbaki trafen Brosius-Gersdorf zum Gespräch. »Bei all den Anfeindungen und dem Hass gegen ihre Person wäre es absolut nachvollziehbar gewesen, wenn sich Brosius-Gersdorf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zurückgezogen hätte«, sagt Löffler. »Doch das Gegenteil ist der Fall.« Die Professorin empfing in Berlin, sie wirkte klar und kontrolliert. »Brosius-Gersdorf machte deutlich, sie will ihre Ansichten auch in Zukunft öffentlich vertreten, nach dem Motto: ›Jetzt erst recht‹«, sagt Kormbaki. »Auch wenn sie damit weiter politisch aneckt.«

Seite 34

Titelbild: [M] DER SPIEGEL; Fo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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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INHALT

TITEL

  • 8 Meinungsfreiheit Wie Staat und Gesellschaft ein Grundrecht gefährden
  • 16 Protokolle Vier Betroffene über die Folgen des Aneckens
  • 18 Selbstzensur Ein Forscher erklärt, warum Menschen in Debatten verstummen
  • 20 Essay Der Nahostkonflikt zeigt die Grenzen des Sagbaren

POLITISCHE BÜHNE

  • 22 Hollywood verfilmt die Nord-Stream-Sabotage | Radikale Bildungspolitik der AfD | Wer profitiert von der Frühstartrente? | Wo Deutschland die Natur schützt | Die da unten

DEUTSCHLAND

  • 6 Leitartikel Die neue Ost-West-Debatte ist schäd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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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Kerneke / Sehnhold Photography / picture alliance

Vorsicht, Meinung!

Titel Die Gedanken sind frei. Aber darf ich sie auch äußern? Viele Menschen zweifeln daran. Was der Staat damit zu tun hat – und warum das Problem wächst.

Seiten 8, 16, 18, 20

  • 28 Wahlen Sachsen-Anhalts CDU-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kämpft um sein Amt
  • 32 Rechtsextremismus AfD-Vertreter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Gewalt
  • 34 Affäre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blickt im SPIEGEL-Gespräch zurück auf die gescheiterte Wahl zur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in
  • 38 Wirtschaft 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setzt auf einen Schmusekurs zu China
  • 40 Mecklenburg-Vorpommern Ein Bürgermeister will sein Dorf von Windkraft überzeugen – obwohl die AfD dort stark ist
  • 43 Unfälle Neue Daten zeigen, dass E-Scooter das gefährlichste Verkehrsmittel sind
  • 44 Zeitgeschichte Wie Deutsche und Amerikaner wegen prominenter Namen um die Nazi-Kartei r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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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Altman

Der ChatGPT-Macher strebt an die Börse. Ein Rivale könnte ihn überflügeln.

Seite 74

Florian Gaertner / photothek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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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ía Corina Machado

Venezuelas Oppositionsführerin spricht über ihr Verhältnis zu Donald Trump.

Seite 52

Marcus Perez del Carpi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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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l Musiala

Der Nationalspieler leidet unter rätselhaften Anfällen. Wie geht es für ihn weiter?

Seite 108

Sebastian Lock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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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TE

50 Medien Politologin Julia Reuschenbach kritisiert das SPIEGEL-Cover mit dem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AUSLAND

52 Venezuela SPIEGEL-Gespräch mit Oppositionsführerin María Corina Machado über die Zukunft ihrer Heimat 56 Migration Wie die EU auf libysche Warlords setzt 58 Missbrauch Die Frauen, die zu Jeffrey Epsteins Opfern wurden und neue Frauen für ihn rekrutierten 63 Ortstermin Eine Nacht im Zug von Peking in Richtung Pjöngjang **64 Macrons letzter Sommer | Nahostexperte Peter Lintl über den Gaza-Friedensplan | Korrespondentenkolumne aus Rio

REPORTER

66 Konflikte Besuch an Tankstellen, wo die Ölkrise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erreicht 73 Kolumne Alles Gutsch

WIRTSCHAFT

74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as Duell der Giganten OpenAI und Anthropic 79 Analyse Warum steigende Mieten helfen könnten 80 Geld Immobilientrick mit der Erbschaftsteuer 82 Erotikhandel Sexshop-Verkäuferin Jill Naumann über die Scham ihrer Kunden 84 Sondervermögen kommt nicht an | Autoindustrie wehrt sich gegen China | Mehr Besucher bei Konze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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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 Weiß / DER SPIEGEL

Der Wahlkampf seines Lebens

CDU-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l.) will eine AfD-Regierung in Sachsen-Anhalt verhindern. Hat er eine Chance?

Seit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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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REUTERS

Epsteins Helferinnen

Sie wurden selbst vom Sexualstraftäter genötigt, führten ihm aber neue Opfer zu. Eine Betroffene erzä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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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Schönhaching / DER SPIEGEL

Globale Benzinwut

Die Ölkrise trifft Menschen in aller Welt. Beobachtungen an Tankstellen von Sylt über Nairobi und Russland bis Kaliforn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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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86 Grundversorgung Den Berlinern könnte bald das Trinkwasser ausgehen 90 Gesundheit Ärztin Viyan Sido über gesundes Altern 92 Hilfe beim Nägelkauen | Lieben Mücken süßes Blut?

KULTUR

94 Literatur Schriftstellerin Caroline Wahl im SPIEGEL-Gespräch über Buchpreise, Prada-Taschen und ihren neuen Roman 99 Karriere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setzt mit ihren Eizellen eine politische Botschaft 100 Kino Schrecken und Schönheit in den Filmen von Jane Schoenbrun 102 Sachbuch Marlen Hobrack verteidigt das Glück der mütterlichen Selbstlosigkeit **103 Album von Sam Smith | Film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 Roman »Buckeye«

SPORT

104 Schicksale Die Brüder Cian und Jordan Adams kämpfen mit Ultraläufen gegen eine angeborene Demenz 108 Fußball Sorge um Bayern-Star Jamal Musiala 109 Randsportart Speedway | Haltungsnote: Alexandra Popp 62 SPIEGEL-TV-Programm 98 Bestseller 110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11 Nachrufe 112 Personalien 114 Posteingang 116 Hohlspiegel 117 Familienalbum 118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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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ARTI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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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ädliche Grabenkämpfe

Undankbare Ossis, überhebliche Wessis: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erleben alte Vorurteile ein Comeback.

Von Maria Fiedler

Falls am 6. September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die Wahl gewinnt, steht für viele in Ost und West fest, wo die Schuldigen sitzen: auf der jeweils anderen Seite der ehemaligen innerdeutschen Grenze. Das zeigt die frisch aufgeflammte Debatte, die kurz vor der Wahl das Land spaltet.

Entzündet hatte sie sich an einem Meinungsbeitrag in der »FAZ«, in dem der Autor darauf verwies, dass der Osten finanziell noch immer stark vom Westen abhängig sei. Es könne sein, dass demnächst die »Geduld der Geber« ende. Der Westen, so konnte man das verstehen, könnte dem nörgeligen Osten auch den Geldhahn zudrehen.

Wer nicht hören will, soll fühlen?

Die Spaltung betreiben aber auch ostdeutsche Politiker. Die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Sven Schulze und Mario Voigt stellten kürzlich die geplante Abschaffung der sogenannten Rente mit 63 quasi als Verrat an den Ostdeutschen dar – nachdem sie die Rentenpläne der Bundesregierung zuvor noch gelobt hatten. Kretschmer versprach außerdem im Wahlkampf: Je stärker die Ost-CDU bei den Landtagswahlen abschneide, desto stärker könne sie in Berlin Opposition sein. Als würden dort Westdeutsche grundsätzlich Politik gegen ostdeutsche Interessen machen.

So werden alte Klischees wiederbelebt. Das vom undankbaren Ostdeutschen, der trotz fein sanierter Innenstädte und makelloser Straßen AfD wählt. Und das vom elitären West-Establishment, das sich um die Belange der Ostdeutschen wenig schert.

Beide Klischees sind falsch, beide zahlen bei der AfD ein. Die Partei versteht sich nicht nur als Anti-Eliten-Projekt. Sie kultiviert auch seit Jahren einen widerständigen Oststolz, der eine DDR-Vergangenheit zum Qualitätsmerkmal erklärt. Der aus Westdeutschland stammende Thüringer AfD-Chef Björn Höcke behauptet, die Ostdeutschen seien die echten Deutschen, während Westdeutsche nur Deutsch sprechende Amerikaner seien. Sachsen-Anhalts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selbst erst nach der Wende geboren, fährt gut gelaunt auf dem DDR-Kultmoped der Marke Simson durchs Land.

Damit macht die AfD ihren Wählern in Ostdeutschland ein verlockendes Angebot: das Gefühl von Überlegenheit. Wer sich vom Westen von oben herab behandelt fühlt, ist möglicherweise dafür empfänglich. Zumindest aber dürfte

die pauschale Abwertung aus dem Westen diejenigen frustrieren, di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in Ostdeutschland etwas aufgebaut haben.

Die aktuelle Ost-West-Debatte ist auch deshalb schädlich, weil sie die Gräben vertieft – 36 Jahre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Noch immer sind Ost und West politische Kategorien. »Der Osten« ist nicht einfach eine Region wie Deutschlands Süden oder Norden. In der Debatte taucht Ostdeutschland, auch wegen der hohen Zustimmungswerte für die AfD, fast immer als Problemzone auf.

Dabei ist der Zuspruch für die rechtsextreme Partei längst ein gemeinsames Phänomen in Ost und West. Die Entwicklung ist in Ostdeutschland nur weiter fortgeschritten. In

Baden-Württemberg holte die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2026 prozentual in etwa so viele Stimmen wi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vor fünf Jahren. In Gelsenkirchen, Kaiserslautern oder Pirmasens erzielte die Partei bei der Bundestagswahl Ergebnisse um die 25 Prozent.

Deswegen ist es weder klug, den Osten als AfD-Land zu brandmarken. Noch hilft es irgendjemandem, wenn Sachsen-Anhalts früherer Regierungschef Reiner Haseloff die AfD als »Westpartei« bezeichnet, weil sie aus der »westdeutschen Elite« hervorgegangen sei. Beide Argumentationen dienen dazu, ein gesamtdeutsches Problem der jeweils anderen Seite zuzuschieben.

Selbstverständlich gibt es Ungleichheiten zwischen Ost und West. Die Löhne sind in Ostdeutschland noch immer niedriger, die Vermögen auch, vererbt wird weniger, in Führungspositionen sitzen zu wenige Ostdeutsche. Es sollten aber nicht immer die ostdeut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ein, die darauf hinweisen. Bei der Angleichung voranzukommen, ist eine Aufgabe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im gemeinsamen Interesse.

Das Gleiche gilt für die Erfolge. Dass die Arbeitslosigkeit im Osten stark gesunken ist und die Renten mittlerweile angeglichen sind, ist ein gemeinsamer Verdienst. Ähnlich wie der wirtschaftliche Aufholprozess ostdeutscher Städte wie Leipzig, Jena oder Dresden. Um etwa die Halbleiterindustrie in Dresden zum Boomen zu bringen, war westdeutsches Kapital genauso nötig wie ostdeutscher Ehrgeiz.

Über diese Errungenschaften sollte man deutlich öfter sprechen. So ließen sich Gräben zuschütten, anstatt sie zur Landtagswahl neu auszuh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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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ER SPIEGEL: Fotos: Patrik Stollert / Getty Images, Hans-Günther Stoll / ac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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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IRD

MAN JA WOHL NOCH SAGEN DÜRFEN, DU LACK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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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sfreiheit Vie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aben den Eindruck: Sie dürfen nicht mehr sagen, was sie wollen. Von staatlichen und anderen Sprechverboten.

Illustration: Noma Bu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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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Gesandte hatte eine Mission, hehr und heikel. Ein Land war zu erkunden. Ob die Menschen dort sagen dürfen, was sie denken, das wollte sie herausfinden.

Also machte sich Irene Khan, Uno-Sonderberichterstatterin für Meinungsfreiheit, auf den Weg. Sie hatte zuvor Sambia, die Philippinen, Honduras vermessen. Auch diesmal urteilte sie, wie sie betonte, »nach den Grundsätzen und Standards der internationalen Menschenrechtsnormen«. Zwölf Tage lang war sie unterwegs, sprach mit Menschen in sechs Städten. Und sah ein Land in Gefahr.

»Der Spielraum für die Meinungsfreiheit schrumpft und wird durch mehrere negative Trends untergraben«, notierte sie in einer ersten Stellungnahme. Menschen hätten ihr von der Angst berichtet, sich zu äußern, und die Regierung fördere »Stigmatisierung und Selbstzensur«. Khan warnte vor Kriminalisierung und politischen Kräften, die »Meinungsfreiheit als Waffe einsetzen«.

Ihr Fazit: Deutschland steht an einem Scheideweg.

Die Sonderberichterstatterin stützte sich auf ihre Eindrücke aus Berlin, Leipzig, Dresden, Köln, Düsseldorf und Karlsruhe, inzwischen hat sie ihren ausführlichen Bericht dem Uno-Menschenrechtsrat vorgestellt. Er ist der erste über die Bundesrepublik. Nun können die Deutschen und die Welt nachlesen, wie es aus Sicht der Expertin um die Meinungsfreiheit hierzulande bestellt ist.

Manche werden es vielleicht als Außensicht abtun, als überzogene Meinung einer umstrittenen Menschenrechtsaktivistin, die früher Amnesty International als Generalsekretärin diente und jetzt keine umfassende empirische Studie vorgelegt hat. Andere werden sich bestätigt fühlen, sie teilen die Sorge der Sonderberichterstatterin.

»Jeder hat das Recht, seine Meinung in Wort, Schrift und Bild frei zu äußern«, so beginnt Artikel 5 des Grundgesetzes. Und so endeten im vorigen Jahr repräsentative Umfragen zum Thema: Rund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fühlt sich gehemmt, fürchtet Konsequenzen, übt sich in Vorsicht.

Einigkeit herrscht allenfalls noch darüber, wie wichtig die Meinungsfreiheit ist. »Schlechthin konstituierend« für einen freiheitlichen Staat, so lautet das berühmte Wort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von 1958, »eines der vornehmsten Menschenrechte«, »die Grundlage jeder Freiheit«.

Mehr geht nicht. Und deshalb geht es bei der Meinungsfreiheit immer auch um alles.

Autokraten verbieten den Menschen zuerst den Mund und dann alles andere. Demokraten muss es deshalb sorgen, wenn so viele Menschen glauben, den Mund besser nicht mehr aufzumachen.

Lange war das Grundrecht wie ein großer Granitblock, auf dem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in die Freiheit entfaltete. Ein paar

Kratzer hier, ein paar Schrammen da, aber irgendwie unumstößlich. Inzwischen wirkt es, als würde der Block geschliffen.

Die Angriffe scheinen von allen Seiten zu kommen. Von oben und unten, von links und rechts. Manche sind leicht zu erkennen, andere nicht; sie gehen vom Staat aus, aber nicht nur von ihm; die Einschränkungen können gefühlt sein oder auch real: wenn eine Meinungsäußerung dazu führt, dass eine Wohnung durchsucht, ein Smartphone beschlagnahmt, eine Strafe ausgesprochen wird.

Der SPIEGEL-Report über ein Grundrecht unter Druck.

OBEN

Heilbronn, 21. Oktober 2025. Friedrich Merz hatte sich angekündigt, Spatenstich für einen »Innovationspark«, und weil der Kanzler eben der Kanzler ist, verhängten die Behörden ein Flugverbot. »Dies betrifft unter anderem Neckarsulm, Neckargartach, Frankenbach, Biberach, Unter- und Obereisesheim«, verkündete die Polizei. »Achtung! Das Verbot hat auch Auswirkungen auf Drohnenflüge!«

So ist es noch heute auf dem Facebook-Account der Polizei Heilbronn zu lesen. Und darunter in den Kommentaren, was andere davon hielten. »Na klasse, dann muss ich doch das Fahrrad nehmen und den Heli stehen lassen«, so geht's los. Und weil die Menschen eben die Menschen sind, geht's bunt durcheinander. Die einen nervt's, den anderen gefällt's; einige haben Fragen (»Dann hör ich den Hubschrauber bis 16 Uhr?«, »Will er sich das Stadtbild anschauen?«), und manche äußern ihren Unmut über Merz, den »Märchen Prinz«, den »Lügenbaron«, den »Troll«.

Was heute nicht mehr dort zu lesen ist: »Und alles wegen dem Lackaffen.« Ein allzu lockerer Kommentar, ein etwas altmodischer Begriff? Jedenfalls eine erlaubte Meinungsäußerung? Nein, eine Straftat, befand die Justiz.

Paragraf 188 des Strafgesetzbuchs, »Gegen Personen des politischen Lebens gerichtete Beleidigung«, so sah es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ie Ermittler können in solchen Fällen von sich aus tätig werden, »von Amts wegen«. Ein Strafantrag des Menschen, der sich beleidigt fühlt, ist nicht nötig. Das Gesetz sieht Geldstrafe oder bis zu drei Jahre Freiheitsstrafe vor.

Der Übeltäter kam, so gesehen, glimpflich davon. Das Amtsgericht erließ einen Strafbefehl über 30 Tagessätze, der Mann erhob Einspruch, das Gericht stellte das Verfahren Ende Mai gegen eine Geldauflage ein, 100 Euro.

Der Mann wird es verschmerzen können, vermutlich. So wie Merz es wohl hätte verschmerzen können, wenn es das Strafverfahren nicht gegeben hätte; ein Regierungssprecher versicherte jedenfalls, der Kanzler habe »bisher in keinem Fall Strafantrag gestellt und auch keine Strafanzeigen erstattet«.

Doch da war es bereits zu spät, die Debatte um die Meinungsfreiheit war befeuert. Denn Paragraf 188, die Politikerbeleidigung, ist zu einem Symbol geworden: für einen übergriffigen Staat, der seine Bürger drangsaliert, als wären sie noch Untertanen, die nicht schlecht über Ihre Majestät reden dürfen.

Jahrzehntelang war es relativ einfach in dieser Republik: Die Meinungsfreiheit schützte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enn notwendig, sprang ihnen immer wiede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i, sodass selbst die kritischste Uno-Sonderberichterstatterin wohl wenig zu meckern gehabt hätte.

Unter die Meinungsfreiheit fällt demnach auch Unsinn, Schwachsinn, Stumpfsinn. Oder in den gesetzten Worten des Verfassungsgerichts: Es kommt nicht darauf an, ob eine »Äußerung begründet oder grundlos, emotional oder rational ist, als wertvoll oder wertlos, gefährlich oder harmlos eingeschätzt wird«. Denn das Grundgesetz, so das Gericht im Jahr 2009, »vertraut auf die Kraft der freien Auseinandersetzung«.

Diese Freiheit war nie grenzenlos, das wird in der Debatte manchmal vergessen oder unterschlagen. Natürlich durfte man in der Bundesrepublik noch nie alles sagen, was man wollte, weder den Holocaust leugnen noch den Nachbarn mal eben Arschloch nennen. Auch in seinem Beschluss von 2009 bestätigte das Verfassungsgericht eine Grenze, lässt eine Einschränkung der Meinungsfreiheit zu.

Im Großen und Ganzen aber herrschte, so nahmen es die allermeisten wahr, freie Rede für freie Bürger. Und Spitzenpolitiker wirkten gern selbst wie ein Granitblock, als könnte ihn nichts und niemand etwas anhaben. Der Moderator Günther Jauch fragte den oft als »Birne« geschmähten Bundeskanzler Helmut Kohl 1990 danach.

Frage: »Sie sind sozusagen Weltmeister im Karikiertwerden, ein Mann, der spätestens jeden Montag von einem deutschen Nachrichten-Magazin angeschossen wird, der sicherlich viel auszuhalten hat. Kann man das so ohne Weiteres?«

Antwort: »Einer meiner politischen Ziehväter – da war ich 17 –, ein alter Zentrums-Abgeordneter, sagte immer: Wer in der Politik an der Spitze steht, ist wie der Hahn auf dem Kirchturm: Jeder Wind, jeder Sturm umweht ihn. Das muss man aushalten.«

Doch irgendwann war es kaum noch auszuhalten, auch weil das Internet nun 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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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nte Möglichkeiten für Hass und Hetze bot. Der Fall Künast, Landgericht Berlin, September 2019. Jahrzehnte zuvor – damals war Renate Künast noch Grünenabgeordnete im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gewesen – hatte sie in einer Debatte über Pädophilie einen Zwischenruf gemacht. Angeblich hatte sie gefordert, gewaltfreier Sex mit Kindern solle straflos sein, was Künast stets bestritten hat.

Darum drehte sich ein Facebook-Post, und danach drehten manche auf. Oder genauer: Sie bezeichneten Künast in den Kommentaren als »Drecks Fotze«, ein »Stück Scheisse« und »Sondermüll«, äußerten Vermutungen (»Wurde diese ›Dame‹ vielleicht als Kind ein wenig viel gef... und hat dabei etwas von ihrem Verstand eingebüßt«) und machten Vorschläge (»Knatter sie doch mal einer so richtig durch, bis sie wieder normal wird!«). Und vieles andere mehr.

Beleidigungen, Straftaten, zumindest irgendeine der vielen Äußerungen? Nein, allesamt zulässige Meinungsäußerungen.

Das hieß es jedenfalls am Anfang. Um Beleidigungen handle es sich hier nicht, und als Politikerin müsse Künast so etwas hinnehmen, entschied das Landgericht. Der Aufschrei war groß, Künast legte Rechtsmittel ein, erreichte zunächst Teilerfolge, zog bis vo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ach drei Jahren bekam sie umfassend recht.

Das Problem war erkannt: Die Zeiten hatten sich gewandelt, eine Grenze schien überschritten. Und musste nicht der Fall Walter Lübcke befürchten lassen, dass Worte leicht zu Taten werden können? 2019 wurde der CDU-Regierungspräsident ermordet, auf seiner Terrasse, per Kopfschuss. Weil er sich für die Aufnahme von Geflüchteten eingesetzt hatte, war er im Netz beleidigt und bedroht worden.

2021 wurden diverse Gesetze geändert, zum »Schutz aller Menschen, die im Netz bedroht und beleidigt werden«, wie es die damalige Bundesjustizministerin Christine Lambrecht (SPD) formulierte. Und mit besonderem Beleidigungsschutz für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 Der Paragraf 188 wurde ergänzt. Seitdem gilt: Schmäht Frau Meyer-Müller-Schulze den Kanzler, kann das härter bestraft werden, als wenn der Kanzler umgekehrt Frau Meyer-Müller-Schulze schmäht.

»Der Staat ist übers Ziel hinausgeschossen«, sagt die Leipziger Strafrechtsprofessorin Elisa Hoven. Sie befindet sich mit dieser Einschätzung inzwischen in großer Gesellschaft. Vorher sei die Meinungsfreiheit als Garant für die Demokratie betrachtet worden, ab jetzt zu sehr al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Hoven fordert wie viele andere, den Paragrafen abzuschaffen oder mindestens zu reformieren. Etwa nur noch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 besonders zu schützen, die auf 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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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erz-Protest in Berlin im Juni: Als wären sie noch Untertanen

munaler Ebene tätig sind. Also nicht auch diejenigen, die mit gepanzerter Limousine und Personenschützern zu einem Termin chauffiert werden, während über ihnen der Luftraum gesperrt ist.

Der Paragraf ließe sich ändern, Gesetze lassen sich verschärfen oder auch entschärfen, doch das Problem geht über 188 hinaus. Das Strafgesetzbuch enthält etliche Bestimmungen, auf die sich Staatsanwaltschaften stützen können, wenn jemand den Mund zu weit aufgemacht hat.

Da ist, ein Klassiker, der Paragraf 166, oft »Gotteslästerungsparagraf« genannt, auch wenn er gar nicht mehr einen Gott schützen soll, sondern den Frieden auf Erden. Niemand darf einen Glauben beschimpfen, wenn er damit den »öffentlichen Frieden« gefährden könnte. Aber was heißt das genau, und braucht es dafür wirklich noch eine eigene Vorschrift?

Da ist, neuerdings, so ein unscheinbarer, technisch klingender Paragraf wie der 126a, »Gefährdendes Verbreiten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Er soll verhindern, dass jemand »Feindeslisten« veröffentlicht. Auch das ein hehres Ziel, aber auch hier stellt sich die Frage: Wo endet die Meinungsfreiheit? In Köln ging die Staatsanwaltschaft gegen einen Mann vor, der öffentliche Zitate von 24 Menschen getwittert hatte, darunter viele Promis, die sich in der Coronapandemie kritisch über Impfgegner geäußert hatten.

Es kam zur Anklage, am Ende stand ein Freispruch.

Die Liste der Paragrafen lässt sich fortsetzen. Die Straftatbestände, die Meinungsäußerungen betreffen, waren zahlreich und sind mehr geworden, nicht zuletzt durch das Gesetzespaket von 2021. Immerhin zählt »Beleidigung von Organen und Vertretern ausländischer Staaten« nicht mehr dazu. Das alte Verbot hätte den Satiriker Jan Böhmermann ins Gefängnis bringen können, nachdem er 2016 im »Neo Magazin Royale« den türkischen Präsidenten Recep Tayyip Erdoğan mit einem Schmähgedicht bedacht hatte. Der Paragraf wurde ersatzlos gestrichen.

Die vorhandenen Paragrafen haben gemein, dass sie in jedem Einzelfall auszulegen sind; es wimmelt darin von wolkigen, unbestimmten Begriffen; der »öffentliche Frieden« ist nicht das einzige Beispiel. Das Strafgesetzbuch enthält ja nicht einfach eine Liste von Schimpfwörtern, die sich abhaken lassen. Auch deshalb kommt es so sehr auf die Justiz an.

Die Verfassung ist, was die Richter daraus machen, so das berühmte Bonmot. Fürs Strafrecht könnte man sagen: Das Strafgesetzbuch ist, was Staatsanwaltschaften und Strafgerichte daraus machen. Sie müssen in jedem Einzelfall abwägen. Und sich immer wieder aufs Neue die Frage gefallen lassen, wenn die Meinungsfreiheit eingeschrän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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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eine Äußerung sanktioniert werden soll: Muss das jetzt wirklich sein?

Nein, längst nicht immer, meint der Journalist Ronen Steinke (»Süddeutsche Zeitung«), der im Frühjahr ein Buch zum Thema vorgelegt hat. Der Untertitel: »Wie Polizei und Justiz unser Grundrecht einschränken«.

Noch nie habe es so viele Ermittlungen wegen bloßer Worte gegeben, schreibt Steinke. »Die Zahlen der Ermittlungen haben sich in diesem Jahrzehnt – je nachdem, welchen Tatbestand man ansieht – teils verdreifacht, vervierfacht, verfünffacht, bei manchen, früher völlig unbekannten Delikten wie der öffentlichen Billigung von Straftaten sogar verhundertfacht.«

Steinke bilanziert, dass »die Bereitschaft des Staates, auf Worte mit Verboten und Strafen zu reagieren, groß ist wie nie«. Inzwischen frage er sich, »ob eine offene Gesellschaft ihre Strafjustiz nicht an etlichen Stellen dringend zurückpfeifen müsste, braucht man doch gerade in volatilen Zeiten eher mehr Debatte, nicht weniger«.

Auch der Fall Heilbronn ist noch nicht vorbei. Bei 38 Beiträgen prüf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nach eigenen Angaben, ob sie strafbar sind, noch ist sie nicht durch. Auch für »Lügenfritz« gab es eine Strafe. »Pinocchio« immerhin wurde aussortiert, so durfte der Herr Bundeskanzler ungestraft genannt werden (siehe auch Seite 17). Diese Machtkritik sei von der Meinungsfreiheit gedeckt.

UNTEN

Zum Thema Meinungsfreiheit in Gefahr wurde schon viel geschrieben. Aber manchmal sagen Zahlen mehr als tausend Worte.

Allensbach, Auftraggeber »FAZ«, Oktober 2025. »Haben Sie das Gefühl, dass man in Deutschland seine politische Meinung frei sagen kann, oder ist es besser, vorsichtig zu sein?« – 44 Prozent der Teilnehmenden sind lieber vorsichtig.

dimap, Auftraggeber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also FDP-nah, ebenfalls Oktober 2025. »Ich habe schon negative Konsequenzen zu spüren bekommen, weil ich meine Meinung gesagt habe« – 51 Prozent stimmen eher zu.

Insa, Dezember 2025. »Die Meinungsfreiheit ist gefährdet« – 54 Prozent stimmen eher zu.

Das Gefühl, nicht mehr alles sagen zu dürfen, ist also verbreitet; egal, wer fragt, und egal, was genau er fragt. Die Allensbach-Zahlen sind auch deshalb interessant, weil sie in einer längeren Reihe stehen. 1991 glaubten nur 16 Prozent, vorsichtig sein zu müssen. 2021 dann erstmals so viele wie heute, 44 Prozent, der Schock war groß, die Er-

Erklärung lag nah: Corona, die Lockdowns, der Impfstreit. Inzwischen ist die Pandemie beendet, die Meinungsfreiheit aber immer noch infiziert.

Das Ergebnis vor fünf Jahren »ist oft dahingehend fehlinterpretiert worden, dass behauptet wurde, die Bevölkerung irre, denn schließlich sei die Meinungsfreiheit durch das Grundgesetz garantiert«, schreibt ein Allensbach-Projektleiter in der »FAZ«. »Doch natürlich wussten die allermeisten Menschen, die sich in ihrer Meinungsfreiheit eingeschränkt fühlten, sehr genau, dass kein Gesetz es ihnen verbietet, zu sagen, was sie sagen möchten.«

Aber wer oder was dann?

Richard Traunmüller von der Universität Mannheim erforscht seit Jahren, wie meinungsfrei sich Menschen fühlen. Er ist unter anderem in Saudi-Arabien, Singapur und Thailand aufgewachsen, hat also schon ganz anderes erlebt. Es kann deshalb umso mehr beunruhigen, wenn er über Deutschland sagt, dass »das System Meinungsfreiheit wirklich ins Rutschen gekommen ist«.

Traunmüller schaut auf die »sozialen Sanktionen«, die Menschen befürchten. Wenn sie mangelnde Meinungsfreiheit beklagen, beweisen sie »keineswegs ihre Unkenntnis der Gesetzeslage«, so Traunmüller. »Sie meinen damit auch nicht, dass sie prinzipiell am Sprechen gehindert werden.« Die Menschen sorge etwas anderes. Dass Bekannte sich abwenden könnten, Kolleginnen sie ausgrenzen, Facebook-Freunde sie als »rechts« oder »extrem« brandmarken.

Seine Befragungsergebnisse vom Januar: 29 Prozent fühlten sich unfrei oder eher unfrei, öffentlich ihre Meinung zu sagen; 13 Prozent im privaten Bereich. Das fördere die Selbstzensur. »Die Ergebnisse legen nahe, dass sich Ängste vor den negativen Konsequenzen freier Rede für manche Menschen selbst auf persönliche Gespräche erstrecken«, schreibt Traunmüller. Umstrittenstes Thema, welches auch sonst: die Migrationspolitik. Es sei seit Jahren »das sensibelste Politikfeld«.

Was als heikel empfunden wird, ist weniger überraschend, als wer sich eingeschränkt fühlt – und wer nicht. Tendenziell unfreier fühlt sich demnach, wer in Ostdeutschland lebt oder kein Abitur hat. Im Übrigen widersprechen die Daten verbreiteten Annahmen. Dass etwa Frauen oder Ausländer besonders betroffen seien, gebe seine Forschung nicht her, so Traunmüller.

Auch mit dem Mythos vom alten weißen Mann, der sich mundtot gemacht fühle, räumt er auf: »Im Gegenteil zeigt sich, dass ältere Befragte, insbesondere Personen ab 65 Jahren, sich in der Öffentlichkeit durchgängig freier fühlen, ihre Meinung zu äußern, als die jüngste Referenzgruppe

der unter 35-Jährigen« (siehe Interview Seite 18).

Das alles lässt vermuten: Der Staat ist nicht das einzige Problem für die Meinungsfreiheit. Und wohl nicht mal das größte. Es geht nicht nur um Staat gegen Bürger, um oben gegen unten, sondern mindestens so oft um Bürger gegen Bürger, um rechts gegen links. Und umgekehrt.

RECHTS

Auch das wird man wohl noch sagen dürfen: »Unsere Straßen und Plätze sind nicht mehr sicher. Einen Anschlag auf den Weihnachtsmarkt von Magdeburg hätten wir nicht für möglich gehalten. Der Täter von Magdeburg hätte schon längst abgeschoben werden können. Er war wie so viele andere aber noch hier, weil unsere Behörden Ausländer lax und nachsichtig behandeln, während sie gegen die eigenen Bürger mit falscher Meinung gnadenlos vorgehen.«

Ja, das darf die AfD sagen. Wer wissen will, wie groß die Partei das Thema Meinungsfreiheit spielt, muss in ihrem Programm für die anstehend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nicht weit lesen. Präambel, zweiter Absatz: Das alte Lieblingsthema, zu viel Migration, wird verknüpft mit einem neuen, zu wenig Meinungsfreiheit.

Im weiteren Text finden sich Begriffe wie »Cancel Culture« und »Gebote der Regenbogenideologie« sowie ein Versprechen: »Wir werden deshalb als Landesregierung eine neue Praxis der Toleranz gegenüber Demonstrationen und nonkonformen Meinungsäußerungen etablieren.« Wobei die Demo-Äußerungen, die Einschränkung muss wohl sein, »grundsätzlich nur in deutscher Sprache zu erfolgen« haben.

Dass ihnen der Mund verboten werde, ist ein beliebtes Narrativ von Populisten. So lässt sich dann die Stimme des Volkes erheben, wider die »Lügenpresse«, den »Zensurstaat«, den »Meinungstotalitarismus«. Eine Opfererzählung, wie sie natürlich auch Alice Weidel, Co-Chefin der AfD, schon lange beherrscht.

Weidel war 2017 gerade zur Co-Spitzenkandidatin der AfD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ernannt worden, zum ersten Mal, da rief sie den Delegierten auf dem Parteitag entgegen: »Wir werden uns als Demokraten und Patrioten trotz dessen nicht den Mund verbieten lassen. Denn die politische Korrektheit gehört auf den Müllhaufen der Geschichte.«

Was sie nicht daran hinderte, die NDR-Satiresendung »extra 3« wegen eines Beitrags über den Parteitag anzugreifen. Sie wollte dem Moderator den Mund verbieten lassen. »Jawoll, Schluss mit der politischen

Illustration: Noma Ba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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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an Furstmann / RAND

Polizeikräfte bei Montagsdemo in Nürnberg im August: Es geht immer auch um alles

Korrektheit, lasst uns alle unkorrekt sein, da hat die Nazi-Schlampe doch recht. War das unkorrekt genug? Ich hoffe – das mochte Weidel nicht hören. Doch das Landgericht Hamburg verweigerte der selbst ernannten Patriotin und Demokratin die beantragte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Die Begründung, man ahnt es: die Meinungsfreiheit.

Die AfD inszeniert sich als die verfolgte Unschuld. Wie weit es mit ihrer eigenen Toleranz gegenüber anderen Meinungen bestellt ist, lässt sich an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beobachten.

Wir wollen doch nur, dass Kinder in Ruhe lernen können, dass Lehrkräfte keine Politik machen, dass Forschende nicht Wissenschaft mit Aktivismus verwechseln – das klingt so harmlos wie der Begriff, der in diesem Zusammenhang oft fällt: Neutralitätsgebot. Viele Lehrkräfte finden es nicht harmlos.

In mehreren Bundesländern installierte sie vor einigen Jahren »Meldeportale«. Wenn eine Lehrkraft gegen das »Neutralitätsgebot« verstoße, sollten Lernende dies melden. In Baden-Württemberg lief dies unter »Mein Lehrer hetzt« und »Mein Prof. hetzt«,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schlicht unter »Neutrale Schule«.

Die AfD verkaufte es als Notwehr gegen angeblich verbreitete linke Indoktrination. »Es kann und darf aber nicht sein, dass Schüler 30 Jahre nach dem Untergang der DDR wieder Angst haben, ihre Meinung offen auszusprechen«, hieß es in Mecklenburg-

Vorpommern. Der Datenschutzbeauftragte des Landes untersagte das Portal, die AfD klagte erfolglos dagegen. Das Verwaltungsgericht erkannte eine »einschüchternde Wirkung«. Die Meinungsfreiheit der Lehrkräfte sei in Gefahr, wenn sie »befürchten müss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egen ihrer Äußerungen sozusagen an den Pranger gestellt zu werden«.

Solche Aktionen wirken offenbar. Die Robert Bosch Stiftung hat Lehrkräfte repräsentativ befragt und spricht von einer Verunsicherung, die »mithilfe von Dienstaufsichtsbeschwerden, Kleinen Anfragen und Forderungen nach ›Neutralität‹« aus rechten Kreisen verstärkt werde.

So steht es in einer aktuellen Studie der Stiftung vom Juni: Fast jede fünfte Lehrkraft fühle sich durch das »Neutralitätsgebot« verunsichert oder eher verunsichert. Rund ein gutes Viertel glaube irrtümlicherweise, eine eigene Meinung zu politischen Fragen im Unterricht nicht mehr äußern zu dürfen.

Dabei gibt es das »Neutralitätsgebot« in dieser Form gar nicht. Parteipolitische Indoktrinierung hat im Klassenzimmer nichts zu suchen, aber Lehrkräfte müssen keinesfalls jeder Haltung, jeder Meinung entsagen. »Im Gegenteil, Lehrkräfte sind sogar dienstlich verpflichtet, sich für di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einzusetzen«, sagt Katharina Thoren, Bildungsexpertin der Bosch-Stiftung.

Dass ein Viertel der Lehrkräfte glaube, jede noch so abwegige Meinungsäußerung

vo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unwidersprochen stehen lassen zu müssen, um neutral zu bleiben, sei »erschreckend«.

LINKS

Es war nur eine Randnotiz in ihrer Schrift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zunächst gar nicht veröffentlicht, heute ziert der Satz mehrere Rosa-Luxemburg-Denkmäler. »Freiheit ist immer die Freiheit des Andersdenkenden«, gerade Linke lieben ihn, Rosa Luxemburg war schließlich eine von ihnen. Wenn die Welt doch nur so einfach wäre.

Peter Thiel ist Milliardär, Unternehmer, Investor (PayPal, Palantir); er mag Donald Trump, misstraut der Demokratie und übt sich neuerdings als Endzeittheologe. Worauf sich seine vielen Gegner wohl noch am ehesten einigen können: Thiel ist ein Andersdenkender.

Insofern hätte es eine Freude sein können, dass er die Einladung der Wiener Festwochen zu einer Podiumsdiskussion angenommen hatte. »Armageddon und Antichrist? Von der Theologie zur Realpolitik«, darum sollte es Anfang Juni in der Diskussion mit einem Theologen gehen. Festwochen-Intendant Milo Rau sagte: »Erstmals spricht Thiel öffentlich, in kritischer Debatte, inklusive Publikumsfragen.«

Mit der Freiheit des Andersdenkenden war es jedoch schnell vorbei. Thiel durfte seine Meinung nicht sagen. Er durfte gar nichts sagen.

Zahlreiche Künstlerinnen und Künstler wollten nicht auftreten, wenn auch Thiel auf die Bühne dürfe. Der Intendant lud ihn aus. »Die Absage war alternativlos, da viele Künstler des Festivals gesagt haben, entweder wir oder er«, sagte Rau.

Er hielt seine Meinung über die Boykottdrohungen nicht zurück. »Eine widersprüchliche demokratische Debatte, also eine Konfrontation mit der Realität unserer Gesellschaft, ist heute kaum mehr herstellbar«, klagte er. Und kritisierte dieses »De-Platforming«, »die Absicht, den Faschisten und Rechten keinen Ort zu bieten in den klassischen Medien und Institutionen«.

Die Folge: »Wir sitzen debattierend in unseren Theatern, Feuilletonredaktionen und Universitäten, während im Internet und in der Wirklichkeit der Faschismus längst gesiegt hat.«

Es ist kein neues Argument: Dem oder der dürfe man keine Bühne bieten. Die Frage ist, ob es noch zeitgemäß ist. Selbst wer den Boykott früher für ein richtiges Mittel hielt, müsste sich heute fragen lassen, was das noch soll. Man darf Elon Musk keine Plattform bieten? Nun ja, dann nutzt er 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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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N SPIEGEL

seine eigene. Auf X sind jeden Monat mehrere Hundert Millionen Menschen aktiv. Peter Thiel hat dort übrigens mehr als 450.000 Follower.

De-Platforming, das Keine-Bühne-Bieten, ist nur einer von vielen Mechanismen im Meinungskampf. Das Vertrauen in »die Kraft der freien Auseinandersetzung«, wie e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formulierte, scheint zu schwinden. Auch bei einem, der 2009 an diesem Beschluss des Gerichts mitwirkte.

Ferdinand Kirchhof, damals Richter im ersten Senat, teilte vor gut einem Jahr in der »Neuen Juristischen Wochenschrift« seine »erschreckenden Beobachtungen«. Sein Beitrag in der Fachzeitschrift hat einen professoral klingenden Titel, »Der Wirkungsbereich des Grundrechts auf Meinungsfreiheit«, dahinter verbirgt sich eine deutliche Warnung.

Die »Erkenntnis, dass nicht immer ich recht habe, sondern die andere Meinung ebenfalls bedenkenswerte, oft sogar die besseren Argumente vorweisen kann«, so Kirchhof, »diese Grundvoraussetzung jeglicher Meinungsvielfalt geht uns zurzeit verloren«. Es gebe vielmehr eine moralisierende Vorzensur unerwünschter Meinungen. Kirchhof klagt über den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Missionar«, der sich im Besitze der endgültigen Wahrheit weiß«.

Political Correctness, Cancel-Culture, Cultural Occupation, Wokeness – das alles sei aus guten Gründen entstanden und könne doch zum Problem werden: »Die Attacke auf die Meinungsfreiheit beginnt, wenn der Angesprochene vom Äußernden autoritativ die Einhaltung von Tabus fordert und auf diese Weise Meinungsinhalte aus dem Diskurs ausschließt.«

Dagegen würde dann auch kein Grundgesetz und kein Gericht mehr helfen, meint Kirchhof. »Jede Gesellschaftsordnung stößt hier an die Grenzen der Leistungsfähigkeit ihrer Rechtsordnung.«

Worauf aber lässt sich eine offene Gesellschaft gründen? In der die Gedanken frei sind und auch deren Äußerung? Eine Antwort liefert ausgerechnet die Causa Thiel in Wien. Als der Streit schwelte, befragte die Geschäftsführung der Festwochen ein Beratungsgremium, ob Thiel auftreten solle oder nicht. Das Ergebnis ist bekannt, er durfte nicht.

Das Gremium, zwei Frauen und ein Mann, hatte anderes empfohlen, seine Erklärung war so gesehen wirkungslos. Lesenswert ist sie trotzdem: »Diese Gesellschaft ist und muss stark genug sein, um auch polemische, spaltende, unsolidarische, extremistische, undemokratische oder verfassungswidrige Stimmen und Beiträge zu ertragen, zu erdulden, ihnen entgegenzutreten, sie aufzudecken und ihnen entgegenzuwirken.«

Schön wär's.

Markus Verb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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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 wollen die Welt ver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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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Mir bleibt nur zu warnen«

Protokolle Was passiert, wenn man die Grenzen des Sagbaren austestet? Vier Menschen erzählen.

»Als wäre die ganze Welt gegen mich, nicht nur Boomer im Internet«

Jette Nietzard, 27, war bis Oktober 2025 Bundessprecherin der Grünen Jugend. Für manche Aussagen wurde sie auch intern stark kritisiert, etwa als sie zu Silvester 2024 postete: »Männer, die ihre Hand beim Böllern verlieren, können zumindest keine Frauen mehr schlagen.«

»Ich habe die Grenzen des Sagbaren als Sprecherin der Grünen Jugend nie überschritten. Auch wenn Menschen versucht haben, mir das damals weiszumachen. Es hat noch kein Gericht entschieden, dass ich etwas nicht sagen durfte. Anders ist es mit der Öffentlichkeit. Darüber, was gesagt werden darf oder auch nicht, entscheiden heute vor allem das Internet und in gewisser Weise auch die Medien. Und davon sind Person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abhängig.

Klar hatte ich damals trotzdem manchmal das Gefühl, dass ich zu weit gegangen war. Aber das war eben ein Gefühl im Angesicht des Shitstorms. Obwohl ich vergleichsweise viel Unterstützung hatte, habe ich mich sehr allein gefühlt – als wäre die ganze Welt gegen mich, nicht nur Boomer im Internet.

Privat wurde ich für meine Aussagen nicht verurteilt, es sind keine Freundschaften daran zerbrochen. Selbst Freunde, die anderer Meinung sind als ich oder bei staatlichen Stellen arbeiten, wissen, warum ich Dinge im Internet zuspitze. Ich finde, ohne Zuspitzung dringt man mit seiner Meinung nicht durch. Mein Ziel ist es nie, dass ich alle Menschen glücklich mache. Es ist sogar gut, wenn Leute sich an Aussagen aufreiben – dann gibt es mehr Aufmerksamkeit für Themen.

Ich persönlich fühle mich von diesem Narrativ »Man darf ja gar nichts mehr sagen« nicht repräsentiert. Ich will mich dem nicht anschließen, vor allem will ich mich vom Hass im Internet nicht einschränken lassen. Ich will weiterhin keine Angst haben, meine Meinung kundzutun. Und, ja, ich will auch weiterhin die Grenze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ausreizen.

Heute wird aber vieles als Meinung verkauft, was keine Meinung ist, sondern Menschenfeindlichkeit. Früher hat man das vielleicht in der Kneipe zu Freunden gesagt, heute kann man – egal wie dumm der eigene Take ist – es im Internet kundtun und findet Gleichgesinnte. Im Internet würde eine Plattformregulierung helfen, damit solche Aussagen wirklich gesperrt werden.«

Aufgezeichnet von Anna-Lena Schou

»Was nicht zum Mainstream passt, kann persönliche Konsequenzen nach sich ziehen«

In China hat Ai Weiwei, 69, als Regimekritiker viel riskiert. Der Künstler und Autor des Buchs »Über Zensur« hält auch in Deutschland die Meinungsfreiheit für eingeschränkt.

»Westliche Länder wie Deutschland, England oder Frankreich haben viele Gemeinsamkeiten. Es gibt Dinge, über die man offen sprechen kann, und andere, bei denen die Menschen dazu neigen, sie zu meiden – denn möglicherweise stimmen diese Themen nicht mit der vorherrschenden Ideologie überein. Und was nicht zum Mainstream passt, kann Unbehagen erzeugen, persönliche Konsequenzen nach sich ziehen oder sogar Auswirkungen auf die breitere politische Landschaft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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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Roche / MAXPP / picture alliance

Da ich seit geraumer Zeit immer wieder in Deutschland lebe, fällt es mir hier leichter, bestimmte Stimmungen wahrzunehmen. Vor allem fällt auf, dass viele Fragen oder Bereiche, die Deutschlands eigene Geschichte ebenso wie die aktuelle politische Situation betreffen, unberücksichtigt bleiben. Das ist offensichtlich – aber ich halte es nicht für normal.

In China kann man über gewisse Themen nicht offen diskutieren, etwa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oder Kritik a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Aber auch in Deutschland lässt sich meiner Wahrnehmung nach nicht vollständig frei sprechen. Philosophisch betrachtet, kann man das als eine Art Blindheit verstehen, die aus einer Leere entsteht. Diese Leere reißt ein Loch in das intellektuelle Fundament, auf dem unser Selbstverständnis beruht. Und wie wir uns selbst verstehen, ist verbunden damit, wie wir andere verstehen, wie wir auf unsere Geschichte blicken und wie wir uns zu unserem eigenen kollektiven Gedächtnis verhalten.

Wenn Sie möchten, dass ich über persönliche Erfahrungen im Westen spreche: Davon gibt es schlicht zu viele. Zuerst wollten Sponsoren meines Erachtens ihre Geschäftsbeziehungen zu China nicht gefährden, zogen auch Gelder für Ausstellungen zurück. 2023 reichte dann ein einziger Tweet von mir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Israel und den USA, und Ausstellungen wurden verschoben oder abgesagt, in England, Deutschland, Frankreich, den USA (auf X hatte Ai Ende 2023 einen Post in Zusammenhang mit dem Nahostkonflikt und die in den USA angeblich mächtige »jüdische Community« veröffentlicht, dann wieder gelöscht – Red.).

Solche Erfahrungen lassen sich nicht als einzelnes dramatisches Ereignis beschreiben. Sie sind eher wie das Wetter: Wenn es bewölkt oder regnerisch ist, spüren es alle. V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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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us Gish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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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ht kann man nicht auf einen einzelnen Regentropfen zeigen. Aber man weiß, wie das Wetter ist. Ich glaube nicht, dass sich das schnell ändern lässt. Wir können aber Menschen dazu ermutigen, zu reagieren, wenn die Meinungsfreiheit bedroht ist. Nur durch eine solche individuelle Reaktion kann sich das Wetter ändern.

Wir dürfen uns nicht erlauben, Ausreden dafür zu finden, auf der falschen Seite der Geschichte zu stehen – besonders wenn es um Völkermord, Krieg oder andere große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Themen geht. Blickt man auf solche großen Fragen, waren Deutschlands Positionen – so denke ich – oft fragwürdig. Wenn Individuen nicht ermutigt werden, Meinungs- und Diskussionsfreiheit auszuüben, kann die Gesellschaft in einen Zustand geraten, den wir vielleicht eines Tages als inakzeptabel bezeichnen.«

Ai Weiwei

»Ich war mir nie einer Schuld bewusst«

Andreas Hüttner, 66, war bei der Firma Würth als Angestellter tätig. Er bezeichnete Friedrich Merz in einem Facebook-Post als »Pinocchio« – mit Folgen.

»Ich war überrascht, als der Brief kam. Zuerst dachte ich, ich wäre irgendwo als Zeuge geladen. Im Brief stand was von ›Beleidigung‹ und ›Paragraf 188‹ – den habe ich dann recherchiert und erfahren, dass dieser Paragraf verschärft wurde, damit Politiker vor Beleidigungen besser geschützt werden. Ich war mir nie einer Schuld bewusst, fand es eher lustig – und war übrigens auch nicht der Einzige, der Friedrich Merz mit ›Pinocchio‹ tituliert hat.

Angekündigt war der Besuch von Merz in Heilbronn auch auf der Facebook-Seite

der Polizei – was ich damals gar nicht so wahrgenommen hatte. Ich kommentierte: ›Pinocchio kommt nach HN‹, dazu noch ein Emoji von Pinocchio mit seiner langen Nase. Diese Einträge unter dem Post wurden dann offenbar geprüft. Ich finde noch immer, ›Pinocchio‹ passt gut zu Herrn Merz. Und ich kann schon ganz gut abwägen, was eine Beleidigung ist und was nicht. Richtige Sorgen habe ich mir deshalb auch nicht gemacht, als das amtliche Schreiben vom Polizeipräsidium Heilbronn kam. Ich habe mir von ChatGPT eine Erwiderung zusammenschreiben lassen und bin drei Wochen in Urlaub gefahren, der war schon länger gebucht. Weil niemand auf meinen Einspruch reagierte, nahm ich Kontakt zur Presse auf. Dann ging die Geschichte in den Medien los. Und danach erst wurde das Verfahren eingestellt, ich glaube, weil der Druck zu groß geworden war.

Ein Politiker muss schon ein bisschen mehr aushalten können, finde ich. Andererseits ist es schlimm, wenn Menschen anonym oder unter anderem Namen kommentieren. Das geht gar nicht. Was ich sage, egal wo, dazu muss ich auch stehen. Dass ich angezeigt wurde, zeigt aber: Man findet keine Grenze. Was ist eine Beleidigung, wo ist noch ein Schmunzeln dabei? Bei so was muss man doch die Kirche im Dorf lassen.«

Aufgezeichnet von Arno Frank

»Das Urteil war schnell verkündet: Schmeißt die Klemm aus allen Projekten!«

Gertraud Klemm, 55, ist österreichische Autorin und studierte Biologin. 2025 erschien ihre Streitschrift »Abschied vom Phallozän« bei Matthes & Seitz.

»Als ich im Mai 2025 vor dem Handy saß und zusammenrechnete, wie viele Zigtausende Mal die Story von meinem Rausschmiss aus dem Buchprojekt ›Das Pen!smuseum‹ geteilt wurde, stand meine Welt kopf. Das Buch beim Leykam Verlag war druckfertig, die Vorwürfe absurd! Das Projektteam, mit dem ich freundschaftlich und aktivistisch verbunden war, hatte mich 2024 dezidiert eingeladen! Und ich, die seit Jahrzehnten den Ruf der unbequemen Feministin mit mir herumschleppe, war plötzlich der feministische Antichrist?

Von mir verfasste Zeitungskommentare über meine (zugespitzten, aber alles andere als radikalen) Gedanken zum Themenkreis Geschlecht, Biologie und Sprache waren mir Jahre nach dem Erscheinen zum Verhängnis geworden. Die Anklage lautete auf Biologismus, Transphobie und ›nicht inklusiven‹ Feminismus, das Urteil war schnell verkündet: Schmeißt die Klemm aus allen Projekten! Holt sie runter von den Bühnen! Weg mit i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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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L. von Markumberger / DER SPIEGEL

Glücklicherweise folgte kurz darauf eine Solidaritätswelle, die dem eifrigen Moralgericht vor allem eines entgegensetzte: Argumente. Das Feuilleton erklärte die Sachlage und fragte sich kopfschüttelnd: Vor wem geht der älteste Verlag Österreichs da in die Knie? Wie mächtig können ein paar Mobber:innen sein, die außerhalb der sozialen Medien weder von intellektueller noch von realpolitischer Relevanz sind? Heute noch frage ich mich, ob der Verlag aus Panik oder Kalkül gehandelt hat.

Der Mob suhlte sich in der ergaunerten Aufmerksamkeit. Der Markt freute sich über die Schlammschlacht (nicht selten lagen ›Das Pen!smuseum‹ und ›Abschied vom Phallozän‹ im Handel Seite an Seite). Sonst hat der Trubel weder Spaß gemacht noch Glück gebracht – Leykam stellt ab 2027 Teile seines Programms ein. Das Vertrauen unter den Autorinnen ist gebrochen und der notwendige Diskurs zum Thema Biologie/Geschlecht im Keim erstickt. Übrig bleibt die ›linke‹ Blase, die sich dafür feiert, immer auf der richtigen Seite zu stehen, und eine Rechte, die sich ins Fäustchen lacht.

Allen Meinungsbildnerinnen war die Show eine Drohung: Auch du kannst vom Mob zur Sau gemacht werden, von rechts und links, von Maskulinisten und Feministinnen. Die Liste der verstummten Kolleginnen ist lang. Wozu sich Diskurs antun, wenn es außer dem Privileg, mit Scheiße beworfen zu werden, nichts zu gewinnen gibt?

Mir bleibt nur zu warnen. Wenn Meinungsbildung sich aus dem Verhindern von Büchern, dem Diffamieren von Aktivistinnen, dem Zerschlagen von Strukturen und dem Skandieren von ideologischen Glaubensbekenntnissen speist, bleibt vom Diskurs nur mehr schnöde Pose übrig.«

Gertraud Kl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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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Mehr Mut zur Meinung bitte!«

Selbstzensur Schweigen aus Angst vor Nachteilen durch Staat, Gesellschaft oder Freunde?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Richard Traunmüller sagt, das sei Gift für die Demokratie.

Traunmüller, 45, untersucht an der Universität Mannheim den Zustand der »subjektiven Meinungsfreiheit«; er ist Leiter der Langzeitstudie »German Internet Panel«, für die Teilnehmende zwischen 16 und 75 Jahren regelmäßig zu ihren Einstellungen befragt werden.

SPIEGEL: Herr Traunmüller, viele Menschen glauben, sie dürften ihre Meinung nicht mehr sagen. Haben diese Menschen recht?

Traunmüller: Ja.

SPIEGEL: Tatsächlich?

Traunmüller: Es gibt Menschen, die dieses Gefühl haben und deshalb vielleicht sogar schweigen, und es hilft nicht, zu sagen: Das sind Leute, die einfach keine Kritik an ihren Überzeugungen riskieren wollen. Ebenso wenig sind das alles nur Sexisten, Rassisten, Extremisten oder aber schlicht Gestrige, die sich aufregen, weil sie nicht mehr »Zigeunerschnitzel« sagen dürfen. Das greift alles zu kurz.

SPIEGEL: Warum?

Traunmüller: Weil das System Meinungsfreiheit wirklich ins Rutschen gekommen ist.

SPIEGEL: Die Leute mit dem Zigeunerschnitzel wissen es tatsächlich besser, auch die Extremisten und Rassisten?

Traunmüller: Man könnte es so sagen: Rassisten finden natürlich, für sie gebe es keine echte Meinungsfreiheit, man wolle ihnen den Mund verbieten. Aber umgekehrt ist nicht jeder, der sich über eine mangelnde Meinungsfreiheit beschwert, ein Rassist. Es gibt deutlich weniger Rassiste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ls Menschen, die sagen, sie könnten sich nicht offen äußern.

SPIEGEL: Kann deren Eindruck nicht auch bloße Einbildung sein?

Traunmüller: Der Philosoph Richard David Precht hält die Menschen von heute für Sensibelchen, die einfach nur den windstarken Widerspruch nicht mehr aushalten und sich sofort beleidigt fühlen. Das sehe ich mit Blick auf unsere Daten anders, ich erkenne keine verweichlichten, überempfindlichen Mensche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agen in unseren Umfragen: Na klar, wenn ich den Mund aufmache, gibt es Widerspruch. Reine Gegenrede ist nicht das Problem.

SPIEGEL: Sondern?

Traunmüller: Sie verfügen bereits über Erfahrungswerte, die ihnen sagen, so frei ist man in diesem Land in der Meinungsäußerung trotz Artikel 5 des Grundgesetzes nicht.

Womöglich haben sie Freunde verloren oder am Arbeitsplatz Ausgrenzung erlebt, weil sie sich zum Nahostkonflikt geäußert haben. Oder sie haben gelesen, dass jemand für einen satirischen Beitrag in den sozialen Medien Besuch von der Polizei bekommen hat oder gar verurteilt wurde. Da beeinflusst dann der Umgang mit der objektiven Meinungsfreiheit das subjektive Empfinden.

SPIEGEL: Ihren aktuellen Erhebungen zufolge fühlen sich 29 Prozent der Menschen eher unfrei, in der Öffentlichkeit zu sagen, was sie denken.

Traunmüller: Ja, und sie meinen damit, dass sie Nachteile fürchten, würden sie ihre Meinung äußern, ich spreche von »Kosten«, die ihnen zu hoch sind. Wenn Freundschaften zerbrechen können oder der Ausschluss im Kollegenkreis droht.

SPIEGEL: Der Eindruck, man dürfe nicht mehr alles sagen, nimmt bereits seit Jahrzehnten zu. Wie lässt sich diese Entwicklung erklären?

Traunmüller: Auf jeden Fall nicht mit der Verbreitung des Internets. Der Trend setzte lange vorher ein, verstärkte sich in den Achtziger- und Neunzigerjahren. Meinungsfreiheit ist eben nicht nur eine juristische, sondern auch eine kulturelle Kategorie, und der Eindruck eines zunehmenden Sprechverbots ist im kulturellen Wandel begründet.

SPIEGEL: Was hat sich geändert?

Traunmüller: Die Globalisierung hat einen Strukturwandel ausgelöst, der das gesellschaftliche Miteinander verändert hat, weil er Gewinner und Verlierer hervorbrachte. Die Gewinner kommen mit der neuen Ökonomie zurecht, haben sichere Berufe, finden Diversität und Einwanderung gut. Für die Verlierer der Globalisierung ist das Leben schwieriger geworden, weil ihre Jobs nun womöglich von Robotern oder in anderen Ländern erledig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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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sfreiheit ist nie umsonst«

SPIEGEL: Was hat das mit Meinungsfreiheit zu tun?

Traunmüller: Diese Menschen fühlen sich im Nachteil und fürchten, sie können das in dieser Gesellschaft nicht sagen, weil man sie sonst abstempelt. Womöglich sind sie Einwanderung gegenüber tatsächlich nicht aufgeschlossen, weil sie glauben, diese verstärkte ihre Probleme auf dem Arbeits- und Wohnungsmarkt. Migration ist unter den vermeintlichen Tabuthemen jedenfalls unangefochten der Spitzenreiter, und das gilt es ernst zu nehmen.

SPIEGEL: Zugleich spielen – so sagen Sie selbst – bei der Bewertung der Meinungsfreiheit grundsätzliche politische Einstellungen eine Rolle.

Traunmüller: Wähler der Grünen fühlen sich sehr frei. Und je rechter Menschen eingestellt sind, desto unfreier fühlen sie sich, das andere Ende ist also die AfD.

SPIEGEL: Viele Menschen im gemäßigt konservativen Lager dürften von der Globalisierung profitiert haben. Warum fühlen auch sie sich tendenziell unfrei, wenn es darum gibt, die eigene Meinung zu sagen?

Traunmüller: Weil sie zwar erfolgreich im Beruf sind – klischeehaft stellen wir uns jetzt einfach einmal Kanzleien und Banken vor –, aber zugleich den Eindruck haben, dass in vielen Bereichen, in denen es um Sinn, Deutung und Verbreitung von Weltsicht geht, eine eher linksliberale Sichtweise dominiert: zum Beispiel in den Universitäten, auch in wichtigen Medien.

SPIEGEL: Warum ist diese gefühlte Meinungsfreiheit überhaupt von Bedeutung?

Traunmüller: Weil Demokratie durch Meinungsfreiheit legitimiert wird und nicht nur durch die auf dem Papie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müssen mitreden dürfen. Sie müssen sich frei informieren, sich frei austauschen und sich frei äußern dürfen – wobei auch die Stimme bei einer Wahl eine Äußerung ist. Fühlen sie sich in diesen Freiheiten eingeschränkt, ist das Gift für eine Demokratie. Und da befinden wir uns an einem schwierigen Punkt.

SPIEGEL: Weshalb?

Traunmüller: Auch i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hängen viele noch der Vorstellung an, die Gesellschaft würde von sich aus immer liberaler, sie halten das für einen natürlichen Prozess. Aber das ist nicht der Fall. Wir sehen

Alexander Münch / Universität Mannheim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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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fito in Grevenbroich: »Wir sind nicht die ›DDR 2.0‹«

an vielen Orten 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Backlash, der sehr wohl zur Verkleinerung auch der objektiven Meinungsfreiheit führt. Selbst minimale Verschiebungen können große Konsequenzen haben. Wir müssen auch nicht nur auf die Einschränkungen in den USA blicken, wo die Trump-Regierung den Universitäten und Medien mit Klagen droht oder diese sogar einreicht, um Druck aufzubauen.

SPIEGEL: Was fällt Ihnen hierzulande auf?

Traunmüller: Dass auch hier in keinem politischen Lager die ganz großen Champions der Meinungsfreiheit sitzen. Dass sich die SPD sogar für mehr Kontrolle im Netz einsetzt, mag mit ihrer Sorge vor dem eigenen Machtverlust zu tun haben. Denn sie steht im brutalen politischen Wettbewerb mit der AfD, die im Netz sehr präsent ist. Aber besonders prinzipientreu wirkt es von der SPD nicht.

SPIEGEL: Die AfD wiederum beklagt besonders laut den Mangel an Meinungsfreiheit, aber steht selbst am stärksten für verengte Meinungsräume. Warum sehen die Anhänger nicht den Widerspruch?

Traunmüller: Vielleicht sehen sie ihn. Aber für persönliche Präferenzen opfern Menschen ja auch manchmal etwas. Wenn sich jemand mit seiner Meinung beispielsweise zur Migration von einer Partei zumindest nicht gleich abgekanzelt fühlt, nimmt er dafür andere Einschränkungen durch diese Partei bereitwillig in Kauf. Dann kümmert es ihn nicht, dass der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 zum Beispiel bestimmte Inhalte aus Schulbüchern verschwinden lassen möchten.

SPIEGEL: Hat die Coronapandemie die Pol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beschleunigt?

Traunmüller: Sie war eher ein Paradebeispiel dafür, wie politische Psychologie funktioniert. Wir konnten beobachten, was passiert, wenn sich Menschen bedroht fühlen. Die Angst vor dem Virus war groß, und selbst mich hat erstaunt, wie schnell sie gewisse Reflexe ausgelöst hat.

SPIEGEL: Welche waren das?

Traunmüller: Es kam zur Bildung von gegnerischen Gruppen, die Geimpften und die Ungeimpften zum Beispiel. Innerhalb der Gruppen bildete sich starker Konformismus heraus, auch ein Meinungskonformismus. Das ist einerseits eine typische menschliche Reaktion auf Gefahr, andererseits schwierig für eine Gesellschaft, sie kann eine autoritäre Entwicklung erleichtern.

SPIEGEL: Der Ton im Land scheint sich verschärft zu haben, allerdings werden vor allem auch Beleidigungen gegen Personen des politischen Lebens seit fünf Jahren härter geahndet. Ist es gut, dass es dafür eigens den Paragrafen 188 des Strafgesetzbuches gibt?

Traunmüller: Nein, der Staat soll die Meinungsfreiheit schützen und nicht sich selbst vor der Meinung seiner Bürger.

SPIEGEL: Die Gerichte nehmen den Paragrafen 188 offenbar ernst, gehen die Entwicklung mit.

Traunmüller: Eine höhere Instanz würde so manches Urteil wohl wieder aufheben. Eine Bastion der Meinungsfreiheit ist zum Glück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ber wer klagt sich bis dorthin? Das durchzustehen,

ist keine Lappalie. Und wenn den Menschen vermittelt wird, dass es nicht einfach ist, um die Meinungsfreiheit zu kämpfen, dann bleiben sie lieber still.

SPIEGEL: Wie sehen Sie den Zustand der Meinungsfreiheit in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Traunmüller: Global und auch in Europa steht Deutschland natürlich noch gut da, und das dürfen wir auch nicht unterschätzen. In Ländern wie Russland oder auch Serbien sieht es anders aus. Ich würde es so sagen: Wir sind nicht die ›DDR 2.0‹, es ist aber auch nicht alles paletti. Es ist weder ganz schwarz noch ganz weiß. Wir müssen aber stärker als bisher auf die Schattierungen achten, es wird durchaus grauer. Im Ausland ist man schon manchmal verstört wegen der vielen Razzien in Sachen Netzkriminalität, als unverhältnismäßig galt auch der hiesige Umgang mit propalästinensischen Protesten und Demonstranten nach dem 7. Oktober.

SPIEGEL: Zugleich fühlen sich viele jüdische Stimmen aus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schon lange unterdrückt, sprechen von einem stillen Boykott etwa durch deutsche Institutionen, weil sie zum Beispiel zu Podien gar nicht erst mehr eingeladen werden. Frauen fühlen sich oft auch nicht ausreichend repräsentiert. Gehört zur Meinungsfreiheit nicht gerade, dass alle die Chance haben, gehört zu werden?

Traunmüller: Natürlich. Als moralisches, authentisches Wesen muss sich jede und jeder ausdrücken dürfen. Wir sind da wieder beim Gleichheitsgedanken: Der Staat darf nicht darüber bestimmen, welche Stimmen wichtiger sind und welche weniger wichtig.

SPIEGEL: Es gibt zudem das Phänomen der Selbstzensur, man bleibt einfach still, um nicht anzuecken. Fürchten diese Verstummenden eher den Gegenwind der Gesellschaft oder den des Staats?

Traunmüller: Das greift zunehmend ineinander. Man kann es übrigens auch andersherum sehen: Eine Kultur der Freiheit braucht auch die Bereitschaft der Menschen, ihren Standpunkt zu vertreten – auch wenn es im übertragenen Sinn kostspielig ist.

SPIEGEL: Alle wollen die Spaltung der Gesellschaft überwinden. Sie aber fordern mehr Streit?

Traunmüller: Mehr Mut zur Meinung bitte! Und ja, wir sollen auch härtere Konflikte nicht scheuen. Meinungsfreiheit ist nie umsonst, aber sie ist es wert, gelebt zu werden. Von ihr hängt die Demokratie ab.

SPIEGEL: Wie kann das gelingen?

Traunmüller: Tatsächlich lässt sich Meinungsfreiheit wie ein Muskel trainieren, indem man sich dem Meinungsstreit aktiv und wiederholt aussetzt. Wer ausspricht, was er wirklich denkt, stärkt nicht nur das eigene Selbstvertrauen, sondern ermutigt auch andere, sich frei zu äußern.

Interview: Ulrike Knö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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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Grenzen des Sagbaren

Essay Ist das noch Israelkritik oder schon Holocaustverharmlosung?

Der Streit um Nahost ist in Deutschland immer auch ein Kampf um Meinungsfreiheit.

Er entlarvt, dass wir in einer großen Identitätskrise stecken.

Von Tobias Rapp

Die rund 250 Menschen, die sich am 12. April 2024 in einem Saal in Berlin-Tempelhof zum »Palästina-Kongress« versammeln, ahnen vermutlich schon, dass die Veranstaltung wahrscheinlich nicht die angedachten drei Tage gehen wird. Zu offensichtlich ist der Druck, den die Berliner Behörden über Wochen aufgebaut haben.

Der antiisraelische Verein »Jüdische Stimme für gerechten Frieden in Nahost« hat die Veranstaltung organisiert, ein großer Teil des palästinasolidarischen Spektrums vor allem der Linken ist versammelt. »Wir klagen an« ist das Motto. Der Staat Israel ist gemeint, ein halbes Jahr nach dem Angriff der Hamas ist den Organisatoren des Kongresses klar, wer der Bösewicht im Nahen Osten ist. Es sind nicht die Terroristen der Hamas. Sie wollen Israel anklagen – und die Bundesrepublik als Verbündeten des jüdischen Staats.

Aber die Zeichen, dass der Kongress in Berlin nicht gewollt wird, sind deutlich. Geplanten Rednern wird die Teilnahme untersagt. Einigen die Einreise verweigert. Berlins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nennt den Kongress »unerträglich«, der CDU-Mann betont, man dulde keinen Antisemitismus. Kurz nach der Eröffnung räumt die Polizei den Saal. Die Veranstaltung ist vorbei, bevor sie angefangen hat, die Empörung ist groß. Was später beinahe untergeht in d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Im Nachhinein, etwas mehr als ein Jahr später, erklärt das Berliner Verwaltungsgericht das Verbot für nicht rechtens.

Es ha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ine Menge Streit über das deutsche Verhältnis zu Israel gegeben, darüber, wie viel Solidarität mit dem Land aus den deutschen Verbrechen folgen müsse, welche Äußerungen zu Israel erlaubt sind und welche nicht. Darf das Existenzrecht des jüdischen Staats bestritten werden? Falls ja: Was folgt daraus?

Es gab Ausladungen von Leuten, die einen Vortrag halten sollten, weil sie einen offenen Brief unterschrieben hatten, der aus dieser Sicht problematisch erschien. Absagen von Veranstaltungen, weil jemand auf dem Podium saß, der etwas Missliebiges gesagt hatte. Staatliche Förderungen wurden beendet – und Veranstaltungen wie die Documenta oder

die Berlinale von Skandalen überschattet. Immer ging es dabei um Meinungsfreiheit, die Grenzen des Sagbaren.

Was das Verbot des Palästina-Kongresses besonders macht: Es ist einer der gravierendsten Vorgänge. Hier wurden keine Fördergelder gekürzt oder um Applaus im falschen Augenblick gestritten. Es handelte sich um eine Vortrags- und Diskussionsveranstaltung. Sehr vielen Leuten wurde die Möglichkeit politischer Willensbildung genommen. Das Urteil, das dieses Verbot für rechtswidrig erklärt, ist dementsprechend vernichtend. Wer wissen will, warum man aus dem Ausland skeptisch auf den Zustand der Meinungsfreiheit in Deutschland schaut: Hier lässt sich der Grund besichtigen.

Es lohnt, das Urteil des Verwaltungsgerichts genauer zu betrachten. Das Hauptargument der Berliner Richter: Die Polizei habe nicht ausreichend geprüft, ob es nicht »mildere Mittel« gegeben hätte als Totalauflösung der Veranstaltung. Das hätte etwa der »Ausschluss einzelner Redner und Teilnehmer« sein können. So war es aber offensichtlich nicht. Die Polizei ging davon aus, dass eine »unmittelbare Gefahr dafür besteht, dass in der Versammlung Äußerungen erfolgen, die ein Verbrechen oder ein von Amts wegen zu verfolgendes Vergehen darstellen«.

Um was für ein Vergehen hätte es sich handeln können? Naheliegend sind zwei Möglichkeiten: die Aufstachelung zur Gewalt und Volksverhetzung. Die Verharmlosung des Holocaust ist rechtlich gesprochen eine Unterabteilung des Letzten. Beides war aber nach Sicht der Richter offensichtlich nicht gegeben – zumindest scheint sich die Gefahr, verhetzt oder aufgestachelt zu werden, nicht derart aufgedrängt zu haben, dass diese das Recht auf politische Meinungsbildung aufgewogen hätte.

Unjuristisch gesprochen scheint eher eine Geschmacksfrage handlungsleitend gewesen zu sein: Möchte die Stadt Berlin ein paar Leuten, die ihr politisch unangenehm sind, erlauben, sich zum Thema Israel und Palästina zu äußern – oder nicht? Juristisch gesprochen fällt die Antwort leicht: Geschmack darf in so wichtigen Fragen wie der Meinungsfreiheit keine Rolle spielen. Das Recht auf freie Meinungsäußerung gibt es ja vor allem deshalb, damit 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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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Schmeyer / dpa / picture alliance

Teilnehmer des »Palästina-Kongresses«:

Politisch unangene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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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ngenehme Leute sagen können, was sie glauben, zu sagen zu haben.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lautet dann: Was macht diese Leute für die Stadt Berlin so unangenehm, dass ihnen ihre verfassungsmäßig garantierten Rechte genommen werden?

Das Verbot dieses Kongresses zeigt die Schwierigkeiten, die die Bundesrepublik im Umgang mit dem Problemkomplex Israel-Palästina-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hat. Die Unsicherheit, die durch scheinbar entschiedenes Handeln übermalt wird. Die Widersprüche, in die sich ein liberaler Staat verstricken kann, wenn er gegen unliebsame Äußerungen vorzugehen versucht. Die Probleme, genau zu bestimmen, was eigentlich unliebsam ist. Kurz: all das, wofür heute der Begriff der »Staatsräson« steht.

Die Bundesrepublik ist sich nicht mehr wirklich sicher, wer sie ist und wo sie steht – und das lässt sich auch entlang der Konfliktlinien beschreiben, die mit diesem Kongress und seinem Verbot zusammenhängen. Die Stärke, die die Stadt Berlin scheinbar zeigte, lässt sich auch als Schwäche deuten.

Dass in Deutschland jüdisches Leben wieder »aufgeblüht ist«, ist von Angela Merkel als »Wunder« und von Frank-Walter Steinmeier als »Geschenk« bezeichnet worden. 200.000 Jüdinnen und Juden leben heute hier, viele sind in den Neunzigern als Kontingentflüchtlinge aus dem Gebiet der ehemaligen Sowjetunion eingewandert.

Mit dem »Wunder« ist es allerdings so eine Sache: Dass die Menschen nach Deutschland kamen, um das Land der Mörder wieder mit jüdischem Leben zu segnen, ist eher die Wahrnehmung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Die meisten dürften gekommen sein, weil die Einwanderung verhältnismäßig einfach war, weil wirtschaftliche Vorteile winkten sowie politische Freiheit und Stabilität. Sie sind auch nicht die Einzigen. Seit Jahrzehnten ist Deutschland ein Einwanderungsland, rund ein Drittel der Bevölkerung hat heute eine Migrationsgeschichte. Darunter sind auch rund 200.000 Palästinenser, mehr als etwa in Ägypten.

Wer sind wir also, wenn wir keine Abstammungsgemeinschaft mehr sind? Weder die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noch die Exportindustrie helfen der Bundesrepublik bei der Antwort auf diese Frage im Augenblick weiter. Eine Antwort der demokratischen Politik ist: Wir sind eine Erinnerungsgemeinschaft. Das Gedenken an die Opfer der Nazis ist das, was uns als Gesellschaft zusammenhält, unsere Werte bestimmt. Dass solche Verbrechen nie wieder geschehen mögen.

Was auf der einen Seite richtig ist. Das Grundgesetz und sein erster Satz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nd aus diesem Geist entstanden. Er gilt für alle, egal wer wo herkommt. Das ist das Fundament des Landes. Alle, die hier sind, bewegen sich darauf. Auf der anderen Seite ist die Idee der Erinnerungsgemeinschaft aber auch problematisch. Was machen die, deren Familien sich an ganz andere Traumata erinnern? Oder an keine? Müssen die mitmachen bei den Ritualen der Kinder, Enkel und Urenkel der Täter?

Dieser Widerspruch ist nicht aufzulösen. Auch nicht mit einer Einschränkung der Meinungsfreiheit. Die AfD tut so, als führe ein Weg zurück zur Abstammungsgemeinschaft. Der Preis wäre die hunderttausendfache Vertreibung von Menschen. Dass sie damit laut Umfragen aktuell stärkste Partei in Deutschland ist, fördert gleichzeitig die Verunsicherung bei den anderen.

Und als wäre das noch nicht genug: Auch außenpolitisch ist ungeklärt, wo Deutschland eigentlich steht. Die liberale Weltordnung, von der die Bundesrepublik profitiert hat wie wenige andere Länder, ist unter Druck. Auf die USA ist kein Verlass mehr. Die Welt ist unberechenbar geworden. Und dann ist da Israel. Ein Land, das sich unter seinem Premier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dazu entschlossen hat, diese Zeit der Unsicherheit als Ära der Chancen zu betrachten. Es hat ja nicht nur auf den Angriff der Hamas reagiert und Krieg im Gazastreifen geführt. Sondern auch die Terrororganisation Hisbollah angegriffen, seinen Feind im Norden, der jahrzehntelang von Iran hochgerüstet worden ist. Syriens Militär so geschwächt, dass das Land für lange Zeit keine Bedrohung mehr sein wird. Krieg gegen Iran geführt. Es mache »die Drecksarbeit« für den Westen, ha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gesagt, wofür er scharf kritisiert wurde. Ohne diese Worte inhaltlich zu werten, lässt sich feststellen: Israel handelt, die Bundesrepublik kann damit nicht gut umgehen.

Was das alles mit der Meinungsfreiheit zu tun hat? Ein Land in einer inneren und äußeren Identitätskrise hat ganz offenbar Probleme damit, die Vielstimmigkeit in seiner Bevölkerung zu akzeptieren. In einer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st das Gefühl, gesehen und gehört zu werden, allerdings ein zentraler Identifikationsmodus.

Gleichzeitig tut sich so ein Land genauso schwer damit, Probleme zu identifizieren. Der Antisemitismus, den die Linke gern ausschließlich in der Rechten verortet, den die Rechte gern auf der Linken sieht und ansonsten für ein Problem hält, das mit der Einwanderung »importiert« worden sei, findet sich schließlich überall. Rechts, links, unter Menschen mit und ohne Migrationsgeschichte, in der politischen Mitte. Er kann sich auch hinter Kritik am Staat Israel verstecken. Aber muss deshalb die Meinungsfreiheit eingeschränkt werden?

Es führt kein einfacher Ausweg aus dem Dilemma. Auch eine plurale Gesellschaft braucht Leitplanken. Antisemitismus lässt sich allerdings trotzdem nicht so einfach verbieten. Das Bekenntnis zum Existenzrecht Israels nicht dekretieren. Die Vorstellung, dass das Bewältigen der Vergangenheit schlüssige und unumstrittene Antworten auf die Fragen der Gegenwart geben könne, ist eine Illusion.

Tatsächlich gibt das genaue Gegenteil Hoffnung: Immer hat man in der Bundesrepublik Angst gehabt, die Vergangenheit werde eines Tages vergangen und keine Lehre mehr sein. Die Debatte um die Wiederbewaffnung war davon geprägt, der Streit um die Verjährung der Naziverbrechen. Auch der Streit um die Wiedervereinigung, der vor dem Hintergrund rechtsextremer Brandanschläge stattfand, 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um die Wehrmachtsausstellung und die Beteiligung der Wehrmacht an den Naziverbrechen oder um den Einsatz deutscher Tornados im Kosovokrieg.

Heute ist es nicht anders, wenn sich die Frage stellt, wie die Bundesrepublik sich zu Israel stellt, einem Land, das bedroht ist – und einen fürchterlichen Krieg im Gazastreifen führt. Was lernen wir aus der Vergangenheit?

Es sind Fragen, die den Kern der bundesrepublikanischen Identität ausmachen – und nicht die Antworten. Deshalb braucht es einen weiten Begriff von Meinungsfreiheit. S

Tobias Rapp ist Redakteur im Kulturressort.


22 POLITISCHE BÜHNE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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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Frankreich brennt – und der feine Herr Präsident vergnügt sich beim motorisierten Wassersport! Überraschend ist es nicht, dass dieses Coverbild der französischen Klatsch-Illustrierten »Paris Match« Empörung ausgelöst hat. Überall die Fotos verzweifelt kämpfender Feuerwehrleute in dichten Rauchschwaden, und hier der aufreizend sorglose Emmanuel Macron auf einem Jetski, dem zweifellos unsympathischsten aller Fortbewegungsmittel: dröhnend laut, explizit prollig und offenbar allein dafür geschaffen, alle Lebewesen zu verschrecken, die das Pech haben, sich in der Nähe aufzuhalten. Macrons Amtszeit neigt sich dem Ende zu, er muss keine Wahl mehr gewinnen, also nimmt sich der Präsident die Freiheit, einfach zu machen, was er will. Es ist der Beginn seines ewigen Urlaubs vo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KUZ

Simon Wohlfahrt / AFP


DER SPIEGEL 35 | 2026

POLITISCHE BÜHNE 23

DEMOKRATIE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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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Die Landtagsfraktion des BSW in Thüringen hat sich entschieden, in der Koalition mit CDU und SPD zu bleiben, trotz des Drucks von Parteigründerin Sahra Wagenknecht, die einen Ausstieg wünscht. Stabilität zählt in diesen Tagen.

Minus Israels Minister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 Itamar Ben-Gvir, hat zur Menschenjagd aufgerufen: Jede Nacht sollten im Gazastreifen 30 bis 40 Menschen umgebracht werden. In der Geschichte demokratischer Regierungen ist dies einer der abstoßendsten Sätze aller Zeiten.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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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us Steyer / INMAO

HOLLYWOOD

Nord Stream als Actionfilm

Sandsäcke stapelten sich vergangene Woche vor dem Eingang und den Fenstern des Hotel Esplanade in Zagreb. Panzersperren standen auf dem Bürgersteig, Männer in Flecktarn warteten an der Ecke. Es sollte alles nach Krieg aussehen – für Hollywood. Seit wenigen Wochen laufen Dreharbeiten zur Verfilmung eines spektakulären Sabotageakts: der Sprengung der Nord-Stream-Pipelines im September 2022. Den Chef der Aktion spielt demnach Oscarpreisträger Adrien Brody (»The Brutalist«), der dreifach oscarprämierte Superstar Sean Penn tritt in einer Nebenrolle auf. Regie führt der unter anderem durch Actionfilme bekannt gewordene

Doug Liman (»Die Bourne Identität«). Der Bau der Gasleitungen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war von zahlreichen Kontroversen begleitet. Als drei der vier Leitungen 2022 in die Luft flogen, wähnten viele Russland am Werk. Tatsächlich war offenbar ein ukrainisches Kommando verantwortlich, bestehend aus Soldaten und angeheuerten Tauchern. Ein mutmaßliches Mitglied des Kommandos wurde gefasst und sitzt in Hamburg in Untersuchungshaft, ein zweites mutmaßliches Mitglied, der Taucher Wolodymyr Sch., wurde diese Woche in Kroatien am Rande der Dreharbeiten festgenommen. Er soll das Filmteam beraten haben. FIS

BILDUNGSPOLITIK DER AFD

Sachsen-Anhalt ohne Schulpflicht?

Neue Lehrpläne, ein Ende der Inklusion, die Abschaffung der Schulpflicht: Sollte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nach der Landtagswahl ihr bildungspolitisches Programm umsetzen, wäre vieles davon rechtswidrig. Das geht aus einem noch unveröffentlichten Rechtsgutachten für den Bundesverband der freien Alternativschulen (BFAS) hervor. So wäre für die Streichung der Schulpflicht eine Zweidrittelmehrheit im Landtag erforderlich. Ein

Grund zur Entwarnung sei das jedoch nicht, betont Rechtsanwalt Paul Hothneier von der Berliner Kanzlei dka, der die Studie mit einer Kollegin verfasst hat. Selbst wenn ein Großteil der rechtsextremen Bildungspolitik verfassungswidrig sei und mutmaßlich später von Gerichten einkassiert werde, »könnte ein AfD-Bildungsministerium durch konkretes Verwaltungshandeln etwa im Bereich der Aufsicht über Schulen in freier Trägerschaft,

durch Anweisungen und Umbau des Personals« oder die Anpassung von Rechtsverordnungen »erhebliche Fakten schaffen«. Spielräume hätte ein AfD-Kultusminister etwa bei Unterrichtsinhalten oder der Auswahl von neuem Personal: Die im Beamtenrecht geforderte »charakterliche Eignung« könnte zum »Einfallstor« für die Neuausrichtung der Schulpolitik werden, weil sie den Behörden einen Beurteilungsspielraum gewähre, der gerichtlich nur eingeschränkt überprüfbar sei. »Umso wichtiger würde dann die Rolle der Personalräte, Schüler*innenvertretungen und der Schulkonferenzen«, sagt BFAS-Vorstand Justus Storch. HIM

Illustratio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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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STAND DER POLITIK

Die Dro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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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ina Hensland / REUTERS

Als nach Putins Vollinvasion in der Ukraine die ersten Drohnen über Stützpunkten der Bundeswehr gesichtet wurden, gab sich die Bundeswehr noch wenig erschüttert. Doch insgesamt sind seitdem mehrere Hundert dieser Flugobjekte »im Bereich der Bundeswehr« gemeldet worden. Auch Drohnenschwärme. Wer eine Drohne zivil fliegen will, muss viele Typen nach der EU-Drohnenverordnung beim Luftfahrtbundesamt (LBA) registrieren lassen. Feindliche Mächte tun das natürlich nicht so brav. Stattdessen war die Drohne, die vor Kurzem am Leipziger Flughafen in der Nähe eines ukrainischen Transportflugzeugs nur durch Zufall von einem Busfahrer entdeckt worden war, mit Plastiksprengstoff und einem Zünder bestückt gewesen. Am Dienstag eröffneten am Flughafen Cochstedt bei Magdeburg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und Forschungsministerin Dorothee Bär (CSU) ein Forschungszentrum, das Möglichkeiten zur Abwehr der Flugobjekte ausloten soll. Rund zehn Millionen Euro und 40 Arbeitsplätze winken. Was im Eröffnungslächeln der Beteiligten aussehen sollte wie Fortschritt, zeigt in Wahrheit, wie erschreckend wenig systematisch Deutschland bislang über kriegsentscheidende Defensivtechniken nachgedacht hat. DED

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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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ekämpfung großer Waldbrände in Deutschland hat ein neues Symbol, und es ist nicht das Löschflugzeug. Es ist der altbekannte Güllewagen, für den normalerweise dieses Verkehrsschild gilt, das Fahrzeugen mit »wassergefährdender Ladung« die Durchfahrt verbietet. Doch derselbe Großbehälter, mit dem der Bauer tonnenweise Gülle auf seinen Feldern ausbringt, dient im ländlichen Raum inzwischen zum Herankarren Tausender Liter Löschwasser. 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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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A UNTEN

Grün vor

Neid

Von Anna Clauß

Der sparsame Umgang mit Trinkwasser ist wichtig. Besonders in Zeiten von Rekordtemperaturen. Ich habe also brav befolgt, was der grüne Münchner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Mitte Juli von mir und meiner frischen Rasensaat verlangt hatte: »Bewässerung, Gießen und Beregnung von Rasenflächen und sonstigen Grünflächen ist verboten.«

Mit Beginn der Sommerferien in Bayern wurden diese und andere strikte Regeln zur »Einschränkung der Wassernutzung« zwar aufgehoben. Für meine innig umsorgte Grünfläche hinter dem Haus aber kam die Lockerung zu spät. Im Frühjahr hatte ich noch eine Sehnenscheidenentzündung in Kauf genommen, um den Rasen von Unkraut zu befreien. Nun lachen mich die verbliebenden Löwenzahnstümpfe aus. Sie sind das einzige Grün in meinem Garten.

Ich könnte die Wüste aus Heu als klimakrisenbedingten Verlust von Lebensqualität verbuchen. Und froh darüber sein, am Münchner Stadtrand weder von Flut noch von Waldbränden akut bedroht zu sein. Wirklich ärgerlich ist eigentlich nur eines: das grüne Gras der Nachbarn!

Ganz offensichtlich haben sich nicht alle Münchnerinnen und Münchner an das Gießverbot gehalten. Auch das Gebot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s, auf Rasenbewässerung in Hitzeperioden zu verzichten, hat offenbar nicht gereicht, manchem Sprenklersünder ein hinreichend schlechtes Gewissen zu machen. Geldbußen bis zu 50.000 Euro waren offenbar auch nicht bedrohlich genug. Aber wie hätte man die Regelbrecher in der Verbotsphase überführen sollen? Auf nasser

Tat? Mit dem Feldstecher auf dem Balkon liegen und die Polizei rufen, sobald in einem der umliegenden Gärten Wasserschläuche gezückt werden? Bei den hohen Temperaturen war das für mich keine Option. Mir fehlt außerdem nicht nur der Mut zum Regelbruch. Ich habe auch keine Lust auf eine Rückkehr in Zeiten, in denen nicht nur der Rasen braun war. Ein Leben mit Blockwart in der Nachbarschaft? Dann doch lieber Rasenneid! Oder Gießscham.

Im nächsten Sommer gieße ich nachts. Notfalls heimlich, sollten Verbote Schule machen.

Während auf Bundesebene noch darüber gestritten wird, ob Hitzeschutz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werden soll, habe ich für meinen Garten bereits einen Plan. Meine persönliche Klimafolgenanpassung beginnt nach Einbruch der Dunkelheit. Im nächsten Hitzesommer gieße ich nachts. Notfalls heimlich, sollte das mit den Gießverboten Schule machen. Wenn man das Gefühl hat, dass sich nur die Vernünftigen an Regeln halten, während die Dreisten im Grünen grillen, macht Klimaschutz jedenfalls wenig Spaß.

Wenn es ohnehin nur noch um die Anpassung a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geht und so Dinge wie CO₂-Vermeidung nicht mal mehr von der Politik verfolgt werden, kann ich nächsten Sommer auch in den Flieger nach Griechenland steigen. Dort ist das Gras noch farbloser und vertrockneter als bei mir im Garten. Es warten dahinter aber Strand. Und tiefblaues Wasser.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Susanne Beyer, Anna Clauß, Markus Feldenkirchen, Alexander Neubacher und Ralf Neukirch.

Anna Dobrindt / DER SPIEGEL


POLITISCHE BÜHNE 25

WAS HAT DAS MIT MIR ZU TUN?

Kinder werden zu Aktionären

In der Grundschule schon für die Rente vorsorgen. Das soll dank der Frühstartrente möglich sein, deren Gesetzentwurf das Bundeskabinett beschlossen hat. Demnach soll eine staatliche Förderung von insgesamt 1440 Euro Kinder an die private Altersvorsorge heranführen. Gleichzeitig sollen sie lernen, wie langfristiges Sparen und Kapitalmärkte funktioniere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verspricht sich dadurch mehr Chancengleichheit.

Für jedes Mädchen und jeden Jungen, die sechs Jahre alt werden, soll der Bund monatlich zehn Euro in ein Altersvorsorgedepot einzahlen. Um diese Förderung zu erhalten, können Eltern bei einem beliebigen Anbieter einen zertifizierten Standarddepot-Vertrag abschließen. Zusätzlich können sie selbst jährlich bis zu 6840 Euro auf das Depot einzahlen. Für Kinder ohne Standard-

produkt soll die Deutsche Bundesbank Gelder kollektiv anlegen.

Doch die Maßnahme kann zu Unterschieden in Grundschulklassen führen. Die Förderung soll im kommenden Januar für die Geburtenjahrgänge 2020 und 2021 beginnen; für 2020 rückwirkend ab 2026. Jährlich sollen weitere Sechsjährige hinzukommen. Ältere Jahrgänge gehen leer aus: Sie erhalten kein Geld, wenn ihre Eltern ein solches Depot eröffnen.

Sobald die Kinder 18 Jahre alt werden, soll der Zuschuss enden. Weitersparen ist möglich, eine Auszahlung kann aber grundsätzlich erst ab dem Alter von 65 Jahren erfolgen und muss versteuert werden. Das Geld kann somit nicht für die Ausbildung genutzt werden. Wie viel Geld es im Alter gibt, hängt von der Entwicklung der Kapitalmärkte ab. ASD

AUFGEZEICHNET

Pegelstände

Von Helena Bau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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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drigwasser bringt Rheingold zutage.

Helena Baumeiste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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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UGENZEUGE

»Es schont ja auch die Ner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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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Bornemann, 63, hat in seinem Dorf einen Bürgerfunk eingerichtet.

»Nach der Flutkatastrophe im Ahrtal habe ich mir Sorgen gemacht. Wegen des ausgefallenen Handynetzes konnten sich die Retter dort nicht richtig koordinieren. Bei uns in der Region kann die Elbe über die Ufer treten. Auch deshalb habe ich im Ort den Bürgerfunk eingerichtet: Die Funktechnik ist unabhängig vom Strom- und Handynetz, sie funktioniert mit elektromagnetischen Wellen.

Ich wohne in Polkern, einem Dorf in der Altmark in Sachsen-Anhalt. Anfangs haben mich meine Nachbarn belächelt, aber nun häufen sich Vorfälle wie der große Stromausfall in Berlin. Inzwischen wollen Dutzende Leute ein Funkgerät. Es schont ja auch die Nerven. Der Bürgerfunk gibt einem die Sicherheit: Hier ist noch jemand – egal was passiert, ich bekomme Infos.

Wir in Polkern funken auf Kanal 3. Dazu kommen noch die Dörfer Krevese und Dequede, auf Kanal 1 und 2. In den Gemeinschaftshäusern liegen jeweils zwei Funkgeräte, mit denen im Notfall Freiwillige die Funkzentrale betreiben. Jeder im Ort kann sich ein Funkset kaufen und zu uns durchfunken,

wir geben auch Fragen an den Ortsbürgermeister weiter.

Ich bin kein Prepper – die ticken anders, igeln sich ein und ziehen sich zurück. Das passt gar nicht zu uns, wir wollen uns um andere kümmern und die Bedürftigen mitdenken. Deshalb haben wir das Funken auch gemeinsam geübt.

Funkgeräte sind wirklich einfach zu bedienen, so wie Walkie-Talkies aus Kindheitstagen. Man drückt die Sendetaste, redet, lässt die Sendetaste los, um zu empfangen. Damit sich nicht alle gegenseitig unterbrechen, muss man das klar kommunizieren: ›Over‹ ist mehr ein Funkspruch aus Filmen, bei uns sagt man ›Kommen‹, wenn man fertig ist und der andere reden soll.

Ich war schon als Kind total begeistert von der Technik, mein Vater war Funkbeamter bei der Deutschen Bundespost. Da war ich nah dran. Wir Funker sind Technikfreaks, ich habe eine Amateurfunkausbildung gemacht und damit früher schon nach Russland und in den Irak gefunkt. Mein Highlight: Einmal konnte ich mit einem Forscher in der Neumayer-Forschungsstation in der Antarktis, sprechen.«

Aufgezeichnet von Ella Knigge

LANDAUF, LANDAB

Streng geschützt Zusammengenommen sind Deutschlands Naturschutzgebiete so groß wie rund vier Millionen Profifußballfelder. Klingt viel, gemessen an der Gesamtfläche sind es aber lediglich 6,6 Prozent, wie Zahlen des Bundesamts für Naturschutz zeigen. Anteilig die größte geschützte Fläche hat das Saarland: Hier sind es 8,9 Prozent. In Hessen und Rheinland-Pfalz, den Schlusslichtern, magere 2 Prozent. Im Schnitt sind die deutschen Naturschutzgebiete rund 300 Hektar groß. Zuletzt sind sie gewachsen, zahlenmäßig, aber auch in der Größe. Je kleiner ein Gebiet, desto stärker wird es von seiner Umgebung beeinflusst, etwa durch Landwirtschaft. K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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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il der Naturschutzgebiete* an der Fläche der Bundesländer

* inkl. Bodensee und marine Flächenanteile in der 12-Seemeilen-Zone

** mit Ausschließlicher Wirtschaftszone (AWZ); ohne AWZ bundesweit 4,4 %

5•Quelle: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Stand: 31.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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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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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 Weiß / DER SPIEG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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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len CDU-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will eine AfD-Regierung in Magdeburg verhindern. Je schlechter seine Umfragewerte werden, desto kopfloser wirkt er.

Der Ministerpräsident steigt vom Fahrrad, stapft ans Ufer des Kühnauer Sees am Stadtrand von Dessau und schaut in den Himmel. Nieselregen, auch das noch. Doch Sven Schulze ist geübt darin, sich die Laune nicht verderben zu lassen. »Alles gut«, sagt er, »nur 'ne dicke Wolke, die ist gleich weg.«

Schulze ist an diesem Jultag auf offizieller Mission: Sommertour, zwei Wochen mit dem Fahrrad durch Sachsen-Anhalt, wo seine CDU seit fast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regiert. Damit das so bleibt, übergab Langzeit-Landesvater Reiner Haseloff im Januar die Amtsgeschäfte an Schulze, seinen Wunschnachfolger – in der Hoffnung, dass dieser die in den Umfragen enteilte AfD noch einholen könnte. Mithilfe des Amtsbonus. Und sehr vieler Termine.

Im Nieselregen von Großkühnau zeigt sich, dass das ein mühsamer Job ist. Schulze, in Shorts und Funktionsjacke, steigt in ein Drachenboot, um mit Leuten aus dem Heimatverein ein paar Runden auf dem See zu drehen. Schweigend sticht er das Paddel ins Wasser, schüttelt Hände, posiert für Fotos. Hinterher sagt er: »Wir sind nicht ins Wasser gefallen, das war schon mal gut.«

Typisch Sven Schulze. Regen ist nur 'ne dicke Wolke. Und wer nicht kentert, hat schon was erreicht. Viel Pragmatismus und ein bisschen Realitätsverweigerung, so führ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in diesen Tagen Wahlkampf. Anders geht es vielleicht nicht.

Die Umfragen sind für Schulze katastrophal. Sie lassen rechnerisch nur zwei Szenarien für den Wahlausgang am 6. September erwarten: Entweder die AfD verpasst die absolute Mehrheit knapp und Schulze muss sich, um weiterregieren zu können, nicht nur mit der SPD und womöglich den Grünen verbünden, sondern auch mit den Linken. Was kaum ein Konservativer will. Oder Schulze verliert und muss an die erst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übergeben, an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So kommt es, dass Schulze, 47, eine gigantische Verantwortung zufällt. Seiner Heimat Sachsen-Anhalt, einem ländlichen Flächenstaat mit nur etwas mehr Einwohnern als Hamburg, droht eine Krise der Demokratie. Und er, der Ingenieur aus einem 350-Seelen-Dorf am Harz, der sich im Wahlkampf-Small-Talk gern als »der Sven aus Heteborn« vorstellt, soll den liberalen Staat vor seinen Feinden schützen.

Wer Schulze auf dieser Mission beobachtet, bei seiner Amtseinführung, im Köthener Karneval, beim Small Talk mit Seniorinnen, an der Seite des Bundeskanzlers, erlebt

einen Mann, der weiß, was er will – aber nicht, wie er es erreichen kann. Einen Mann, der mit Linken und Grünen schäkert, sich aber auch vor die Kamera des rechtspopulistischen Krawallportals »Nius« setzt. Der in wenigen Monaten Hunderte Termine macht, den letzten Winkel seines Bundeslands besucht, auf Podien und in Talkshows sitzt – und schließlich, als die Umfragewerte seiner CDU weiter sinken, immer erratischer wirkt.

Hat er noch eine Chance?

28. Januar, Landtag, CDU bei 26 Prozent

Das ist sein Tag. Gleich soll ihn das Parlamen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Monatelang hat Schulze darauf gewartet, dass Langzeit-Landesvater Haseloff den Weg für ihn frei macht. Jetzt ist es so weit.

Schulze schreitet in den Plenarsaal, lächelt, drückt den Rücken durch. Großes Selbstbewusstsein. Dann, während er sich fotografieren lässt, plaudert er fröhlich mit dem FDP-Fraktionschef, gibt Linkenfrau Eva von Angern ein Küsschen auf die Wange, bleibt für einen Schwatz mit der Grünenvorsitzenden stehen.

Bei der Wahl bekommt er kurz darauf sogar Stimmen aus der Opposition, eine klare Mehrheit. Schulze gibt sich am Rednerpult versöhnlich, pragmatisch und zugewandt. Er wolle richtige Lösungen finden, nicht nur solche, »die irgendwo bei TikTok funktionieren«, sagt er. Eine Spitze gegen den medial dauerpräsenten AfD-Frontmann Siegmund.

Mehrfach gibt es lauten Beifall, aus allen Fraktionen außer von den Rechtsextremen.

Radfahrer Schulze bei Dessau:

»Selbstverständlich, das sehe ich auch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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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ießlich sagt Sven Schulze: »Sie können sich auf Sven Schulze verlassen.« Es ist keine große Rede, aber das soll sie wohl auch gar nicht sein. Was zählt, ist die Inszenierung: Der bundesweit kaum bekannte Chef eines mitgliederschwachen CDU-Landesverbands steht jetzt als Staatsmann da.

16. Februar, Köthen, CDU bei 26 Prozent

Die politische Führungsriege des Landes hat sich versammelt. Mit Narrenkappen, im Foyer einer Sparkassenfiliale. Der Karneval in Köthen ist einer der traditionsreichsten und größten in ganz Ostdeutschland – und Schulze fühlt sich hier sichtlich wohl.

Er reicht den Sparkassen-Mitarbeiterinnen im Foyer einzeln die Hand, macht Witze, umarmt di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er politischen Konkurrenz. Die AfD ist nicht eingeladen, aber Vertreter aller anderen Landtagsfraktionen, Minister, Partei- und Fraktionschefs.

Bevor sich Schulze einen Umhang in der Vereinsfarbe Blau umlegen lässt, geht er ans Mikro, spricht vom Karneval als Herzensangelegenheit – und zwar »für uns als Landesregierung und natürlich alle, die in der Politik aktiv sind«. Außerdem, jetzt grinst er: »Wir lassen uns die Farbe Blau nicht nehmen.« Großes Gelächter und Applaus, dann winkt er SPD-Wissenschaftsminister Willingmann zu sich: »Armin, komm mal ran mit hier!«

An diesem eiskalten Februartag tritt ein neuer Schulze auf. Einer, der nahbar und locker ist, der den anderen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auf Augenhöhe begegnet, auch den unter Konservativen verhassten Grünen und Linken. Schulze hat, so scheint es, seine Rolle gefunden: Er ist der Anführer des liberal-demokratischen Lagers, der gemeinsame Gegner ist ausgemacht. Was soll da schiefgehen?

12. März, Staatskanzlei, CDU bei 26 Prozent

Der Ort, an dem Sven Schulze wirklich nahbar wird, ist seine Brotdose. Man muss ihn mehrmals fragen, damit er sie einem zeigt, der Inhalt ist so unspektakulär wie aufschlussreich: ein Vollkornbrot, belegt mit Käse, daneben ein paar leicht gebräunte Apfelschnitze, denen man ansieht, dass Ehefrau Kati sie schon früh am Morgen zurechtgeschnitten hat. Ohne diesen Pausensnack, sagt der Regierungschef, käme er nicht durch die langen Tage.

Durch diesen Märztag etwa, an dem er zum Gespräch in die Staatskanzlei ei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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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hat. In seinem Amtszimmer glänzen vergoldete Stuckverzierungen an der Decke, auf dem Tisch steht ein Teller mit Hallorenkugeln. Es ist Schulzes erstes SPIEGEL-Interview als Regierungschef, und er erzählt viel von früher: wie er noch als Europaabgeordneter vor einigen Jahren regelmäßig auf einem Festival am Niederrhein ausgeholfen habe – als Chauffeur. König Boris von Fettes Brot und Patti Smith hätten bei ihm auf der Rückbank gesessen. Er zeigt ein Selfie von sich und Sänger Clueso im Auto. »Eine geile Zeit«, sagt er, und gerade solche Stars, »die es schon geschafft haben«, seien die nettesten gewesen. Diese Bodenhaftung wolle er auch behalten: »Ich bin stolz, Ministerpräsident zu sein, aber am Ende bin ich nur Sven Schulze aus Heteborn.«

Diese Mischung aus Optimismus und Gelassenheit zieht sich durch das Gespräch. Die Umfragen des Instituts Insa zum Beispiel, in denen seine Partei zu diesem Zeitpunkt 13 Punkte hinter der AfD liegt: gar kein Problem. Die Wahl werde ganz anders ausgehen, behauptet Schulze. »Je näher der Tag der Entscheidung rückt, desto mehr denken die Menschen darüber nach: Welchem Kandidaten traue ich wirklich zu, das Land zu regieren?«

Die Menschen werden dann an Sven Schulze denken. Denkt Sven Schulze. Und bereitet sich schon auf die Zeit nach der Wahl vor: Er hat sich früh festgelegt, weiter mit SPD und FDP regieren zu wollen, obwohl bei beiden unklar ist, ob sie ins Parlament einziehen. Sein Ziel sei es, mit der CDU stärkste Kraft zu werden, und zwar auch mithilfe der Bundespartei und des Kanzlers. Mit Friedrich Merz gebe es ohnehin »eine

sehr gute und vertrauensvolle Zusammenarbeit«, sagt Schulze. Noch.

18. Mai, Berlin, CDU bei 24 Prozent

Keine vier Monate mehr bis zur Wahl, die Umfragen sehen nicht gut aus für Schulze. Statt aufzuholen, schwächelt seine Partei. Schulze hat sich offenbar vorgenommen, es jetzt mit einer neuen Strategie zu versuchen und diese auch gleich auf der ganz großen Bühne auszuprobieren: im Fernsehen, als Gast von n-tv-Moderatorin Pinar Atalay.

Die Bundesregierung gebe derzeit in einzelnen Fällen kein gutes Bild ab, sagt er, »manchmal sogar ein schlechtes«. Es ist eine unmissverständliche Distanzierung von Kanzler Merz. Schulze geht aber noch weiter, grenzt sich auch von jenen ab, auf deren Unterstützung er nach der Wahl dringend angewiesen sein könnte: Mithilfe der Linken wolle er sich nich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lassen, sagt er, das sei nicht sein Ziel. Und es werde auch keine linke Ministerin unter ihm geben.

Es sind Sätze, die er in ähnlicher Form auch vorher schon gesagt hat. Aber Schulze wiederholt sie von nun an immer wieder, mit Nachdruck. Das Kalkül dahinter ist klar: Er will jene zu sich locken, die von der Kanzlerschaft seines Parteifreunds Merz enttäuscht sind. Und zugleich die AfD-Behauptung entkräften, eine Stimme für die CDU führe zu einer Regierung mit Sozialisten.

Vermutlich wäre Schulze gern ein allseits geachteter Landesvater, wie es sein politischer Ziehvater Haseloff war. Ausgleichend, fast überparteilich, zugleich klar in der Haltung. Aber je länger dieser zähe Dauerwahl-

kampf dauert, je länger die Umfragewerte nahezu unverändert bleiben, desto krawalliger und unversöhnlicher tritt Schulze auf.

Er legt sich mit der AfD an, zu der sich selbst manche CDU-Abgeordneten hingezogen fühlen: »Denen kann man das Land und Schicksal der Menschen in unserem Land nicht anvertrauen.« Giftet gegen die Linken, auf die er nach der Wahl dringend angewiesen sein könnte: »Die Linke ist die Nachfolgeorganisation der SED. Die repräsentierte einen repressiven Staat.« Wendet sich gegen Friedrich Merz: »Der Kanzler hat mit seiner Bundesregierung eine Erwartungshaltung geschürt, die nicht eingehalten wurde!«

Und steht plötzlich als Einzelkämpfer da. Es gibt Politiker, die genau so Wahlen gewonnen haben: Dietmar Woidke wurde 2024 wohl nur wegen eines radikal personalisierten Ich-oder-die-AfD-Wahlkampfs noch mal SPD-Regierungschef in Brandenburg. In Baden-Württemberg sicherte Cem Özdemir den Grünen die Staatskanzlei, indem er sich von der Bundespartei abgrenzte. Und Manuela Schwesig, di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rzeit um ihre politische Zukunft kämpft, hat ihre Landes-SPD in den Umfragen gegen den Bundestrend binnen eines Jahres von 19 zu 29 Prozent geführt.

Aber Sven Schulze tritt auf der Stelle. Und so verändert sich noch etwas in diesen Wochen: Schulze zeigt sich von einer populistischen Seite. Wer jetzt in Ostdeutschland Ministerpräsident sei, müsse die DDR noch miterlebt haben, sagt der 47-Jährige – und zielt damit auf den erst 1990 geborenen AfD-Kandidaten Siegmund. Zugleich tritt Schulze plötzlich bescheidener auf. Nach dem Paddeltermin am Kühnauer See etwa sagt er zur Frage nach einem konkreten Wahlziel nicht mehr, dass die CDU stärkste Kraft werden müsse. Stattdessen schaut er betreten auf den Pappteller in seiner Hand, dippt sein Würstchen in ein Senfhäufchen und sagt: »Ich glaube, dass die Menschen sehr klug entscheiden werden. Ich kenne das Ergebnis genauso wenig wie Sie.«

Zumindest der zweite Satz stimmt.

9. Juli, Wörlitz, CDU bei 23 Prozent

Tag neun von Schulzes Sommertour mit dem Fahrrad, heute führt er seinen Tross vom Dessauer Stadtrand bis ins gut 20 Kilometer entfernte Wörlitz. Kurze Trinkpause auf der Jagdbrücke bei Waldersee, einem schmalen Holzkonstrukt über die Mulde, da kommt ein Paar auf Schulze zu. Sie kämen aus dem Burgenlandkreis, ganz im Süden von Sachsen-Anhalt, und hätten ihn im Vorbeifahren erkannt. Schulze lächelt und dreht auf, redet mit den beiden minutenlang über Wahlkampf, Fahrradfahren, die AfD. Am Ende noch ein gemeinsames Foto, Daumen hoch und grinsen. Zum Abschied sagt Schulze nicht Tschüss, sondern: »Alles gut.«

Selfie-Knipser Schulze, Passantin: »Viele Themen der AfD sind auch meine Th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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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ei ist nichts gut. Jedenfalls nicht für Sven Schulze und seine Partei.

Er strampelt sich ab, reiht Bürgergespräche, Spatenstiche und Unternehmensbesuche aneinander, besucht Dörfer und Vereine selbst im letzten Winkel des Landes – und wird trotzdem nicht beliebter. Sein AfD-Kontrahent, der dauerlächelnde Rechts-extremist Siegmund, füllt Marktplätze und Stadthallen, ist medial omnipräsent und in den Umfragen uneinholbar enteilt. Aber in diesem Punkt bleibt Schulze bei seiner Linie: Er setzt auf Tausende Einzelgespräche, nicht auf Großveranstaltungen.

Im Luisium zum Beispiel, einer malerischen Parkanlage östlich von Dessau, ebenfalls Station seiner Radtour. Auf der Terrasse des Cafés sitzen die Mitglieder eines Tanzkreises. Schulze lässt sich auf ein längeres Gespräch ein, er witzelt und lacht viel. Ein Mann mit weißen Haaren fordert Schulze schließlich auf, bloß keine kirchlichen Feiertage zu streichen. »Selbstverständlich!«, versichert Schulze, »das sehe ich auch so!« Der Mann ist zufrieden: »Wir hoffen, Sie machen weiter.«

Es gibt diese Gespräche ständig. Schulze hat ein Gespür dafür, ob sich der Austausch lohnt, welche Leute ihm zugewandt sind. Oft sind es die Alten, die schon bei vergangenen Wahlen überproportional häufig für die CDU stimmten. Manchmal schaut er spontan in einem Vereinsheim vorbei, weil er beim Vorbeigehen ein paar Leute gesehen hat, und verwickelt die Unbekannten in ein Gespräch. Seine Pressesprecherin verdreht dann die Augen, weil der Zeitplan solche Abstecher nicht erlaubt, aber Schulze hat sichtlich Freude an all dem Small Talk. Vielleicht auch, weil er dann meist über Sachsen-Anhalt sprechen kann – und ihn kaum jemand zur Bundespolitik befragt.

Von den einstigen Lobgesängen auf Kanzler Merz und die Bundespartei ist nämlich nicht viel übrig. Der Landesparteitag im Juni lief komplett ohne Berliner Prominenz ab, Schulze hat zudem um die Absage einer Präsidiumsklausur mit Merz gebeten, kurz vor der Wahl in Magdeburg. Geplant sind nun lediglich zwei Kanzlertermine: Stippvisiten in Ilsenburg und Braunsbedra am Geiseltalsee. Das wirkt ein wenig so, als sollte der unbeliebte Merz den ohnehin zähen Wahlkampf nicht zusätzlich erschweren.

3. August, Dessau, CDU bei 24 Prozent

Wenn nichts mehr geht, muss halt ein 90-Jähriger ran. Schulze eilt freudig auf die Bühne im Dessauer Golf-Park, drückt Dieter Hallervorden an sich, beide lachen. Der Kabarettist, in der NS-Diktatur hier in der Stadt geboren, soll den CDU-Mann bei 30 Grad und Schweißgeruch aus dem Umfragetief hinauswitzeln. Und trägt zu dramatischem Klaviergeklimper vor, dass man keine 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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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lkämpfer Schulze am Kühnauer See: Wer nicht kentert, hat schon was erreicht

fen in Krisengebiete schicken solle. »Herr Pistorius, Herr Merz!«, ruft Hallervorden. »Wenn ihr glaubt, dass Krieg sich lohnt, kämpft doch da, wo keiner wohnt! Kämpft gefälligst auf dem Mond!«

Das ist ein Sound, den man eher vom BSW, den Linken oder der AfD kennt, dazu die harsche Kritik am eigenen Kanzler und Parteichef: Nicht lustig, finden viele von Schulzes Parteikollegen. Schon nach Hallervordens ersten Auftritten an Schulzes Seite gab 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deutlichen Widerspruch« zu Protokoll, der Hamburger CDU-Chef Dennis Thering sprach von »kruden Thesen«, Staatsministerin Serap Güler bezeichnete den Auftritt als »extrem verstörend«.

Und Schulze? Lässt die Kritik abprallen, als käme sie nicht aus der eigenen Partei. »Ich teile nicht jede Meinung von Dieter«, sagt er auf der Dessauer Bühne. Die Meinungsfreiheit aber sei das »wichtigste Gut«, und das überlasse 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nicht einer einzelnen Partei. Die nennt er dann auch beim Namen: »Viele Themen der AfD sind auch meine Themen.«

So weit ist es gekommen: Ein CDU-Ministerpräsident geht auf maximale Distanz zur eigenen Partei und wildert im Milieu seiner Feinde. Parteikollegen fragen sich: Ist das Verzweiflung? Fatalismus? Oder doch Strategie?

Auffällig ist, dass Schulze sich auch in anderer Angelegenheit mit Kanzleramt und Konrad-Adenauer-Haus anlegt: Gemeinsam mit seinen CDU-Amtskollegen aus Thürin-

gen und Sachsen kämpft er für die Rettung der »Rente mit 63«. Obwohl der Kanzler diese abschaffen möchte, auf Anraten der Rentenkommission. Und obwohl Schulze selbst noch im Juni seine Unterstützung kundgetan hatte.

Womöglich hat all das mit der jüngsten Umfrage von Infratest dimap zu tun. Dass die AfD in der Sonntagsfrage in Sachsen-Anhalt weit vorn liegt, daran wird Schulze sich gewöhnt haben. Aber nun wollen erstmals mehr Menschen 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als eine unter Führung der Christdemokraten.

Falls das Hallervorden-Manöver die CDU wieder ins Gespräch bringen soll, geht das Kalkül auf: Schulze ist endlich in aller Munde, bundesweit und tagelang. Nicht wegen seiner rentenpolitischen Wende oder der zahlreichen TV-Auftritte. Sondern dank des Liedes eines 90-Jährigen in einem Golfclub.

Und dann wird gut eine Woche nach dem Abend in Dessau noch eine neue Umfrage publik, diesmal vom Institut pollytix: Schulzes CDU dümpelt bei 23 Prozent, die AfD erreicht 43. Eigentlich katastrophale Zahlen für Schulze. Doch die Umfrage sieht auch die SPD und die Grünen über der Fünfprozenthürde. Was rechnerisch verhindern würde, dass die AfD die absolute Mehrheit holt. Und dann wäre Schulze wohl der Einzige, der realistische Aussichten auf das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hätte.

Als Wahlverlierer. Gerade so.

Peter Max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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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Alternative für Schläger

Rechtsextremismus Ein AfD-Abgeordneter geht mit einer Baseballkeule auf einen 14-Jährigen los, die Führung distanziert sich nicht. Über eine Partei, die mit Gewalt wenig Probleme hat.

Es ist der Donnerstag vergangener Woche, als sich der AfD-Europaabgeordnete Arno Bausemer mit einem Parteikollegen im sachsen-anhaltischen Stendal auf die Lauer legt – im Auto, bewaffnet mit einem Baseballschläger. Der Grund laut Bausemer: Er habe ein Wahlbanner der AfD bewachen wollen, da an der Stelle zuvor schon welche beschädigt worden seien.

Als sich zwei Jugendliche spätabends an dem Banner zu schaffen machen, jagt der Abgeordnete sie mit jenem Baseballschläger. Einer entwischt und erzählt hinterher, der andere sei von dem AfD-Mann mit dem Baseballschläger »vom Roller geholt« worden. Medien berichten, dass der 14-Jährige eine Nacht im Krankenhaus habe verbringen müssen. Die Rede ist von einer leichten Gehirnerschütterung, Prellungen sowie Verletzungen an Lippe und Zahnfleisch. Das Landeskriminalamt bestätigt die ärztliche Behandlung.

Bausemer selbst machte die Angelegenheit öffentlich, rühmte sich dafür auf Facebook.

Dazu postete er ein Foto, wie er den Jugendlichen am Kragen festhält – obwohl er nach eigener Aussage mittlerweile wusste, dass dieser erst 14 Jahre alt ist. Jetzt will die Staatsanwaltschaft Stendal die Immunität Bausemers im Europaparlament aufheben lassen, um wegen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zu ermitteln.

Der Fall wirft ein Schlaglicht auf das Verhältnis der AfD zu politischer Gewalt. Zwar sind Funktionäre der Partei selbst immer wieder Ziel politisch motivierter Übergriffe und verurteilen diese entsprechend scharf. Doch wenn sich die Gewalt gegen ihre politischen Gegner richtet oder wenn AfD-Politiker selbst die Täter sind – dann sieht die Sache häufig anders aus.

Da gab es etwa den Bezirksverordneten, der einer Schwarzen ins Gesicht schlug und sie in den Arm biss. Oder den Kreistagsabgeordneten, der einer Frau in den Bauch trat. Oder den AfD-Politiker, der mit seinem Auto in eine Gegendemonstration fuhr und später Landeschef der AfD-Jugend in Nordrhein-

Westfalen wurde. Alle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Mit Sebastian Münzenmaier wurde gar jemand zum Fraktionsvize im Bundestag und wichtigsten Netzwerker in der Partei, der wegen Beihilfe zu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worden war.

Im Fall Bausemer distanzierte sich dessen Landesverband Sachsen-Anhalt bis zum Mittwochabend dieser Woche nicht, dabei ist Bausemer als Schatzmeister sogar Teil des Landesvorstands. Es gibt auch kein Parteiordnungsverfahren. Sachsen-Anhalts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der im selben Kreisverband wie Bausemer ist und gern behauptet, gegen Gewalt zu sein, reagierte auf SPIEGEL-Anfrage nicht.

Auch die AfD-Chefs Alice Weidel und Tino Chrupalla schwiegen. Der AfD-Vorstand wolle zunächst die weiteren Ermittlungen abwarten, teilte ein Sprecher mit, man sei schließlich »Rechtsstaatspartei«. Die AfD lehne Gewalt außerhalb des Notwehrrechts ab.

Doch das ist nicht glaubhaft. Früher versuchte die AfD noch, Gewalttaten ihrer Anhänger als Einzelfälle darzustellen. Mittlerweile redet die AfD solche Taten klein, sanktioniert sie kaum und stellt Gewalttäter ein. AfD-Funktionäre verteidigen sogar Terrorverdächtige.

Zu beobachten war das bereits 2022. Damals wurde der »Reichsbürger« Heinrich XIII. Prinz Reuß festgenommen, weil er mit seinen Mitstreitern einen rechtsterroristischen Umsturzplan vorbereitet haben soll. Zu der Gruppe zählte eine ehemalige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 Die AfD versuchte, die Sache kleinzureden. Weidel etwa sprach von einem »Rollator-Putsch«.

Seitdem gehen AfD-Funktionäre immer weiter. Erst diese Woche besuchte der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 Matthias Helferich den Rechtsextremisten Kurt Hättasch im Gefängnis. Hättasch war früher Stadtrat für die AfD im sächsischen Grimma, Kreisvorstand der AfD in Leipzig, außerdem Schatzmeister der sächsischen AfD-Jugend sowie Mitarbeiter eines AfD-Landtagsabgeordneten. Er sitzt in Untersuchungshaft, weil er Mitglied d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Sächsische Separatisten« gewesen sein soll, was er bestreite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wirft ihm und anderen vor, dass sie mit Waffengewalt ein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errichten wollten. Der AfD-Abgeordnete Helferich schreibt über Hättasch: »Sein Schicksal und das Schicksal dieser jungen Familie haben mich sehr bewegt.«

Zuvor hatte der Thüringer AfD-Landesvorsitzende Björn Höcke die Familie besucht, wie er im Juni bei einer AfD-Veranstaltung in Greiz freimütig erzählte. Hättasch sei »als Terrorist gebrandmarkt worden«, dabei habe er »noch nie in seinem Leben einer Fliege etwas zuleide getan«. Er habe ja gute Menschenkenntnis, sagt Höcke auf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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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hne. Er leitet aus diesem Fall und weiteren ab, dass es eine Aufarbeitung von »Justizunrecht« brauche. Höcke ruft: »Wir werden diese Aufarbeitung erzwingen müssen, liebe Freunde!« Die Zuhörenden jubeln.

Offenkundig ist es egal, dass bei den »Sächsischen Separatisten« allerhand Material für den laut Ermittlern geplanten Umsturz gefunden wurde: scharfe Schusswaffen, 30 Kilogramm Munition, Funkgeräte – und NS-Devotionalien. Hätte es früher noch öffentliche Kritik an Höcke oder Helferich aus den Reihen der AfD gegeben, bleibt es inzwischen still.

Die AfD hat offenbar auch kein Problem damit, wenn auf ihren Wahlkampfveranstaltungen Gewalt gegen Spitzenpolitiker ins Spiel gebracht wird. In Dessau-Rosslau in Sachsen-Anhalt hatte die AfD den Kabarettisten Uwe Steimle eingeladen. Der sagte: »Wenn ich Friedrich Merz sehe, frage ich mich manchmal: Wo ist eigentlich Stauffenberg, wenn man ihn mal wirklich braucht?« Die Anspielung zielt auf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s gescheitertes Attentat auf Hitler und ließ sich so verstehen, dass sich Steimle ein Attentat auf Kanzler Merz wünscht. Weder 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noch AfD-Chef Chrupalla widersprachen.

Gewalt hat zudem oft keine Folgen. Bei der bayerischen AfD-Fraktion arbeitet wei-

Die AfD redet Gewalttaten klein und sanktioniert sie kaum. AfD-Funktionäre verteidigen sogar Terrorverdächtige.

ter ein Mann, der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wurde, weil er Polizisten getreten und beleidigt hat – obwohl die AfD sich gern als besonders polizeinah inszeniert. Fraktionschefin Katrin Ebner-Steiner verteidigte den Mann damit, dass es »in der Freizeit« geschehen sei. Die bayerische AfD-Landtagsfraktion hatte sich noch 2019 für eine Regelung gerühmt, wonach sie keine Vorbestraften beschäftigt. Inzwischen arbeitet bei einem bayerischen AfD-Abgeordneten zudem ein Mann, der wegen Vergewaltigung in zwei Fällen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ist.

Die Anhänger der AfD dürften die Signale verstehen. Die Forschung zeigt, dass sie Gewalt deutlich stärker billigen als Sympathisanten anderer Parteien. So etwa in der »Mitte-Studie« der SPD-nahen Friedrich-

Ebert-Stiftung. Teilnehmer wurden nach ihrer Zustimmung zu mehreren Sätzen gefragt: »Einige Politiker haben es verdient, wenn die Wut gegen sie auch schon mal in Gewalt umschlägt.« Und: »Gewalt ist zur Erreichung politischer Ziele moralisch gerechtfertigt.« Und: »Wenn sich andere bei uns breitmachen, muss man ihnen unter Anwendung von Gewalt zeigen, wer Herr im Hause ist.« Etwa 23 Prozent der AfD-Anhängerschaft stimmten diesen Sätzen eindeutig zu, weitere 29 Prozent tendierten dazu, nicht mal die Hälfte sah das anders.

So verwundert es auch nicht, dass sich nach fünf Tagen fast 33.000 »Gefällt mir«-Daumen an dem Beitrag des Europaabgeordneten Arno Bausemer finden, der mit Baseballschläger auf der Lauer lag. Dazu zahlreiche Kommentare, die ihn beglückwünschen. Manche fordern, dem 14-Jährigen Gewalt anzutun. Etwa dass man ihn so zurichten solle, dass er »ne Woche nur mit nem Strohalm seine Nahrung zu sich« nehmen könne. Oder: »Solch eine Missgeburt hat kein Recht mehr zu leben.« Gelöscht wird das nicht.

Gegenüber einer AfD-nahen Zeitung sagte Bausemer, dass er weitere »Nachtwachen« organisieren wolle. »Ich bin immer so drauf, mir das nicht bieten zu lassen.«

Ann-Katrin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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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mal ist man stärker, als man glaubt«

SPIEGEL-Gespräch Frauke Brosius-Gersdorf wollte Richteri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werden, ihr Fall brachte Deutschland an den Rand einer Staatskrise. Hier spricht sie über die Lehren aus ihrem Scheitern.

Im Sommer 2025 entbrannte um Brosius-Gersdorf ein wochenlanger Konflikt. Die SPD hatte sie für das Amt als Richteri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orgeschlagen, doch die Union hatte erhebliche Vorbehalte, unter anderem wegen ihrer Position zum Abtreibungsrecht. Schließlich verzichtete die Juristin auf ihre Kandidatur. Nun hat die 55-Jährige ein Buch über die gescheiterte Wahl geschrieben.

SPIEGEL: Frau Brosius-Gersdorf, vor rund einem Jahr zogen Sie Ihre Kandidatur für das Amt als Richteri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zurück. Gibt es Momente, in denen Sie Ihre Entscheidung bereuen?

Brosius-Gersdorf: Es war eine sehr schwierige Entscheidung, das Ergebnis einer langen Abwägung. Mir war klar, dass ich sehr wahrscheinlich nicht gewählt würde. Wenn ich mich nicht zurückgezogen hätte, wäre der Schaden zu groß gewesen.

SPIEGEL: Warum glauben Sie das?

Brosius-Gersdorf: Die SPD hatte mich für das Richteramt vorgeschlagen, sie hätte ihren Vorschlag nicht zurückgezogen, und die Union hätte mich aller Voraussicht nach nicht gewählt. Das hätte zu einem Koalitionsbruch führen können. Zudem bestand die Gefahr, dass auch die beiden anderen Kandidaten für die frei gewordenen Stellen am Verfassungsgericht nicht gewählt würden. Das wollte ich vermeiden. Und ich wollte Schaden vom Gericht abwenden. Daher zog ich meine Kandidatur zurück. Das Bittere ist, dass sich damit unfaire, unsachliche Kampagnen durchgesetzt haben. Trotzdem war es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SPIEGEL: Sie haben ein Buch geschrieben über die Wochen Ihrer Kandidatur*. Stellenweise liest es sich wie eine Abrechnung mit Ihren Kritikern etwa in der Union, in den Medien und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Als wären Sie immer noch wütend.

Brosius-Gersdorf: Wut war eines der Gefühle, die mich im Richterwahlsommer begleitet haben. Aber das Buch ist keine Abrechnung. Es ist eine Aufarbeitung der Geschehnisse; vor allem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Ich habe mich bemüht, das Buch sehr sachlich zu schreiben. Dennoch ist das natürlich meine subjektive Perspektive auf die Geschehnisse.

Das Gespräch führten die Redakteurinnen Marina Kormbaki und Juliane Löffler.

  • Frauke Brosius-Gersdorf: »Wahl und Wahrheit«. Droemer-Knaur; 252 Seiten; 24 Euro. Erscheint am 1. September.

Was vorgefallen ist, lässt sich nicht mehr ändern. Aber wir können daraus lernen. Deswegen mache ich in dem Buch auch Verbesserungs- und Reformvorschläge.

SPIEGEL: Einige Begegnungen schildern Sie ironisch, fast hämisch. Einen Unionsmann schreiben Sie der »Generation Festnetzanschluss« zu, während eines Gesprächs mit Ihnen habe er »mausgrau, verloren und steif im Sessel« gesessen. Wie passen solche Formulierungen zu Ihrem Appell für eine sachliche Debatte?

CHRONIK

30. Juni 2025: Die Namen der drei Nominierten für Richterämter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werden öffentlich, darunter Frauke Brosius-Gersdorf als Kandidatin der SPD. Kurz darauf werden in Medien und sozialen Netzwerken Vorwürfe gegen sie erhoben, unter anderem wegen ihrer Position zum Thema Abtreibung.

7. Juli 2025: Der zuständige Wahl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schlägt Brosius-Gersdorf und die beiden anderen Kandidaten als Richter fü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or.

11. Juli 2025: Am Tag der geplanten Abstimmung über die Kandidaten im Bundestag teilt CDU-Fraktionschef Jens Spahn dem SPD-Fraktionschef Matthias Miersch mit, dass die Mehrheit für Brosius-Gersdorf nicht gesichert sei. Die Wahl wird kurzfristig abgesetzt. Es kommt zum offenen Koalitionsstreit im Bundestag.

15. Juli 2025: Brosius-Gersdorf sagt in der Sendung »Markus Lanz«, sie würde auf die Kandidatur verzichten, sollten durch die Debatte eine Regierungskrise oder Schaden fü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rohen.

Juli 2025: Unionspolitiker drängen die Rechtsprofessorin, auf ihre Kandidatur zu verzichten. Laut einer Umfrage des Markt- und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Forsa sind die meisten Befragten gegen ihren Rückzug. Die SPD hält weiterhin an Brosius-Gersdorf fest, unterstützt von Grünen und Linken.

7. August 2025: Die Juristin zieht ihre Kandidatur offiziell zurück. Zur Begründung sagt sie, dass die Union ihr zuletzt sehr deutlich signalisiert habe, dass ihre Wahl ausgeschlossen sei. Damit wolle sie auch die beiden anderen Kandidaten fü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owie die Demokratie insgesamt schützen.

25. September 2025: Die anstelle von Brosius-Gersdorf nominierte Richterin Sigrid Emmenegger, Ann-Katrin Kaufhold und Günter Spinner werden vom Bundestag als neue Verfassungs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gewählt.

Brosius-Gersdorf: Da haben Sie nun gerade die einzigen beiden etwas lustigeren Stellen im Buch herausgegriffen. Ein bisschen Spaß darf sein. Ich habe im vergangenen Jahr ganz schön einstecken müssen, der Sommer war für mich ein absoluter Ausnahmezustand. Dass vor diesem Hintergrund im Buch ein paar Spitzen drin sind, ist, glaube ich, auszuhalten. Das Nichtgespräch mit der Union war stellenweise eben auch unterhaltsam, jedenfalls aus meiner Sicht.

SPIEGEL: »Nichtgespräch«, damit meinen Sie das informelle Treffen mit Abgeordneten, die Ihnen auf den Zahn fühlen sollten, bevor der zuständige Wahl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über Ihre Kandidatur beraten würde.

Brosius-Gersdorf: Es sind informelle Gespräche mit einzelnen Abgeordneten aus den Fraktionen, um die Gesprächsrunden klein zu halten. Darin hätten die Gesprächsteilnehmer mich eingehend nach meiner Position zu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fragen können, und wir hätten Missverständnisse klären können. Taten sie aber nicht, obwohl ich das gern gemacht hätte. Ein solches Gespräch gab es auch danach nicht mehr. Im Ergebnis hat sich die Unionsfraktion einem klärenden Sachgespräch mit mir verweigert. Das ist schade, weil die Politiker ja über die Besetzung eines der höchsten Staatsämter in Deutschland entscheiden.

SPIEGEL: Hat diese Erfahrung Ihre politischen Ansichten verändert?

Brosius-Gersdorf: Ich bin Wissenschaftlerin, keine Politikerin. Meine politischen Ansichten haben sich nicht geändert. Aber inzwischen verfolge ich die Tagespolitik noch aufmerksamer als früher, möglicherweise auch noch kritischer.

SPIEGEL: Was meinen Sie?

Brosius-Gersdorf: Die Richterwahl hat gezeigt, wie anfällig unsere Demokratie für unsachliche und unfaire Kampagnen ist. Die Demokratie war nicht wehrhaft genug. Sie war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m Stresstest ausgesetzt, den manche Abgeordnete nicht bestanden haben, weil sie sich nicht sachlich, zutreffend und umfassend aus verlässlichen Quellen informiert haben.

SPIEGEL: Sie sehen sich als Opfer einer Kampagne, orchestriert vo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der AfD, Journalisten der »FAZ« und neurechter Medien, der die Abgeordneten der Union auf den Leim gegangen seien. Halten Sie Politiker für so leicht manipulier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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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swissenschaftlerin Brosius-Gersdorf: »Die Demokratie war nicht wehrhaft genug«

Brosius-Gersdorf: Ich sehe mich nicht als Opfer, und um mich geht es gar nicht. Es geht um den Schutz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Die Richterwahl darf nicht politisiert werden, sonst nehmen das Gericht und der Rechtsstaat Schaden. Das war letztes Jahr der Fall. Es gab verschiedene Akteure und Kampagnen: eine Flut an E-Mails an Abgeordnete, parteiinterne Chatgruppen mit Wut-Tsunamis, Social Media hat eine große Rolle gespielt und neue Medien wie

»Nius«. Die sogenannte Lebensschutz-Organisation »1000 plus« und »Nius« haben dazu aufgerufen, mich nicht zu wählen. Journalisten und der Thinktank Polisphere haben herausgearbeitet, dass dies und vieles mehr Eindruck gemacht hat auf Abgeordnete, dass sie sich zum Teil haben treiben lassen. Mir haben das CDU-Mitglieder bestätigt.

SPIEGEL: Der Umgang mit ungeborenem Leben ist für viele Menschen eine Gewis-

sensfrage. Ist da Gegenwehr nicht erwartbar?

Brosius-Gersdorf: Erwartbar ist, dass meine Position durchleuchtet wird. Aber dann sollte sie auch vollständig und zutreffend wiedergegeben werden und nicht einseitig und verzerrend mit dem Ziel, mich als Ultralinke darzustellen. Mit meinen Ausführungen zu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habe ich auf ein rechtliches Dilemma der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hingewiesen.

SPIEGEL: Können Sie das erklären?

Brosius-Gersdorf: Wenn die Menschenwürdegarantie dem Embryo ohne Abwägungsmöglichkeit mit den Grundrechten der Frau zukommt, kann es logisch keinen rechtmäßigen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geben, auch nicht im Fall der medizinischen Indikation, wenn das Leben der Frau gefährdet ist, oder bei einer kriminologischen Indikation, etwa nach einer Vergewaltigung. Legal sind solche Abbrüche aber schon heute, mit ausdrücklicher Erlaubni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Dieses Dilemma lässt sich nur lösen, wenn entweder die Menschenwürdegarantie für den Embryo nicht gilt oder wenn sie in diesem Stadium abwägungsfähig ist. Das Lebensrecht habe ich dem Embryo nie abgesprochen, auch wenn manche das so dargestellt haben.

SPIEGEL: Jens Spahn musste vom Amt des Fraktionschefs zurücktreten, weil er und sein Partner mithilfe einer Leihmutter in den USA Eltern geworden sind. Den Anstoß dafür gab keine Kampagne, sondern die Programmation der CDU, die gegen Leihmutterschaft ist. Das zeigt doch, dass die Abgeordneten der Union bei dem Thema standfeste Überzeugungen haben.

Brosius-Gersdorf: Es ist nicht relevant, welche Vorstellungen von Menschenwürde ich habe oder welche die Union hat. Relevant ist das Menschenwürdebild unseres Grundgesetzes; so wie e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uslegt. Das Gericht sagt, dass die Menschenwürde der Grund für die Selbstbestimmung des Einzelnen ist und nicht die Grenze. Wenn sich eine Frau freiwillig, autonom und selbstbestimmt ohne Druck und Zwang für eine Leihmutterschaft entscheidet, dann darf der Staat sie nicht vor sich selbst schützen.

SPIEGEL: Was haben Sie gedacht, als Sie hörten, dass Jens Spahn die Hilfe einer Leihmutter in Anspruch nahm?

Brosius-Gersdorf: Ich habe mich gefreut, dass er und sein Mann sich ihren Kinderwunsch erfüllen konnten. Schade fand ich, dass er dies nicht zum Anlass genommen hat, das gesetzliche Verbot der Leihmut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zur Debatte zu stellen. Und ich finde es irgendwie tragisch, dass Herr Spahn über die aus meiner Sicht sehr nachvollziehbare persönliche Entscheidung, eine Familie mithilfe einer Leihmutter zu gründen,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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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 des Fraktionsvorsitzenden aufgeben musste.

SPIEGEL: Mit ihrer Position etwa zu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galten Sie einigen als Aktivistin. Trifft Sie der Vorwurf?

Brosius-Gersdorf: Ich möchte nicht nur im stillen Kämmerlein forschen, ich möchte meine Erkenntnisse in die Öffentlichkeit tragen und dazu beitragen, dass sich das Recht zum Wohle der Gesellschaft verbessert. Das ist kein Aktivismus, sondern öffentliche Vermittlung von Wissenschaft.

SPIEGEL: Welche Rolle spielte im Streit über Ihre Kandidatur die Tatsache, dass Sie eine Frau sind?

Brosius-Gersdorf: Frauenfeindlichkeit stand nicht im Zentrum der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Richterwahl. Das Kernproblem war die Politisierung der Richterwahl. Aber sie spielte eine gewisse Rolle. Das ist mir heute klarer als vor einem Jahr.

SPIEGEL: Woran machen Sie das fest?

Brosius-Gersdorf: Viele Beleidigungen gegen mich, vor allem im Internet, waren von Frauenhass geprägt. Problematisch ist aber auch der besonders von Unionspolitikern erhope Vorwurf, ich sei für das Richteramt nicht geeignet, weil ich laut, stark und profiliert sei. Einem männlichen Kollegen würde man wohl kaum sein Selbstbewusstsein vorhalten, im Gegenteil: Es gälte als Ausweis von Souveränität und Führungsqualitäten.

SPIEGEL: Sehen Sie sich als Feministin?

Brosius-Gersdorf: Ich trefe für Gleichberechtigung ein. So wie es das Grundgesetz tut, es will rechtliche und tatsächliche Gleichberechtigung von Frauen und Männern. Wenn Sie unser Grundgesetz als feministisch erachten, bitte sehr.

SPIEGEL: Die Politik diskutiert darüber, ob im nächsten Jahr erstmals eine Frau Bundespräsidentin werden sollte. Wie sehen Sie das?

Brosius-Gersdorf: Unsere Gesellschaft rutscht auseinander. Da wäre jemand nötig, der intelligent ist, integer und Brücken bauen kann. Das könnte eine Frau sehr gut. Es wäre ein starkes Zeichen an die Mädchen und Frauen im Land, dass man immer noch alles erreichen kann: Bundesrichterin, Bundeskanzlerin, Bundespräsidentin. Also: Ja, gern eine Frau!

SPIEGEL: Hinter dem Konflikt um Ihre Kandidatur vermuten Sie unter anderem die AfD. Sie habe Ihren Wechsel nach Karlsruhe verhindern, dass ich einen Sitz im Zweiten Senat erhalte – in jenem Gremium also, das im Falle eines Antrags über ein AfD-Verbot entscheiden würde. Und es ging wohl

Brosius-Gersdorf: Vor allem Beatrix von Storch hat massiv gegen mich gewettert. Die AfD wollte nach meinem Eindruck unter anderem verhindern, dass ich einen Sitz im Zweiten Senat erhalte – in jenem Gremium also, das im Falle eines Antrags über ein AfD-Verbot entscheiden würde. Und es ging w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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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tin Brosius-Gersdorf zu Gast bei »Markus Lanz« am 15. Juli 2025: »Ein Befreiungsschlag«

auch darum, einen Keil in die Regierung zu treiben.

SPIEGEL: Hielten Sie ein Verbot für richtig?

Brosius-Gersdorf: Anders als behauptet, habe ich mich nie für ein AfD-Verbot ausgesprochen. Ein Parteiverbot ist ein zweischneidiges Schwert. Es hat immer das Geschmäckle, dass ein politischer Konkurrent ausgeschaltet wird. Wenn aber die extrem strengen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 Parteiverbot vorliegen, weil eine Partei nach ihren Zielen oder nach dem Verhalten ihrer Anhänger unser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beseitigen will, das Potenzial dazu hat und dieses Ziel ihr Gesamtbild prägt, dann ist es legitim, einen Antrag zu stellen. Unsere Demokratie ist wehrhaft und darf sich gegen Verfassungsfeinde zur Wehr setzen.

SPIEGEL: Sind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 AfD-Verbot gegeben?

Brosius-Gersdorf: Das müssen die Verfassungsschutzbehörden beurteilen. Einzelne Verfassungsverstöße reichen für ein Verbot nicht aus. Was ich gar nicht teile, ist die Idee, man könne es mit einem Verbotsverfahren einfach mal versuchen und schauen, wie

»Das ist kein Aktivismus, sondern öffentliche Vermittlung von Wissenschaft.«

Karlsruhe entscheidet. So ein Verfahren birgt Risiken. Scheitert es, kann die Partei als Opfer dastehen und das 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in den Staat weiter sinken.

SPIEGEL: Sie fordern, die Wahl der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zu reformieren: Die Wahl sollte im kleinen Kreis getroffen werden, ohne große öffentliche und mediale Debatte. Das klingt nach Hinterzimmerkungelei.

Brosius-Gersdorf: Wenn man das unter Demokratiegesichtspunkten betrachtet, ist das so. Aber im Grundgesetz schlägt noch ein zweites Herz, der Rechtsstaat. Er wird durch eine Politisierung der Richterwahl beschädigt. Daher sollten wir darüber nachdenken, die Entscheidung wieder ausschließlich dem Richterwahl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zu überlassen, dort entscheiden Rechtspolitiker, also Juristen, über die Kandidaten. Das war übrigens bis 2015 so – erst seitdem darf das Plenum über die Richterwahl entscheiden. Eine breite parlamentarische Debatte ist zwar durchaus demokratisch, gefährdet aber den Rechtsstaat, das hat mein Fall gezeigt.

SPIEGEL: Sie fordern, dass auch AfD und Linke Kandidaten vorschlagen dürfen. Damit droht eine Radikalisierung des Gerichts.

Brosius-Gersdorf: Ich schlage vor, dass alle im Bundestag vertretenen Fraktionen ein Vorschlagsrecht für Richter in Karlsruhe haben sollten. Derzeit dürfen nur Union, SPD, Grüne und FDP Kandidaten für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ominieren, aber das bildet die Machtverhältnisse im Parlament nicht mehr richtig ab. Eine pluralistische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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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ensetzung könnte außerdem das 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in das Gericht stärken. Aber es stimmt, dass Vorschlagsrechte aller Fraktionen im Parlament die Rechtsprechungskultur in Karlsruhe verändern könnten.

SPIEGEL: Sie beklagen, dass gesellschaftliche Debatten nicht sachlich genug geführt werden. Halten Sie das im Zeitalter sozialer Netzwerke noch für möglich?

Brosius-Gersdorf: Ich habe den Glauben daran nicht verloren. Aber unsere Debattenkultur ist verbesserungswürdig. Beim Thema Leihmutterschaft ist eine sehr intensive und über weite Strecken auch sachliche Diskussion entstanden. Aber ich beobachte auch, dass Meinungen, die anecken, stark unsachlich bekämpft werden und Andersdenkende ausgegrenzt werden.

SPIEGEL: Sie sehen eine Art Cancel-Culture? Brosius-Gersdorf: Ich sehe, dass man sich mit Meinungen Andersdenkender nicht immer ausreichend argumentativ auseinandersetzt. Dabei lebt unsere Demokratie von Meinungsfreiheit. Streit und der Austausch von Argumenten sind etwas Gutes.

SPIEGEL: Sie haben eine Klarnamenpflicht bei der Anmeldung in sozialen Netzwerken vorgeschlagen. Ist das eine Folge der Anfeindungen gegen Sie?

Brosius-Gersdorf: Zur Klarnamenpflicht habe ich meine Meinung geändert. Es gibt gute Gründe, bei Äußerungen im Netz anonym zu bleiben, etwa wenn man Missstände aufdeckt oder einer Minderheit angehört. Aber Plattformbetreiber sollten verpflichtet sein, die Namen und Adressen ihrer Nutzer bei der Registrierung zu erfassen. Die Äußerungen im Netz können dann weiter unter einem Pseudonym erfolgen. Wenn sich jemand in seinem Persönlichkeitsrecht verletzt sieht, sollte er vom Plattformbetreiber Auskunft über den Namen des Betroffenen verlan-

gen kön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verletzungen muss man zivilrechtlich und strafrechtlich verfolgen können.

SPIEGEL: Sie sind gegen Anfeindungen vorgegangen. Mit welchem Ergebnis?

Brosius-Gersdorf: Ich führe ein Verfahren gegen den sogenannten Plagiatsjäger Stefan Weber, der mir unter anderem vorgeworfen hatte, mein Mann habe meine Dissertation als Ghostwriter geschrieben. Anfangs habe ich in besonders krassen Fällen von Äußerungen im Internet Strafanzeige gestellt, es dann aber gelassen, weil es selten Erfolg hatte. Es wurden fast alle Verfahren eingestellt, weil die anonymen Täter von d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nicht ermittelt werden konnten od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ie Äußerungen für zulässig hielt.

SPIEGEL: Worum ging es bei den Strafanzeigen?

Brosius-Gersdorf: Es waren Kommentare, die oft sehr stark ehrverletzend und dabei sexistisch waren. Ich wurde zum Beispiel als »Volksschädling« und »degenerierte Linksfaschistenfotze« bezeichnet.

SPIEGEL: Nach allem, was Sie erlebt haben, hätte es nahegelegen, dass Sie sich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zurückziehen. Mit Ihrem Buch, mit diesem Interview tun Sie das Gegenteil. Warum?

Brosius-Gersdorf: Als Rechtswissenschaftlerin sehe ich es als meine Aufgabe, Erkenntnisse zu vermitteln. Es ist doch toll, eine Debatte wie die über Leihmutterschaft mitprägen zu können. Und dann ist da noch etwas, das Sie Widerstand nennen können oder Trotz. Nach dem Motto: jetzt erst recht. Manche Menschen hinter den Kampagnen gegen die Richterwahl hätten es wohl gern gesehen, wenn ich mich nach der abgesetzten Wahl zurückgezogen hätte. Aber damals traten viele Eltern an mich heran und fragten: »Soll ich meinen Töchtern sagen: ›Sei

leise, bleib der Öffentlichkeit fern‹?« Denen möchte ich sagen: Nein, sonst ändert sich nichts am Umgang mit Menschen und insbesondere mit Frauen, di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stehen.

SPIEGEL: Was haben Sie über die mediale Öffentlichkeit gelernt?

Brosius-Gersdorf: Ich habe gesehen, wie wichtig es ist, sich selbst zu äußern. Als Richterwahlkandidatin musste ich mich zurückhalten. Aber irgendwann war das öffentliche Bild von mir und meinen Positionen so verzerrt, dass ich zu »Markus Lanz« ging. Ich habe danach viele Zuschriften von Menschen erhalten, die mir schrieben, sie hätten jetzt das juristische Dilemma des Schwangerschaftsabbruchs verstanden, auf das ich hinweisen wollte. »Lanz« war für mich ein wirklicher Befreiungsschlag.

SPIEGEL: Und was haben Sie in dieser Zeit über sich persönlich gelernt?

Brosius-Gersdorf: Dass es nicht darauf ankommt, ob man in eine Krise gerät, sondern wie man da herauskommt. Manchmal ist man stärker, als man glaubt. Am Abend der abgesagten Richterwahl saß ich verzweifelt neben meinem Mann auf der Bettkante. Wir haben so einen Spruch: »Es ist nur eine Phase, Hase.« Das haben wir uns dann gesagt. Ich hatte viele Menschen, die mich unterstützt haben. Ohne sie hätte ich das nicht überstanden. Dafür bin ich dankbar.

SPIEGEL: Was machen Sie künftig?

Brosius-Gersdorf: Ich habe die Rechtswissenschaft, m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zurück. Und ich werde mich weiter mit Vorschlägen zur Verbesserung des Rechtssystems öffentlich einbringen.

SPIEGEL: Kein Richteramt mehr?

Brosius-Gersdorf: Ich denke, das Thema ist durch.

SPIEGEL: Frau Brosius-Gersdorf,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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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Zahn / photo/teck.de / BMK / picture alliance

Chinas deutsche Freundin

Wirtschaft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härter gegen Pekings aggressive Handelspolitik vorgehen. Doch ausgerechnet Ministerin Reiche bremst.

Im Dezember 2025 bekam Katherina Reiche brisante Post aus Paris. Das französische Wirtschafts- und Finanzministerium stellte der Wirtschafts- und Energieministerin ein Positionspapier zu: Pläne für eine Verschärfung der Handelspolitik gegenüber China.

Doch Reiches Ressort schickte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monatelang keine Antwort – teilte das Papier aber auch nicht mit dem Bundeskanzleramt oder anderen Ministerien. Die Franzosen machten sich daraufhin auf die Suche nach anderen Verbündeten und fanden sie in

Italien, Spanien, Litauen und den Niederlanden.

Das Ergebnis ist ein Papier, das Ende Mai durchsickerte. Es ist eine Kampfansage an Peking, auch wenn China nicht namentlich genannt wird.

Die fünf Staaten erklären, »neue Handelsbarrieren« und »strukturelle industrielle Überkapazität« bei einigen der größten EU-Handelspartner hätt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rekt zum Verlust von rund einer Million Arbeitsplätzen in der EU beigetragen. Die EU solle ihre teils machtvollen Schutzinstrumente intensiver einsetzen, so das Quintett.

Umso peinlicher erscheint es heute, dass Deutschland, die 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EU, bei der Initiative außen vor stand.

In Reiches Haus versucht man, den Vorgang herunterzuspielen. Das Papier aus Paris enthalte lediglich »informelle Vorschläge« an die EU-Kommission, erklärte ein Sprecher. Die Frage, warum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das Schreiben monatelang nicht einmal innerhalb der Bundesregierung teilte, ließ er unbeantwortet.

Der Vorgang passt zu Reiches bisherigem Chinakurs, der vorwiegend darin besteht, die Wirtschaftsdynamik des Landes zu bewundern. Kritik an der aggressiven Handelspolitik Pekings, der Überflutung globaler Märkte mit massiv subventionierten Waren kommt bei Reiche kaum vor. Ihre Linie steht in Kontrast zum Kurs der Bundesregierung.

Ende Mai, kurz nachdem das Papier öffentlich geworden war, machte sich Reiche zu einer mehrtägigen Chinareise auf. Dort schwärmte sie von der »angriffslustigen Mittelschicht« Chinas, die selbstbewusst ihre Ziele verfolge – etwas, das man in Deutschland erst »langsam, aber sicher wiederzubeleben« versuche.

Ursprünglich wollte die Ministerin ihren Gastgebern wohl noch mehr Ehre erweisen – mit einem Besuch beim Technologiegiganten Huawei in dessen Hauptquartier. Im Auswärtigen Amt war man entsetzt. Die EU stuft Huawei schon seit 2023 als Sicherheitsrisiko im Bereich kritischer digitaler Infrastruktur ein – und hat den Mitgliedsländern vorgeschlagen, Komponenten des Konzerns schleunigst aus ihren Mobilfunknetzen zu entfernen.

Wie mehrere Beamte bestätigten, verhinderte erst eine Intervention des Auswärtigen Amts und des Kanzleramts Reiches Huawei-Termin. Auch dazu will man sich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nicht äußern: Derartige »interne Abstimmungsvorgänge« kommentiere man nicht.

Chinas Regierung konnte dennoch zufrieden sein mit Reiches Besuch, denn klare öffentliche Kritik an Pekings Handelspraktiken vermied die deutsche Ministerin. »Wir werben in Brüssel für einen balancierten Ansatz«, lautete einer ihrer Sätze. »Wirksame Schutzinstrumente und gleichzeitig Offenheit für den Export.«

Chinas Handelsminister Wang Wentao gab Reiche Kritik an der EU mit auf den Weg. Diese habe Handelsmaßnahmen ergriffen, die »stark protektionistisch geprägt« seien, monierte er mit Blick auf die bisherigen Schritte der EU, darunter Zölle auf chinesische E-Autos und Abgaben auf einzelne Industrie- und Chemieprodukte. »Wir verfolgen die Angelegenheit sehr aufmerksam«, fügte Wang hinzu. Es war eine kaum verschleierte Drohung mit Gegenmaßnahmen, sollte die EU ihren Kurs weiter verschärfen.

In Brüssel ließ man sich davon nicht beeindrucken. Allein seit Reiches Reise hat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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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Kommission neue Zölle auf Chemikalien, Garne und Autoreifen aus China verhängt – und will es dabei nicht bewenden lassen. Man werde die bestehenden Schutzinstrumente künftig »auf ganze Sektoren und nicht nur auf einzelne Unternehmen oder Rohmaterialien anwenden«, kündigte EU-Industriekommissar Stéphane Séjourné an. Das sei nötig, um eine »existenzielle« Bedrohung für die heimische Industrie abzuwenden.

Die Bundesregierung sah ein solches Vorgehen lange skeptisch. Auch die Autoindustrie, die um ihren Marktzugang in China fürchtete, stand auf der Bremse. Inzwischen aber fordert etwa VW-Chef Oliver Blume, der lange gegen EU-Zölle auf E-Autos opponierte, Zölle sogar auf Plug-in-Hybride aus China. In Brüssel kursiert das Wort der notwendigen »Waffengleichheit« gegenüber China.

Auch Friedrich Merz, der wie Reiche lange China-freundlich auftrat, denkt inzwischen offensichtlich anders. Im ZDF-Sommerinterview nannte der Kanzler die »sehr stark subventionierten Importe aus China« als einen Grund für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Beim Koalitionsausschuss im Juli konnte SPD-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durchsetzen, dass diese neue Härte nun offizielle Regierungslinie ist. Union und SPD einigten sich im Ergebnispapier auf »einen robusten Schutz gegen unfairen Wettbewerb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Der Name China fällt dort nicht, aber alle wissen, gegen wen sich die neuen Abwehrmechanismen richten. Es war eine Schlappe für Reiche und ein Sieg für SPD-Chef Klingbeil, der schon lange genervt war von der laxen Haltung seiner Kabinettskollegin gegenüber China.

Bis zum Oktober, wenn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in Brüssel zum nächsten Europäischen Rat zusammenkommen, wollen die Koalitionäre genauer ausarbeiten, wie sich die EU und Deutschland gegen die Flut chinesischer Waren wehren können. Die Deutschen hoffen noch auf neue Instrumente, die derzeit in der Kommission entwickelt werden. Genannt wird etwa ein kompliziertes Diversifizierungsinstrument. Das sollte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erst im Dezember von der Kommission vorgeschlagen werden, könnte nun aber früher kommen.

Reiche bleibt indes auf ihrem Pekingfreundlichen Kurs. Ende Juni etwa eilte sie eigens nach Brüssel, um ihren chinesischen Amtskollegen, Handelsminister Wang, zu treffen. Ausgerechnet einen Tag vor dessen Termin mit EU-Handelskommissar Maroš Šefčovič. In Brüssel wurde das von manchen als Affront gewertet – schließlich ist in der EU die Kommission für handelspolitische Verhandlungen zuständig.

Nach dem Treffen erklärte Reiche, sie habe gegenüber Wang betont,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und Versor-

gungssicherheit seien davon abhängig, in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en Lieferketten, Handelswege und Investitionsmöglichkeiten zu sichern«. Eine Demutsgeste, mit der sie eingestand, dass Deutschland nicht ohne China kann. Dass auch Peking in vielerlei Hinsicht von Deutschland und der EU abhängt, erwähnte Reiche nicht.

Initiativen, die gegen China gerichtet sind, steht sie erst recht skeptisch gegenüber – etwa dem Vorschlag der EU-Kommission, unter dem Motto »Buy European« heimische Unternehmen zu bevorzugen. Derartiges sollte »nur punktuell für kritische und zentrale strategische Technologien und Produktgruppen in Ausnahmefällen gelten«, ließ Reiche auf Anfrage mitteilen. Die Bundesregierung trete für eine »ausgewogene Balance« zwischen dem Einsatz für offene Märkte,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Reduzierung von Abhängigkeiten und dem Schutz von Arbeitsplätzen in der EU ein.

»Reiche vollführt eine chinapolitische Geisterfahrt«, sagt Thorsten Benner vom Berliner Thinktank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Der Bundeskanzler und der Rest der Regierung hätten erkannt, dass China eine »existenzielle Bedrohung für deutsche Kernindustrien« darstelle und man Schutzmaßnahmen ergreifen müsse. »Reiche sabotiert das mit einer Art Schattendiploomatie«, so Benner. Dabei müsste ihr Ministerium eigentlich eine Schlüsselrolle bei der Vorbereitung auf Handelskonflikte mit China spielen, etwa in der Frage der kritischen Rohstoffe. »Aber davon ist nichts zu sehen«, sagt Benner.

Unklar bleibt, was Reiche antreibt. Sonst inszeniert sie sich gern als »ordnungspolitisches Gewissen« der Bundesregierung, als Hüteri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und Erbin der CDU-Ikone Ludwig Erhard. »Chinas Vorgehen schreit förmlich nach einer staatlichen Intervention, wenn man den Staat als Garant des fairen Wettbewerbs sieht«, sagt Chinaexperte Benner. »Was Reiche dagegen tut, ist eher ein Verrat an Erhard.«

Im Finanzministerium würde man am liebsten hart gegen Peking vorgehen. 60 Prozent des Anstiegs chinesischer Marktanteile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seien auf staatliche Intervention zurückzuführen, sagen Klingbeils Leute. Sie schlagen ähnlich wie EU-Kommissar Séjourné vor, Schutzinstrumente über ganze Wirtschaftssektoren einzurichten. Das können Zölle sein, aber auch Zollkontingente. Ab einer bestimmten Menge etwa von chinesischen Stahlimporten würden dann drastische Einfuhrabgaben greifen. »Wir müssen schneller und schärfer vorgehen«, sagt ein Klingbeil-Vertrauter.

Man müsse eine »Bazooka« ins Schaufenster stellen.

Markus Becker, Timo Lehmann, Christoph Schult, Gerald Trauf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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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bringt Zwietracht

Mecklenburg-Vorpommern Grambow ist klamm, die AfD ist stark: Ausgerechnet hier setzt Bürgermeister Sven Baltrusch auf Windräder, um die Gemeindekasse zu füllen. Doch er hat einen gewieften Gegner.

Der Bürgermeister ist nervös. Im Saal des Gemeinschaftshauses in seinem Dorf nestelt Sven Baltrusch an seinem Hemdsärmel, krempelt ihn hoch. Er fragt sich, ob er die Windkraftmanager gleich duzen soll. Oder klingt das nach Klüngel?

»Es ist ein total komisches Gefühl«, sagt er. »Es wird vielleicht hektisch.«

Baltrusch, 53 Jahre alt, will sein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an diesem Montag Ende Juni erklären, warum Windkraft hier eine gute Idee ist. In Grambow bei Schwerin, wo es, sagt der zuständige Planungsverband, erst mal keinen Windpark braucht, um das Windkraft-Ausbauziel der Region zu erreichen.

Es sind die Monate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den Umfragen führt die AfD mit ihrem Kurs gegen die »Windmühlen der Schande«, wie sie Parteichefin Alice Weidel einst nannte. In Grambow wählten bei der Bundestagswahl 2025 gut 36 Prozent die extrem rechte Partei.

Ausgerechnet hier, ausgerechnet jetzt, will ein CDU-Bürgermeister seine Leute davon überzeugen, drei Windkraftanlagen zu bauen. Freiwillig. Über 250 Meter hoch wären sie wohl. Weiße Türme, auf die seine Bürger jahrzehntelang blicken würden, von ihren Terrassen, auf dem Weg zum See, beim Bestellen ihrer Felder.

Spinnt der Man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ibt es etliche Dörfer, deren Einwohner Plakate aufgestellt haben. »Keine weiteren Windriesen« steht darauf, von »Windmühlen« sprechen hier viele abfällig. Es vergeht kaum ein Bürgerforum, bei dem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SPD) nicht danach gefragt wird. Oft sind die Leute aufgebracht, wollen wissen, wie Schwesig zulassen könne, dass solche Ungetüme gebaut werden. Was sie tue, damit nicht immer weiter gebaut werde.

Schwesig hält dagegen, man brauche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um unabhängiger von Gas und Öl zu werden. Die CDU im Land verspricht einen vorübergehenden Stopp des Windkraftausbaus, die AfD ist grundsätzlich gegen Windkraft. Vor der Landtagswahl am 20. September flammt der alte Streit neu auf.

Baltrusch liegt nicht auf Parteilinie, wenn er seine Bürger von der Windkraft über-

zulegen will. Nur wenn sie Ja sagen, so sein Versprechen, wird gebaut. Über Windräder und ihren Standort entscheiden sonst andere, Planungsverbände, Ämter, die Dörfer haben wenig zu sagen. In Grambow soll es anders laufen. Mit der Windkraft soll Geld kommen, das die Gemeinde dringend braucht.

Es geht hier im Kleinen um die Energiewende und wie sie gelingen kann. Es geht auch um Baltrusch und einen Widersacher, der das Projekt verhindern will. Mit Mitteln, die an Taktiken der AfD erinnern.

Der Wind kann Geld bringen, aber auch Zwietracht.

Im Gemeinschaftshaus wird nachbestuhlt. Der Saal füllt sich, die Grambower kommen, manche haben Zettel und Stift mitgebracht. 69 Menschen sind hier, gut jeder zehnte Einwohner. Dazu der Chef und ein Manager der Windkraftfirma, die in Grambow bauen soll.

Am Eingang werden die Ausweise kontrolliert. Baltrusch will sicherstellen, dass nur Grambower mitdiskutieren und nicht »irgendwelche Aktivisten«.

Ein Mann wird abgewiesen. Er wird noch eine Rolle spielen.

Baltrusch spricht an diesem Abend lange darüber, wie schlecht Grambow dastehe. Auf einer seiner Folien leuchten rot sechs Zif-

AfD vorn

»Welche Partei würden Sie wählen,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ä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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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lle: Insa für den Nordkurier; Umfrage vom 4.8. bis 11.8.2026 unter 1000 Wahlberechtigt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n 100 fehlende Prozent; andere Parteien

fern: »322.700 €«. So groß wird das Defizit der Gemeinde in diesem Jahr sein, bei Ausgaben von 1,3 Millionen Euro.

Das Regenwassernetz sei bei Starkregen »total überlastet«, sagt Baltrusch. Alles aufzureißen und neu zu machen, würde bis zu fünf Millionen Euro kosten. Außerdem müssten Straßen saniert, das Dorfgemeinschaftshaus erweitert werden.

Es gehe, sagt Baltrusch, um eine Entscheidung für eine Generation. Der Windpark stehe 20 Jahre oder länger. »Aber das Geld fließt dann auch für diesen Zeitraum.«

Die Fragenende beginnt.

»Wir haben die Kraniche im Wappen«, ruft ein Mann, die Vögel überwinterten in der Nähe. »Das kriegen Sie doch gar nicht durch!« Man habe von 2017 bis 2021 kartiert, entgegnet ein Vertreter der Windkraftfirma. »In all diesen Jahren waren Kraniche kein Thema.« 500 Meter Abstand müssten die Windräder zu einem Brutplatz der Vögel einhalten, sagt er.

Als der Windkraftmanager einmal erwähnt, dass die Anlagen gut 250 Meter hoch wären, geht ein Raunen durchs Publikum. »Puh«, zischt einer. »Oh Gott«, flüstert eine Frau. Ein Mann sagt später: »Das sind Giganten, die sie da hinstellen. Die Landschaft und die Menschen, die hier leben, werden unterjocht.«

Die Skepsis ist groß. Aber nicht bei allen. Manche Fragen beginnen mit der Formel »Mal angenommen, wir stimmen zu«. Im Publikum versuchen die Ersten, auszurechnen, wie viel Geld bei der Gemeinde bliebe, sollte der Windpark kommen.

Worum es nicht geht an diesem Abend: die Klimakrise. Vor gut sieben Jahren, als die Firma sich dem Dorf schon einmal vorstellte, hätten die Manager eine Südsee-Insel gezeigt, die absäuft. So erzählt es ein Bewohner. Baltrusch will die Leute anders überzeugen. Ihnen beweisen, dass die Windräder gut für ihr Dorf sind.

Im Herbst wird es eine Einwohnerbefragung geben. Ist eine Mehrheit der gut 540 Wahlberechtigten dafür, soll der Windpark kommen. »Wollen wir gemeinsam so was machen«, sagt Baltrusch, »das ist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Am Ende des Abends sagt der Chef der Windparkfirma: Egal, wie die Entscheidung ausgehe, ob Ja oder Nein, die Grambower müssten auch danach weiter miteinander leben.

Eineinhalb Wochen später ziehen in Grambow drei Leute mit einer Kladde los, die ein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haben. Sie sammeln Unterschriften gegen den Windpark.

Manuela Schneider ist dabei, sie sagt: »Wir können den Strom doch gar nicht speichern.« Doreen Müller, sie fürchtet: »Die Milane wären weg.« Und Denis Rex. Er ist der Mann, der an der Tür des 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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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inschaftshauses abgewiesen wurde, weil er nicht aus Grambow kommt.

Rex, 50, wohnt in einem Nachbardorf. Er erstellt Werbeprospekte für Firmen und züchtet Zebu-Rinder, das Fleisch verkauft er auch im Grambower Dorfladen. Rex ist überzeugter Windkraftgegner. Sein Haus liegt rund eineinhalb Kilometer von dem geplanten Park entfernt.

Man merkt: Die Sache mit der Unterschriftenliste war vor allem seine Idee. »Schön leserlich«, ermahnt er einmal eine Frau, die unterschreibt. Rex habe das »juristisch gut begleitet«, sagt Manuela Schneider.

Rex ist ein Mann mit Sendungsbewusstsein. Über Instagram und WhatsApp verbreitet er politische Botschaften, darunter Videos, in denen er sich gegen die Windkraft in Grambow ausspricht. Er bezeichnet sich als »Gesicht des Widerstands«. Man könnte auch sagen: Er ist der Gegenspieler von Bürgermeister Baltrusch.

Rex kennt die Schmerzpunkte. Über WhatsApp verschickte er eine Nachricht, in der er auf die hohen Pachtzahlungen an die »wenigen privaten Grundstückseigentümer« verweist. Wird ein Windrad gebaut, pachten die Betreiber Flächen von den Eigentümern. Der geplante Windpark in Grambow stünde zu einem großen Teil auf dem Land dreier Männer. Sie kommen aus dem Westen und haben nach der Wende günstig gekauft.

Das ist kein Geheimnis, im Dorf wissen es viele. »Das ist so ein Subtext, der ist immer da«, sagt einer. »Die Typen, die wirklich viel Kohle gemacht haben, profitieren noch mehr als die kleine Gemeinde.«

Wie sehr? Einer, der es wissen muss, sagt: Einer der Großen könne mit mehr als 100.000 Euro pro Jahr rechnen. Solange die Windräder laufen, also mindestens 20 Jahre lang. Windkraft ist ein gutes Geschäft für Menschen, die Land besitzen.

Die beiden Frauen und Rex laufen durch Wodenhof, einen abgelegenen Ortsteil von Grambow. Die Wodenhofer kommen dem geplanten Windpark am nächsten. Das erste Haus im Ort liegt einen Kilometer von einer der geplanten Anlagen entfernt, der Mindestabstand zu Siedlung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ntsprechend groß ist der Unmut.

»Hallo Armin«, sagt Manuela Schneider. Armin Prause räumt gerade sein Boot aus, als die drei in seinen Garten kommen, es liegt auf einem Anhänger. Schneider berichtet von der Unterschriftensammlung zum Windpark.

»Dafür oder dagegen?«, fragt Prause.

»Dagegen«, sagt Schneider.

»Gut.«

Kurz darauf holt Prause seine Partnerin. »Ne, lass mal«, sagt die. Prause, irritiert: »Bist du denn dafür?« Man könne das sowieso nicht verhindern, sagt sie, »ich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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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as Grappin / DER SPIEGEL

Bürgermeister Baltrusch: »Ich will das hier machen, bis ich umfalle«

keinen Stunk im Dorf«. Die Frau sei befreundet mit einer Gemeindevertreterin, die für Windräder ist, wird Manuela Schneider später erklären.

Für oder gegen Windkraft zu sein, hängt in Grambow offenbar auch davon ab, wem man nahesteht.

Prause sagt: »Jetzt stehe ich auf dem Schlauch.« Er guckt auf den Zettel mit den Unterschriften. »Ich muss mehr Meinungen hören.«

Seine Partnerin zeigt auf Denis Rex: »Den will ich sowieso nicht auf dem Hof haben.«

Denis Rex hat es in Grambow zu einer gewissen Bekanntheit gebracht. Man könnte sagen: Er ist berüchtigt. Das liegt auch an einem Streit mit dem Bürgermeister. Es geht um einen Bienenwanderwagen. Denis Rex sagt, er habe ihn dem Imker abgekauft. Sven Baltrusch sagt, der Wagen gehöre der

Gemeinde. Es wird wohl auf ein Gerichtsverfahren hinauslaufen.

Rex ist jemand, der die Dinge gern durchficht. Gegen die Einlasskontrolle bei der Windkraftveranstaltung in Grambow war er per Eilverfahren vorgegangen, erfolglos. Rex ging trotzdem hin und ließ sich an der Tür abweisen. Das hat er in einem Ereignisprotokoll festgehalten, das zwei Zeuginnen und ein Zeuge unterschrieben haben. Bis zum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würde er wegen des Windparks ziehen, sagt er.

Rex sorgt sich um den Wert seiner Grundstücke. Die mögliche Käuferschaft würde auf ein »schmalstes Niveau« herabsinken, wenn ein Windrad danebenstehe, sagt er. Er fürchtet auch, dass Windräder krank machen. Damit er das im Zweifel belegen kann, lässt er sich schon jetzt regelmäßig von einem Arzt durchchecken. Die Sorge ist unbe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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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t, wie eine große 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gezeigt hat.

Rex ist siegessicher: »Die Windräder werden nicht gebaut«, sagt er. »Das La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ist satt.«

An einem Dienstag Mitte Juli parkt Sven Baltrusch seinen BMW am Wegesrand außerhalb des Dorfs. Er blickt durchs Fenster: ein Feld, darauf ein einsamer Hochsitz, an dem die Zare vorbeifließt.

Was er denkt, wenn er das sieht? »Dann stelle ich mir vor, wie die Teile hier stehen«, sagt Baltrusch. Seine Frau habe mal einen E-Mini gefahren. Es sei »genial«, dass wenige Umdrehungen eines modernen Windrads genug Strom erzeugten, um das Auto aufzuladen.

Baltrusch hat Geodäsie studiert und arbeitet als Dezernatsleiter des Geodatenmanagements in Schwerin. Seit 2019 ist er ehrenamtlicher Bürgermeister von Grambow. »Ich will das hier machen, bis ich umfalle«, sagt er. »Weil es Bock macht.«

Dass sein Vorhaben nun mit der Landtagswahl zusammenfällt, bereitet ihm Sorgen: »Das wird in den Köpfen nicht unbedingt getrennt«, sagt er.

In der Windkraft sieht Baltrusch die einzige Chance, etwas Geld für die Gemeinde ranzuschaffen. Viele Möglichkeiten hat Grambow nicht, es gibt hier wenig Gewerbe, das Steuern abwirft. Dafür laufen die Ausgaben davon.

Nur gut 55.000 Euro bleiben der Gemeinde in diesem Jahr für die »freiwilligen Leistungen«: Dorffest, Gemeinschaftshaus. Mit dem Windpark kämen jedes Jahr wohl gut 100.000 Euro dazu. Geld, das die Windkraftfirma aus den Erlösen an die Gemeinde zahlt. Und über das die Gemeinde frei verfügen könnte.

Rinderzüchter Rex:

»Gesicht des Widerst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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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las Grajadin / DER SPIEGEL

Es gibt im Dorf Leute, die Streit mit Baltrusch hatten, wegen eines Parkplatzes oder im Gemeinderat. Doch dass er ein schlechter Bürgermeister ist, sagen selbst seine Kritiker nicht. Zweimal gewann Grambow den Wettbewerb »Unser Dorf hat Zukunft« im Landkreis; es ist »bienenfreundlichste Gemeinde Mecklenburg-Vorpommerns«. Das liegt auch an Baltrusch, so sehen es viele.

»Die Gemeindevertretung, auch der Bürgermeister, machen einen ganz tollen Job«, sagt sogar Denis Rex.

Bei der Windkraftfrage geht es auch um Baltrusch. Ob die Leute ihm vertrauen.

Hier setzt Denis Rex an. Er stellt berechtigte Fragen. Macht darauf aufmerksam, dass der geplante Windpark vom Umweltamt abgelehnt wurde. »Prost an alle Windkraftgegner«, sagt Rex dazu in einem Instagram-Video.

Die Ablehnung erfolgte auch aus komplizierten Verfahrensgründen. Sie muss nicht das Ende des Windparks bedeuten. Das Baugesetzbuch erlaubt Gemeinden, selbst Windflächen auszuweisen. So will es Baltrusch machen. Dann hat sein Projekt wieder Chancen, vom Umweltamt genehmigt zu werden.

Rex versucht nicht, die Leute von den Nachteilen der Windkraft zu überzeugen. Er sät stattdessen Zweifel an Baltrusch und der Gemeindevertretung. Erweckt den Eindruck, dass der Bürgermeister sein Wort brechen werde. Dass er die Windräder auch dann bauen ließe, wenn die Bürger dagegen stimmten. Als wäre alles längst entschieden. »Man gaukelt euch Demokratie vor«, sagt Rex in einem Instagram-Video.

Er bereite bereits eine eigene politische Karriere vor, sagt er, es gebe Gespräche mit der AfD und dem BSW. Entschieden ist noch nichts, er denke auch über eine eigene Partei nach.

Baltrusch plant bereits das nächste Treffen. Einen Themenmarkt, wie er es nennt. An Ständen sollen sich die Grambower über Artenschutz informieren, über die Schallbelastung. Darüber, wie viel Geld bei der Gemeinde hängen bliebe. Im Herbst soll das Dorf entscheiden.

Werden ihm seine Leute folgen? Oder folgen sie Denis Rex?

Einer der Imker im Dorf sagt: »Die Windräder sind zu hoch.«

Eine Frau aus Wodenhof: »Mein Sohn arbeitet doch da, in der Windkraft, dann muss ich dafür sein.«

Ein Lehrer: »Das sind Schwerter, die durch die Landschaft schlagen.«

Ein Rentner: »Ich habe nichts dagegen, wenn für die Gemeinde ein paar Pfennige abfallen.«

Rex zufolge haben er und seine Leute in vier Tagen mehr als 90 Unterschriften gesammelt. Viel in kurzer Zeit. Eine Mehrheit ist es nicht.

Jean-Pierre Zie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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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uch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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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 Roller in die Klinik

Unfälle Exklusive Zahlen zeigen: E-Scooter sind inzwischen das gefährlichste Verkehrsmittel auf deutschen Straßen.

Eine Verkehrskontrolle im Zentrum Hannovers, Anfang August. Es ist abends, kurz vor halb neun, als vor den Beamten eine E-Scooter-Fahrerin stürzt. Die 31-Jährige hat 1,19 Promille im Blut. Während Rettungskräfte ihre Platzwunde am Kopf versorgen, ziehen die Beamten einen bekifften Rollerfahrer aus dem Verkehr. Kurz danach fahren vier Männer mit ihren E-Rollern über eine rote Ampel – sie alle hatten Alkohol und Cannabis konsumiert.

Diese Fälle schildert die Polizei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nach jenem Wochenende. Die Bilanz ihrer Großkontrolle: Sie hat fast so viele betrunkene oder berauschte E-Scooter- wie Pkw-Fahrer registriert – obwohl sie deutlich mehr Autos rausgewunken hat.

Elektroroller sind mittlerweile das gefährlichste Verkehrsmittel auf deutschen Straßen. Pro eine Million Fahrten mit dem E-Scooter werden 8,5 Menschen schwer verletzt oder getötet; auf dem Fahrrad sind es nur 1,5, im Auto oder zu Fuß noch weniger. Das haben Verkehrsforscher vom Deutschen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LR) exklusiv für den SPIEGEL berechnet. E-Scooter haben demnach »eine fünf- bis siebenmal so hohe Unfallquote gegenüber dem Fahrrad«, sagt DLR-Verkehrsexperte Gernot Liedtke.

Im vergangenen Jahr starben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33 E-Scooter-Fahrende, mehr als 1600 verletzten sich schwer – ein Anstieg von 23 Prozent seit dem Vorjahr. Über die Hälfte der 2025 Verunglückten war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jünger als 25 Jahre alt.

Rund 1,7 Millionen Roller sind inzwischen auf den Straßen unterwegs. Der Hype begann vor sieben Jahren: Als umweltfreundliche Alternative sollten die E-Roller den innerstädtischen Verkehr revolutionieren. Manche sprachen vom »iPhone der Mobilität«. Viele Fahrende missverstehen die Scooter jedoch als Spaßmobile, mit denen sie zu zweit durch die Gegend cruisen oder nach einer Party nach Hause rollen können. Und dann mitunter in der Klinik aufwachen.

In einem Land, in dem man für fast alles eine Fahrerlaubnis braucht – wie konnte es dazu kommen, dass die E-Scooter 2019 mit so laschen Vorgaben auf die Straßen durften?

Zwei Lager standen sich in jenem Sommer gegenüber. Zum Team Vorsicht gehörte Karl Lauterbach, SPD-Gesundheitspolitiker, der eine Nullpromillegrenze forderte. Die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regte eine

Helmpflicht an. Ärztevertreter wollten die Roller am liebsten ganz verbieten, »zu gefährlich«.

Der damalig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Andreas Scheuer (CSU) dagegen wollte die Scooter offenba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auf die Straße bringen. In Metropolen wie San Francisco, Paris, Madrid gehörten sie bereits zum Stadtbild. Die Elektroroller standen für Fortschritt, Digitalisierung, Urbanität – das schien dem Minister zu gefallen. Eine Helm- und Führerscheinpflicht lehnte Scheuer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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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ante Fahrten

Schwerverletzte und tödlich Verunglückte im deutschen Straßenverk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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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lle: Deutsches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berechnet auf der Grundlage von »Mobilität in Deutschland 2023« und auf Zahl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genau wie eine Blinkervorschrift. »Einfache Handzeichen« sollten genügen. Auch wollte er bestimmte Modelle in Schrittgeschwindigkeit auf Gehwegen fahren lassen, doch das verhinderten die Landesverkehrsminister.

Am Ende regelte die Elektrokleinstfahrzeuge-Verordnung vom 15. Juni: E-Scooter-Fahrer brauchten keinen Führerschein, sollten vorrangig auf Radwegen fahren und müssten dieselben Alkoholgrenzwerte einhalten wie Autofahrer. Die Verkehrsregeln zu kennen? Nebensächlich. Was es braucht, um sich mit den E-Rollern in den Verkehr einzufädeln? Man muss mindestens 14 Jahre alt sein.

Das schlägt sich auch im Unfallgeschehen nieder. Laut Beobachtungen von Kinder- und Jugendchirurgen hat der E-Scooter inzwischen das Trampolin als häufigste Unfallursache für schwere Freizeitverletzungen abgelöst. »Seit diesem Frühjahr haben wir zum Teil mehrere E-Scooter-Verunglückte pro Woche«, sagt Guido Seitz, der die Kinderchirurgie und -urolog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Gießen-Marburg leitet.

Häufig seien Gesicht und Kopf betroffen, »das reicht von Gehirnerschütterungen bis zu schweren Schädelhirntraumata«. Weil bei E-Scooter-Fahrern der Körperschwerpunkt höher und weiter vorn liegt als bei Radfahrerinnen, kommen Rollerfahrer beim Bremsen eher ins Schleudern. Wegen der kleinen Räder verlieren die Fahrer zudem bei Bordsteinkanten und Schlaglöchern schneller die Kontrolle; die Lenkerstange wird zum Hebel, über den die Unfallfahrer nach vorn stürzen. Häufig seien deshalb Milz, Leber und Bauchspeicheldrüse verletzt, sagt Seitz.

Eine kürzlich beschlossene Reform soll nun teilweise nachholen, was 2019 versäumt wurde: Ab kommendem Jahr müssen neue Fahrzeuge über Blinker und technisch getrennte Vorder- und Rückbremsen verfügen, ab März drohen zudem höhere Verwarnungsgelder, wenn E-Scooter-Nutzer auf Gehwegen fahren oder zu zweit auf dem Board stehen.

Zur Helmpflicht konnte sich die Regierung bislang aber nicht durchringen, so wie andere europäische Länder: In Dänemark, Kroatien oder Italien etwa gilt sie bereits. Kritiker hierzulande wenden ein, dass es beim Helmtragen auf Eigenverantwortung ankomme, wie auch beim Radfahren. Zudem verhindere sie nicht, dass viele Fahrer betrunken auf den Roller steigen. Die Statistik zeigt: Viele verunglücken nachts und am Wochenende. Und das oft, ohne überhaupt mit jemandem zusammenzustoßen.

Die finnische Hauptstadt Helsinki hat ein Mittel gegen diese gefährlichen Partyfahrten gefunden: In den Nächten auf Samstag und Sonntag kann man dort keine E-Scooter mehr ausleihen. Auch infolgedessen gingen die Verletzungen um etwa die Hälfte zurück.

Lukas Ki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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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Akten im Giftschrank

Zeitgeschichte In der Nazi-Kartei ist die Elite der alten Bundesrepublik zu finden. Dutzende Dokumente hatten die Amerikaner über Jahrzehnte in einem Safe versteckt, ehe sie das gesamte braune Erbe übergaben. Rekonstruktion eines Politikrimis.

Mindestens 57. So viele ehemalige NSDAP-Mitglieder saßen 1976 im siebten Deutschen Bundestag. Ex-Nazis der ersten Stunde waren darunter, etwa Walter Becher (CSU), Eintritt in die österreichische NSDAP 1931, einst ein übler antisemitischer Hetzer. Oder solche, die sich als Teenager hatten verführen lassen, wie Erhard Eppler (SPD). Auch Frauen, etwa Helga Wex (CDU), die von 1967 bis 1986 fast durchgehend dem Parlament angehörte, oder Kohls »Bundesbeauftragte für Berlin« Lieselotte Berger (CDU). Und einige Politiker der FDP, die damals das Land mitregierte.

Hätten sich die einstigen Anhänger Hitlers im Bundestag zusammengetan, wären sie hinter SPD und CDU/CSU die drittgrößte Fraktion gewesen. Aber sie wussten zumeist nichts voneinander. Alle Namen kannte nur der Direktor des Berlin Document Center (BDC) Daniel P. Simon, ein drahtiger Ex-US-Major, in dessen Safe die NSDAP-Mitgliedskarten der Parlamentarier lagen. Und nicht nur ihre.

Das amerikanische BDC im Südwesten Berlins beherbergte von 1945 bis zur Abwicklung 1994 die NSDAP-Mitgliederkartei. Und seit mindestens 1955 verwahrten die BDC-Direktoren besondere Mitgliedsnachweise in einem Stahlschrank. Darunter die Karteikarten von einem Bundeskanzler (Kurt Georg Kiesinger), zwei Bundespräsidenten (Karl Carstens und Walter Scheel), zwei Bundestagspräsidenten (Carstens und Richard Stücklen), 17 Ministern aus allen Kabinetten zwischen den Regierungschefs Konrad Adenauer (1949 bis 1963) und Helmut Kohl (1982 bis 1998), auch von Staatssekretären, Staatsanwälten, einem Präsidenten des Bundesarchivs.

Die letzte Karte wurde wohl 1988 separiert, sie dokumentierte das NS-Vorleben eines Fernsehjournalisten.

Die Bundesregierung wusste spätestens seit Juli 1976 von der Existenz des Giftschranks. Ein Bonner Diplomat besuchte damals das Document Center, das in einer Bunkeranlage untergebracht war, mit Stacheldraht umzäunt und von US-Militärpolizisten gesichert. Hier lagerten 400 Tonnen Papier aus der Nazizeit: die rund zwölf Millionen Karten umfassende NSDAP-Mitgliederkartei, dazu Personalunterlagen der Terrororganisationen SS und SA oder Papiere über jene 2,5 Millionen Deutsche, die ab 1939 aus sowjetisch oder deutsch be-

setzten Gebieten »heim ins Reich« gekommen waren.

BDC-Direktor Simon erzählte dem Diplomaten freimütig, »politisch heiße Akten, die Vorgänge über im politischen Leben der BRD bekannte oder aktive Persönlichkeiten enthalten«, würden unter »besonderem Verschluss« gehalten.

Als der damalige Kanzler Helmut Schmidt (1974 bis 1982) vom Giftschrank erfuhr, wollte er wissen, ob die darin verwahrten Unterlagen »ebenfalls den Behörd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gänglich sind«. Antwort: Zumindest Auskünfte würden erteilt. Schmidt wurde zum vehementen Befürworter einer Übergabe der Naziakten an die Bundesrepublik.

Der Bericht des Diplomaten und der spätere Schriftwechsel Schmidts mit seinen Ministern sind heute einsehbar – wie auch einige Tausend Seiten weiterer Unterlagen zum BDC: Briefwechsel zwischen Kanzlern und Ministern, Vertragsentwürfe, Protokolle aus dem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Be-

Stecker, Kiesinger-Mitgliedskarte:

Kanzler mit NS-Vergangen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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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e der Botschaften in Paris und Washington, D. C., Vermerke über Verhandlungen mit der US-Regierung, Personalakten. Die Papiere liegen im Politischen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oder im Bundesarchiv. Vieles war einst geheim, das meiste ist bislang unbekannt.

Die Papierflut erklärt sich aus der Bedeutung des BDC, dessen Schicksal in Zeiten der deutschen Teilung ein Politikum ersten Ranges war. Die anderen Siegermä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Frankreich, die Sowjetunion und Großbritannien, verfolgten aufmerksam, wie Amerikaner und Westdeutsche mit dem Nazi-Erbe umgingen. Auch die nationale und internationale Presse schaut genau hin und bekam spitz, dass die Amerikaner das BDC 1967 an die Bundesregierung übergeben wollten. Erst 1994, volle 27 Jahre später, kam es dazu.

Warum dauerte es so lange? Fürchtete die Regierung in Bonn, die Dokumente über die Prominenten im Safe könnten bekannt werden, und wollte deshalb allen gegenteiligen Bekundungen zum Trotz lieber alles lassen, wie es war? Oder war es mit der Bereitschaft der Amerikaner, die NS-Datei herauszugeben, doch nicht weit her? Holocaustüberlebende in den USA mutmaßten damals, die Deutschen könnten die Dokumente vernichten.

Der SPIEGEL hat die ehemaligen Geheimpapiere ausgewertet und das Ringen um die Nazi-Kartei rekonstruiert. Im Zentrum: die Unterlagen der Politpromis aus dem Giftschrank.

April 1945

München, NSDAP-Zentrale Brienner Straße

Der Politikrimi um die NSDAP-Kartei beginnt, noch bevor der Zweite Weltkrieg offiziell zu Ende ist. SS-Männer karren die Unterlagen mit einem Lastwagenkonvoi aus der NSDAP-Zentrale in München zu einer Papiermühle in der Umgebung und befehlen dem Besitzer der Mühle, alles zu vernichten. Doch der Mann missachtet den Befehl und übergibt die Kartei der U. S. Army.

Die Siegermächte sammeln die papiere Hinterlassenschaft des Hitlerregimes in mehreren »Document Centers« in Westdeutschland und Berlin. Im Dezember 1945 trifft die erste Zugladung mit NSDAP-Mitgliedskarten und anderen Unterlagen in der ehemaligen Reichshauptstadt ein. 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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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arbeiter im Berlin Document Center 1947: Ein Politikum ersten Ranges

amerikanischer Rechtsauffassung ist die Kartei »Kriegsbeute« und damit US-Eigentum.

Die Alliierten nutzen die Unterlagen später für die Nürnberger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 für die Entnazifizierung der Deutschen, zur Sicherheitsüberprüfung des deutschen Personals, das für die Besatzer arbeitet. Auch die Sowjets dürfen die Kartei nutzen, solange der Kalte Krieg noch nicht begonnen hat.

Fünfzigerjahre

Washington, US-Regierung

Seit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1949 hat das amerikanische Interesse am NS-Erbe deutlich nachgelassen. Die US-Besatzer haben inzwischen tonnenweise Akten über den Atlantik verschifft. Doch Unterhalt und Lagerung sind aufwendig, und es fällt zunehmend aus der Zeit, der Bundesrepublik Ak-

akt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vorzuenthalten. Schließlich ist sie inzwischen Nato-Verbündeter. Washington gibt daher viele Dokumente nach und nach zurück.

Allerdings nicht das BDC. Die US-Leitlinie schreibt vor, Unterlagen zu behalten, welche den »demokratischen way of life der Bundesrepublik« gefährden. In den BDC-Unterlagen werden nach US-Zählung mehr als 22 Millionen Namen genannt, häufig verbunden mit unerfreulichen Informationen. Offenbar fürchten die Amerikaner um die Stabilität der Bonner Republik, wenn erst bekannt wird, in welchem Ausmaß Ex-Nazis bei deren Aufbau mitmachen. Die DDR veröffentlicht bald immer neue Enthüllungen über die braune Vergangenheit Bonner Spitzenpolitiker, um die Republik am Rhein als »faschistisch« zu brandmarken.

Zu den oberirdischen Baracken und den muffigen Katakomben des BDC haben da-

damals einige Dutzend deutsche BDC-Angestellte Zugang, die einer Verschwiegenheitspflicht unterliegen, dazu ausgewählte westliche Wissenschaftler, von denen keine Enthüllungen zu befürchten sind. Besondere Unterlagen schließt die US-Leitung weg: Papiere der NS-Prominenz, damit diese nicht bei Militaria-Händlern landen, und eben sensible Unterlagen über Bonner Politiker oder einige Staatsanwälte, die NS-Verbrechen aufklären. Mal beide NSDAP-Mitgliedskarten, die für jedes Mitglied angelegt wurden – eine in der Gaukartei, eine in der Zentralkartei –, mal auch nur eine.

Nicht jedes NSDAP-Mitglied war überzeugter Nazi, manch einer hat sich sogar noch im »Dritten Reich« von Hitler abgewandt. Doch die Vielzahl ehemaliger Parteiangehöriger in der Elite der Bundesrepublik wirft ein denkbar schlechtes Licht auf den westdeutschen Staat. Allein in Adenauers letz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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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inett 1962/63 liegt mindestens von jedem dritten Minister ein NSDAP-Mitgliedsnachweis zeitweise im BDC-Safe.

Mehrfach bittet die Regierung Adenauer die Amerikaner um Übergabe des BDC. Vergebli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ist die Rückgabe der deutschen Akten eine »Frage des nationalen Prestiges«, wie die Historikerin Astrid M. Eckert später schreibt. Dazu kommen praktische Erwägungen. 1966 etwa stellen deutsche Stellen Zehntausende Anfragen an das BDC: für Sicherheitsüberprüfungen, zur Aufklärung von NS-Verbrechen, zu Staatsangehörigkeitsfragen der Umsiedler.

Mai 1967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US-Präsident Lyndon B. Johnson will auf einmal die Erblast loswerden – um Kosten zu sparen. Die US-Vertretung in Bonn soll innerhalb von etwa sechs Wochen alles mit den Deutschen klären.

Die Amerikaner stellen zwei Bedingungen: Sie verlangen ein Zugangsrecht zur Nazi-Kartei auf ewige Zeit. Und sie wollen jene Dokumente vor Rückgabe abfilmen, die »wahrscheinlich in der Zukunft politische Bedeutung für die Deutschen und die USA haben«. Die Filme sollen im US-Nationalarchiv nicht nur für die Regierung, sondern auch für Wissenschaftler und Journalisten einsehbar sein.

Ähnlich hielten es die Amerikaner auch mit anderen Akten, die sie zurückgegeben haben. Bei der NSDAP-Kartei geht es allerdings um Millionen Deutsche, alles Wähler, die eher nicht an ihre braune Vergangenheit erinnert werden möchten.

Als sich hohe Beamte beider Seiten in Bonn zu Sondierungsgesprächen treffen, hakt es sofort. Die deutsche Delegation erklärt laut Niederschrift: Im Hinblick auf das politisch nicht unproblematische Material könne die Übergabe nicht an Bedingungen geknüpft werden. Nach Übernahme der Dokumentensammlung habe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Verantwortung und müsse damit auch das alleinige Kontrollrecht ausüben.

Verärgert lassen die Amerikaner durchsickern, Bonn wolle die Naziakten nicht zurück. Immerhin, man bleibt im lockeren Gespräch.

August 1971

West-Berlin, Gebäude des ehemaligen Alliierten Kontrollrats

Das kleine BDC ist ein Risiko für die große Weltpolitik. Amerikaner und Sowjets wollen den Kalten Krieg beenden, der sie an den Rand des Atomkriegs geführt hat. Auch der Dauerstreit um Berlin soll ein Ende finden.

Hochrangige Diplomaten der vier Siegermächte verhandeln. Ein Konfliktpunkt: Die Sowjets behaupten, dass West-Berlin nicht

zur Bundesrepublik zähle, und reagieren scharf, wenn Bonn die Bundespräsenz an der Spree ausbaut. Eine Angliederung des BDC in West-Berlin an das Bundesarchiv könnte ein solcher Fall sein.

Die Amerikaner stehen daher jetzt auf der Bremse. Es sei »keine Eile« geboten, heißt es aus der US-Botschaft in Bonn, beim BDC könne auch alles bleiben, wie es ist. Falls nicht, solle die Bundesregierung von Kanzler Willy Brandt (SPD) einen neuen Vorschlag unterbreiten, aber bitte nicht sofort.

Brandt hat sich nichts vorzuwerfen, er war 1933 aus Deutschland geflohen und unterstützte im skandinavischen Exil die Alliierten. Allerdings möchte er mehr als 25 Jahre nach Kriegsende keine neuen Gräben über die NS-Vergangenheit aufreißen. In Brandts erstem Kabinett sitzen sechs Minister, deren NSDAP-Karteikarten im BDC-Safe liegen; einige waren als Jugendliche beigetreten. Nicht in jedem Fall weiß Brandt davon.

Die Federführung in Sachen BDC liegt in dieser Zeit beim Innenministerium, dessen Beamte etwa zur Hälfte in der NSDAP-Kartei zu finden sind.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haben sie nichts mehr am Hut, aber einen Karriereknick muss mancher fürchten, sollte seine Vergangenheit publik werden. Viele haben beim Eintritt in den westdeutschen Staatsdienst das Ausmaß des einstigen Mitmachens verschwiegen, wie die Historikerin Stefanie Palm 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in Berlin später herausfindet.

Auch Innenminister Hans-Dietrich Genscher (FDP) und zwei seiner drei Staatssekretäre gehörten der NSDAP an. Genscher

BDC-Direktor Simon*:

»Politisch heiße Ak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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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17 Jahre alt, als er 1944 Parteimitglied wurde, was gemeinhin als Jugendsünde gilt. Trotzdem verheimlicht er die Mitgliedschaft, offenbar fürchtet er einen Nachteil, sollte sie bekannt werden.

Wie wichtig ihm das Thema ist, zeigt sich daran, dass er das BDC zur Chefsache macht. Der Minister behalte sich »alle Entscheidungen in Sachen Document Center vor« – so steht es in den Akten. Die wohl wichtigste Entscheidung betrifft die Verhandlungslinie. Genscher schreibt an Staatssekretär Karl Moersch (FDP) vom Auswärtigen Amt – noch ein Ex-NSDAP-Mitglied –, für Benutzer der verfilmten Akten in den USA müssten die gleichen Zugangsregeln gelten wie für alle, die künftig in Deutschland die Nazi-Kartei auswerten möchten: Einsichtnahme frühestens 30 Jahre nach Tod des Parteimitglieds. Nur so könne man »die Persönlichkeitsschutzrechte derjenigen Personen (wahren), über die im BDC Unterlagen vorhanden sind«. Das sieht Moersch genauso.

Doch für eine solche Vereinbarung müssten die amerikanischen Sieger Rücksicht auf den Datenschutz deutscher Ex-NSDAP-Mitglieder nehmen und ihr liberales Archivrecht anpassen. Undenkbar.

1973 beenden beide Seiten die Gespräche. Die USA wollen das BDC nicht um jeden Preis hergeben, die Deutschen es nicht um jeden Preis haben. So ist die Gemengelage.

Und fast niemand scheint den Stillstand zu bedauern. Nur der linke SPD-Abgeordnete Karl-Heinz Hansen piesackt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Anfragen, wie es um die Übernahme des BDC stehe. Einer seiner Gründe: Er findet, das Wahlvolk solle die Vergangenheit der Kandidaten kennen, über die es abstimmt. Damit macht er sich in Bonn keine Freunde.

21. Februar/7. März 1978

Bonn, Bundeshaus

In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ist die Empörung groß. Helmut Schmidt (SPD) ist jetzt Kanzler, Genscher hat das Auswärtige Amt übernommen. Hansen hat in Interviews behauptet, die Regierung Schmidt/Genscher wolle »frühere Nazis decken, die in peinliche Verlegenheit kämen, wenn gewisse Dokumente veröffentlicht würden«.

Die Genossen gehen Hansen in zwei Sitzungen an, mit dabei Hermann Dürr und Hermann Schmitt-Vockenhausen, deren Karteikarten im BDC-Safe liegen. »Nazis« – das sind für viele Deutsche nur die Fanatiker und NS-Verbrecher von einst, nicht die einfachen Parteimitglieder. Und Schmitt-Vockenhausen kann für sich in Anspruch nehmen, wegen »Wehrkraftzersetzung« in

* In seinem Büro in den Achtzigerj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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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t gewesen und deshalb nach 1945 als NS-Verfolgter anerkannt worden zu sein.

SPD-Chef Brandt, inzwischen mit dem Friedensnobelpreis geehrter Ex-Kanzler, warnt, man wäre »von allen guten Geistern verlassen«, wenn man noch mal aufrollen wollte, was vor Jahren ein gewisses Ende gehabt habe. Gemeint ist die Entnazifizierung durch die Alliierten. O-Ton Brandt: »Das bringt uns innenpolitisch auch nicht einen Millimeter weiter.«

Die Fraktion spricht Hansen offiziell eine »Missbilligung« aus – so etwas hat es zuvor nie gegeben. Die Protokolle der Sitzungen stehen im Netz.

Auch Schmidt ist verärgert. Der einstige Wehrmachtsoffizier war – obwohl Enkel eines jüdischen Großvaters – zeitweise selbst von Hitler begeistert und hat nach 1945 Verständnis für Mitläufer gezeigt, nicht jedoch für NS-Täter. Hansens Vorwurf empfindet er als »eine Beleidigung«. Dennoch macht er sich dessen Forderung nach einer Rückgabe der BDC-Unterlagen zu eigen. Denn der selbstbewusste Schmidt ist in Statusfragen empfindlich, und das BDC symbolisiert auch die amerikanische Besatzungsmacht.

Zudem steht der Kanzler auf dem Höhepunkt seines internationalen Ansehens. Er fürchtet, »die Erinnerung an Nazideutschland könnte als Handicap der deutschen Politik verstärkt in Erscheinung treten«. Eine internationale Debatte über die NS-Vergangenheit will er vermeiden. Und fordert von Genscher und den anderen zuständigen Ministern eine »umgehende Stellungnahme«; er könne »nicht erkennen, warum es nicht möglich war, die Verhandlungen (mit den Amerikanern – Red.) abzuschließen«.

Bald treffen sich die Koalitionsspitzen von SPD und FDP zur Aussprache. Im Ergebnisprotokoll steht: »Die Übernahme des Berlin Document Center in deutsche Hand wird eingeleitet.« Der Persönlichkeitsschutz müsse »in vollem Umfang gewährt« werden. Das ist das Maximalziel.

Am 22. Juni 1979 kommen deutsche und amerikanische Spitzendiplomaten zur ersten Verhandlungsrunde zusammen.

23. Juli 1979

West-Berlin, Berlin Document Center

Das US-Außenministerium schickt BDC-Direktor Simon eine Liste mit Namen, er möge sie auf NSDAP-Mitgliedschaft und SS-Aktivitäten überprüfen und das Anschreiben anschließend vernichten. Der Publizist Malte Herwig hat den Vorgang in seinem Buch »Die Flakhelfer« aufgedeckt. Die Liste fehlt allerdings.

Manche Beobachter glauben, dass die Amerikaner deutsche Politiker heimlich mit deren NS-Vergangenheit unter Druck setzen. Gerade zwischen Kanzler Schmidt und US-Präsident Jimmy Carter, dem späteren F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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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C-Personal um 1946: Zugladungen mit NSDAP-Mitgliedskarten

densnobelpreisträger, ist das Verhältnis überaus angespannt.

Dagegen spricht: Simon hält die Existenz des Safes nicht geheim. Der dunkelgraue Stahlschrank steht schräg hinter seinem Schreibtisch. Simon öffnet ihn sogar für Freunde, etwa den Wissenschaftler Jürgen Falter, der sich heute erinnert, dort Genschers Karte gesehen zu haben. So verhält sich niemand, der Politiker erpressen will.

Oktober 1979

Paris, 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Ein französischer Diplomat hat bei einem Empfang in Bonn erzählt, seine Regierung habe »ernste Bedenken gegen die Übergabe des Document Center in deutsche Hände«. Das BDC stehe unter alliierter und nicht allein unter amerikanischer Verantwortung.

Das Auswärtige Amt will vom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in Frankreich, Franz Pfeffer, wissen, was die Franzosen umtreibt. Pfeffers Bericht ist beunruhigend: Als Siegermacht glaube Frankreich, immer noch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Entnazifizierung zu sein. Eine Rückgabe des Archivs »würde

dieses Kapitel endgültig abschließen«. Aus deutscher Sicht abwegig: als ob die Entnazifizierung noch ein Thema wäre.

Und dann schreibt Pfeffer von der Sorge der Franzosen, Historiker könnten mit den Archivunterlagen aufdecken, wie die Alliierten nach 1945 mit NS-Verbrechern kooperierten, weil es ihnen nützlich erschien. Es sei die vorherrschende Einstellung in Paris, so Pfeffer, »an diesen Dingen erst zu rühren, wenn die Kriegsgeneration abgetreten ist«. Vielen in Bonn ist diese Haltung sympathisch.

4. bis 6. Juni 1980

Nach der zweiten Verhandlungsrunde steht der Entwurf eines Vertrags zur Übergabe des BDC. Die Amerikaner haben sich zu ihrem eigenen Erstaunen vollständig durchgesetzt: Sie sollen das Zugangsrecht für ewige Zeit behalten. Sie dürfen alles abfilmen und können die Aufnahmen nach US-Recht freigeben. Die Deutschen sollen sogar die Verfilmung bezahlen.

Die Amerikaner wollen allerdings noch mit Briten und Franzosen reden, ehe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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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schreiben. Die beiden Länder haben schließlich 1945 auch gesiegt.

20. Januar 1981

Ost-Berlin, Sowjetische Botschaft Unter den Linden

Die vierte Siegermacht – die Sowjetunion – ist gegen die Übergabe der BDC-Unterlagen an die Bundesrepublik. Das sei »nicht akzeptabel«, poltert Pjotr Abrassimow, Moskaus Vertreter in der DDR, beim Besuch eines US-Kollegen. Die furchtbaren Taten des Naziregimes seien in seinem Volk unvergessen. Die Sowjetunion habe »einen Anteil am Dispositionsrecht«, sagt er bei anderer Gelegenheit.

Die Amerikaner lehnen die Forderungen der Sowjets ab, das ist ganz im Sinn von Kanzler Schmidt. Sonst würde alles noch komplizierter. Schmidt will das Thema BDC spätestens 1983 vom Tisch haben, weil dann der 50. Jahrestag der sogenannten Machtergreifung Hitlers ansteht.

Doch dazu kommt es nicht. Einige Monate vor dem Gedenktag geht die FDP mit der CDU/CSU eine Koalition ein. Kohl löst Schmidt als Kanzler ab, Genscher bleibt Außenminister, das BDC bleibt in amerikanischen Händen.

Der neue Kanzler Kohl, Jahrgang 1930, hat das »Dritte Reich« als Kind und Jugendlicher erlebt. Er distanziert sich klar von NS-Verbrechen, aber er fürchtet auch, dass das Gedenken an den Holocaust zu viel Gewicht bekommt. Die Nazizeit mache ihm »das Regieren in den auswärtigen Beziehungen ungewöhnlich schwer«, wird er später klagen. Auf seiner Dringlichkeitsskala steht die Übergabe des BDC weit unten.

Aber es gibt ja den Vertragsentwurf von 1980.

22. Dezember 1982

Bonn, Auswärtiges Amt

Die Amerikaner haben immer noch nicht mit Briten und Franzosen gesprochen. Genscher weist seine Diplomaten an nachzufragen. Sie bekommen hinhaltende Antworten.

Auch in Bonn hakt es: Das Finanzministerium will die Kosten der Mikroverfilmung nicht tragen. Ohne das Geld fangen die Amerikaner wiederum nicht mit dem Abfilmen an, was Voraussetzung für die Übergabe ist. Es scheint, als suchten beide Seiten einen Vorwand, um bloß nicht den Status quo zu ändern.

Aus den ersten Kohl-Jahren liegen im Safe von BDC-Direktor Simon die Karteikarten von Bauminister Oscar Schneider (CSU), Innenminister Friedrich Zimmermann (CSU), von Bundespräsident Carstens (CDU), Bun-

Bundestagspräsident Stücklen (CSU), dem CDU/CSU-Fraktionsvorsitzenden Alfred Dregger, wohl auch von Genscher. Keinem von ihnen werden Verbrechen vorgeworfen, alle sind inzwischen überzeugte Demokraten. Und dennoch sieht es nicht gut aus, dass so viele ehemalige NSDAP-Mitglieder auf Schlüsselpositionen sitzen.

August 1985

Washington, Deutsche Botschaft

Günther van Well,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in Washington und ein Vertrauter Genschers, ist ein konservativer Karrierediplomat mit einem kleinen Geheimnis. Er hat bei seiner Einstellung 1950 gelogen, als er ankreuzte, nicht NSDAP-Mitglied gewesen zu sein. Die Personalabteilung des Auswärtigen Amts ist trotzdem im Bilde.

Van Well soll jetzt klären, wie es mit dem BDC weitergeht. Er hat noch zwei Jahre bis zur Pension.

Wie viele aus seiner Generation hängt van Well antisemitischen Vorurteilen an. Er warnt die Zentrale, US-Präsident Ronald Reagan sei »aus innenpolitischen Gründen zurzeit nicht in der Lage, das BDC zurückzugeben«. Der Widerstand der jüdischen Organisationen sei zu groß. Man solle nicht drängeln.

Ein Mitarbeiter van Wells schreibt auf, worum es den Deutschen wirklich geht: »Eine durch Zugänglichkeit der Mikrofilme ausgelöste Medienkampagne könnte sich nicht nur auf gegenwärtige Amtsträger erstrecken, sondern dazu führen, dass die Vergangenheit d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geisti-

gen führenden Persönlichkei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eit ihrem Bestehen durchleuchtet wird. Durch einseitige Darstellung könne sodann der Eindruck einer Kontinuität von NS-Regime und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ermittelt werden.«

Und warum zögert die US-Regierung in Sachen BDC? Der Vertragsentwurf liegt schließlich vor. Der wohl entscheidende Grund sind NS-Kriegsverbrecher: Einige haben es nach 1945 mit falschen Angaben zur Person geschafft, in die USA zu fliehen, etwa Hermine Braunsteiner, eine besonders grausame Aufseherin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Ravensbrück und Majdanek.

Das US-Recht sieht die Verfolgung von NS-Verbrechern nicht vor. Washington kann die Täter nur ausbürgern und dann in Länder abschieben, in denen sie hoffentlich verurteilt werden. Das neu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 (OSI) soll solche Fälle finden und vorantreiben. Die OSI-Leute benötigen aus juristischen Gründen Originalpapiere – und bestehen darauf, dass das BDC im US-Besitz bleibt, bis sie fertig sind. Zu groß ist das Misstrauen der Ermittler, dass sie nur noch begrenzten oder gar keinen Zugang mehr bekommen, wenn erst die Deutschen das Sagen haben.

Erstmals gesteht nun ein US-Spitzendiplomat im Gespräch mit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offen ein, das US-Außenministerium habe gehofft, eine Einigung über die Rückgabe des BDC werde nie zustande kommen. Er appelliert an die Deutschen, das BDC »möglichst zu vergessen«.

20. April 1989

Bonn, Bundestag

Der Leiter der Fotoabteilung des BDC hat einige Tausend NS-Dokumente gestohlen und an Militaria-Händler verkauft. Sofort steht die Frage im Raum, ob prominente Politiker mit Papier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erpresst werden.

Die Ermittler geben Entwarnung. Autografensammler interessierten sich für Unterschriften von SS-Chef Heinrich Himmler, nicht von Bundestagsabgeordneten. Dennoch ist die Öffentlichkeit alarmiert. Und der Zeitgeist hat sich gewandelt. Jüngere Historiker wie Götz Aly drängen darauf, dass endlich alle Forscher Zugang zu den Unterlagen bekommen.

Der Bundestag beschließt einstimmig, die Bundesregierung möge dafür sorgen, dass die Amerikaner das BDC übergeben, bevor sie mit der Verfilmung fertig sind.

28. Februar bis 2. März 1990

Die Berliner Mauer ist gefallen, die Amerikaner halten es für möglich, dass bis Ende des Jahres die deutsche Einheit kommt. Und

SPD-Chef Brandt (stehend)*:

Alle gegen 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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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p A. Dantinger im AISD /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In der Fraktionssitzung am 7. März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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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ßenminister Genscher, Kanzler Kohl 1992: Auf der Dringlichkeitsskala weit unten

da wollen die Westdeutschen über die Rückgabe ihrer Naziakten verhandeln?

Eine kleine Delegation aus Bonn ist dafür erneut nach Washington gereist, sie hat einen schweren Stand. Noch ermittelt das OSI gegen etwa 600 Personen in den USA, die im Verdacht stehen, NS-Verbrechen begangen zu haben. Der Berlin-Referent im US-Außenministerium, Charles Skinner, gibt den Besuchern einen Rat: Sein Ministerium wolle wirklich bei der Herstellung der deutschen Einheit helfen, die Deutschen sollten aber besser »vermeiden, dass in der amerikanischen Öffentlichkeit Themenkomplexe hochkommen, die dabei störend wirken«.

Das klingt wie gut gemeint – oder wie eine Drohung. Kohl und Genscher halten das BDC jedenfalls aus den Verhandlungen zur Einheit heraus. Klar ist aber auch: In einem souveränen, wiedervereinigten Deutschland mit Berlin als Hauptstadt ist ein BDC unter US-Hoheit nicht vermittelbar. Das wissen auch die ehemaligen Besatzer.

18. Oktober 1993

Berlin, Berlin Document Center

Je ein Vertreter Deutschlands und der USA unterzeichnen ein Abkommen, das die Übergabe des BDC für den 1. Juli 1994 vorsieht. Das Datum passt zur sonstigen Planung: Dann werden die US-Truppen aus Berlin abziehen. Die Verfilmung der Nazi-Kartei und der anderen Dokumente durch die Amerikaner wird bis dahin abgeschlossen sein.

Washington bedingt sich das Recht aus, die Mikrofilme nach US-Regularien zugänglich zu machen. Auch das Bundesarchiv, das die Originale übernehmen wird, gilt als benutzerfreundlich. Damit ist klar: Die NSDAP-Mitgliedschaft von bundesdeutschen Politikern wird öffentlich werden. Widerstand regt sich nicht. Im Kabinett Kohls gibt es niemanden mehr, der betroffen ist.

2. Mai 1994

Bonn, Kanzleramt

Abgeordnete aus dem US-Kongress machen sich die Sorge von Holocaustüberlebenden zu eigen, die Deutschen könnten die Naziunterlagen nach der Übernahme vernichten. Andere fürchten, die amerikanischen Mikrofilme seien nicht zu gebrauchen, man sei also künftig auf die Kooperation des Bundesarchivs angewiesen, um an BDC-Unterlagen zu kommen.

Kohl empfängt Israel Singer, Generalsekretär des Jüdischen Weltkongresses. Der Kanzler beruhigt den Besucher, man werde den Zugang zu den Originaldokumenten liberal handhaben. Und Dieter Kastrup, Staatssekretär im Auswärtigem Amt, versichert den Amerikanern hochoffiziell in einem Brief, dass »alle Dokumente so erhalten bleiben, wie sie zum Zeitpunkt der Übergabe vorhanden sind«. Nichts wird geschreddert, so das Versprechen.

Die Rückgabe der BDC-Unterlagen an die Feinde von einst sei »die angemessene Anerkennung für Deutschland als Partner anderer westlicher Demokratien«, erklärt weihvoll das US-Außenministerium.

1. Juli 1994

Die Übergabezeremonie fällt schlicht aus; Politprominenz fehlt. Mit dem Thema kann sich niemand rühmen.

Der Nachfolger von BDC-Direktor Simon hat am Vortag den Safe geleert. Für jede dort abgelegte Mitgliedskarte hatten die Amerikaner in die NSDAP-Kartei als Platzhalter eine beigefarbene Karte eingefügt, im BDC-Jargon Stecker genannt. Darauf notiert war der Hinweis »Safe« oder »Safe Mr Simon«. Nun sorgt ein Archivar dafür, dass die noch vorhandenen NSDAP-Mitgliedskarten aus dem Safe wieder in die Kartei einsortiert werden und die entsprechenden Stecker verschwinden. In der Kartei, die den Deutschen übergeben wird, soll offenbar nicht erkennbar sein, wessen Unterlagen im Safe lagerten.

Der Inhalt des Stahlschranks lässt sich trotzdem weitgehend rekonstruieren. Als die Amerikaner die Kartei abfilmt, markierten die Stecker noch die Leerstellen; sie sind auf den Aufnahmen abgebildet. Das US-Nationalarchiv hat die digitalisierten Mikrofilme inzwischen veröffentlicht, der SPIEGEL und andere Medien haben sie mit interaktiven Recherchetools zugänglich gemacht. So lassen sich mehr als 70 Prominente finden, von denen nachweislich Akten im Safe lagen. Der SPIEGEL hat mithilfe des Bundesarchivs Karteikarten von ihnen zusammengetragen und zeigt sie in einer eigenen Übersicht und in seiner aktualisierten Datenbank auf SPIEGEL.de.

Manches bleibt ungeklärt. Es gibt Fälle wie Genscher. Zeitzeugen erinnern sich, eine seiner beiden NSDAP-Mitgliedskarten im Safe gesehen zu haben. Ein Stecker fehlt jedoch. Auch müssen Mitgliedskarten von weiteren Promis im Stahlschrank gewesen sein. Darauf weisen US-Dokumente hin.

26. Oktober 1998

Berlin, Bundestag

Ein neuer Bundestag ist gewählt. Die letzten Abgeordneten mit NSDAP-Vergangenheit verlassen das Parlament. Genscher ist einer von ihnen. Seine Mitgliedskarte aus dem einstigen BDC-Bestand ist inzwischen bekannt geworden. Er beteuert, er sei ohne seine Kenntnis als Mitglied geführt worden. Das behaupten auch andere prominente Ex-NSDAP-Mitglieder von sich. Historiker sehen darin eine Schutzbehauptung.

Klaus Wiegr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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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 finden Sie die Prominenten, deren Akten die USA im Safe versteckten. Und Sie können in unserem interaktiven Tool recherchieren, was Ihre Angehörigen unter Hitler t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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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hat eine große Chance vertan

Medien Der Titel über den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wird zu Recht kritisiert.

Mindestens ebenso problematisch ist die Rechtfertigung.

Von Julia Reuschenbach

In einem viel beachteten Text hat der jetzige SPIEGEL-Chefredakteur Dirk Kurbjuweit im Juli 2025 de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eschrieben, wie seine Redaktion tagtäglich über den journalistischen Umgang mit der AfD ringt, diskutiert, streitet. Damals schrieb Kurbjuweit, dass ihn zu diesem Thema immer wieder zahlreiche und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aus der Leserschaft erreichen. Er hob damit hervor, was den Journalismus zu einem sehr verantwortungsvollen Berufsfeld macht: Berichterstattung wirkt.

Kurbjuweit hat recht. Sie beeinflusst, wie Menschen Politik, politische Prozesse, handelnde Personen wahrnehmen. Titelbilder – auch des SPIEGEL – wurd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zu sogenannten Bildikonen, sind eingebrannt i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der Gesellschaft, ausgestellt in historischen Museen, veranschaulichen große gesellschaftliche Debatten und Themenlagen mit nur einem Cover. Schlagzeilen werden noch nach Jahrzehnten zitiert, sie »stehen für etwas«.

Sozial-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bestätigen das. Sie zeigen zum Beispiel, wie bestimmte Arten von Berichterstattung zu einer zynischen Wahrnehmung von Politik führen und sogar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Demokratie beeinträchtigen können oder wie rechtsextreme Begriffe, Codes und Erzählungen durch unkritische Wiederholung normalisiert werden.

Journalismus beeinflusst, wie Menschen die Welt wahrnehmen. Umso verwunderlicher ist es, von Dirk Kurbjuweit dieser Tage zu lesen: »Ohnehin leiden wir nicht an der Hybris, zu glauben, dass wir mit unserem Journalismus Wahlergebnisse beeinflussen können.« Das Zitat ist Teil der Reaktion des Chefredakteurs auf massive Kritik am SPIEGEL-Titel der vergangenen Woche.

Dabei ist es nicht in erster Linie der Text selbst, der Kritik verdient, sondern das reißerische Titelbild, auf dem der AfD-Spitzenkandidat in Sachsen-Anhalt, Ulrich Siegmund, mit einer Art Fahndungsfoto und der Unterzeile »Der ge-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zu sehen war. Mindestens ebenso fragwürdig ist die von Kurbjuweit nachgereichte Begründung dafür.

Während Kurbjuweit im Text 2025 ausführlich darlegt, dass gerade die Gefährlichkeit der AfD im Vergleich mit anderen Parteien oftmals einen anderen journalistischen Umgang mit ihr gebiete, verschwindet dieses journalistische Selbstbewusstsein nun hinter dem Argument »Relevanz«. Siegmund sei auf dem Titel, weil er gegenwärtig hochrelevant sei. Denn ein möglicher Wahlsieg in Sachsen-Anhalt (man muss hier annehmen, dass Kurbjuweit auf eine mögliche absolute Mehrheit der AfD im Magdeburger Landtag abzielt) werde nicht nur Sachsen-Anhalt, sondern das ganze Land verändern. Legt man Kurbjuweits Journalismusbeschreibungen von 2025 und 2026 nebeneinander, wird deutlich, wie inkonsistent seine aktuelle Argumentation ist.

Man kann nämlich nicht anders, als die Zeile auf dem Siegmund-Titel als eine Warnung zu verstehen. Der SPIEGEL, laut Selbstzuschreibung das »Sturmgeschütz der Demokratie«, macht sich die Befürchtungen und Ängste vieler gegenüber Siegmund und der AfD zu eigen. Aber warum, wenn doch Journalismus vermeintlich gar nicht in der Lage ist, auf die Wahlentscheidungen der Menschen Einfluss zu nehmen? Journalismus hat Einfluss, und der SPIEGEL hat das in der Vergangenheit selbst mehrfach bewiesen. Warum streitet Kurbjuweit das plötzlich ab und zieht sich auf eine vermeintlich neutrale Beobachterposition zurück?

Natürlich ist es aus Sicht der Wahlforschung nicht haltbar und in jeder Hinsicht unterkomplex, zu behaupten, Menschen träfen ihre Wahlentscheidung aufgrund von einzelnen Titelbildern oder Schlagzeilen. Aber nicht ohne Grund haben wi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wieder danach gefragt, welchen Anteil journalistische Berichterstattung am Erstarken rechtspopulistischer und radikaler Kräfte hat. Von Silvio Berlusconi bis 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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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Objekt Siegmund: Journalismus hat Einfl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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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spielt der mediale Umgang mit solchen Akteuren eine gewichtige Rolle für ihren Erfolg. Und zwar nicht, weil sich aus Berichterstattung eins zu eins eine Wahlentscheidung ableitet, sondern weil sie eben längerfristig in der Lage ist, die Wahrnehmung von Politik und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in der Bevölkerung zu beeinflussen. Das geschieht allein schon durch den Umstand, dass sie ihnen Präsenz verschafft.

Häufig taucht dann der Begriff »Normalisierung« auf. Kann Berichterstattung zur Normalisierung rechtsextremer oder rechtspopulistischer Diskurse beitragen? Die Forschung zeigt deutlich: Ja! Soll man deshalb nicht über rechtsextreme oder rechtspopulistische Akteure berichten? Nein! Aber die Berichterstattung verlangt nach besonderer journalistischer Fähigkeit und Reflexion. Insofern bleibt der Titel aus der vergangenen Woche hinter den selbst formulierten Zielen und Grundsätzen zurück. Seinen Anspruch, Journalismus zeichne sich durch »Recherche, Recherche, Recherche« aus, löst dieses Cover gerade nicht ein. Es spitzt zu, es emotionalisiert, es wertet, es formuliert eine Haltung und will doch keine sein, und das gerade in Wahlkampfzeiten, in denen Menschen besonders aufmerksam und sensibilisiert Berichterstattung verfolgen. Es provoziert eine Debatte, die den eigentlichen Text überlagert. Das hätte man vorhersehen können. Es geht letztlich nicht darum, ob ein Titelblatt jemandem nützt oder schadet, sondern es geht vor allem darum, zu antizipieren, welche Eigenlogiken rechtsextremer Akteure und Netzwerke dadurch verstärkt werden.

Die erste Reaktion auf Kritik an einem solchen Titel ist häufig das bekannte Zitat von SPIEGEL-Gründer Augstein: Man sage eben, »was ist«. Das aber, der Rückzug hinter eine vermeintliche Wirkungslosigkeit, zeugt von großer Mutlosigkeit, zeugt von der Ambivalenz gegenüber der Frage, wie viel »Haltung« Journalismus braucht oder besser: verträgt. Dabei war genau jene Haltung immer in der DNA des SPIEGEL als »Sturmgeschütz der Demokratie« angelegt. Und sie ist es ja eigentlich bis in die Gegenwart, wenn Kurbjuweit 2025 schreibt, wie gefährlich die AfD für das Land sei und wie viele investigative Recherchen seine Redaktion zur AfD schon publiziert habe. Doch just dort, wo diese Gefahr nun auf dem Titel hätte konkret sichtbar werden können, verschwindet sie hinter einem höchst normativen Superlativ.

»Sagen, was ist« hätte auch für den diskutierten Titel heißen müssen, präzise faktenorientiert zu sagen, was in der zum Cover gehörenden Titelgeschichte über Ulrich Siegmund deutlich wird: Es geht um einen Mann mit weitreichenden Verbindungen in die Neonazi-Szene, der sich ein Deutschland der Neunzigerjahre zurückwünscht, in dem die Arbeitslosenquote in Sachsen-Anhalt mehr als doppelt so hoch war wie heute. Einen Mann, dessen Wahlprogramm laut führenden Wirtschaftsforschungsinstituten unfinanzierbar wäre und unter dem als Ministerpräsident alle Frauen in Sachsen-Anhal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jeweils fünf Kinder bekommen müssen, um seine Ideen eines Arbeitsmarktes ohne Zuwanderung durch Migration aus anderen Ländern umsetzen zu können.

Diese Erkenntnisse und vor allem die Einsicht, dass Ulrich Siegmund auf all diese Vergleiche ohne jeden Fakt ant-

wortet, produzierte dieser Tage ein nur elfminütiges Interview im MDR-Fernsehen. Hält dies Menschen davon ab, der AfD ihre Stimme zu geben? Wohl kaum. Sensibilisiert es jene, die schwanken, ob sie Siegmund und der AfD ihre Stimmen geben sollen? Vielleicht. Mobilisiert es jene, die durch die Stimme für andere Parteien einen weitreichenden Erfolg der AfD zu verhindern versuchen? Vielleicht. Ist irgendwas davon das vorrangige Ziel von Journalismus? Eher nein. Aber es ist: »Sagen, was ist«.

Sagen, was Ulrich Siegmund für eine »Figur« ist, und zwar entlang dessen, was Kurbjuweit in einem lesenswerten Text über die Bedeutung von Wahrheit und Fakten in einem Beitrag zu Ehren Rudolf Augsteins 2023 geschrieben hat. Darin heißt es: »Zugleich sind Demokratien in besonderer Weise abhängig von einer Wahrheit, auf die sich die große Mehrheit verständigen kann. Nur auf der Basis weithin akzeptierter Fakten kann man sinnvoll miteinander reden und die Zukunft gestalten. Nur wer die Fakten kennt, kann seine Interessen definieren und damit kompetent Entscheidungen treffen, zum Beispiel an der Wahlurne.« Und etwas später im Text: »Eine weitere Gefahr für ein klares Bild von der Wirklichkeit liegt im Aufstieg rechtsextremistischer oder rechtspopulistischer Politiker und Politikerinnen. [...] Leute wie Trump scheinen davon auszugehen, dass sie keine Chance haben, wenn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ein realistisches Bild von der Wirklichkeit haben. [...] Je verschwommener das Bild, desto besser die Chance, mit eigenen »Wahrheiten« Wirkung zu erzielen.« Besser hätte Kurbjuweit auch Ulrich Siegmund nicht beschreiben können.

Aber genau das, die Optik scharf stellen, die Schlieren entfernen, auch auf dem Titel, das ist »Sagen, was ist«. Ganz unabhängig davon, dass es dem SPIEGEL den Vorwurf erspart hätte, mit einer alarmistischen Aufmachung vor allem bessere Verkaufszahlen generieren zu wollen.

Man kann nur spekulieren, wie glücklich die Autorinnen und Autoren der Titelgeschichte mit dem Cover sind, das von ihrem Text ablenkt und den Blick auf diesen bestimmt. Letztlich liegt die eigentliche Tragik des Titels darin: Tagelang debattiert das Land (mal wieder) über den journalistischen Umgang mit der AfD, über Normalisierung und Reichweitenbegünstigung, während die Anhängerinnen und Anhänger Siegmunds dessen Adelung als »gefährlichster Mann Deutschlands« durch die von ihnen allen so verhasste »Systempresse« feiern und Siegmund derweil SPIEGEL-Hefte für seine Fans signiert.

Über die Inhalte der Titelgeschichte, die nicht bahnbrechend neu, aber deshalb nicht weniger erschreckend sind, debattiert indessen niemand. Auch nicht darüber, dass diese Wahl am Ende nicht am Charisma von Ulrich Siegmund entschieden wird, sondern an der Frage, wie viele andere Parteien den Einzug in den Magdeburger Landtag schaffen. Wenn also das Ziel war, zu »sagen, was ist«, dann war dieser Titel ein Eigentor.

Tobias K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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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 Politikwissenschaftlerin an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Sie forscht zu Parteien, Wahlen und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


AUSLAND

Collenkin Machado mit

Anhängern in Panama

»Dieses Regime kann

mich nicht auf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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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Gespräch Venezuelas bekannteste Oppositionspolitikerin María Corina Machado sitzt in Panama fest und wartet auf die Rückkehr, die ihre eigenen Verbündeten hinauszögern.

Dieser gesichtslose Besprechungsraum im fünften Stock eines Hotelturms in Panama City – ein Tisch, ein paar Stühle – ist wohl der letzte Ort, an dem Machado, 58, gerade sein möchte. Ende Juni, kurz nachdem zwei verheerende Erdbeben Venezuela erschüttert hatten, versuchte die Oppositionsführerin, in ihre Heimat zurückzukehren. Doch es gibt Grenzen, die auch eine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in nicht überwindet. Jetzt ist sie hier gestrandet: eine Exilantin ohne festen Wohnsitz, ohne Büro.

Jahrzehntelang hatte sich die rechtskonservative Machado gegen das sozialistische Regime in Caracas gestemmt. 2023 ließ Machthaber Nicolás Maduro sie von der Kandidatur für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ausschließen, wegen Unterstützung eines »Umsturzversuchs«. Nachdem Maduro sich 2024 zum Sieger erklärt hatte und Proteste blutig niederschlagen ließ, ging Machado in den Untergrund. Im Winter 2025 gelang ihr auf dramatische Weise die Flucht; in Oslo nahm sie den Nobelpreis für ihren Einsatz für Demokratie entgegen.

Wenig später war Venezuela nicht mehr dasselbe. Am 3. Januar verschleppte ein US-Militärkommando Maduro – so, wie Machado es mehrfach gefordert hatte. Es schien, als wäre sie, die seit Langem enge Kontakte zur US-Regierung pflegt, am Ziel. Doch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etzte zur Überraschung vieler nicht auf Machado, sondern auf Maduro’s Stellvertreterin Delcy Rodriguez, die nun Anweisungen aus Washington ausführt.

Seit Monaten pendelt Machado, die aus einer katholischen Industriellenfamilie stammt und deren drei erwachsene Kinder seit Jahren im Ausland leben, zwischen Madrid und Washington, wo sie unter anderem für ihre Rückkehr wirbt. Umfragen zufolge würde sie eine Wahl in Venezuela mit großem Abstand gewinnen. Doch wegen ihres früheren Rufs nach einer Intervention wird sie in ihrer Heimat weiter juristisch verfolgt.

SPIEGEL: Frau Machado, wie kommt es, dass Sie noch immer hier in Panama sind und nicht längst zurück in Venezuela?

Machado: Als meine Heimat von diesen schrecklichen Erdbeben erschüttert wurde, war ich fest entschlossen, zurückzureisen. Ich spürte, dass ich an der Seite des Volkes sein musste. Zweimal habe ich es versucht, aber es war unmöglich. Das Regime hat so entschieden. Andererseits bekam ich nicht die Unterstützung, die ich brauchte. Ich bit-

Das Gespräch führte der SPIEGEL-Mitarbeiter Marian Blasberg.

te um Verständnis, dass ich nicht näher ins Detail gehen kann.

SPIEGEL: US-Medien berichteten, dass Sie eine Maschine nach Curaçao bestiegen hätten, der unterwegs die Landeerlaubnis entzogen wurde.

Machado: Ja. Wir mussten in der Luft umkehren.

SPIEGEL: Das zweite Flugzeug, das Sie Tage später aus Panama gebucht hatten, wollte Sie gar nicht erst mitnehmen.

Machado: In diesem Fall wurde der Airline mitgeteilt, dass die venezolanischen Behörden wegen der Erdbeben den Luftraum geschlossen hätten. Man muss sich das mal vorstellen: Sie nehmen diese humanitäre Katastrophe zum Vorwand, um einen Linienflug mit mir zu stoppen.

SPIEGEL: Wie erklären Sie sich das?

Machado: Angst, ganz einfach. Dabei geht es nicht um mich, es geht allein um unser Volk. Um unsere Bestimmung, frei zu sein. Nicht aufzugeben, bis wir ein Land haben, in das all die Millionen Mensche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or der Armut oder vor politischer Verfolgung flohen, heimkehren können. Dafür kämpfe ich, und egal was dieses Regime tut: Es kann mich nicht aufhalten. Eines Tages bin ich wieder da. Die Frage ist nicht ob, sondern nur wann.

SPIEGEL: Wenn Sie einfach an einer Landgrenze aufschlagen würden, würde Übergangspräsidentin Delcy Rodriguez ihre Andeutungen wahr machen und Sie festnehmen lassen?

Machado: Ich weiß es nicht und will nicht spekulieren. Wir werden sehen.

SPIEGEL: Hätten Sie gewusst, dass es so schwierig werden würde, nach Venezuela zurückzukehren – hätten Sie im Dezember 2025 darauf verzichtet, nach Oslo zu reisen, um Ihren Nobelpreis persönlich in Empfang zu nehmen?

Machado: Ich frage mich an jedem Tag meines Lebens: Wo bin ich am nützlichsten? In den vergangenen zwölf Jahren, in denen mir das Regime die Ausreise verbot, haben mir so viele Leute gesagt: Du musst gehen! Du musst uns aus dem Ausland unterstützen! Ich war immer davon überzeugt, dass ich in Venezuela nützlicher bin. In dem Augenblick aber, als aus Oslo die Nachricht kam, dass ich den Preis erhalten würde, war mir klar, dass unser Kampf nun weltweite Aufmerksamkeit bekommen würde. Diese Möglichkeit war einzigartig. Ich konnte sie mir nicht entgehen lassen, auch wenn ich ahnte, dass es hart und schmerzhaft werden würde.

SPIEGEL: Erzählen Sie uns vom Tag Ihrer Flucht!

Machado: Meine Mitarbeiter und ich hatten die Aktion lange geplant. Wir wussten, wir mussten aufpassen. Die Leute, die involviert waren, mussten absolut vertrauenswürdig sein. Für das Regime war es in diesen Wochen eine Obsession, mein Versteck zu finden, und manchmal kam es mir so vor, als wären sie sehr nah. Mehrere meiner Helfer, die mir unter anderem das Essen brachten, sind festgenommen worden.

SPIEGEL: Wo hielten Sie sich damals auf: in einer Wohnung in Caracas? Einem Haus auf dem Land?

Machado: Kann ich nicht sagen. Diese Art von Information könnte Leute in Gefahr bringen. Auch wenn Maduro weg ist, sein repressives System ist weiterhin da. Es gibt noch immer mehr als 300 politische Gefangene. Teams unserer Bewegung »Vente Venezuela«, die Spenden in das Erdbebengebiet bringen, werden bedroht. Was ich sagen kann: Ich habe insgesamt an 14 verschiedenen Orten gewohnt, völlig allein, komplett isoliert.

SPIEGEL: Wie haben Sie es angestellt, Maduro’s Leuten nicht ins Netz zu gehen?

Machado: Wir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underte Menschen über die Grenze gebracht, Freunde, Kollegen, die politisch verfolgt wurden. Diese Erfahrung hat uns geholfen, auch wenn das Risiko in meinem Fall natürlich noch mal größer war. Also, so viel: Am Anfang gab es eine lange Straße Richtung Küste. Immer wieder mussten wir an Checkpoints halten, doch sie ließen uns passieren.

SPIEGEL: Saßen Sie im Wagen, oder lagen Sie im Kofferraum?

Machado: Im Wagen. Mit Sonnenbrille und blonder Perücke. Dann kam die Etappe mit dem Boot. Es war der Horror. Es schüttete und stürmte, irgendwann trieben wir völlig orientierungslos übers offene Meer. Das Navigationsgerät funktionierte nicht mehr, das Satellitentelefon auch nicht, und die Starlink-Antenne empfing kein Signal. Als es dunkel wurde, rief ich dem Fischer, der das Boot steuerte, zu: Hey! Du brauchst kein GPS! Dein Großvater hat dir doch bestimmt beigebracht, wie man die Sterne liest! Im Ernst, ich hatte eine Höllenangst. Es war ein wirklich kleines Boot. Einmal, als es in ein metertiefes Wellental hinunterfiel, schlug ich auf der Metallbank auf. Ich konnte nicht mehr atmen und wusste da noch nicht, dass ich mir einen Rückenwirbel gebrochen hatte.

SPIEGEL: Es gab ein Happy End. Ein zweites Boot, das auf dem Ozean auf Sie gewartet

Marian Blassberg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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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Peter Jä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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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o Fernandez, Ultima / REUTERS

Übergangspräsidentin Rodríguez, Suche nach Verschütteten des Erdbebens: »Humanitäre Katastrophe als Vorwand«

hatte, brachte Sie nach Curaçao, von wo aus Sie nach Oslo weiterflogen.

Machado: Das einzige Happy End wäre ein freies Venezuela.

SPIEGEL: Wochen später überschlugen sich die Ereignisse. Am 3. Januar stürmten US-amerikanische Elitesoldaten einen Militärkomplex in Caracas, nahmen Maduro fest und brachten ihn nach New York, wo ihm wegen Drogenhandels und Terrorismus der Prozess gemacht wird. Wie haben Sie diesen Tag erlebt?

Machado: Ich verbrachte ihn mit meinen Kindern, die ich vor meiner Ausreise mehrere Jahre lang nicht gesehen hatte, und erholte mich von meiner Rücken-OP. Ich muss gestehen: Als ich Maduro in Handschellen sah, spürte ich ein Gefühl der Erleichterung. Es war ein großer Schritt auf unserem Weg, die venezolanische Demokratie wiederherzustellen. Gerechtigkeit, eine Perspektive, das ist das, was die Menschen wollen. Wir reden hier über das Land mit den größten Ölreserven der Welt. Es ist obszön, dass 86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n Armut leben. Das muss aufhören, und dies geht nur, wenn wir unsere rechts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wieder aufbauen.

SPIEGEL: Als Sie die Bilder sahen, dachten Sie da: Jetzt geht alles ganz schnell? Ihre Rückkehr, die Abwicklung der Diktatur, Wahlen. Es schien damals, als wären Sie Ihrem Ziel sehr nah.

Machado: Natürlich war das das, was wir alle uns erhofft hatten. Aber ich verstehe auch, wie komplex diese Prozesse sind. Ich verstehe die Sorge mancher Verbündeter, dass Chaos und Gewalt ausbrechen könnten, wenn das Regime stürzt, so wie es in Län-

dern wie Afghanistan oder dem Irak der Fall gewesen ist.

SPIEGEL: Aber Sie teilen sie nicht?

Machado: Nein. Ich habe immer wieder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as nicht vergleichbar ist. In Venezuela haben wir es mit einer homogenen, vereinten Gesellschaft zu tun, auch wenn Maduro alles daransetzte, sie zu spalten. Wir haben keine ethnischen Konflikte, keine religiösen Spannungen, keine Kriege mit unseren Nachbarstaaten. Dazu kommt: Venezuela ist ein Land mit einer alten demokratischen Kultur. Die Bedingungen, die es für einen friedlichen, geordneten Übergangsprozess bräuchte, sind erfüllt. In meinen Augen ist Venezuela bereit.

SPIEGEL: Die Amerikaner hatten die Sorge, dass Sie im Gegensatz zu Delcy Rodríguez nicht die Unterstützung der Streitkräfte hätten.

Machado: Sie haben ja gesehen, was am 3. Januar passiert ist. Was hat das Militär getan, um Maduro zu verteidigen?

SPIEGEL: Nicht viel. Bei dem Einsatz fiel nicht ein amerikanischer Soldat.

Machado: Sehen Sie! Am Ende sind die Militärs Venezolaner wie alle anderen. Sie wollen, dass sich etwas ändert.

SPIEGEL: Hat es Sie gewundert, dass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s bei Maduros Festnahme beließ und nicht das ganze Regime zum Einsturz brachte?

Machado: Alle, mit denen ich während der vergangenen Monate in Washington über die Ziele dieser Operation gesprochen habe, haben mir versichert: Worauf die Regierung hinarbeite, sei ein Übergang zur Demokratie.

SPIEGEL: US-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hat wenige Tage nach Maduros Entführung

einen Plan skizziert, der drei Phasen vorsieht: Stabi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Wiederaufbau der Institutionen und am Ende dieser parallel verlaufenden Prozesse: freie und faire Wahlen.

Machado: Verschiedene Auffassungen haben wir nur, was den zeitlichen Ablauf betrifft. Was ich wahrnehme, ist eine wachsende Dringlichkeit. Das Erdbeben vom Juni hat die Wut auf das Regime noch mal verschärft. Es vergingen Tage, bis es Hilfe in die betroffenen Gebiete schickte. Bei vielen Menschen schlägt die Not gerade in Verzweiflung um. Der Ruf nach Veränderung wird lauter.

SPIEGEL: Trumps Leute, liest man, hätten Ihnen geraten, geduldiger zu sein.

Machado: Und ich sage ihnen, dass die Menschen die berechtigte Erwartung haben, dass der Übergang innerhalb einer vernünftigen Frist abläuft. Je länger es dauert, desto größer wird die Ungewissheit. Wenn das Vertrauen in den Prozess schwindet, kann es dazu führen, dass die Wut in Gewalt umschlägt. Deshalb bin ich davon überzeugt, dass meine Anwesenheit helfen würde, diese Energie in geordnete Bahnen zu lenken. Mich auszusperren, facht sie eher an.

SPIEGEL: Worum geht es den USA in Venezuela: ums Öl? Oder darum, andere Mächte wie Russland oder China aus der Region zu verdrängen?

Machado: Um alles das und noch viel mehr. In den USA gibt es so viele Interessengruppen wie in keinem anderen Land der Welt. Den einen geht es ums Geschäft, den anderen um Sicherheit oder geopolitische Stabilität. Wieder anderen um Menschenrechte oder Demokratie. Alle aber wissen: O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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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dneten Übergang werden keine Investitionen in ein Land fließen, das in weltweiten Rankings zur Rechtssicherheit den letzten Platz belegt. Den Amerikanern, die Migranten abschieben wollen, sage ich: 65 Prozent der Venezolaner in den USA wollen zurück. Das sind Hunderttausende, die freiwillig gingen, wenn ihr Wahlen organisiert!

SPIEGEL: Zählt der Wiederaufbau der Demokratie bei all diesen verschiedenen Interessen zu Trumps Prioritäten? Er scheint ganz zufrieden mit seiner neuen Kolonie.

Machado: Ich denke, das zählt durchaus zu seinen Prioritäten. Für mich als liberale Bürgerin aus der westlichen Hemisphäre ist das entscheidend.

SPIEGEL: Schwer zu glauben, dass dies ausgerechnet einem wie Trump, der die Demokratie in seinem eigenen Land fortwährend attackiert, ein Anliegen ist.

Machado: Es gibt verschiedene Auffassungen über interne Angelegenheiten in den USA. Aber es steht mir nicht zu, darüber zu urteilen.

SPIEGEL: Sie müssen vorsichtig sein, was Sie sagen, um Ihren wichtigsten Verbündeten nicht zu verprellen.

Machado: Ich muss da sehr deutlich sein: Der einzige Staatschef, der das Leben seiner eigenen Bürger für das Schicksal der Venezolaner aufs Spiel gesetzt hat, war der Präsident der USA. Das erkenne ich an. Deshalb habe ich ihm Mitte Januar die Medaille meines Nobelpreises überreicht. Und auch, wenn wir noch nicht am Ziel sind: Venezuela ist schon jetzt ein anderes Land. Teile des Repressionsapparats wurden aufgelöst. Das Regime ist unter Kontrolle. Rodriguez folgt den Befehlen der Amerikaner. Die Leute trauen sich wieder auf die Straße, um zu demonstrieren. Ich habe neulich zum ersten Mal seit 15 Jahren live ein Interview gegeben, das auch im Staatsfernsehen übertragen wurde.

SPIEGEL: Es muss frustrierend sein, wenn Trump Rodriguez als »wunderbare Person« bezeichnet und gleichzeitig erklärt, Sie hätten weder genug Unterstützung noch ausreichend Respekt, um einen Übergangsprozess zu gestalten.

Machado: Wenn ich in diesen 27 Jahren, die der Chavismo an der Macht ist, eins gelernt habe, ist es dies: Bleibe der Wahrheit und deinen Prinzipien treu. Tu, was du tun musst. Mit »Vente Venezuela« haben wir den Bürgern und unseren Verbündeten gegenüber Vertrauen aufgebaut. Wir haben bewiesen: Unserem Wort kann man trauen.

SPIEGEL: Täuscht der Eindruck, oder kommt Trump mit dem alten, autokratischen Regime so gut zurecht, dass er es gar nicht loswerden will?

Machado: Ich denke, der Eindruck täuscht. Auch weil es einem anderen Erzfeind in die Karten spielen würde. Vor ein paar Tagen hat das venezolanische Regime den 100. Geburtstag des kubanischen Revolutionsfüh-

rers Fidel Castro groß gefeiert. Daran sehen Sie, wie sie wirklich ticken.

SPIEGEL: Die Frage Ihrer Rückkehr ist dabei nur ein Punkt, bei dem sich die Amerikaner querstellen. Auch als sich vor Kurzem zum ersten Mal seit Jahren Vertreter von Regierung und Opposition zu Gesprächen trafen, waren Sie als wichtigste Politikerin der Opposition außen vor. Warum?

Machado: Da müssen Sie andere fragen.

SPIEGEL: Im Mai gab es hier in Panama ein Treffen, an dem alle relevanten Oppositionsparteien teilgenommen haben. Am Ende stand ein Manifest, in dem es hieß: Bei Gesprächen mit der Regierung würden Sie die Delegation der Opposition anführen.

Machado: Wir hatten harte Diskussionen, und am Ende stand diese Entscheidung, die sogar von Linken mitgetragen wurde, die früher Hugo Chávez unterstützten. Uns war wichtig, die Einheit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zu erhalten. Leider gibt es manche, die nicht Wort gehalten haben.

SPIEGEL: An Ihrer Stelle haben die USA Dinorah Figuera zur Verhandlungsführerin ernannt, eine seit Langem im Exil lebende frühere Abgeordnete, die 2023 in Abwesenheit zur Präsident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gewählt wurde. Die letzte politische Institution, der die Amerikaner Legitimität zusprachen. Fühlen Sie sich von Frau Figuera repräsentiert?

Machado: Die Frage ist nicht, ob sie mich vertritt, sondern ob sie die Venezolaner vertritt – und die Venezolaner haben eine Führung gewählt, die nicht an diesem Tisch sitzt.

SPIEGEL: Was erhoffen Sie sich von diesen Gesprächen, die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in der venezolanischen Hauptstadt Caracas fortgeführt werden?

Machado: Wichtigstes Ergebnis wäre ein vernünftiger Fahrplan für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Dazu die Neubesetzung der Nationalen Wahlbehörde, die den gesamten Abstimmungsprozess organisiert und überwacht, mit unabhängigen, ehrbaren Personen, so wie es die Verfassung vorschreibt. Aber wir dürfen nicht zu viel erwarten. In der Vergangenheit gab es immer wieder solche Dialoginitiativen. Jedes Mal saß Jorge Rodríguez mit am Tisch.

SPIEGEL: Delcy Rodríguez’ Bruder, der Präsident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aus dem Maduro-Lager.

Machado: Er hat stets bekommen, was er wollte. Geld, Legitimität oder Zeit. Auch wenn die USA nun das Design dieser Verhandlungen entworfen haben, müssen wir sehr wachsam sein.

SPIEGEL: Halten Sie es für möglich, dass es am Ende einen Wahltermin gibt, Sie aber nicht kandidieren dürfen?

Machado: Alles ist möglich. Es wäre ja nicht das erste Mal, dass man mich ausschließt, aber die Venezolaner würden es nicht akzeptieren.

SPIEGEL: Fürchten Sie, beim Warten auf etwas, das womöglich niemals eintritt, das Momentum Ihrer Popularität zu verlieren?

Machado: Popularität interessiert mich nicht. Mir geht es um Vertrauen, und das behalte ich, indem ich weiter ehrlich sage, was ich denke. Ich bin nicht wichtig. Es geht um die Menschen in Venezuela, und deshalb gehe ich irgendwann zurück.

SPIEGEL: Wann wird es so weit sein?

Machado: Bald.

SPIEGEL: Frau Machado,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8

US-amerikanische Soldaten bei Festnahme von Ehepaar Maduro: »Das Regime ist unter Kontr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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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Gray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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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fürs Grobe

Migration Um Flüchtlinge abzuwehren, baut die EU ihr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ostlibyschen Haftar-Familie aus. Die verfolgt einen zynischen Plan.

Die Beamten im Frontex-Hauptquartier in Warschau sind einiges gewohnt. Auf ihren Bildschirmen beobachten sie eine der wichtigsten Fluchtrouten nach Europa: das zentrale Mittelmeer. Drohnen und Flugzeuge übertragen Bilder von Booten in Seenot, von tödlichen Unglücken, manchmal von Gewalt.

Doch was sie am 12. Oktober 2025 sahen, dürfte selbst sie schockiert haben.

An diesem Tag fährt ein Fischerboot im Mittelmeer Richtung Norden. An Bord kauern 140 Menschen, die zuvor von der libyschen Küste abgefahren sind. So werden es die Beamten später notieren.

Dicht hinter dem Heck fährt ein größeres Schiff. Es verfolgt den Kutter. Auf der blauen Bordwand steht der Name der Einheit: »Tareq Bin Zeyad«, kurz TBZ. Die ostlibysche Miliz ist berüchtigt.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en werfen ihr Kriegsverbrechen und Gräueltaten vor. Auf einem Video ist zu hören, wie die Leute im Boot auf Arabisch schreien: »Dreht um!«

Die Verfolger rammen den Fischkutter. Sie versuchen, das Boot zu entern, hantieren offenbar mit metallenen Bootshaken. Nach stundenlanger Jagd, so steht es im Frontex-Bericht, eröffnen sie das Feuer.

Die Miliz TBZ steht unter der Kontrolle von Saddam Haftar. Mit seinem Vater Khalifa, einem ehemaligen General aus der Ära von Libyens Diktator Muammar Al-Gaddafi, und Bruder Khaled beherrscht er den Osten des Landes. Der Clan hat einen Überwachungsstaat errichtet. Kritiker werden mundtot gemacht, Migranten in Haftlager gesperrt.

Die EU erkennt die Haftars nicht an, sondern die Regierung im Westen des geteilten Landes. Mit ihr arbeitet sie zusammen, auch zur Migrationskontrolle. Khalifa Haftar hielt die EU hingegen lange auf Abstand. Er pflegt enge Verbindungen nach Russland; noch 2020 versuchte er vergebens, die libysche Hauptstadt Tripolis einzunehmen.

Doch mit der europäischen Zurückhaltung ist es vorbei. Inzwischen legen nicht mehr nur im Westen Libyens, sondern auch im Osten Flüchtlingsboote ab. Dort, wo die Haftars herrschen. Von der Küste sind es ein paar Hundert Kilometer bis nach Sizilien oder Kreta. Besonders auf der griechischen Urlaubsinsel, wo zuvor kaum Bootsflüchtlinge anlandeten, wächst die Sorge. 2024 kamen rund 5000 Asylsuchende an. Im vergangenen Jahr waren es schon fast 20.000.

Und plötzlich erscheint auch ein Milizenführer als unverzichtbarer Partner.

Recherchen von SPIEGEL und »Report Mainz« zeigen, wie Europa vor den Haftars buckelt. Aus zahlreichen internen Dokumenten geht hervor, dass die EU-Staaten seine Männer finanzieren und ausrüsten wollen. In Brüssel werden detaillierte Trainingsprogramme für ostlibysche Küstenwächter aufgesetzt. Sie sollen Migranten abfangen, bevor diese Europa erreichen.

So entsteht eine Partnerschaft, die moralisch fragwürdig ist und keineswegs stabil wirkt. Ähnlich wie in Marokko und Tunesien macht die EU sich von einem Autokraten abhängig, der jeden Anreiz hat, die Nachbarn im Norden mit neuen Abfahrten unter Druck zu setzen. Angetrieben von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so zeigen es die Recherchen, schließen die Europäer einen Pakt mit einem Mann, von dem sie schon jetzt ahnen, dass er sie erpressen wird.

Am 12. Oktober, im Mittelmeer zwischen Afrika und Europa, verhinderte wohl nur Frontex Schlimmeres. Ein Flugzeug der EU-Grenzschützer funkte die TBZ an. Im Fünfminutentakt warnte es die Libyen, die Migranten nicht weiter zu gefährden. Schließlich ließen die Milizionäre von ihnen ab.

Am Folgetag kam schließlich die italienische Küstenwache zu Hilfe. Das Flüchtlingsboot war bis auf 40 Seemeilen an die sizilianische Küste herangetrieben.

Jagd im Mittelmeer

Am 12.10.2025 verfolgt die berüchtigte libysche TBZ-Miliz ein Flüchtlingsboot und eröffnet das Fe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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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rolliert von GNU (international anerkannte Regierung)

Kontrolliert von Haftars Libyscher Nationaler Armee (LNA)

5 • Quellen: interner Frontex-Bericht;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tand: 2025

Salvatore Cicero erinnert sich genau an jenen Tag. Er ist Direktor der Neurochirurgie im Krankenhaus von Catania. Der Bürgermeister der Hafenstadt Pozzallo, so schildert er es, habe ihn vorgewarnt, als er von den Schiffbrüchigen hörte. Mehrere Verletzte, drei davon mit Schusswunden, wurden von Bord gebracht. In Ciceros Notaufnahme landete ein 15-jähriger Ägypter, der von einem stumpfen Gegenstand getroffen worden war. »Die Knochen der Schädeldecke sind in sein Gehirn eingedrungen«, sagt Cicero. Das Sprachzentrum sei betroffen gewesen. Der Junge habe nicht mehr reden können. Die Ärzte operierten sofort.

Die Liste an Verbrechen, die den TBZ-Milizionären zur Last gelegt werden, ist lang. Amnesty International schrieb 2022 von einem »Katalog des Horrors«: Die TBZ-Leute sollen jahrelang willkürlich getötet, gefoltert und vergewaltigt haben. Viele Opfer verschwanden demnach spurlos.

Saddam Haftars Leute sind ein wichtiger Teil im ostlibyschen Sicherheitsapparat. Auch vom Schlepperbusiness an der Küste sollen sie Berichten zufolge profitieren. Für die Haftars sei Migration ein Geschäft, sagt Wolfram Lacher von der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Sie verdienten sowohl an den Abfahrten als auch daran, sie zu verhindern.

Migranten erzählen seit Jahren von Folter und Missbrauch in libyschen Haftlagern. Viele müssen Lösegeld zahlen, um entlassen zu werden. Solche Lager gibt es im Westen wie im Osten Libyens. Doch in Haftars Reich geschieht kaum etwas, ohne dass die Herrscherfamilie davon weiß.

Experte Lacher sagt: »Die Haftars kontrollieren die Fluchtroute nach Kreta.« Mal machten sie die Route auf, mal zu. Ihnen gehe es in erster Linie um politische Anerkennung. Umso unverständlicher sei, dass die EU sich nun erpressen lasse.

Die EU durchschaut Haftars abgekartetes Spiel. Doch offenbar sieht sie k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als mitzuspielen.

Anfang Juli berichtete Nicola Orlando, der EU-Botschafter in Libyen, seinen Kollegen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von seiner Erfahrung mit den Machthabern. Dem SPIEGEL und »Report Mainz« liegt ein Protokoll des Auswärtigen Amtes vor. Die Haftars, sagte Orlando demnach, nutzten Migranten als »Mittel zum Zweck und Geschäftsmodell«. So seien die Abfahrten nach Kreta stark gestiegen. Und dennoch: »Die EU habe Ostlibyen bisher nichts anbieten können, dies werde sich hoffentlich ändern.«

Der Botschafter meint vor allem die Marinemission Irini. Die EU-Staaten riefen sie 2020 ins Leben, nach Haftars erfolglosem Sturm auf Tripolis. Mehrere Mitgliedstaaten, darunter Deutschland, schickten Schiffe und Flugzeuge ins Mittelmeer. Sie sol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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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affenembargo durchsetzen, das die Uno Jahre vorher verhängt hatte. Kein Nachschub für die Kriegsparteien, auch nicht für Haftar – das war das Ziel.

Nun, nachdem das Uno-Mandat für die Mission erloschen ist, gestaltet die EU sie nach ihren Interessen um. Irini soll künftig Haftar ausrüsten, seine Männer trainieren. Geplant sind Übungen auf dem Meer, wie aus internen Dokumenten hervorgeht, über die zum Teil auch die Organisationen »Frag-DenStaat« und »Statewatch« berichteten. In der Küstenstadt Bengasi will die EU demnach eine Seenotrettungsleitstelle bauen. Dazu wird eine neue Radarstation installiert, um mehr Migrantenboote abzufangen.

Dass so noch mehr Menschen zurück in die Folterlager geschleppt werden, aus denen sie sich erst freikaufen müssen, erwähnt die EU in ihren Berichten nicht. Sie dürfe sich »kein Zögern erlauben«, schreibt der italienische Irini-Kommandeur Marco Casapieri in seinem Trainingsplan. Sonst würde der »Migrationsdruck angeheizt«.

Die Angst der EU vor irregulärer Einwanderung ist offenbar so groß, dass sie auch verständliche Wünsche der international anerkannten Regierung im Westen ausschlägt. Diese drängte darauf, dass Irini den Ölschmuggel stärker kontrolliert. Von ihm profitieren vor allem Haftar Milizen, die beim Export subventionierten Treibstoffs die Hand aufhalten. Die EU lehnte ab. Intern wurde der Grund klar benannt: mögliche »Vergeltungsmaßnahmen« der Haftar – etwa ein »massiv erhöhter Zustrom von Migranten aus Libyen«.

So werden Haftar Männer bald regelmäßig auf europäischen Marinebasen vorbeischauen. Im September 2025 gab es einen ersten Lehrgang im italienischen Taranto. Weitere sollen folgen. Zehn Tage lang dürfen sie demnach jeweils auf den Irini-Schiffen mitfahren. Mindestens drei Millionen Euro soll das Programm kosten. Immerhin: Auch Genderfragen und »Respekt für Menschenrechte« stünden auf dem Stundenplan.

Menschenrechte also. Wie passen die zu der Gewalt der TBZ-Brigade? Bildet Europa auch Saddam Haftar Miliz aus?

Die EU-Kommission bestreitet das auf Anfrage. »Wir haben zu keinem Zeitpunkt mit der TBZ zusammengearbeitet«, heißt es. Kontakt habe man nur mit der offiziellen Küstenwache in Ost- und Westlibyen. Und die ermahne man, sich an internationale Standards zu halten.

Wie wenig diese Trennung trägt, zeigt sich in Thessaloniki. Dort werden schon jetzt ostlibysche Küstenwächter trainiert.

Die Griechen halten die Kurse nicht geheim. Im Netz finden sich Pressemitteilungen, dazu kommen Hunderte TikTok-Posts der Teilnehmer. Auf den Videos sieht man die Libyer bei der Hafenrundfahrt. Offiziere der griechischen Marine überreichen i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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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tar-Sohn Saddam: »Vergeltungsmaßnahmen«

ihre Zertifikate. Stolz halten die Teilnehmer sie in die Kamera.

Insider ordnen mindestens zwei Kursteilnehmer der berüchtigten TBZ-Einheit zu. Formal habe Saddam Haftar seine Miliz inzwischen dem sogenannten Küstensicherheitsapparat unterstellt, sagt der Ostlibyen-Kenner Jalel Harchaoui vom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mit Sitz in London. Tatsächlich betrachteten sich die Leute weiter als Teil der TBZ. Viele zeigen das offen. Auch die beiden Kursteilnehmer aus Thessaloniki posten Fotos von sich und ihren Kameraden in Uniform. Einer der beiden schreibt: »TBZ, die Familie«. Der andere kommentiert das Bild mit: »TBZ« – dazu stellt er zwei Flammen-Emojis.

Das griechische Außenministerium teilte dazu mit, bei den Lehrgängen auch auf internationales Recht hinzuweisen. Fragen zu den mutmaßlichen TBZ-Anhängern blieben unbeantwortet. Einer der beiden Teilnehmer gab auf Anfrage an, nicht zur Einheit zu gehören. Tatsächlich wisse er gar nicht, wofür TBZ stehe, schrieb er auf Facebook. Auf die Nachfrage, warum er die Abkürzung dann selbst verwende, antwortete er: »Fick dich!«

SWP-Experte Lacher hält die europäisch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Küstenwächtern und Milizen für wenig überzeugend. »Jeder weiß, dass die eigentliche Macht in Ostlibyen in den Händen der Haftar-Söhne liegt«, sagt er. »Und das bedeutet eben Einheiten wie TBZ.« Die Vorstellung, dass es reguläre Einheiten gebe, die mit den Haftar nichts zu tun hätten, sei falsch.

Salvatore Cicero, der Arzt aus Catania, hat dem 15-jährigen Ägypter wohl das Leben gerettet. Vier Monate lang pappelte er ihn im Krankenhaus auf. Er habe befürchtet, der Junge könne sich in einem Flüchtlingslager etwas antun, sagt Cicero. Dass die TBZ-Leute jemals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erden, ist unwahrscheinlich. Theoretisch könnte ein Staatsanwalt auf Sizilien ermitteln. Dafür aber müss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sich in Italien aufhalten und das Justizministerium zustimmen.

Doch Europa setzt ohnehin andere Prioritäten. Kürzlich traf ein Berater der italien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eine libysche Delegation. Ihr gehörte Saddam Haftar an – der Mann, dem die TBZ untersteht.

Nikolai Antoniadis, Asia Haidar, Steffen Lüdke Mitarbeit: Mohannad Alkhalil Alnaj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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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office of Khalifa Haftar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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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waren Epsteins Opfer – und suchten neue Frauen für ihn

Missbrauch Der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hatte Assistentinnen und Partnerinnen, die ihm immer wieder neue Opfer zuführten. Warum taten sie anderen Frauen so etwas an?

Vor etwa zwölf Jahren trifft sich Céline in Paris mit einer Frau. Sie soll hier Anya heißen. Auch Céline heißt in Wirklichkeit anders.

Anya sei sehr schön gewesen und sehr freundlich. Sie habe gefragt, woher Céline komme, was sie studiert habe, was sie sich für ihre berufliche Zukunft wünsche. Céline erzählt ihr, dass sie von einem Job im Finanzwesen träumt, und Anya verspricht zu helfen.

Es ist ihr erstes Treffen, aber Céline fühlt sich wohl mit Anya. Sie glaubt ihr.

Kurz darauf bringt Anya sie in die Avenue Foch 22, die Pariser Wohnung von Jeffrey Epstein, so erzählt Céline es. Sie erinnert sich, dass er charmant war und erzählte, dass er nach einer Assistentin suche. Ob sie sich das vorstellen könne? Céline stimmte zu. »Ich dachte, ich würde den amerikanischen Traum bekommen«, sagt sie heute. »Aber

ich bekam einen amerikanischen Albtraum.« Vermittelt von Anya, der Frau, der sie vertraut hatte.

In Artikeln über d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der sich 2019 im Gefängnis erhängte, geht es oft um mächtige Männer, die ihm halfen oder von ihm profitierten. Um den ehemaligen US-Präsidenten Bill Clinton, der mit Epstein im Privatjet flog. Um den damaligen britischen Prinzen Andrew, der sich mutmaßlich Models von ihm zuführen ließ. Doch Epsteins Missbrauchsmaschinerie wäre nicht möglich gewesen ohne die vielen Frauen, die sie am Laufen hielten. Manche von ihnen waren mit Epstein liiert. Andere arbeiteten als seine »Assistentinnen«.

Einige versorgten Epstein über Jahre mit immer neuen Opfern. Weltweit gingen sie auf die Suche nach Models, die sie ihm vorstellen konnten. Sie durchforsteten Fashion-Agenturen und hielten Ausschau in Ballettschulen – manche vermittelten Epstein sogar ihre Freundinnen. Viele der Anwerberinnen

US Justice Department / Capital Pictures / IMA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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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ssten aus eigener Erfahrung, was er den Neuen antun würde, denn Epstein hatte einst auch sie missbraucht. Trotzdem rekrutierten sie weiter für ihn – und ermöglichten neue Übergriffe.

Warum tun Frauen anderen Frauen so etwas an? Anya ringt bis heute um eine Antwort.

Es dauert mehrere Wochen, bis sie sich zu einem Gespräch bereit erklärt. Am liebsten, sagt sie, wolle sie nie mehr über Epstein reden, und eine Zeit lang schien das möglich. Epstein wurde 2019 in den USA angeklagt, weil er einen Missbrauchsring mit Minderjährigen betrieben haben soll. Einige Wochen nach seiner Festnahme beging er Suizid.

Anya lebte in den Jahren danach ein vergleichsweise unbehelligtes Leben. Die Presse interessierte sich für Epsteins mögliche »Kunden«, weniger für seine Mitarbeiterinnen. Doch dann stellte das US-Justizministerium ab Dezember 2025 Dokumente aus Epsteins Prozess ins Netz. In den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Seiten finden sich auch zahlreiche Nachrichten zwischen Epstein und Anya.

Man kann nachlesen, wie Anya ihm ein Nacktfoto eines »außergewöhnlichen« Models schickt – offenbar als Entscheidungshilfe, ob er die Frau kennenlernen wolle. Ein anderes Mal bietet Anya ihm an, eine Frau zu tadeln, weil sie »zu schüchtern« war. Immer wieder »bearbeitet« sie ihre Freundinnen, damit sie sich auf eine Begegnung mit Epstein einlassen. Nachdem die E-Mails Ende 2025 publik werden, steht Anya plötzlich als Epsteins Komplizi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Mehrere russische Medien veröffentlichen ihren neuen Namen, unter dem sie seit einiger Zeit lebt. Ihre Fotos und die Biografien ihrer Eltern verbreiten sich im Netz. Nur um »dieses Mobbing zu beenden«, stimmt Anya schließlich einem Gespräch mit dem SPIEGEL zu. Trotzdem besteht sie am Ende darauf, dass ihre Identität in diesem Text nicht offengelegt wird.

»Über diese Dinge zu reden, fällt mir schwer«, sagt Anya, als sie in einem Videotelefonat erscheint. »Es tut weh.« Aber sie will ihre Version der Geschichte erzählen. Die E-Mails, in denen sie Frauen für Epstein rekrutierte, enthielten nur einen Teil der Wahrheit. Wie er sie dazu gebracht habe – das stehe nicht in den Nachrichten.

Anya lernt Jeffrey Epstein nach eigenen Angaben 2008 kennen. Sie arbeitet damals als Model und ist für Castings in Paris. Dort habe ein Mann sie in der Lobby ihrer Agentur angesprochen: Er heißt Daniel Siad und wird später bekannt als Epsteins »Fixer«. Siad wirbt weltweit Frauen an und prophezeit ihnen eine Modelkarriere. Manche der Frauen landen bei Epstein und werden von ihm missbraucht. Die französische Justiz beginnt 2026 Ermittlungen gegen Siad, doch im Juli stirbt er überraschend. Er stritt bis zu seinem Tod ab, dass er wusste, dass Ep-

Epstein Frauen missbrauchte. Dass Siad ein Teil von Epsteins System war, steht jedoch außer Frage.

Anya erinnert sich, dass Siad ihr 2008 in der Lobby ihrer Pariser Agentur Komplimente macht. Sie sei offenbar klüger als andere Models – ob sie mal daran gedacht hätte, nach New York zu gehen? »Er kenne da einen Geschäftsmann, der Verbindungen zu Victoria's Secret habe. Ob ich ihn treffen wolle?«

Noch am selben Abend führt Siad Anya zur Avenue Foch 22, Epsteins Wohnung in Paris. Dort wartet der Investor auf sie. Unter Stuck und einem Kronleuchter habe er Anya nach ihren Karriereplänen gefragt. »Er sagte, er wisse, dass es vielen Männern in der Modeindustrie nur um Sex gehe – aber das sei nicht sein Ziel«, sagt Anya heute. Epstein gibt sich als Philanthrop, dem es einfach Freude mache, Menschen zu unterstützen. »Ich dachte: Wow, dieser Typ ist unglaublich.« Sie habe sich gefühlt, als hätte sie im Lotto gewonnen.

Dieses Gefühl wird noch stärker, als Epstein ihr wirklich ein Casting bei einer wichtigen Modelagentur verschafft. Doch Anya wird abgelehnt, so erzählt sie es. Um sie aufzumuntern, lädt Epstein sie zu sich nach Florida ein. »Er sagte: Komm, tank ein bisschen Sonne, und dann reden wir.«

Im Gespräch mit dem SPIEGEL wird Anyas Stimme von diesem Moment an leiser. Manchmal ringt sie jetzt nach Worten oder stolpert schnell durch die Sätze. Man merkt, dass sie nicht gern über ihre Zeit bei Epstein spricht. Sie tut es trotzdem, insgesamt mehr als zwei Stunden lang.

Als Anya in Florida ankommt, besucht sie Epstein in seinem Büro. Mehrere »Assis-

«Assistentinnen» sind da, so schildert sie es. Epstein habe sie in ein Hinterzimmer geführt. »Und dann verhielt er sich zum ersten Mal wirklich unangemessen. Ich war geschockt.«

Anya bittet, die Details des Missbrauchs nicht erzählen zu müssen. Nur so viel: Epstein habe keine rohe Gewalt angewandt, aber er sei aggressiv gewesen und habe Dinge getan, die sie nicht gewollt habe.

Trotz des Übergriffs sagt Anya zu, als Epstein sie anschließend bittet, seine Assistentin zu werden. »Es ist schwer zu verstehen, aber ich dachte damals: Ich bin das Problem, weil ich mich so anstelle«, sagt sie. Anya wurde in Russland geboren, die amerikanische Kultur ist ihr damals fremd – und sie habe den Fehler bei sich gesucht. »Ich war sicher: Mit mir stimmt etwas nicht. Ich bin einfach zu prüde.«

Anyas Zweifel rühren auch daher, dass Epstein ein wichtiger Mann ist. Prominente gehen bei ihm ein und aus, Schauspieler, Politiker und Ärzte reißen sich um den Kontakt mit ihm. »Ich dachte: Wer bin ich, dass ich ihn infrage stelle?«, sagt Anya heute. »Ich war überzeugt: Ich bin diejenige, die hier nicht normal ist.«

Anya wird eine von mindestens vier »Assistentinnen« Epsteins und reist mit ihm um die Welt. Sie verkehrt in elitären Kreisen und verdient gut. Teils bekommt sie monatlich mehr als 8000 Dollar, das zeigen die veröffentlichten Akten. Einmal überweist Epstein ihr fast eine Viertelmillion »für die Familie«. Sie gibt an, das Geld als Kredit erhalten zu haben.

Anya führt ein Jetset-Leben, aber es hat seinen Preis. Ihr Job habe vor allem darin bestanden, Epstein einmal am Tag zu »mas-

Epstein-Bekannter Clinton, Unbekannte: Mächtige Männer, die profitie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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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l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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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l-Salmallah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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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elfer Siad, Epstein-Residenz in Paris, Massagetisch: »Es ist schwer zu verstehen«

sieren«, sagt sie. Jeden Tag habe er sich dafür eine andere Assistentin ausgesucht. Er verlangt von den Frauen Gehorsam: Make-up sei verboten gewesen, ebenso Nagellack. Was ihm an einem Körper nicht gefällt, soll geändert werden: Haare schneiden, Leberfleck entfernen, Tätowierungen weglasern. Epstein habe jederzeit wissen wollen, wo Anya sich aufhält. Und er drängt darauf, dass sie weitere »Mädchen« für ihn findet.

»Er hat riesigen Druck auf uns ausgeübt«, sagt Anya. »Er sagte: Ich brauche mehr Assistentinnen.«

Die Vorgabe: Sie müssen jung aussehen, aber über 18 sein. Das liegt an Epsteins Vorgeschichte. 2008 bekannte er sich in Florida schuldig, weil er eine Minderjährige zur Prostitution anstiftete. Von da an versucht er, sich rechtlich abzusichern. »Es ist illegal, Fotos von Mädchen unter 18 zu schicken«, schreibt er einer jungen Frau, die ihm Bilder

anbietet. Man müsse »auf Nummer sicher gehen«. Auch seine Assistentinnen.

Frauen, die sich widersetzen oder kündigen wollen, droht er, ihr Leben zu zerstören – so erzählt es Anya. Einer ehemaligen Assistentin hetzt er demnach einen Privatdetektiv auf den Hals. Als der die Frau gefunden habe, habe er ihr ausgerichtet, dass sie Epstein 700.000 Dollar schulde.

»Ich wusste einfach nicht, wie ich da rauskomme«, sagt Anya. »Je länger du dabei bist, desto mehr steckst du in der Falle.«

Nicht alles, was Anya berichtet, lässt sich überprüfen. Aber vieles deckt sich mit den Erzählungen weiterer Frauen. Dass Epstein Make-up und Nagellack hasste, schildert auch eine andere Assistentin. Und in den Dokumenten, die das US-Justizministerium freigab, finden sich zahlreiche Belege für sein Kontrollverhalten. Er herrscht Frauen an, wenn die von ihm bezahlten Wohnungen

nicht aufgeräumt sind: »Die Küche ist schmutzig. Dildos liegen herum. Ich bin sehr, sehr enttäuscht«, heißt es in einer E-Mail. Einer Ex-Freundin schickt Epstein einen Katalog an Forderungen: Er dulde keine Diskussionen zwischen Montag und Freitag, verlange, dass sie viermal pro Woche Sport treibt und jeden Monat ein Buch liest, ausgewählt aus einer Liste, die er ihr zur Verfügung stellt.

Auch diese Frau wird von Epstein misshandelt, so erzählt sie es später Ermittlern. Und auch sie sucht trotzdem nach immer neuen Opfern für ihn. »Ich werde versuchen, Mädchen zu finden, wann immer wir in New York sind«, schreibt sie in einer Nachricht. Auch wenn sie wisse, wozu er »fähig« sei.

Dass Frauen, die Missbrauch erleben, andere Frauen in dieselbe Falle locken, wirkt widersprüchlich. Doch es ist ein typisches Muster, auch außerhalb von Epsteins Netzwerk. Einem Bericht der Uno zufolge waren im Jahr 2020 etwa 40 Prozent der weltweit verurteilten Menschenhändler weiblich. In manchen Ländern seien weibliche Menschenhändler »die Norm«.

Die Motive der Täterinnen sind wenig erforscht. Doch eine niederländische Studie aus dem Jahr 2015 liefert Indizien, warum sie sich an solchem Missbrauch beteiligen.

Für ihre Untersuchung werteten zwei Kriminologen einer Universität in Amsterdam Gerichtsakten zu 96 Frauen aus, die in den Niederlanden wegen Menschenhandels verurteilt wurden. Das Ergebnis: Mehr als 70 Prozent begingen ihre Taten gemeinsam mit einem Lebenspartner. Manche sagten, sie hätten Angst vor ihrem Mann gehabt und deshalb bei seinen Verbrechen mitgemacht. Andere suchten aus Liebe nach neuen Opfern. Wieder andere waren zuvor selbst ausgebeutet worden und versuchten, der Gewalt zu entkommen. Sie wechselten die Seite – und wurden von der Betroffenen zur Beteiligten.

Experten erkennen ein weiteres Muster. Häufig kommen Opfer von Menschenhandel aus prekären Verhältnissen, in denen sie wenig Anerkennung und Stabilität erfahren. Dazu passt, dass Epsteins Helferinnen in vielen Fällen aus dem Ausland stammten, oft aus Osteuropa. Mehreren jungen Frauen ermöglichte er ein Leben in den USA. Manche der Frauen schien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aum jemanden zu kennen: Ihre Familien, ihr soziales Netzwerk – all das war weit weg. Sie waren isolierter und womöglich leichter zu manipulieren.

Der SPIEGEL fand Hinweise auf mindestens ein halbes Dutzend Models aus Russland, Polen und der Ukraine, die offenbar eine Beziehung zu Epstein pflegten – und später oder zeitgleich für ihn in ihren Heimatländern rekrutierten. »Ich weiß nicht, ob du es weißt, aber (geschwärzter Name) macht dasselbe wie ich ... nicht nur Mod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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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eibt eine Polin. »Was soll ich dir aus Schweden mitbringen – außer Mädchen?«, fragt eine Frau aus Russland. Epstein bezahlte den Anwerberinnen Studiengänge, Wohnungen und Visa, aber auch Schönheitsbehandlungen und Arztbesuche. Im Gegenzug bekam er von ihnen offenbar sexuelle Handlungen und »girls«.

Waren diese Frauen Opfer? Oder Opportunistinnen?

Auch Anya nimmt das Geld und die Chancen, die Epstein ihr bietet. Unterstützt ihre Familie in Osteuropa, wird Vorsitzende einer Stiftung, für die er spendet. Aber sie entwickelt auch eine Essstörung und Schlafprobleme, so erzählt sie es. Trotzdem arbeitet sie jahrelang für Epstein und stellt ihm Frauen vor.

»Sie ist sehr süß, könnte auch ungezogen sein«, schreibt Anya ihm einmal über eine Ukrainerin. Ein anderes Mal bringt sie ihm offenbar ihre Freundin mit. »Sind schon auf dem Weg!«, heißt es in einer Nachricht. »Alle enthaart!«

Ab 2017 nutzt Anya offenbar auch ein Pseudonym, um mit Epstein zu kommunizieren, »Julia Santos«. Der SPIEGEL konnte E-Mails, die unter diesem Namen verfasst wurden, teilweise Anya zuordnen. In einer Mail preist »Julia Santos« Epstein ein Model aus der Ukraine an, schreibt ihm, dass es von der Frau ein früheres Softpornovideo gebe, in dem sie erst 14 oder 15 gewesen sei. Manchmal schickt sie einen Zwischenstand ihrer Rekrutierungen. »Sie sieht besser aus«, schreibt sie über eine Frau, die offenbar aus dem russischen Sotschi stammt: »Sie ist bald bereit.« Anya sagt heute, das Pseudonym sei von mehreren Assistentinnen Epsteins benutzt worden. Der SPIEGEL fand darauf keinen Hinweis.

Anya übernimmt für Epstein auch eine Zwischenrolle: Mindestens einmal begutachtet sie eine Kandidatin, die ein mutmaßlicher Komplize ausgesucht hat. Anya soll offenbar entscheiden, ob die Neue gut genug für Epstein ist. Die Frau heißt in diesem Artikel Céline.

Ende 2013 spricht Daniel Siad, Epsteins »Fixer«, die junge Hostess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in Paris an. Siad habe sich als Modelagent vorgestellt und ihr einen Nebenjob angeboten, so erzählt es Céline. Er vermittelt sie schließlich an Anya.

»Ich habe mich mit ihr wohlgefühlt«, sagt Céline über das Treffen. Genau das war wohl Anyas wichtigster Job: Sie sollte Céline in Sicherheit wiegen. »Weibliche Menschenhändler erwecken bei ihren Opfern oft weniger Misstrauen«, sagt die spanische Kriminologin Andrea Giménez-Salinas Framis, die das Phänomen erforscht. »Viele vertrauen einer Frau einfach mehr als einem Mann.« Weibliche Anwerberinnen seien deshalb für viele Menschenhandelsnetzwerke »essenziell«.

»Ich musste alle Gefühle unterdrücken. Sonst hätte ich nicht überlebt.«

Anya, Ex-Epstein-Assistentin

Anya führt Céline zu Epstein, der sie danach anstellt. Wenn man Céline heute fragt, was sie in ihrem Job tun musste, bricht sie in Tränen aus. »Ich war seine Sklavin«, sagt sie.

Mehrere Jahre lang habe Céline Epstein zur Verfügung gestanden »für alles, was er brauchte«. Manchmal habe er eine Massage verlangt, bei der er sie berührte. Manchmal sollte sie ihm eine Creme in der Apotheke besorgen. Auch Céline sagt, sie habe weder Nagellack noch Make-up tragen dürfen, sogar über ihre Kleidung habe Epstein bestimmt. »Ich gehörte mir nicht mehr selbst«, sagt sie. »Alles war seins. Mein Körper. Mein Kopf. Alles.«

Anya bringt Céline offenbar in dieselbe Lage, in der sie sich selbst befand. »Ich hatte mich so an meinen Missbrauch gewöhnt, dass ich den Gedanken verdrängte, was mit den Neuen passiert«, sagt Anya heute. »Ich musste alle Gefühle unterdrücken. Sonst hätte ich nicht überlebt.«

Diese Reaktion sei für Missbrauchsopfer nicht ungewöhnlich, erklärt Coral Dando, forensische Psychologin von der Universität Westminster. »Am Anfang ist das, was man sieht und tun soll, schrecklich. Aber dann stumpft man ab. Es wird Alltag.« Dando, die früher Polizeibeamtin war, hält Anyas

Schilderung für plausibel. Es sei möglich, dass die Russin aus Not handelte. Die Expertin sagt aber auch: Nicht jede Täterin agiere unter Zwang und verdiene Absolution. »Manche sind auch einfach kriminell und bösartig.«

Was Anya und die anderen Helferinnen tatsächlich antrieb, lässt sich heute nicht sicher sagen. In den Akten des US-Justizministeriums ist die Mehrheit ihrer Namen geschwärzt, was darauf hindeutet, dass die Behörde sie als Geschädigte einstuft. Gegen Anya wurde nie ermittelt, ebenso wenig gegen die meisten anderen Anwerberinnen.

Und doch klingen die Frauen in vielen Nachrichten wie Epsteins Komplizinnen. Manche der E-Mails sind euphorisch, anbiedernd oder preisen ihm Frauen an wie Ware. Wo der Zwang der Helferinnen endete und wo vielleicht ihr persönlicher Vorteil begann, ist unklar.

Viele, die an Epsteins System partizipierten, sagen heute, sie seien nur Opfer gewesen. Sarah Kellen, eine andere ehemalige Assistentin Epsteins, organisierte jahrelang die Treffen junger Frauen und Mädchen mit ihm und führte sie mutmaßlich sogar in den Massageraum, wo Epstein sie misshandelte. Kellen gibt nun an, sie sei selbst »wöchentlich« von Epstein vergewaltigt worden. »Jeden Tag wurde mir vor Augen geführt, wie mächtig er war«, gab sie vor einem US-Untersuchungsausschuss zu Protokoll. »Ihm zu widersprechen, hätte bedeutet, dass ich alles verliere: meine Arbeit, mein Zuhause, jeden auf der Welt, den ich kenne, sogar mein Leben.«

Auch Céline erzählt, sie sei von Epstein bedroht worden. Einmal habe er ihr geschil-

Finanzier Epstein, Partnerin Maxwell in New York 2005: »Alles war s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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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a Schmidhorn / Patrick McMullan / Getty Images


SPIEGEL TV Prog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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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Rechtsextremes Ehepaar Heise bei Demonstration

SPIEGEL TV

MONTAG, 24. 8., 23.25 – 0.00 UHR, RTL

Der Neonazi und das Millionenerbe

Thorsten Heise ist einer der umtriebigsten Neonazis Deutschlands. Er gehört zur Führung der rechtsextremen Partei »Die Heimat«, ist Strippenzieher in der militanten Kameradschaftsszene, betreibt einen rechten Versandhandel und spielt beim Geschäft mit Rechtsrock mit. Und neuerdings sind Heise und seine Ehefrau Nicole auch Erben eines Millionenvermögens. Es geht um eine Tierärztin aus Schweden, die Teile ihres Lebens in Deutschland verbracht hat und selbst sehr weit rechts stand. Knapp ein Jahr vor ihrem Tod setzt die damals 90-Jährige das Ehepaar Heise als Alleinerben ein, zu einem Zeitpunkt, an dem sie bereits dement gewesen sein könnte. Für Angehörige und Freunde der Verstorbenen wirft das Fragen auf.

KULTURDOKU

MITTWOCH, 26. 8., 20.15 – 21.00 UHR, 3SAT

Wahlen im Osten:

Der Kampf um die Kultur

Im Wahljahr 2026 wird Kultur in Ostdeutschland zum politischen Streitfeld. Die Doku-

mentation zeigt, wie das Ringen um Deutungshoheit Kunst, Kultur und Demokratie verändert. Zwischen Theater, Museen, Jugendkultur und Volksfesten begleitet die Doku Kulturschaffende, Politiker,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in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und Sachsen. Sie zeigt, wie Kultur zum politischen Streitfeld wird.

ARD STORY

DIENSTAG, 25. 8., 22.50 – 23.35 UHR, ARD

Pornoflut und erste Liebe – Zwischen Verbot und Aufklärung

Junge Menschen sind heute immer früher mit Pornografie konfrontiert – und haben zugleich ihre ersten sexuellen Erfahrungen so spät wie keine Generation zuvor. Die ARD Story fragt, wie Pornografie die sexuelle Entwicklung von Jugendlichen verändert und warum Erwachsene über ein Thema schweigen, das längst zum Alltag vieler Kinder gehört. Der Film veranschaulicht zudem, warum Verbote allein nicht schützen können und weshalb Aufklärung, Orientierung und offene Gespräche heute wichtiger sind denn je. Wenn Pornografie früher kommt als das Gespräch über Liebe und Sexualität, übernimmt das Internet die Aufklä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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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t-Dok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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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Aufklärer Ben Scholz

Foto: Herbert J. SPIEGEL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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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t, dass eine Assistentin, die ihn verlassen habe, zwei Wochen später tot gefunden worden sei. Es habe geklungen wie eine Warnung.

Céline bleibt bei ihm – und ist nicht sein letztes Opfer. Sie sagt, sie habe in ihrer Zeit bei Epstein unzählige Frauen in seiner Wohnung gesehen, die meisten aus Russland und der Ukraine. »Ich habe ihnen immer gesagt: Nehmt, was ihr nehmen wollt. Aber bleibt auf keinen Fall hier.« Céline beteuert, sie selbst habe nie Frauen für ihn rekrutiert.

Der Kreislauf aus Ausbeutung und Anwerbung endet erst, als Epstein 2019 stirbt. »Erst war ich erleichtert«, sagt Anya. »Aber dann...« Epstein wurde für den Großteil seiner Taten nie verurteilt. »Er hat einen Ausweg gefunden, ohne dass er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ird.«

Auch die meisten seiner Helfer – und Helferinnen – standen nie vor Gericht. Von den zahlreichen Frauen und Männern, die Epsteins System stützten, wurde nur eine einzige Person verurteilt: Ghislaine Maxwell, Epsteins langjährige Lebensgefährtin. Sie verblüßt eine 20-jährige Haftstrafe in den USA. Auch sie warb jahrelang Frauen und Mädchen für Epstein an. Maxwell, die aus einer wohlhabenden britischen Familie stammt, äußerte sich bis heute nicht zu ihren Motiven oder zeigte Reue. Im Gegensatz zu Anya.

»Ich streite nicht ab, dass ich Frauen rekrutiert habe«, sagt sie. »Ich mache mir deshalb riesige Vorwürfe. Aber ich war nicht allein, sondern eine von vielen. Und es hat Jahre gedauert, bis ich nicht nur Scham und Schuld empfand, sondern auch anerkennen konnte: Ich war ebenfalls Opfer.«

Rund zwölf Jahre ist es her, dass Anya Céline zu Jeffrey Epstein brachte. Seit sieben Jahren ist ihr Peiniger tot – aber Céline leidet bis heute unter den Folgen. »Ich muss immer noch jeden Tag um ein normales Leben kämpfen«, erzählt sie.

Sie erlebe Angstzustände, traue sich nicht einmal, U-Bahn zu fahren. Früher habe sie davon geträumt, zu heiraten, eine Familie zu gründen – jetzt scheine ihr das unmöglich. »Ich glaube nicht, dass das für mich passieren wird.« Zeitweise weint sie im Gespräch so stark, dass sie das Interview unterbrechen muss.

Was denkt Céline über Anya, die Frau, die sie anwarb? Gibt sie ihr die Schuld an ihrem Schmerz? »Sie war auch ein Opfer«, antwortet Céline. »Sie wurde gezwungen.«

Auch Anya berichtet, sie sei bis heute in Therapie. Sie habe das Erlebte noch lange nicht verarbeitet.

Epstein, sagt Céline, sei zwar tot. »Aber er regiert immer noch unser Leben.«

Sophia Baumann, Alexandra Berlin, Jonas Halbe, Roman Höfner, Daniel Laufer, Frederik Obermaier, Bastian Obermayer, Maria Retter, Michael Sunting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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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Grünen Haut« nach Nordkorea

Ortstermin Nach fast sechs Jahren rollt der Zug Peking–Pjöngjang wieder. Eine Nacht im Schlafwagen, in Richtung eines isolierten Landes.

Nicht einmal der Zugbegleiter mit seinem Servierwagen kommt rein in die Waggons Nummer 17 und 18. Mit seinem Wägelchen voll kaltem Jasmintee, Beef Jerky und Bierdosen dreht er vor der Tür zur 17 ab. »Kein Zutritt« steht auf Chinesisch daran. Der Durchgang ist verschlossen. Das Einzige, was vom nächsten Waggon zu erspähen ist, sind Milchglasscheiben.

Hier gibt’s nichts zu sehen, schnauzt jetzt, an einem Montagabend im Juli, auch ein Schaffner. Gibt es wohl: Die Waggons 17 und 18 des Personenzugs K27 fahren ins von der Außenwelt abgeschottete Nordkorea. Zwar steigen die meisten Fahrgäste in der chinesischen Grenzstadt Dandong aus. Die beiden letzten Zugteile aber queren die chinesisch-koreanische Freundschaftsbrücke über den Grenzfluss Yalu. Endstation Pjöngjang.

Der K27 nach Nordkorea ist einer der wenigen Eintrittspunkte in eine sonst fast verschlossene Welt. Es ist, als würde durch ihn die »unzerbrechliche Freundschaft« zwischen China und Nordkorea aufgegleist, die die Machthaber Xi Jinping und Kim Jong Un so oft beschwören. Wer wohl drinsitzt?

Schon vor Abreise stellten chinesische Polizisten am Gleis 12 in Peking sicher, dass keiner einen Blick wagen konnte. Die Türen der letzten beiden Waggons wurden von je zwei Uniformierten bewacht. Sie scheuchten jeden weg, der zu nah ranging.

Bleibt einem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in die vorderen Abteile einzusteigen: 14 Stunden im Schlafwagen der »Grünen Haut«, so nennen die Chinesen die Eisenbahn mit dem moosgrünen Anstrich, ein jahrzehntealtes Teil, nicht vergleichbar mit den chinesischen Hochgeschwindigkeitszügen.

Es dauert keine Viertelstunde, bis der erste Chinese sich vor der Schlafwagentoilette eine Zigarette ansteckt. Der Rauch, der diese Nacht begleiten wird wie ein schlechtes Schlaflied, zieht in die Stockbetten, meist drei übereinander, 66 pro Waggon.

Die Leute hängen in ihren Bett am Handy, manche pennen direkt ein, ein paar Männer haben Spielkarten ausgepackt. Die Ersten ziehen ihre Socken aus. Es ruckelt, als würde die »Grüne Haut« gleich entgleisen.

Die wenigsten Fahrgäste wissen, dass ein Teil des Zugs nach Nordkorea weiterfährt. Es interessiert kaum jemanden, in

welch diplomatisch heiklem Geschoss er unterwegs ist.

1953, der Koreakrieg war gerade vorbei, in dem die Chinesen an der Seite der Koreaner gegen den Süden gekämpft hatten, einigten sich Peking und Pjöngjang auf den Aufbau der Bahnlinie. Gleise der sozialistischen Verbrüderung. Solange der Zug geht, geht es vorwärts. Solange es Gleise gibt, gibt es Verbindung.

Am Anfang der Coronapandemie riegelte Pjöngjang seine Grenzen ab, um Infektionen zu verhindern, wie es hieß. Der K27 stellte seinen Betrieb ein, zum ersten Mal seit 66 Jahren. Und auch sonst hat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Peking und Pjöngjang in dieser Zeit gelitten.

Kompliziert war sie immer gewesen: Nordkorea kann ohne China nicht existieren. Es ist wirtschaftlich abhängig, etwa 95 Prozent aller Waren, von Medikamenten bis Autos, kommen aus dem großen Nachbarland.

Für Peking ist die Abhängigkeit praktisch. Es konnte den kleinen Nachbarn als Puffer gegen die in Südkorea stationierten US-Truppen stets gut gebrauchen.

Passagiere im Speisewagen des K27: Diplomatisch heikles Gesch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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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Doch in der Pandemie verschob sich etwas. Der Handel zwischen China und Nordkorea kam fast zum Erliegen. Diktator Kim Jong Un stoppte Tourismusvisa für Chinesen und näherte sich Russland an: Nordkoreanische Soldaten kämpfen und sterben seither in Wladimir Putins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im Tausch gegen Gas, Militärtechnik und Lebensmittel. Kims Wirtschaft ist so, fast unbemerkt, seit 2024 um jährlich mehr als drei Prozent gewachsen.

Seit diesem Frühjahr rollt die »Grüne Haut« wieder. Wirtschaftlich lohnt sich die Bahnstrecke nicht, es gibt Direktflüge, aber als Zeichen, dass sich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Kim und Xi wieder aufwärmt, dient sie wohl. Nordkorea mag vom großen Rest der Welt geächtet sein. Nach China fährt wieder viermal die Woche die Bahn.

Erst neulich besuchte Xi in seiner ersten Auslandsreise des Jahres Pjöngjang. Die »traditionelle Freundschaft« zwischen China und Nordkorea sei »ein wertvolles gemeinsames Gut der beiden Länder«, schrieb er. Kim selbst, der, wenn er überhaupt ins Ausland reist, fast nur Zug fährt, nutzt dieselben Gleise wie der K27, um Peking zu erreichen.

Vor den Fenstern wird es über den Maisfeldern Nacht. Zweiter Versuch, wer sitzt in Wagen 17 und 18?

»Nur zwei Leute heute«, raunt eine Schaffnerin, während sie im Speisewagen Pause macht. Aber sie wisse es selbst nicht genau. Nicht mal das Personal dürfe rüber. Früher hätten oft chinesische Reisegruppen in den Waggons nach Pjöngjang gesessen. Seit der Visumprozess für Chinesen schwierig geworden ist, könne es sich bei den Passagieren nur mehr um Nordkoreaner handeln, um Diplomaten oder Leute, die Business betreiben.

Im Sitzabteil direkt vor den mysteriösen Nordkorea-Wagen, in der billigsten Ticketklasse, kauen zwei Chinesinnen und zwei Chinesen auf Sonnenblumenkernen. Sie sagen, dass sie in der Stahlindustrie arbeiten.

Sie werden bis zur Grenzstadt Dandong am Yalu-Fluss fahren, auf dessen anderer Seite Nordkorea liegt. Hier fahren chinesische Ausflugsboote nah ans nordkoreanische Ufer, und in den Hotels liegen Feldstecher bereit, um die Nachbarn zu beobachten.

Nachts ist es drüben in Nordkorea stockfinster, während in Dandong die Uferpromenade mit gelben Lichterketten eingerahmt ist wie eine Goldküste.

Um zehn Uhr werden in den Abteilen die Lampen gelöscht, Passagiere pfriemeln sich Ohropax in die Ohren, setzen Schlafmasken auf. Und während man von der »Grünen Haut« unsanft in den Schlaf gewiegt wird, bleibt Zeit für Gedanken: Könnte man die Tür zu Wagen 17 öffnen, was würde man so einen nordkoreanischen Diplomaten fragen? Kehrst du freiwillig in deine Diktatur zurück? Und hat man euch auch mit Bier versorgt?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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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Thielau / REUTERS

Der Moment

Thailand ist das Land mit der höchsten Waffendichte Südostasiens. Auf 100 Bürger kommen 15 Waffen, insgesamt geschätzte 10 Millionen. Piyawat Lumlertwittaya, 29, arbeitet in einem Waffenladen in Bangkok. Er stellt das Gewehr zurück in den Schrank: Bis auf Weiteres sind Genehmigungen zum Waffenkauf ausgesetzt, der Premier kündigte strengere Gesetze an. Zum zweiten Mal in diesem Jahr hat ein junger Mann an einer Schule das Feuer eröffnet. Anfang August erschoss ein 14-Jähriger nahe der Hauptstadt Lehrer und Mitschüler. MST

SCHAUT AUF DIESE STADT

Neue Polizei, alte Tricks

Rio Neulich, als ich aus dem Haus trat, standen an der Ecke zwei Typen im Schatten eines gepanzerten Wagens. Mit ihrer Baskenmütze, der Pistole im Gürtel und ihrer schwarz-gelben Uniform wirkten sie wie die Schmieresteher einer privaten Securityfirma, die den Bürgersteig scannen, wenn ein Geldautomat geleert wird. Statt der 17. Tierhandlung oder der 38. Apotheke, dachte ich, hat zur Abwechslung vielleicht eine neue Bank eröffnet. Aber nein.

Als die beiden Schwarz-Gelben tags darauf wieder dort standen, sah ich genauer hin. »Força Municipal« stand auf ihren Ärmeln. Das Netz klärte mich auf: Sie gehören zu einer neuen Polizeieinheit, die auch in meinem Viertelpatrouilliert und etwas gegen die Kriminalität tun soll. Ich verstand.

Der damalige Bürgermeister, der sich bei den Wahlen im Oktober als Gouverneur be-

bewirbt, brauchte ein Zeichen, dass er das Unsicherheitsgefühl der Bevölkerung ernst nimmt. Die Gründung neuer Polizeieinheiten ist ein beliebter Move. Als ich vor Jahren herzog, war gerade ein Bataillon gegründet worden, das die Armenhügel zurückerobern sollte, die der Staat an Drogenbanden verloren hatte. Die Weltpresse feierte die Friedenstruppe als Modell der Zukunft, das die Stadt für die WM-Touristen sicher mache. Für den damaligen Gouverneur Sergio Cabral war es ein guter Deal. Sinkende Gewaltstatistiken sicherten ihm die Wiederwahl. In den Knast brachte ihn später die Korruption. Das gleiche Schicksal ereilte Cabrals Nachfolger. Dessen Nachfolger wiederum, ein Richter namens Wilson Witzel, kam ins Amt, als die Drogenmafia wieder die Kontrolle in den Favelas hatte.

Witzel, der mit dem alten Slogan »Nur ein toter Bandit ist ein guter Bandit« auf Stimmenfang gegangen war, wurde zum Verhängnis, dass er sich während der Pandemie aus der Kasse des Gesundheitssystems bedient haben soll. Sein Stellvertreter, der Bolsonaro-Freund Claudio Castro, in dessen Amtszeit Polizeimassaker fielen, trat Anfang des Jahres zurück, um einer Absetzung zu entgehen. Eigentlich würde jetzt der Präsident des Landesparlaments das Vakuum bis zu den Wahlen füllen, aber der Mann sitzt in Haft, weil er das organisierte Verbrechen mit Informationen zu Ermittlungen gefüttert hat.

Um diese Stadt zu zivilisieren, braucht es keine neue Bürgersteigpatrouille. Sondern eine Hinterzimmerpolizei. Marian Bla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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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Marian Blasberg, Christoph Giesen, Julia Amalia Heyer, Leo Klimm, Dunja Ramadan und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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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65

WAHLEN IN FRANKREICH

Letzter Sommer des Sonnenkönigs

Es war noch einmal ein Foto nach Emmanuel Macrons Geschmack: ein immer noch jugendlicher Präsident, dessen gebräunte Arme einen Jetski übers Meer steuern. »Paris Match«, das Fachblatt für die Sorgen der Schönen und Mächtigen, druckte es auf die Titelseite. »Der letzte Sommer der Macht« lautete die Zeile zu einer Homestory über Macrons Ferienbüro und die Nachricht, dass er sich seinen Espresso selbst zubereitet. Der Tenor: Macron hat es nicht leicht. Mit 48 Jahren steckt er voller Energie und blickt dennoch auf das Ende seiner Karriere. Tatsächlich ist ihm in der letzten Amtsphase die Macht abhandengekommen, die Dinge zu gestalten. Im Frühjahr 2027 wird ein neuer Präsident gewählt. Um nicht als »lame duck« zu erscheinen, bereist Macron rastlos den Globus. Ein Vertrauter sagte: »Er redet, als stünden ihm noch drei Amtsperioden bevor.« Doch nach seiner unseligen Entscheidung, im Juni 2024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aufzulösen, machten seine Gegner die Erhöhung des Rentenalters rückgängig. Auch ein Verbot sozialer Medien für unter 15-Jährige stoppte der Verfassungsrat. »Ergeben Sie sich nicht dem Defätismus«, sagte Macron zum Ende seiner Ferien, als spräche er sich selbst Mut zu. Den scheint Marine Le Pen nicht zu brauchen: Die Chefin des Rassemblement National will erneut für den Elysée kandidieren, für sie wäre es der größte Triumph, den Sonnenkönig zu beerben und zu zerstören, was ihm lieb und teuer ist. Zur Ablenkung konzentriert sich Macron auf die Außenpolitik. Zwar hält er die europäisch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usammen. Doch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Plan für ein Kampfflugzeug scheiterte, der G7-Gipfel in Évian geriet zur Randnotiz. Als Erfolg bleibt Trumps Abstecher nach Versailles – wo Macron ein formidabler Gastgeber und Tourguide war. RP

BLICK IN DIE WELT

Wo richtet der Staat Menschen hin?

Länder mit Todesstrafe

  • ■ rechtlich erlaubt und 2025 vollstreckt
  • ■ rechtlich erlaubt
  • ■ rechtlich erlaubt, aber praktisch abgeschafft*
  • ■ in Ausnahmefällen erlaubt

grau: keine D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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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änder, in denen die Todesstrafe zwar möglich ist, aber seit mindestens zehn Jahren nicht vollstreckt wurde 5 • Quelle: Amnesty International; Stand: 2025

Iran hat 2025 mindestens 2159 Menschen hingerichtet –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wie 2024.

China ist das Land mit den meisten Exekutionen. Die genaue Zahl ist ge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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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AFRIEDENSPLAN

»Bemerkenswerte Zusagen«

Jared Kushner, Schwiegersohn und Berater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oll den festgefahrenen Gazaplan bei Gesprächen in Ägypten voranbringen. Der Experte Peter Lintl, 45, erklärt, warum vieles ungelöst bleibt.

SPIEGEL: Herr Lintl, wie erfolgreich war Kushners Reise?

Lintl: Im Moment haben wir auf der einen Seite offenbar Zusagen von der Hamas zur vollständigen Entwaffnung und zur Offenlegung ihrer Tunnelnetzwerke. Ob das alles so kommt, ist eine andere Frage. Aber das sind doch bemerkenswerte Zusagen. SPIEGEL: Warum bewegt sich die Hamas gerade jetzt?

Lintl: Ich vermute eine Kombination aus der verheerenden Lage vor Ort und wachsendem Druck durch regionale Verbündete. Die Türkei, Ägypten und Katar haben in Absprache mit den USA offenbar auf die Hamas-Führung eingewirkt.

SPIEGEL: Netanyahu verlangt, dass sämtliche Waffen in Gaza vernichtet werden, bevor Israel sich zurückzieht. Was bedeutet diese Forderung für die Aussicht auf einen israelischen Rückzug?

Lintl: Selbst wenn die Hamas diese Bedingungen erfüllen sollte, würde Netanyahu bis zur Wahl keinem vollständigen Rückzug aus Gaza zustimmen. Seine Koalition würde daran vermutlich zerbrechen. Für Netanyahu ist es entscheidend, mit einer stabilen, auch von den rechten Parteien getragenen Koalition in die Wahl zu gehen.

SPIEGEL: Israels Sicherheitsminister Itamar Ben-Gvir forderte kürzlich, in Gaza jede Nacht 30 bis 40 Menschen zu töten. Was lässt sich von einem Gaza-Friedensplan erwarten, solange Politiker mit solchen Vorstellungen in Netanyahus Regierung maßgeblichen Einfluss haben?

Lintl: Nicht viel. Das größte realistische Ergebnis wäre wohl ein symbolischer israelischer Rück-

zug. Israel könnte sich etwa von der derzeitigen Linie auf eine weiter zurückliegende Position verlegen. Das wäre ein Testballon. Alles, was darüber hinausgeht, würde den Parteien der Koalition im Wahlkampf vermutlich schaden.

SPIEGEL: Kushner bezeichnet die geplante Gaza-Regelung als »Win-win-Situation« für Israel. Die Hamas solle sich innerhalb von 60 bis 90 Tagen freiwillig entwaffnen, andernfalls werde Israel von den USA und anderen deutlich mehr Unterstützung erhalten, um »die Sache zu Ende zu bringen«.

Lintl: Das ist klassische trumpische Verhandlungsrhetorik: Man probiert alles Mögliche aus.

»Einen Durchbruch wird es mit dieser Regierung kaum geben.«

Die Drohung, Gaza andernfalls noch stärker zu bombardieren, wirkt jedoch hohl. Gaza ist bereits weitgehend zerstört, und viele Menschen glauben solchen Ankündigungen nicht mehr.

SPIEGEL: Gibt es abseits der jetzigen Koalition in Israel politische Kräfte, die einen Rückzug aus Gaza befürworten?

Lintl: Gadi Eisenkot hat sich zwar vorsichtig geäußert, aber erklärt, Gaza solle künftig von der Palästinensischen Autonomiebehörde regiert werden. Das wäre eine kategorisch andere Perspektive als die der jetzigen Regierung.

SPIEGEL: Wie geht es jetzt weiter? Lintl: Sie hat den Friedensplan wieder in Bewegung gebracht. Einen Durchbruch wird es vor der Wahl mit dieser Regierung aber kaum geben. DRA


66 REPORTER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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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s Super?

Konflikte Die Welt kommt nicht los vom Öl, koste es, was es wolle. Ein Besuch an Tankstellen von Kalifornien über Sylt bis Russland, wo die Krise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erre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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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ankrechnung in Amilly, Frankreich 2 | Shell-Tankstelle in Berkeley, Kalifornien 3 | In Nairobi, Kenia 4 | Lkw im fränkischen Geiselwind 5 | Currywurst, Pommes auf Sylt 6 | Putzeimer in Frankfurt (Oder) 7 | Attackierte Tankstelle in der Ukraine 8 | Paar Borsch an der Tankstelle Biegener Hellen

Stephanie Fussowich / DER SPIEGEL, Jason Henry / DER SPIEGEL, Samson Otero / DER SPIEGEL, Anne Schlinkenring / DER SPIEGEL, Daniel Nguyen / DER SPIEGEL, Stanislaw Knapar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5 | 2026

REPORTER 67

Der Himmel ist weit und blau an diesem Sommertag, leuchtend gelbe Felder rasen vorbei, dahinter drehen sich erhaben die Windräder. Es ist Sonnenblumenzeit auf der A 12 zwischen Berlin und Frankfurt (Oder), der »Autobahn der Freiheit«, wie sie seit 2014 heißt, Lastwagen ziehen Richtung Osten, Polen, Ukraine, Kasachstan, Namen auf Planen, die von großen Entfernungen erzählen. Man möchte singen.

Aber kommt es einem nur so vor, dass die Autobahn leerer ist als sonst? Vielleicht sind alle schon im Urlaub. Vielleicht bleiben alle zu Hause, weil sich die Leute keinen Urlaub mehr leisten können.

Die Autobahn der Freiheit war einmal eine Straße voller Versprechen. Sie verband Welten, die einander jahrzehntelang feindselig gegenübergestanden hatten. Sie brachte polnische Arbeiter nach Deutschland, deutsche Unternehmer nach Polen, Pendlerinnen, Händlerinnen, Lastwagen voller Möbel, Maschinen und Blumen. Sie war holprig und voller Baustellen, aber auch eine Straße der Hoffnung: Grenzen verschwanden, Wohlstand bewegte sich, jeder konnte fahren, wohin er wollte.

Raus an der Tankstelle Biegener Hellen. Niemand tankt hier. Fast niemand. Logisch. Noch 20 Kilometer, dann ist Polen. In Polen ist der Sprit billiger als in Deutschland, zuletzt mehr als 30 Cent pro Liter.

Was machen die Leute dann hier? Brötchen essen. Aufs Klo gehen. Rauchen. Schimpfen. »Fruitinator of Horus« spielen am einarmigen Banditen. Und nein, das ist keine Umschreibung für die Zapfsäule, das ist wirklich ein Spielautomat, an dem zwei Männer ihr Glück versuchen.

Auf dem Parkplatz steht jetzt Andreas Borsch mit seiner Frau und seiner Tochter und seinem weißen BMW. Kurze Pause, Kaffee, auf dem Weg zu einer Hochzeit in Posen. Früher sagte man: Ganz schön heiß heute. Heute sagt man: Haben Sie gesehen, was Diesel kostet?

Die Brötchen schmeckten hier besser als in Polen, sagt Borsch. Er ist Fliesenbauer, seit über 25 Jahren lebt er in Unna. Er kam aus Polen nach Deutschland, damals, als die Richtung des Wohlstands noch eindeutig schien. Im Westen gab es Arbeit. Wer fleißig war, konnte sich etwas aufbauen. Borsch hat gearbeitet. Er hat sich etwas aufgebaut. »Deutschland«, sagt er, schaut auf die Preisanzeige, die Punkt zwölf von 215,9 auf 235,9 Cent für einen Liter Super umgesprungen ist. Er seufzt. »Wo ist dein Wohlstand hin, Deutschland?«

Tankstellen sind seltsame Orte. Immer gleich, immer anders. Ein Dach, ein paar Zapfsäulen, ein Shop, Neonlicht, Asphalt, draußen die leuchtenden Zahlen. Ein kurzer Halt in einer Welt, die auf Bewegung gebaut ist. Tankstellen sind wie Schleusen, an denen die Weltpolitik in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spaziert. Kriege, Sanktionen, Feuer, Niedrigwasser, blockierte Seewege: Hier werden sie zu Preisen, hier werden sie zu Zorn, zu Frust, zu Hoffnung.

Ein SPIEGEL-Team hat Tankstellen in Deutschland und Polen besucht, in Russland und der Ukraine, in Kenia, Frankreich und Kalifornien, in Unterfranken, in San Francisco und auf Sylt. Tankstellen sind gute Orte, um zu erfahren, wie es um ein Land steht. Wie seine Menschen die Zukunft sehen und wie die Vergangenheit und wie sehr sie ihrem Staat noch vertrauen.

Frankfurt (Oder): Resignation

An der Agip-Tankstelle in Frankfurt (Oder) unweit der Grenze zu Polen stehen die Zapfsäulen herum wie ausrangierte Infusionsständer einer untergegangenen Zeit. Niemand tankt. Bernd Lehnert verbringt hier trotzdem seinen freien Tag, er saugt sein Auto. 50 Cent kostet ein Durchgang, er wird vielleicht noch einen Kaffee trinken und mit den anderen reden, die ihr Auto saugen. Lehnert könnte bald in Rente gehen, die 45 Beitragsjahre hätte er voll. Nur würde die Rente nicht reichen, um das Auto zu unterhalten. Also macht er weiter, damit er weiter fahren kann.

Er arbeite im Wachschutz, für 15,51 Euro brutto die Stunde, Zwölf-Stunden-Schichten, manchmal bis zu 80 Stunden in einer Woche, erzählt er. In einem der vergangenen Monate habe er rund 2600 Euro herausbekommen, so viel wie noch nie. Dafür war er kaum zu Hause, aber was soll er auch da, er hat eine Einraumwohnung in der Platte, seine Möbel sind mehr als 30 Jahre alt und »zwischen den Wohnblocks hin- und herlaufen, das will ich nicht.« Das Auto ist für ihn sein kleines Stück Glück. Das, was übrig geblieben ist von den Versprechen der Wende: Du kannst einfach losfahren. Du kannst selbst bestimmen, wohin dein Leben führt.

Also fährt Lehnert, wenn ihm danach ist, steigt irgendwo aus und läuft herum, im Grünen, in der Natur. Er liebt die Natur. Gerade sei er in Norwegen gewesen. Er schlafe dann im Wagen, er hole sich Essen aus dem Supermarkt. In diesen Sommertagen wird seine Einraumwohnung oft so heiß, dass er nach einer Fahrt noch eine Weile im Auto sitzen bleibt, Musik hört und die Klimaanlage laufen lässt. Draußen glüht der Asphalt. Draußen ist die große Welt: Kriege, Regierungen, Preise, eine Welt, die ständig komplizierter und teurer zu werden scheint. Er spricht darüber ohne Bitterkeit. Lehnert hofft, dass seine Tankstelle überlebt, er komme gern her, sagt er. Sie ist einer dieser Orte, die in seinem Frankfurt noch übrig sind. Man trifft jemanden, redet ein bisschen, trinkt einen Kaffee, reinigt das Auto.

Ein paar Hundert Meter weiter Richtung Grenze, die nächste Tankstelle. Hier hält nur,

wer muss. Krankenwagen, Behördenfahrzeuge, Fahrschulen; jedenfalls offiziell. Und Toni. Toni hat den Führerschein noch auf Probe. Mit dem dürfe er nicht ins Ausland, sagt er. Noch zwei Wochen.

Deshalb füllt er den Tank jetzt auch nicht ganz voll. In zwei Wochen wird Toni über die Brücke nach Slubice fahren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tanken, wo das Benzin bis zu 60 Cent billiger ist. Dann kann es endlich richtig losgehen, denn dann ist bald auch seine Umschulung fertig, die ihm das Jobcenter bezahlt, damit Toni eine Zukunft hat. Er wird Lkw-Fahrer.

Mehr kann man Toni jetzt nicht fragen, denn eine Angestellte der Total-Tankstelle kommt angerannt und sagt, dass für Interviews die Genehmigung der Pressestelle nötig sei, sie gibt auch gleich die Nummer. Es tut mir so leid, sagt die Pressesprecherin am Telefon, und sie hießen auch nicht mehr Total, sondern Circle K, sie hätten nur noch nicht geschafft, die Logos zu tauschen. Aber »wir möchten einfach nicht, dass die Spritpreise Thema sind an unserer Tankstelle«.

Tja. Wünschen kann man sich ja viel. Aber die Leute reden über die Spritpreise, das kann man nicht verhindern, nicht einmal in Moskau.

Elektrostal, Russland: Beklemmung

Artjom startet den Motor seines angerosteten Kleintransporters, lässt den Gaz Sobol zwei Meter vorrollen. Der 42-Jährige mit Dreitagebart und schwarzem Basecap schließt auf zu einem grauen Mitsubishi. 13 Autos sind noch vor dem Kurierfahrer aus Moskau an der Tankstelle Tatneft, die vor einem grauen Industriebau und Schornsteinen am Ortseingang von Elektrostal liegt, einer 140.000-Einwohner-Industriestadt 50 Kilometer östlich von Moskau. Hinter ihm haben sich schon sechs weitere Autos eingereiht. »Wieder verliere ich eine halbe Stunde«, sagt Artjom. Artjom spricht, aber bitte ohne Nachnamen. Er habe Familie, einen kleinen Sohn, sagt er, und man müsse in diesen Zeiten sehr vorsichtig sein.

Der Krieg, den Russland seit viereinhalb Jahren in der Ukraine führt, ist im russischen Alltag angekommen. Ukrainische Drohnen greifen Raffinerien und Öldepots weit hinter der Front an. Anlagen brennen, Ersatzteile fehlen, Treibstoff wird knapp und teuer. Im sibirischen Tschita mussten Autofahrerinnen und Autofahrer sogar mehr als 30 Stunden an einer Tankstelle ausharren. Zeitweise gab es selbst in der Hauptstadt Moskau nicht überall Benzin, Fahrer standen sogar nachts für Benzin an.

Artjom fährt bis zu 400 Kilometer am Tag, heute soll er ein Motorrad abholen und in den Nordwesten Moskaus bringen. Mehrere Tankstellen auf seiner Strecke seien geschlossen gewesen oder hätten kein Benzin


68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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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 gehabt. Private Anbieter verlangten inzwischen bis zu 150 Rubel für den Liter. Also sucht Artjom die Tankstellen der Ölkonzerne, die dem Staat gehören oder vom Staat kontrolliert werden. 63,19 Rubel sind angeschlagen auf der Tafel von Tatneft mit grün-weiß-roter Flamme, den Farben der Republik Tatarstan. Für diesen Preis lohnt sich das Warten. 30 Liter pro Auto dürfen hier getankt werden. »Kanister und Gebinde befüllen wir nicht«, steht auf gelben Schildern an der Kasse der Tankstelle.

Trotzdem will hier kaum jemand von einer Krise sprechen. Eine Frau in einem roten Hyundai sagt: »Bei uns ist alles gut.« Artjom wird leiser. »Wozu die Kämpfe? Ich verstehe es nicht.« Und dass nur die ukrainischen Drohnen schuld daran sein sollen, dass der Sprit so teuer geworden ist, glaubt er nicht. Russland habe Öl genug. Er vermutet Geschäftemacherei, Funktionäre, die am Krieg verdienen. Die Preise für seine eigenen Lieferungen hat er inzwischen von 50 auf 80 Rubel pro Kilometer erhöht. Benzin wird teurer, Ersatzteile werden teurer, Brot, Eier, Milch. Der Preis wandert weiter.

Pidhorodnje, Ukraine: Trotz

In der Ukraine ist die Entfernung zwischen Krieg, Sprit und Alltag noch kürzer. Es ist kurz nach zehn Uhr abends an der E 50 zwischen Dnipro und Pawlohrad. Wiktorija hat etwas mehr als die Hälfte ihrer 24-Stunden-Schicht hinter sich. Sie ist 39, eine blasser Frau mit schwarzen Haaren und leiser Stimme. Sie versucht, fröhlich zu klingen, und für einen kurzen Moment glaubt man, bei einer Weinprobe gelandet zu sein. »Was mögen Sie denn gern? Weiß oder rot? Lieblich, spritzig, trocken? Diesen jungen Vermentino aus der Toskana habe ich gerade offen, falls Sie kosten möchten.« Wika, wie alle sie nennen, hält eine Flasche Jahrgang 2025 in der Hand. Auf dem Etikett ein Hund in

alter Offiziersuniform. In der Luft liegt der Geruch von verbranntem Kunststoff.

Ende Juni ist eine russische Shahed-Drohne in das Dach eingeschlagen. Wika hatte an diesem Tag frei. Drei Wochen später ist die Fensterfront notdürftig mit Holz verkleidet, das Dach ist noch undicht. Wenn es regnet, bilden sich Pfützen auf dem Boden. Wika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Manche Pächter schützen ihre Zapfsäulen und die Kassen mit Sandsäcken. Die meisten tun nichts.

Draußen steht Artem, der Tankwart, unter dem verkohlten Metallgerippe, das vom Dach übrig ist. Er saß nachts um eins an einem Tisch neben dem Parkplatz, als er die Drohne sah. Er sei losgerannt und habe sich auf den Boden geworfen, so erzählt er es. Fünf Tage später hatte die Tankstelle wieder geöffnet.

Tankstellen im Osten der Ukraine sind längst mehr als Orte zum Tanken. Sie sind Ersatz geworden für den Dorfkiosk, Supermarkt, Imbiss und das Offizierscasino. Soldaten kaufen vor dem Einsatz Energydrinks, Lkw-Fahrer machen Rast, Familien sind auf dem Weg in die Ferien. In den Regalen stehen Capri-Sonne und Champagner, Burger, Shampoo, Batterien, Ladekabel, Kuscheltiere und Melatonin.

Artem schaut angestrengt in den Nachthimmel. »Ob ich Angst habe? Klar habe ich Angst.« Er ist verheiratet, hat eine Frau und drei Kinder zwischen 14 und 21 Jahren. Er braucht das Geld. Von Mitternacht bis morgens um fünf schalten sie das Licht über den Zapfsäulen aus, in der Hoffnung, für Putins Leute unsichtbar zu werden. Zwei Menschen sind sie dann, inmitten von Düsternis und Stille. Wenn die Luftalarm-App brummt, rennen sie hinaus auf das Feld hinter der Tankstelle und hoffen, dass es reicht.

Dann geht die Schicht weiter. Wika kommt wieder auf den Wein zu sprechen. Fünf Flaschen mindestens muss sie nämlich verkaufen, so lautet die Vorgabe

des Besitzers der Tankstellenkette, der in Italien lebt. Sie zeigt auf die Kühlvitrine. Vielleicht noch Käse dazu? Ukrainischer Hartkäse, Schmelzkäse, was anderes?

Die Laune der Kunden werde nicht besser, seit die Benzinpreise wegen des Irankriegs auch hier stiegen, sagt Wika. Im Moment liegt der Liter Plus-Benzin bei 73,99 ukrainischen Hrywnja, etwa 1,41 Euro. Experten erwarten einen Anstieg auf 1,58 Euro. Und so verlässt man die Tankstelle an der E 50 mit mulmigem Gefühl. Und mit drei Flaschen Vermentino, die man nie kaufen wollte.

Nairobi, Kenia: Existenzangst

Tausende Kilometer entfernt fällt keine Drohne vom Himmel. Aber Öl hat die Eigenschaft, dass es die Erschütterungen der Welt weiterträgt. Über Meere und Kontinente, durch Währungen und Lieferketten.

Der Himmel ist grau an diesem Montagmorgen in Kenias Hauptstadt, die Straßen sind nass, nur die Westen der Tankstellenwarte leuchten gelb. Es ist ungewöhnlich ruhig. Die Stadt, die sonst schon am frühen Morgen hupt, drängelt, steht und wieder anfährt, wirkt, als hätte jemand den Verkehr heruntergedreht. Am Monatsende lassen viele Kenianer ihre Autos ohnehin stehen, wenn das Geld knapp wird. Seit Kriege die Ölpreise nach oben treiben, sind es noch mehr.

An einer Tankstelle im wohlhabenden Spring Valley halten Range Rover und Land Cruiser, Ausländerautos. Dazwischen rollt Irene Muthoni in ihrem silbernen Daihatsu vor die Säule, einem kleinen japanischen Wagen, wie ihn viele Uber-Fahrer in Nairobi fahren. Muthoni ist 44, klein, kurze Haare, feuerrot gefärbt. Sie sagt dem Tankwart, er solle für 1000 Schilling einfüllen. Rund sieben Euro. Der Liter Benzin kostet 214 Kenianische Schilling, der Liter Diesel 222,80, genau so viel wie an der Nachbarstankstelle. Nach dem besten Angebot sucht hier nie-

Anne Schünnerting / DER SPIEGEL, Dmitry Sembryakov / DER SPIEGEL, Stanislas Kragar / DER SPIEGEL, Stephanie Fussowich / DER SPIEGEL, Samson Ohts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5 | 2026

REPORTER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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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kein Auto hat, stirbt.

Hier gibt es keine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

Bruno Roulleau, Tankkunde in Amilly

1 | Kunde Lehnert in Frankfurt (Oder) 2 | Tankstelle zwischen Elektrostal und Moskau, Russland 3 | Angestellte Wiktorija in Pidhorodnje, Ukraine 4 | Benzinkanister in Amilly, Frankreich 5 | Uber-Fahrerin Muthoni in Nairobi, K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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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 die Preise werden von einer staatlichen Behörde einmal im Monat gedeckelt.

In Kenia sind Preisschwankungen um Centbeträge für viele Menschen existenziell. Als die Regierung im Frühjahr die Benzinpreise um 40 Schilling erhöhte, umgerechnet etwa 27 Cent, streikten die Fahrer der Matatus, der Kleinbusse, die die Menschen zur Arbeit bringen. Als sie wieder fuhren, blieben manche der sonst überfüllten Busse plötzlich halb leer. Die teureren Tickets kann sich nicht jeder leisten. Dann gehen die Leute zu Fuß, manchmal stundenlang.

Seit fast zehn Jahren fährt Muthoni für Uber. Studiert hat sie Betriebswirtschaft. Wie viele Uber-Fahrer in Nairobi hat sie einen Hochschulabschluss und keinen Job gefunden, der besser bezahlt wird. Lange ließ sich mit dem Fahren ordentlich leben. Sie fahre gern Auto, sagt sie, und sie sei gern ihre eigene Chefin. Nur hat eine eigene Chefin niemanden, dem sie die Rechnung weiterreichen kann. Uber habe seine Preise seit Jahren kaum erhöht, erzählt sie. Als Kraftstoff und Lebensmittel teurer geworden seien und zugleich weniger Menschen sich private Fahrten hätten leisten können, seien die Tarife sogar gesunken, um Kunden anzulocken. Den billigeren Fahrpreis bezahlt am Ende die Fahrerin. Benzin, Reparaturen, Reifen, Verschleiß: ihre Sache.

Sie ist müde an diesem Morgen. Um ein Uhr nachts hat sie einen Kunden vom Flughafen abgeholt, um sieben klingelte das Handy wieder. An einem normalen Tag verdient sie ungefähr 3000 Schilling, etwa 20 Euro. Fünf Fahrten müsse sie heute machen, sagt sie, bevor das Benzin wieder drin sei. Erst danach beginnt sie, Geld zu verdienen.

Einen freien Tag kann sie sich kaum leisten. Ihre 16-jährige Tochter geht zur Highschool und möchte später Medizin studieren. Bis dahin ist es ein weiter Weg. Für die Tochter durch Schule und Universität. Für die Mutter durch Nairobi. Viele, viele Fahrten noch.

Wer Geld hat, zahlt mehr und fährt weiter. Wer wenig hat, verliert. Freiheit, Zeit, Möglichkeiten. Und irgendwann stellt sich neben der Frage, was man sich noch leisten kann, eine andere: Wer ist schuld? Die Ölkonzerne, die Regierung, die Ausländer, die Kriege? Dann wird aus einer Zahl an der Zapfsäule Politik.

Amilly, Frankreich: Ohnmacht

»Wer kein Auto hat, stirbt«, sagt Bruno Roulleau, 56, und steckt die Zapfpistole der Carrefour-Tankstelle von Amilly in seinen weißen Ford. »Hier auf dem Land gibt es keine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 Auf der Anzeige an der Zapfsäule klettert die Zahl nach oben. Bei 108 Euro bricht Roulleau, der in der IT-Sicherheit arbeitet, den Vorgang ab. »Eine Abzocke ist das«, sagt er aufgebracht und zerknüllt die Quittung in seiner Hand. »Bis vor Kurzem habe ich für dieselbe Menge 70 Euro bezahlt.«

Die Carrefour-Tankstelle von Amilly, 120 Kilometer südlich von Paris, ist gerade die günstigste der Gegend. Sie steht auf einem zugepflasterten Platz von der Größe eines Fußballfelds, rundherum riesige, containerförmige Geschäfte, darunter ein Einkaufszentrum, ein Laden für Baumaterialien, einer für Arbeitsbekleidung und eine Autowerkstatt. Es ist ein Ort, der für Autos angelegt wurde. Die Sonne knallt an diesem Julitag erbarmungslos vom Himmel, weshalb die Leute ihre klimatisierten Wagen nur so kurz wie möglich verlassen. Der Geruch von Benzin hängt in der Luft. Wespen verkleben sich ihre Flügel in Diesellachen.

Ein paar Hundert Meter von hier entfernt liegt ein Kreisverkehr. Im November 2018 standen dort Menschen in gelben Westen und blockierten die Straße. Jean-Louis Maison, heute 74, sagt, er sei dabei gewesen. Er war kein Aktivist, sondern Lkw-Fahrer, 25 Jahre lang. Jetzt fährt er einen ausgebeulten

Renault. Gerade füllt er an der Tankstelle einen Kanister. Er erinnert sich noch an die Kälte damals, aber auch an eine Art Wärme: Plötzlich standen Leute nebeneinander, die politisch sonst kaum etwas miteinander zu tun hatten. »Wenn es um den Benzinpreis geht, sind sich alle mehr oder weniger einig«, sagt Maison und richtet sein Hörgerät.

Natürlich ging es schon damals um mehr als Spritpreise. Es ging um Löhne, Steuern, Lebenshaltungskosten, um das Gefühl, dass die Rechnung immer bei den Kleinen landet.

Younes Teboulbi, 18, ist einer der wenigen Jungen hier. Vor einem Jahr hat er den Führerschein gemacht, damals kostete der Liter ungefähr 1,60 Euro, jetzt sind es 2,10. Und mit dem Spritpreis, so empfindet er es, steige die Wut. Auch auf Leute wie ihn, Franzosen wie die anderen, betroffen wie die anderen. »Die Leute sagen mir nicht ins Gesicht: ›Du Araber, geh zurück in dein Land.‹ Es ist subtiler.« Bald will er nach Orléans ziehen und Maschinenbau studieren. Dass hier immer mehr Menschen den Rassemblement National wählen, macht ihm Angst.

Berkeley, Kalifornien: Hoffnung

Im kalifornischen Unistädtchen Berkeley, gleich neben San Francisco, sind sie sich in den meisten Dingen einig: Donald Trump gilt hier als der schlechteste Präsident, den die USA je hatten. Einwanderung und eine bunte Gesellschaft als lebensnotwendig,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her als Bedrohung für die Menschheit, denn als Verheißung.

An der Kreuzung Marin Avenue und San Pablo Avenue gibt es zwei Tankstellen, auf der einen Seite Shell, vier Zapfsäulen, drei Sorten Benzin: Regulär, Midgrade, V-Power Nitro. Die günstigste Gallone kostet an diesem Mittwoch sechs Dollar und 48 Cent, der Liter umgerechnet 1,48 Euro. Gegenüber blitzen die acht blau-weißen Zapfsäulen von Arco. Den billigsten Sprit gibt es d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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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sind die teuersten. Waren wir immer. Aber wir haben auch das beste Benzin.«

Sukhdeep Kaur, Tankstellenmanagerin

1 | Managerin Kaur in Berkeley, Kalifornien 2 | Arco-Tankstelle in Berkeley 3 | Porschefahrer Knuth (M.) auf Sylt 4 + 5 | Tankstelle, Rentner Axel in Geiselwind

derzeit für fünf Dollar 59 Cent – Cash. Kreditkarte kostet zehn Cent Aufschlag. 90 Cent Unterschied je 3,8 Liter Benzin, es gibt Menschen, denen das egal ist.

Viertel vor fünf. Feierabendzeit. Die Rush-hour beginnt. Bei Arco, der günstigeren Tankstelle, sind alle acht Tankstutzen im Einsatz, die Autos stehen auf der Auffahrt Schlange. Gegenüber, bei Shell, döst Sukhdeep Kaur, 57, hinter ihrer Acrylglasscheibe. Kaur ist die Managerin hier. Seit 18 Jahren. Montags bis samstags stehe sie von 11 bis 20 Uhr in ihrem kleinen Kabuff. 20 Dollar verdiene sie die Stunde. Davor, von sechs bis zehn Uhr, pflege sie Alte und Kranke. Gerade hat sie sich ein neues Auto gekauft. Einen silbernen Toyota Rav 4. »50.000 Dollar«, ruft Kaur stolz. »Bar bezahlt.« Und natürlich betanke sie den nur mit »Premium-Sprit«. Also dem von Shell oder Chevron. »Wir sind die teuersten. Waren wir immer. Aber wir haben auch das beste Benzin.«

Kaur hat Zeit. »Immer mehr Menschen in Berkeley fahren Elektro oder Hybrid«, sagt sie, »immer weniger kaufen Benzin. Geld bringt vor allem die Waschstraße.« Zwischen Asphalt und Zapfsäulen hat sie sich in den langen leeren Stunden einen Garten angelegt. Vorn, an der Kreuzung, wachsen Orangenbäume. Hinter der Tankstelle, zum Reifenhändler hin, Avocados, Curryblätter, Auberginen, Zucchini und Tomaten.

Drüben bei Arco träumt Manager Suntar Sigh, 27, von einer eigenen Tankstelle. Mit großem Shop, Elektroladesäulen und natürlich weiterhin klassischem Benzin. Als er hier anfang, sagt er, habe die Tankstelle noch 300.000 Gallonen Benzin im Jahr verkauft. Heute sei es ungefähr die Hälfte.

Ein paar Meter entfernt steht Jona Brochard, 19, zwei Meter groß, neben einem silbernen Honda S2000. Das Auto gehörte seinem Großvater. Schaltung, keine Automatik, auch das musste Jona erst lernen. Eigentlich läuft er lieber oder nimmt Bus

und Bahn. Wenn er irgendwann ein eigenes Auto kaufe, sagt er, dann elektrisch. »Schon wegen der Moral.« Er schaut auf die Zapfsäule. »Benzin zu tanken, kommt mir irgendwie falsch vor.«

Jona ist mit diesem Gefühl nicht allein. Dass diese Welt irgendwann zu Ende geht, wissen längst auch viele, die gern in ihr gelebt haben. Aber der Stoff ist voller Erinnerungen: an das erste eigene Auto, an offene Fenster und zu laute Musik, an den Geruch im Wagen der Eltern, an die erste Grenze, die man einfach überquerte. Mobilität roch einmal nach Zukunft. Das Auto versprach Aufbruch, Erwachsensein, Freiheit. Manchmal einfach Spaß.

Auf Sylt ist von diesem Gefühl noch einiges übrig.

Sylt: Wehmut

Samstag Mittag, grauer Himmel, Nordwind. Hügel, dazwischen geduckte Häuser, die mit ihren Reetdächern aussehen, als würden sie Topfhaarschnitt tragen. Gleich hinter dem Hafen von List steht die erste Tankstelle der Insel, Orlen, ein roter Streifen im Grau. Diesel 2,359 Euro. Super Plus 2,459. Sylt ist reich. Hier, könnte man meinen, müsste der Benzinpreis allen egal sein. Sven Krause ist er nicht egal. Er tankt hier heute nicht.

Er sitzt in der Tankstelle auf einer braunen Plastiklederbank und isst Currywurst mit Pommes für 7,99 Euro. »Die kriegen Sie hier nirgends für unter zehn«, sagt er und sticht zufrieden in sein Schnäppchen.

Krause ist 44, Koch, vor zehn Jahren aus Rostock auf die Insel gekommen. 4000 Euro verdiene er im Monat. Fünfmal die Woche fahre er zur Arbeit, in seiner Pause, wenn das Restaurant für ein paar Stunden schließe, nach Hause, viermal am Tag dieselben 20 Kilometer. Vor einigen Jahren habe ihn das Tanken 50 Euro die Woche gekostet, heute 90. Die Miete sei teurer geworden, das

Essen, der Unterhalt für die Tochter. Jetzt auch der Sprit. Bei der nächsten Wahl werde er zum ersten Mal AfD wählen, sagt Krause.

Männer wie Sven Krause, die hier nicht tanken, sondern nur zum Wurstessen halten, sind die eine Hälfte von Sylt. Die andere Hälfte trägt Softshelljacken und Hosen, die über den Knöcheln enden, man fährt Bentley, Rolls-Royce oder Porsche.

Vor der Waschanlage rangiert ein Mann in seinen Siebzigern sein sandfarbenes Bentley-Continental-Cabrio umständlich rückwärts. Felgenreiniger ist im Kofferraum ausgelaufen, jetzt ist die Matte versaut. Er sei jetzt eine Woche hier auf Sylt, im Urlaub. Er atmet schwer, als man das Thema auf die Tankpreise und auf den Krieg zwischen den USA und Iran lenkt. »Die Situation war noch nie so schlecht, seit ich geboren bin«, sagt er. »Die Politiker wirtschaften ja auch in Deutschland alles runter.« Sylt sei eine Enklave, jenseits der Bundesrepublik.

Am Abend beginnt es zu regnen. Kurz nach neun rollen drei Porsche Carrera vor die Zapfsäulen, Jahrgänge 1969, 1988 und 1986. Ihre Besitzer, Jahrzehnte jünger, haben sich über die Liebe zu alten Autos kennengelernt. »An diesen Autos kann man wenigstens noch schrauben«, sagt einer von ihnen.

Tim Knuth tankt knapp 40 Liter Super Plus für 95,58 Euro. Das teuerste Benzin. »Das sind alte, schöne Autos«, sagt er. »Die haben das ganz gern, die Motoren.«

Auf Elektro umsteigen? Zwei schütteln den Kopf. Sie fahren die Porsches ja nicht jeden Tag. Heute wollten sie bloß eine Runde über die Insel drehen, die Küste entlang, gemeinsam. Sie hatten gehofft, die Sonne käme noch einmal heraus.

Ein Mitarbeiter der Tankstelle hatte die Lage vorher so zusammengefasst: »Und kost' Benzin auch drei Mark zehn: Scheißegal, es wird schon geh'n!« Markus, »Ich will Spaß«, 1982. Damals klang das nach einer irren Vision.

Jason Henry / DER SPIEGEL (2), Anne Schönharting / DER SPIEGEL (2), Daniel Nguyen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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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zt fahren die drei alten Porsche durch den Regen nach Hause.

Aus einem Porsche kann man aussteigen. Aus dem System auszusteigen ist schwerer.

Geiselwind, Unterfranken: Hochmut

Autohof Strohofer, 50 Hektar versiegelte Fläche und darauf: zwei Tankstellen, eine Shell und eine Total; eine Tesla-Supercharger-Station; Autowaschanlagen; eine Werkstatt; Fast Food – mit Lkw-Drive-in, dem einzigen seiner Art in Deutschland, so hört man. Es gibt auch ein Hotel; eine Kirche; eine Veranstaltungshalle, in der Kampfsport-Events stattfinden und Böhse-Onkelz-Coverbands auftreten.

Der Autohof in Geiselwind ist, so zumindest ist es seit Jahren zu lesen, der größte seiner Art in Deutschland. Hineinasphaltiert in dieses Land, dessen Wohlstand einst aufgetankt wurde mit Geld aus der Automobilindustrie. An diesem Morgen kostet der Diesel 2,23 Euro den Liter.

Ionel, 27, braune Augen, kurze Haare, schlurft aus dem Burger King, Papiertüte in der Hand, Double Whopper darin. Ionel sagt, er komme aus Timișoara, Rumänien. Seit zwei Jahren fahre er Lkw. Nach Lüttich, Frankfurt, Köln, Leipzig, Berlin, München. Jetzt gerade nach Dingolfing, zu BMW. Hinten im Laster lägen Autoteile. Ionel ist, wenn man so will, heute auf der Autobahn unterwegs, damit dieses Land auch in Zukunft auf der Autobahn unterwegs sein kann.

Der Autohof in Geiselwind war immer wieder auch ein politischer Ort. 2024 hielten die Freien Wähler hier ihren Bundesparteitag ab und wählten Hubert Aiwanger zum Spitzenkandidaten, der heute als bayerischer Wirtschaftsminister die Spritpreise »ruinös« nennt. Als 2015 hier die erste Wasserstoffankstelle an einer deutschen Autobahn eröffnete, kam Dorothee Bär, damals noch Staatssekretärin, zur Einweihung. Sie

sprach von einer »neuen Form der Mobilität«.

Elf Jahre später bezahlt ein Mann mit blauer, kurzer Hose für eine Tankfüllung Benzin in der Shell 134,30 Euro. Die Tesla-Supercharger-Station ist vor allem super leer, drei Wagen laden an den 34 Säulen.

Unter einem Pavillon, vor einem Wohnwagen, klapptuht Axel, Rentner seit einem Monat, grauer Bart, Hemd aufgeknöpft, Totenkopfkette um den Hals. Es ist kurz nach Mittag. Ein Bier hat er schon getrunken.

Auf dem Eventplatz ist heute eine US-Car-Ausstellung, und Axel ist gekommen, um sich die Oldtimer anzugucken, die über den Rasthof knattern. Axel selbst fährt einen schwarzen RAM 4X4, elf Liter pro 100 km hat er verbraucht. Auf dem Heck klebt ein »Fuck you Greta«-Sticker. Wann er glaubt, dass die Spritpreise wieder sinken? »Mit der Regierung nicht«, sagt Axel.

Er sagt, er sei in Görlitz aufgewachsen, schon vor der Grenzöffnung habe er rübergemacht, über Ungarn. Es habe ihm gelangt in der DDR. Die BRD scheint ihm aber auch schon zu langen. »Es ist ja Wahnsinn, was die für Geld zum Fenster raushauen«, sagt Axel. »Es wird erst verschenkt, und dann wird irgendwo mal aufs Volke geguckt.« Er schüttelt den Kopf.

Aus dem Wohnwagen scheppert AC/DC, »Back in Black«. Axels Kumpel bringt das zweite Dosenbier. Später wollen sie noch ein Barbecue veranstalten hier auf dem Parkplatz. Es macht nicht den Eindruck, dass es ihnen besonders schlecht geht.

Generell ist kaum Krisenstimmung in Geiselwind festzustellen. Nur im dicken, schwarzen Buch in der Autobahnkirche hinterlassen Rastende ihre Sorgen. »Hilf, lieber Gott, dass die Kriege in dieser Welt endlich bald zu Ende gehen«, steht da. »Gib uns die Kraft, die nächste Chemo durchzustehen.« Manche klagen um ihren toten Hund. Über zu hohe Spritpreise beschwert sich niemand.

Die Nachmittagssonne brennt, da steht ein Mann mit zauseligem Haar und langem Bart am Rand der Total-Tankstelle. Seine Augen blitzen, er sieht aus wie ein Zauberer aus einem Märchenbuch. In der Hand hält er eine Plastiktüte mit Pfandflaschen von Pepsi, Krombacher, Lipton. Ohne dass man den Mann bitten muss, erzählt er die Geschichte des Autohofs nach, seit seiner Eröffnung 1981. Welche Fläche wann verpachtet worden sei. Er sagt: »Wir haben hier nichts außer Benzin.« Er blickt auf die Lkw-Reihen: »Und ohne die könnten wir gar nicht leben«, sagt er.

Es geht jetzt alles sehr schnell und durcheinander bei ihm. Abholzung des Regenwalds, Angela Merkel. Man kann nicht ganz folgen. Dann bleibt er kurz still. Er sagt: »Auch Porsche entlässt a Haufn Leit.«

Öl ist wie eine Droge, der Entzug ist schwer. Es genügt ja nicht, den Stoff wegzulassen. Man müsste die Welt weglassen, die darum herum entstanden ist. Arbeitswege und Urlaube, Fabriken und Supermärkte, Vorstädte und Sehnsüchte. Die Droge hat sich über Jahrzehnte ihre eigene Infrastruktur geschaffen.

Nur diese eine Zigarette noch, denkt der Kettenraucher. Der Tourist steigt ins Flugzeug nach Frankreich, um Urlaub zu machen, den er nicht machen kann, weil die Wälder brennen. Und er fliegt umgehend zurück. Die Flüsse führen wegen der Dürre zu wenig Wasser, die Binnenschiffe können weniger Fracht transportieren. Also sollen mehr Lastwagen fahren, auch sonntags, auch nachts. Lastwagen mit Diesel. Mehr von dem Stoff, dessen Verbrennung dazu beiträgt, dass es heißer und trockener wird, damit wir die Folgen der Hitze und der Trockenheit bewältigen können. Nur diese eine Zigarette noch, diesen einen Schuss.

Frauke Hunfeld, Christina Hebel, Christoph Scheuermann, Muriel Kalisch, Zoë Kammermann, Simon Book, Cathrin Schmiegel, Jonah L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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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 73

Bus? Muss!

Alles Gutsch Über Wahlslogans in Berlin und die Sehnsucht, in die Demokratie verliebt zu sein

Von Jochen-Martin Gutsch

Bei uns in Berlin gibt es eine neue Kampagne. Sie heißt: »Wähl dir dein Berlin«. Mit der Kampagne will das Abgeordnetenhaus Menschen motivieren, am 20. September wählen zu gehen. Sogar auf Dönertüten soll zum Wählen aufgerufen werden. Ein Slogan der Kampagne lautet: »Heul nicht. Geh wählen.« Ich dachte: Wow, das ist mutig. In einer Stadt, die nichts auf die Reihe kriegt und deren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beim längsten Berliner Stromausfall seit 1945 erst mal auf den Tennisplatz geht, ruft das Parlament den Bürgern zu: Heult nicht, ihr Luschen! Geht wählen.

Ein anderer Slogan lautet: »Wählen ist wie nörgeln, nur schlauer.« Das ist ein großer Unsinn. Wenn ein Kind fragt: Was ist wählen, Mama? Dann wird die Mutter sicher nicht antworten: Mein Kind, wählen ist wie nörgeln. Allenfalls wird die gute Mutter antworten: Wählen ist wie einen Lutscher aussuchen unter vielen Lutschern, die alle irgendwie gleich schmecken.

Lutschen Kinder heute noch Lutscher? Ich weiß es nicht.

Mein Wahllokal liegt in einer Schule, und dort sitze ich am 20. September in der Wahlkabine und grüble und treffe eine Entscheidung und bilde mir ein, sie wäre von größter Wichtigkeit für die Demokratie und die Stadt. Also, früher dachte ich das. Heute denke ich: Im Grunde ist in Berlin völlig egal, wer regiert. In Berlin ist wählen wie hoffen, nur vergebens. Weiß Gott, ich liebe diese Stadt. Aber ich kann mich an keine Zeit erinnern, in der Berlin gut regiert wurde. Bei den Parteien scheinen sie ähnlich zu denken und schicken unbekannte Bürgermeisterkandidaten ins Rennen. Ich sehe die Köpfe auf den Wahlplakaten und denke: Wer sind diese Leute? Für die SPD will Steffen Krach Regierender Bürgermeister werden. Ich bin ein alter Sozi-Wähler. Aber ich weiß absolut nichts über Steffen Krach, nur dass er aus Hannover kommt. Bei der SPD haben sie vermutlich gedacht: Franziska Giffey? Ist zu prominent.

Manchmal beneide ich die Menschen in Baden-Württemberg, in Stuttgart: Erst hatten sie Winfried Kretschmann als Regierungschef. Jetzt Cem Özdemir. In Baden-Württemberg wäre ich ein Grünenwähler. In Berlin denke ich: Wenn die Grünen regieren, stellen sie nur wieder Holzbänke und Blumenkübel in die Friedrichstraße und sagen, dort entstehe das Flair einer italienischen »Piazza«.

Die Bürgermeisterkandidatin der Linken heißt Elif Eralp, und allein dafür möchte ich sie wählen. Jemand, der so schön nach einer Figur aus »Der Herr der Ringe« klingt, wird der Stadt guttun. Die Elbin Elif Eralp möchte die Immobilienkonzerne enteignen, denn Berlin hat eine Wohnungskrise.

Wobei die Linke gern vergisst, dass sie es ja selbst war (damals hieß sie PDS), die als Regierungspartei (mit der SPD) vor gut 20 Jahren rund 65.000 kommunale Wohnungen verkaufte. An wen? Die Immobilienkonzerne.

Meinetwegen kann trotzdem enteignet werden. Nicht weil ich es für wohnungspolitisch sinnvoll halte. Aber man hätte als Wähler das Gefühl: Politik kann echte gesellschaftliche Veränderungen vornehmen, und ich als Wähler kann dazu beitragen. Dieses Gefühl hatte ich lange nicht mehr, und es wäre wie noch mal frisch verliebt sein in die Demokratie.

Der beste Plan, wohnungspolitisch, kommt von der FDP. Auf ihrem Wahlplakat erklärt die FDP-Kandidatin Maren Jasper-Winter: »Von der Miete zum Eigentum«. Die Berliner sind nämlich nur zu doof und mieten, statt zu kaufen. Dabei bekommt man 100 Quadratmeter in guter Innenstadtlage schon für ein knappes Milliönchen.

Die AfD wirbt mit dem Slogan »Deine Stadt. Dein Zuhause. Du zuerst.« Landeseigene Mietwohnungen sollen zuallererst an »Berliner« vergeben werden. Vielleicht muss man bald wieder einen Ahnenpass vorlegen wie 1933, um eine Wohnung zu bekommen.

Ich versuche, die Kolumne im launigen Ton zu halten, dabei ist meine Verzweiflung groß. Weil ich schon vor der Wahl ahne: Nichts ändert sich. Nicht zum Guten. Wähl dir dein Berlin? Am Arsch. Oder liegt es an mir? Ein einziges Mal wählte ich die Piratenpartei. Später tötete der Abgeordnete der Piraten, Gerwald Claus-Brunner, einen Mann und anschließend sich selbst. Ein einziges Mal wählte ich auch die CDU. Später spielte der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 zum ungünstigen Zeitpunkt Tennis. Wahrscheinlich hätte ich trotzdem Kai Wegner gewählt. Vor drei Jahren waren Termine beim Bürgeramt eine Sache von Monaten. Jetzt muss man nur noch zwei Wochen warten.

Ein Freund von mir sagt, er habe aus Ohnmacht irgendwann angefangen, in Berlin die Partei zu wählen, deren Wahlplakat ihm am besten gefalle. Den schönsten Slogan habe ich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sehen. Dort wird Anfang September gewählt. Auf einem Plakat der Grünen standen zwei Worte: »Bus? Muss!«

Ich dachte: Das passt perfekt. Kein Wort beschreibt Berlin besser als »Schienenersatzverkehr«. Aber hier werben die Grünen lieber mit dem Slogan: »Keine Versprechen«.

Klingt superseriös. Aber nicht mal einen Bus? Was die Ambitionslosigkeit betrifft, ist damit alles über Berlin gesag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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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Marie Wagne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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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t Lewin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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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nstliche Intelligenz OpenAI und Anthropic liefern sich einen Wettkampf um die mächtigste KI-Technologie. Es ist auch das Duell zweier Männer, die einst gemeinsam arbeiteten und sich heute tief misstrauen.

Seine Freunde mag man sich aussuchen können, seine Feinde trifft man mitunter beruflich. Etwa hier: Neu-Delhi, Indien, es ist der 19. Februar dieses Jahres. Premierminister Narendra Modi bittet die Chefs der großen Techfirmen zum Abschluss seines KI-Gipfels auf die Bühne. Gruppenfoto. Er will Einigkeit demonstrieren, zeigen, dass si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etwas erreicht hab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oll zum Wachstumsmotor seines Landes und der Welt werden.

Neben Modi steht Sam Altman, Chef von OpenAI, der zu diesem Zeitpunkt führenden KI-Firma der Welt. Eins weiter wird Dario Amodei platziert. Einst war er OpenAIs Forschungsleiter, einer von Altmans wichtigsten und besten Ingenieuren. Mittlerweile leitet er Anthropic – OpenAIs erbittertsten Konkurrenten im Rennen um die Superintelligenz.

Altman und Amodei sind inzwischen Gegner. Ihr Verhältnis gilt als zerrüttet, geprägt von Missgunst und Misstrauen. Modi greift Altmans Hand, gemeinsam recken sie ihre Arme in die Höhe. Er will eine versöhnliche Geste zum Abschluss. Alle anderen auf der Bühne tun es ihm gleich. Altman und Amodei aber verweigern einander den Handschlag, strecken stattdessen ihre Fäuste in die Luft.

Das Bild symbolisiert ihre tiefe Abneigung und vielleicht den härtesten Konkurrenzkampf, den die Techwelt je gesehen hat.

Auf der einen Seite Sam Altman, 41, der gewiefte Unternehmer und begnadete Netzwerker an der Spitze von OpenAI. Sein Gegenspieler: Dario Amodei, 43. Ein Mann mit langem Atem und taktischem Gespür. Er verließ OpenAI im Streit, um mit Anthropic einen Gegenentwurf zu schaffen.

Seit Mai ist Amodei offiziell an Altman vorbeigezogen. Seine Firma bringt es auf eine Bewertung von nahezu einer Billion Dollar, OpenAI auf vergleichsweise bescheidene 850 Milliarden. 65 Milliarden Dollar dürfte Amodei dieses Jahr umsetzen, Altman laut US-Mediendienst Bloomberg lediglich etwas mehr als 40 Milliarden. Allein im vergangenen Quartal soll Anthropic 11,5 Milliarden Dollar eingenommen haben. 14-mal so viel wie im Vorjahresquartal.

Je schneller die beiden Unternehmen wachsen, je mächtiger ihre jeweilige Software wird, desto lauter wird die Kritik.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äuften sich bei beiden Sicherheitsvorfälle. Haben die Firmen ihre Technologie noch im Griff? Oder haben sie die Vorsicht schleifen lassen, um möglichst schnell neue KI-Modelle zu bauen?

Gebrochene Versprechen und Kurswechsel der Gründer wecken Zweifel, ob Amodei und Altman diejenigen sind, in deren Händen die Zukunft der Welt liegen sollte. Aus ihrer Utopie droht eine Dystopie zu werden, aus der Mission Weltrettung die Mission Welteroberung. Beide streben nach globaler Technologieführerschaft: Wer bremst, verliert.

Altman gilt vielen im Silicon Valley mittlerweile als ruchlos und machthungrig. Amodei

KI-Unternehmer Amodei, Al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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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schaffte es lange, den Nachdenklichen, Vorsichtigen zu verkörpern. Galt als »good guy« der Zunft, der sich für strengere KI-Regeln einsetzte. Aber auch an ihm gibt es mehr und mehr Kritik.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hat gewaltige Erwartungen geweckt. Kaum ein Problem, das die Software nicht lösen, keine Frage, die sie nicht beantworten, keine Krise, für die sie keinen Ausweg finden könnte. So versprechen es ihre Erfinder.

2,5 Billionen Dollar werden nach Angaben des Marktforschers Gartner allein in diesem Jahr weltweit in Rechenzentren, Chips und Software investiert. Knapp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befragen laut OpenAI regelmäßig den Chatbot ChatGPT, Millionen programmieren mit Anthropics KI-Software Claude.

Beide Rivalen bereiten einen Börsengang vor, wollen den Hype nutzen, um gewaltige Summen für neue Super-KI einzusammeln und ihre Position im globalen KI-Wettlauf zu stärken – auch gegenüber China. Fast zeitgleich haben Anthropic und OpenAI im Juni die dafür nötigen Unterlagen bei der US-Börsenaufsicht eingereicht. Erwartet werden Rekorde: Amodei pokert auf bis zu zwei Billionen Dollar Bewertung.

Der Anthropic-Chef könnte noch im September an den Kapitalmarkt gehen. Errivale Altman wäre düpiert. Zumal OpenAI laut »New York Times« sogar dazu tendiert, den Börsengang nicht mehr dieses Jahr, sondern erst 2027 zu wagen. Angeblich ist dem Chef die Bewertung seiner Firma zu niedrig. OpenAI äußerte sich auf Anfrage nicht näher zum Zeitplan des Börsengangs.

Jahrelang lief es umgekehrt: OpenAI war der Platzhirsch, Anthropic der Außenseiter, die wenig bekannte KI-Bude mit einem Gründer, der lange Essays über die Gefahren der Technik schrieb und mit seinen verwuschelten Haaren eher wie ein verschrobener Professor wirkt.

Anders Altman. Der geschäftstüchtige und ehrgeizige Manager gründete schon 2019 eine gewinnorientierte Tochtergesellschaft für OpenAI. Die KI-Entwicklung verschlang Unsummen. Doch ahnte Altman, dass damit noch viel mehr Geld zu verdienen ist. Im November 2022 veröffentlichte er ChatGPT – und startete eine Revolution.

Bis dahin war KI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ein abstraktes Konzept, das nur wenige ausprobiert hatten. Das änderte sich schnell: Nach fünf Tagen hatte Altmans Chatbot eine Million Nutzer, nach zwei Monaten waren es geschätzt hundert Millionen. Plötzlich antwortete eine Maschine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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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elenk und starr, sondern scheinbar lebendig und scheinbar klug wie ein Mensch: Sie erklärte, dichtete, übersetzte, half bei der Steuererklärung und schrieb Bewerbungen. Noch nie hatte eine App die Welt so schnell erfasst.

Aus Amodeis Sicht ging das Tempo zu sehr auf Kosten der Sicherheit. 2020 warf er bei Altman hin, gründete 2021 mit seiner Schwester Daniela und anderen Abtrünnigen Anthropic – als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Gewinnorientiert, aber per Satzung dem Gemeinwohl verpflichtet, nicht allein den Aktionären. »Warum sollte man mit jemandem diskutieren, wenn man nicht dieselbe Vision hat und ihm nicht vertraut?«, bilanzierte er kühl.

Es war der Beginn eines Wettstreits, in dem beide Unternehmen argumentieren, dass jeweils nur das eine diesen Balanceakt am besten vollbringen könne, die Technik zu entfesseln – und gleichzeitig die Kontrolle zu behalten.

Wie gereizt die Stimmung zwischen den Konkurrenten ist, zeigt sich selbst an Kleinigkeiten. Im Februar schaltete Anthropic beim Top-Sportereignis der USA, dem Super Bowl, einen Werbespot. Darin stichelt das Unternehmen gegen OpenAI und machte sich über dessen Pläne lustig, Werbung in den KI-Chatbot zu holen. Das reichte für einen öffentlichen Wutausbruch von Altman.

»Anthropic verkauft ein teures Produkt an reiche Menschen«, ätzte der OpenAI-Chef auf der Plattform X. »Sie wollen selbst die Regeln schreiben, was Menschen mit KI tun dürfen und was nicht, und jetzt wollen sie auch anderen Unternehmen vorschreiben, welche Geschäftsmodelle sie haben dürfen.« Er bezeichnete Anthropic als »autoritäres Unternehmen« auf einem »dunklen Weg«.

Moral

Anthropics Firmenzentrale, von außen kaum von einer Bank zu unterscheiden, liegt nahe San Francisco Market Street. Obdachlose und Drogenabhängige lungern hier herum, Touristen bleiben lieber weg, die Miet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her gefallen als gestiegen. In vielen der umliegenden Gebäude hat Firmenchef Amodei sich Flächen gesichert, vorgebaut für die erwartete Expansion.

Drinnen sollen viel Holz, indirektes Licht und offene Flächen die Atmosphäre aufhellen. Im Eingang steht ein gut sortiertes Bücherregal, aus dem sich jeder bedienen kann.

In einem wohnzimmerartigen Raum wartet an einem Februarmorgen Amanda Askell. Die gebürtige Schottin kümmert sich um die »Seele« der KI. Offiziell, sagt Askell, sei das, was sie da schreibe, eine »Verfassung« für die Maschine.

Die, glaubt Askell, sei nötig, »weil sich die KI-Modelle immer weniger wi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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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sches Korsett für die KI

puter anfühlen. Sondern immer mehr wie ein Mensch«. Die KI »denkt wie wir« und »agiert wie wir«.

Eine menschenfreundliche KI soll Anthropic von OpenAI abheben. Deshalb brauche die KI-Software Claude ein ethisches Korsett. Dafür ist die studierte Philosophin Askell zuständig, die »Parallelen zwischen der Erziehung eines Kindes und der Charakterbildung der KI« zu erkennen vermag.

8.4 Seiten ist Claudes Verfassung lang, die Askell und Kollegen geschrieben haben. »Eines der wichtigsten Dinge ist, dass das Modell akzeptiert, von Menschen überwacht und korrigiert zu werden«, sagt Askell, »gerade jetzt, wo es so viele Risiken und Unsicherheiten bei der KI-Entwicklung gibt.«

Die Manager bei Anthropic ließen Sätze, die die Macht ihrer Produkte und ihr Verantwortungsbewusstsein betonen. Gründer Amodei hat sie zum Markenzeichen der Firma gemacht, als Gegenentwurf zu OpenAI. Dort spricht Altman lieber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und das Geschäftspotenzial der Technologie als über ihre existenziellen Risiken.

»Eines der wichtigsten Dinge ist, dass das Modell akzeptiert, von Menschen überwacht und korrigiert zu werden.«

Amanda Askell

Da passte es gut ins Bild, dass Anthropic im Frühjahr mit dem US-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aneinandergeriet.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und sein »Kriegsminister« Pete Hegseth wollten das US-Militär mit KI aufrüsten. Doch Amodei weigerte sich, seine Technologie etwa für autonome Waffensysteme herzugeben. Hegseth und Trump verboten ihren Streitkräften den Einsatz »woker« KI. Trump verunglimpfte Anthropic als Laden voller »linker Spinner«. Am Ende verlor Anthropic einen Vertrag im Wert von bis zu 200 Millionen Dollar. Ohne Umschweife sprang Altman ein.

Anthropic stellte anscheinend die Moral über das Geschäft. An dieser Story gibt es jedoch Zweifel.

Anfang 2026 etwa nahm Anthropic ein zentrales Sicherheitsversprechen zurück: Es hatte zunächst zugesagt, die Arbeit an einem KI-Modell einzustellen, falls die Entwickler nicht garantieren könnten, dass angemessene Schutzmechanismen vor Missbrauch vorhanden seien.

Bis heute hilft Anthropic offenbar dem US-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dabei, sein Modell »Mythos« – das Amodei einst selbst als extrem gefährlich bezeichnete – für den Cyberkrieg gegen China einzusetzen. Laut »Financial Times« sind dafür Anthropic-Ingenieure bei der NSA stationiert. Trotz des Zoffs mit dem Pentagon wird Anthropic-KI laut Medienberichten auch bei der Auswahl militärischer Ziele eingesetzt, etwa in Iran. Amodei sagt, Anthropic unterstütze die nationale Sicherheit, spiele aber keine operative Rolle.

Das passt kaum zu dem Image des Weltretters. Es klingt nach Doppelmoral.

»Dario will beides: Heiligenschein und Geld«, sagt jemand aus der Führungsetage eines bekannten Risikokapitalgebers im Silicon Valley. »Wie einst Mark Zuckerberg, der den Menschen versucht hat, einzureden, soziale Netzwerke seien demokratiefördernd.«

Amodeis Strategie sei beinahe zynisch: »Er pocht öffentlich auf Regulierung, will gleichzeitig unbedingt schnell groß werden, damit er hinter sich die Leiter hochziehen kann.« Gehe Anthropic erst an die Börse, käme kein US-Präsident mehr an der Firma vorbei, wenn es um neue KI-Gesetze gehe. »So kann Dario diese mitgestalten. Und zwar so, dass es für neue Konkurrenz sehr schwer wird, ins Geschäft zu kommen. Das ist eine echte Abschottungstaktik.«

Altman hat schon lange großen Einfluss auf die Politik. Er gilt als charismatisch, klug und bestens vernetzt. Er pflegte enge Kontakte zum damaligen US-Präsidenten Joe Biden und nun dessen Nachfolger Trump. Man könne ihn auf einer Insel mit Kannibalen aussetzen, sagte sein Förderer, der 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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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hmer Paul Graham, einmal, »nach fünf Jahren wäre Sam König«.

Doch Altman hat Fehler gemacht. 2023 wurde er vom eigenen Verwaltungsrat weggeputzt, weil er intern als Aufschneider auffiel. »Sam zeigt ein konsistentes Muster von Lügen«, war in einem Memo über ihn zu lesen. Er »sollte nicht den Finger am Abzug haben«, sagte ein Verwaltungsratsmitglied damals.

Das Unternehmen entließ Altman. Allerdings nur für ein paar Tage. Mithilfe einflussreicher Freunde wie Microsoft-Chef Satya Nadella organisierte er in der Techbranche genügend Unterstützung, um wieder eingesetzt zu werden. Eine externe Untersuchung wurde eingeleitet, sie wusch Altman rein und kritisierte einen vorschnellen Rauswurf. Die meisten Gegner Altmans mussten gehen. Seither lenkt er OpenAI weitgehend als Alleinherrscher – und benimmt sich mitunter wohl auch so.

Im Frühjahr berichtete der »New Yorker«, Altman rede jedem nach dem Mund, um nur ja schnell voranzukommen: Er verspreche verschiedenen Managern Gegensätzliches, biete mehreren Mitarbeitern denselben Job an und verschweige seinem Verwaltungsrat, dass eine ChatGPT-Version vor der Veröffentlichung nicht gründlich geprüft worden sei.

Besonders der Vorwurf mangelnder Vorsicht wiegt schwer. Schon 2024 warnte OpenAI-Topentwickler Jan Leike, das Unternehmen verliere zunehmend den Kurs. Altman priorisierte Produkt und Umsatz über alles andere. Wenig später trat Leike zurück, postete auf X: »Sicherheitskultur und Prozesse haben das Nachsehen gegenüber glänzenden Produkten.« Inzwischen arbeitet er für Anthropic. Zu den Vorwürfen Leikes und denen im »New Yorker« äußerte OpenAI sich auf Anfrage nicht.

Sicherheit und moralische Integrität, das Gefühl haben inzwischen viele, die einmal bei OpenAI waren, zählen nicht zu Altmans Prioritäten. Und so häuften sich die Abgänge. Vergangene Woche ging Brad Lightcap,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des Unternehmens und einer von Altmans engsten Vertrauten. Johannes Heidecke, Leiter des Sicherheitsteams, schied aus, ebenso wie OpenAIs »Chief Futurist« Joshua Achiam. Kürzlich warf mit Chloé Bakalar die Leiterin der Ethikabteilung nach weniger als einem Jahr hin. Ihre Rolle soll laut OpenAI entfallen. Künftig seien laut Altman alle für Ethik zuständig.

Altman versucht, die Abgänge als normalen Umstrukturierungsprozess darzustellen, wie er für ein junges Unternehmen üblich sei.

Plausibel ist aber, dass mit jedem Sicherheitsingenieur, der abtritt, mit jedem Ethiker, der hinwirft, die Prophezeiung von Altmans Gegenspieler Amodei wahrscheinlicher

wird: »Irgendwann wird irgendetwas schiefgehen – einfach weil wir so schnell unterwegs sind.«

Sicherheit

Am 16. Juli meldet das KI-Unternehmen Hugging Face einen beispiellosen Sicherheitsvorfall. Ein autonomes KI-System habe seine Infrastruktur angegriffen. Urheber: unbekannt. Erst Tage später gesteht OpenAI-Chef Altman, ein Programm aus seinem Haus sei bei der amerikanisch-französischen Firma eingebrochen.

Dass so etwas früher oder später geschehen würde, hatten viele in der Branche befürchtet. Wie alle KI-Unternehmen führt OpenAI in einer – eigentlich gesicherten – Umgebung Tests durch, um die Fähigkeiten seiner neuen Modelle zu bewerten. Doch der digitale Agent nutzte eine zuvor unbekannte Schwachstelle, um zu entkommen. Nahezu eine Woche lang bemerkte OpenAI offenbar nichts.

So waren die Agenten in der Lage, eine verborgene Kommunikationsinfrastruktur zu installieren. Sie notierten Tipps zu gefundenen Schwachstellen und Zugangsdaten, die auch einen Systemneustart überdauerten.

Der Vorfall zeigte Züge jener KI-Dystopien, vor denen Kritiker warnen: Die Maschine handelte eigenständig und entfernte sich von ihrem Ziel. Sie handelte versteckt und vorausplanend – und entwich zumindest zeitweise der menschlichen Kontrolle. Stoff für Science-Fiction, nun Realität.

KI-Goldrausch

Marktkapitalisierung ausgewählter Unternehmen zum Ausgabepreis beim Börsengang, in M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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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nose auf Basis bisher erzielter Umsätze

§ Quellen: manager magazin, Unternehmen, eigene Recherche

»So etwas darf nicht passieren«, sagt Amelia Glaese. Die 32-Jährige führt als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Teile des OpenAI-Sicherheitsteams. Für sie markieren die Vorfälle der vergangenen Wochen einen »Wendepunkt«. Sie arbeite mit ihren Leuten sehr intensiv daran, sicherzustellen, dass sich ein solcher Vorfall nicht wiederholen könne. »Gleichzeitig sind die Fähigkeiten der Technologie gekommen, um zu bleiben. Darüber müssen wir als Unternehmen sehr sorgfältig nachdenken. Aber auch wir als Gesellschaft sollten unseren Umgang mit Cybersicherheit grundlegend überdenken.«

Seit zweieinhalb Jahren sei sie bei OpenAI, sagt Glaese. Anfangs war sie im sogenannten Alignment-Team dafür zuständig, dass sich die KI immer im Sinne des Menschen verhält und nichts tut, was ungewollte oder gar katastrophale Nebeneffekte hat. In dieser Zeit hätten sich die Investitionen in Sicherheit »sehr, sehr deutlich erhöht«.

OpenAI habe nun den Entwicklungsprozess »deutlich verlangsamt, um uns Zeit zu geben, hier mehr zu investieren – insbesondere bei cyberkritischen Modellen«. Doch reicht das aus?

Dem Unternehmen hätten die Umtriebe des Programms bei einem Test »viel schneller auffallen müssen«, kritisiert Thorsten Holz, Direktor am Max-Planck-Institut für Sicherheit und Privatsphäre in Bochum. Die Firma habe ihre Aufsicht vernachlässigt.

Rivale Anthropic hingegen hatte Glück im Unglück. Nach dem Patzer des Konkurrenten scannte Amodei seine KI noch einmal auf Schwachstellen. Und wurde fündig: Ende Juli musste das Unternehmen einräumen, ebenfalls die Kontrolle über seine Software teils verloren zu haben. Claude sei in drei Fällen aus einer vermeintlich gesicherten Umgebung ins Internet gelangt und dann in drei verschiedene, mit Anthropic nicht verwandte Systeme eingestiegen.

Auch Anthropic bemerkte lange nichts – trotz der Sicherheitsdoktrin des Chefs. Allerdings nahm davon kaum jemand Notiz. Die Öffentlichkeit konzentrierte sich auf OpenAI.

Vergangene Woche dann berichtete Anthropic von »Revierkämpfen« seiner KI. In Tests ließ das Unternehmen mehrere Programme selbstständig nach Sicherheitslücken suchen, Software entwickeln und unzuverlässige Informationsquellen erkennen. Sie kooperierten, sabotierten sich aber auch mit »zunehmend aggressiver, sich selbst vervielfältigender Schadsoftware«.

Plötzlich scheint einzutreten, wovor KI-Experten lange gewarnt haben: »Die Unternehmen expandieren, veröffentlichen Modelle und konkurrieren schneller, als sie ihre Systeme verstehen und absichern könnten«, sagt Malo Bourgon, Chef des auf KI-Sicherheit spezialisierten Instituts MIRI im kalifornischen Berkeley. »Wir kommen an e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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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kt, an dem Modelle in falschen Händen erheblichen Schaden anrichten könnten. Es wäre nicht verrückt, zu behaupten, dass Anthropic und OpenAI die beiden gefährlichsten Cyberakteure der Welt sind – nach der US- und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Für Bourgon sind die Vorfälle die Folge des gnadenlosen Wettrennens um die Superintelligenz der Zukunft. Weshalb sein Institut seit Monaten für ein Entwicklungsmoratorium wirbt: Erst wenn die Unbedenklichkeit einer neuen KI bewiesen sei, dürfe sie veröffentlicht werden.

Momentan, sagt Bourgon, sei die Branche davon jedoch weiter entfernt denn je. Beide Konkurrenten, OpenAI und Anthropic, wollten KI-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sogar weitgehend automatisieren. Die sich selbst verbesserte Software solle dann eigenmächtig Sicherheitsprobleme lösen. Für Bourgon ein »wilder, verrückter Plan«. Die Welt werde unweigerlich einen »Zauberlehrling-Moment« erleben, mit einer übermenschlichen Intelligenz, die kaum noch zu stoppen sei.

Geld

San Francisco, Mitte April. Denise Dresser sitzt in einem weißen Kostüm in einem lichtdurchfluteten Saal von der Größe einer Bahnhofshalle. Der Handelskonzern Amazon will Journalisten und Investoren seine neuesten KI-Errungenschaften vorstellen. Und so prählt Dresser, seit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Chief Revenue Officer« von OpenAI und damit zuständig fürs Geldverdienen, wie »aufregend« ihr neuer Job und die gerade begonnene Partnerschaft mit Amazon seien.

Hunderte von Kunden habe sie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getroffen. »Die sind alle raus aus dem Experimentiermodus. Die wollen KI unternehmensweit einsetzen. Und sie wissen, dass sie dazu größere, mächtigere Modelle brauchen«, sagt Dresser. Ihre Modelle.

Wenn sie da nicht zu viel versprochen hat.

Vergangene Woche verkündete Dresser ihren Abgang. Angeblich, »um anderen Möglichkeiten nachzugehen«. Womöglich sind auch die besorgniserregenden Geschäftszahlen nicht ganz unschuldig.

Vergaben noch im Dezember die meisten Firmen ihre KI-Budgets an Altman, hat Amodei seinen Erzfeind inzwischen überflügelt – Ende Februar heimste Anthropic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Neuausträge ein. Und das, obwohl Altman bei den Marktanteilen großer Sprachmodelle immer noch weit vorn liegt. Nur nutzen das vor allem Privatkunden, die nur ungern teure Software-Abos kaufen.

Ergebnis: Anthropic verkündet das erste Quartal mit einem operativen Gewinn. OpenAI erwartet das frühestens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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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y Laura Zapata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Immer größere, mächtigere Modelle

Nicht nur in Altmans Hauptquartier fragen sich viele: Wie konnte das passieren?

Der Grund ist womöglich der Chef selbst. Früh fokussierte sich Amodei mit Anthropic auf das lukrative Firmenkundengeschäft, schulte seine KI Claude für das Schreiben von Softwarecode. Die Techindustrie, so sein Kalkül, sei sehr offen für neue technische Möglichkeiten und Hilfsmittel. Rund 80 Prozent des Geschäfts erwirtschaftet Anthropic Stand Mai 2026 mit Unternehmenssoftware-Abos.

Bei OpenAI machen Firmenkunden noch Anfang des Jahres nur 40 Prozent des Umsatzes aus, mittlerweile hat man immerhin die 50-Prozent-Marke überschritten laut eigenen Angaben. Lange setzte Altman eher auf KI für Privatanwender, steckte seine Budgets in den Konversationsroboter ChatGPT, in teure, aber kaum genutzte Bild- und Videogeneratoren und arbeitete an einem eigenen sozialen Netzwerk.

Hektisch versucht der Chef nun, das Rad zurückzudrehen. Er lässt die Bild- und Videogeneratoren vorerst nicht weiterentwickeln. Dafür intensivierte er die Arbeiten

»Warum sollte man mit jemandem diskutieren, wenn man nicht dieselbe Vision hat und ihm nicht vertraut?«

Dario Amodei, Chef von Anthropic

an Kodex, einer stark wachsenden Spezial-KI für Softwareentwickler. Auch vor Anzeigen in seinen kostenfreien ChatGPT-Versionen schreckt Altman nicht mehr zurück. Dabei hatte er einst betont, er hasse Werbung.

Offensichtlich hofft Altman, seine Firma mit solchen Maßnahmen doch noch schnell hübsch zu bekommen für einen Börsengang.

Die Konkurrenz hat solche Probleme nicht. Keiner bei Anthropic habe je daran gedacht, »lustige Bildgeneratoren« oder »verrückte Netzwerke« für Privatanwender zu programmieren, sagt Amerika-Chefin Kate Jensen. »Wenn ich selbst KI nutze, dann solche, die ich auch am Arbeitsplatz will: zum Organisieren des Familienkalenders, Beantworten von E-Mails.« Alles andere? Jensen winkt ab – unnötig.

Ist das KI-Wettrennen bereits entschieden?

Für Altman dürfte es eng werden, glaubt Philipp Klöckner. Der 43-jährige Deutsche berät Investmentfonds, beteiligt sich auch selbst an Unternehmen – etwa an OpenAI und Anthropic. Er halte es inzwischen für möglich, »dass Altman gar nicht mehr in die Lage kommt, einen attraktiven Börsengang zu erreichen«, sagt Klöckner. »Womöglich scheitert er komplett.«

Amodei indes, der Professor, der Nerd, habe völlig richtig gehandelt: »Unternehmen sind loyaler und geben jedes Jahr mehr aus. Das war einfach schlau.«

Das KI-Rennen verschärfte sich gerade, beobachtet der Investor. Auch, weil günstige und offene Modelle aus China auf den Markt drängten. Kimi K3 der chinesischen Firma Moonshot AI etwa schneidet in Tests gut ab. Das Modell kann man frei herunterladen, selbst anpassen und billig betreiben – eine Kampfansage an die US-Marktführer, deren Dienste immer teurer werden.

Um den Vorsprung vor China zu halten und um den Abstand zu Anthropic wettzumachen, sagt Klöckner, brauche OpenAI nicht nur schleunigst bessere Modelle, sondern Altman vielleicht auch »Supervision«. Einen Profi an der Seite. »So wie die Google-Gründer sich einst Eric Schmidt als CEO geholt haben, braucht Sam jetzt ebenfalls jemanden, der der Firma Seriosität verleiht und ein besseres Image.«

Noch halten die Manager bei OpenAI einen solchen Schritt für überflüssig. Das breite Portfolio sei ein »einzigartiger Wettbewerbsvorteil« gegenüber Anthropic, sagt Emmanuel Marill, Managing Director für Europa. Man habe für jeden Kunden das richtige Preispaket im Angebot. Gerade die Deutschen seien bereit, für ein Abo zu zahlen.

»Jetzt«, tönt Marill, »kommt der Moment der Wahrheit.«

Für OpenAI. Und für die Welt.

Simon Book, Angela Gr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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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79

Der Staat ist nicht der bessere Vermieter

Analyse Wohnkonzerne enteignen oder Baugesellschaften gründen: Um hohe Mieten zu bekämpfen, rufen Politiker nach mehr Staat. Doch es geht anders.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Berlin. An einem sonnigen Julitag tanzt es durch die Reihen einiger Demonstranten, die vor dem Bundesratsgebäude stehen. Eine Frau im gelben Gespenstkostüm dreht sich lachend im Kreis. Es ist das »Gespenst der Enteignung«, erfährt man in einem Facebook-Post der Initiative »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 Es gehe weiter um – und die Immobilienlobby bekomme es mit der Angst zu tun.

Fünf Jahre ist es her, dass sich in Berlin eine Mehrheit von fast 60 Prozent in einem Volksentscheid dafür aussprach, Berliner Immobilienkonzerne zu vergesellschaften. Wohnungskonzerne mit einem Besitz von mehr als 3000 Wohnungen sollten laut den Plänen enteignet werden, was insgesamt gut 220.000 Wohnungen entspricht. Der regierende schwarz-rote Senat schob das Vorhaben auf die lange Bank, das Volksbegehren war rechtlich nicht bindend.

Nun schöpfen Aktivisten neue Hoffnung. Am 20. September wird in Berlin ein neues Abgeordnetenhaus gewählt, und in den Umfragen liegt mit der Linken eine Partei weit vorn, die die Vergesellschaftung im Wahlprogramm hat. Linken-Bundesvorsitzende Ines Schwerdtner kündigte an, ohne die Umsetzung des Plans werde sich ihre Partei an keiner Regierung beteiligen. Zwar ruderte die Berliner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wenig später etwas zurück, aber die Gelegenheit für die große Umverteilung ist da. Auch die Grünen wollen den Volksentscheid umsetzen.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alarmiert. Anfang Juli kündigte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an, den Ländern eine solche Verstaatlichung per Bundesgesetz verbieten zu wollen. Zuvor hatte die Koalition eine andere Idee präsentiert, um das Wohnungsproblem zu löse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will eine bundesweite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gründen. Enteignung und Baugesellschaft mögen unterschiedliche Lösungsansätze sein, doch beide nähren den Glauben, dass es nur einen beherzten Staatseingriff brauche, um für günstigeren Wohnraum zu sorgen. Aber ist der Staat wirklich der bessere Vermieter und Bauherr?

Außer Frage steht, dass der Markt daran gescheitert ist, in den Städten genügend leistbaren Wohnraum bereitzustellen. Kaum ir-

igendwo sonst lässt sich das so beobachten wie in Berlin. Dort sind die Angebotsmieten seit 2016 um fast 70 Prozent gestiegen – was aber auch daran liegt, dass das Ausgangsniveau zuvor niedrig war. Der Markt ist geteilt: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en diejenigen, die schon lange eine Wohnung haben und moderate Mieten zahl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jenigen, die eine Wohnung suchen und vor horrenden Preisen erschrecken. Der Markt ist eingefroren, weil es sich nicht mehr lohnt umzuziehen. Das Angebot an Wohnraum wird knapper und knapper.

Enteignungen lösen dieses Problem nicht, sie machen es schlimmer. Durch das Vorhaben entsteht keine einzige neue Wohnung, wie Ökonomen immer wieder festhalten. Bauentwickler würden den Neubau stark herunterfahren, weil sie das Risiko fürchten. Dadurch würde die Knappheit noch größer. Von einer Vergesellschaftung hätten nur all jene was, die bereits eine Wohnung haben, weil ihre Miete abgesenkt würde. Der Wohnungskonzern Vonovia etwa verlangt in Berlin eine durchschnittliche Kaltmiete von 8,17 Euro pro Quadratmeter. Von Wucher

Demonstranten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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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örster, Bühler / FDRK/ Foto: Sarmon

ist das weit entfernt in einer Stadt, in der die Durchschnittsmiete bei 7,71 Euro liegt.

Weil vergesellschaftete Konzerne vom Steuerzahler entschädigt werden müssten, würde das Vorhaben nach Schätzungen des Berliner Senats 29 bis 39 Milliarden Euro kosten. Dieses Geld würde Berlin auf viele Jahre hinaus fehlen, etwa um Kitas und Schulen zu bauen oder soziale Projekte zu fördern. Abgesehen davon ist fraglich, wie sich ein solches Vorhaben umsetzen ließe. Am Tag X müssten Grundbücher umgeschrieben werden, das Land müsste die Daten von Hunderttausenden Mietern erfassen, von denen es künftig Miete einfordern müsste. Aber was, wenn die Wohnungskonzerne gegen das Gesetz klagen? Wohin sollen Mieter ihre Miete überweisen? Die Übernahme von bis zu rund 220.000 Wohnungen wäre ein Großprojekt mit Großrisiken.

Eine neue Bundesgesellschaft für bezahlbaren Wohnungsbau ließe sich deutlich einfacher aufbauen. Aber auch hier wären die Steuermilliarden womöglich verschwendet. Ein staatlicher Bauherr hätte mit den gleichen Problemen zu kämpfen wie private: hohe Baukosten, Fachkräftemangel und überbordende Regulierung. Es ist unklar, warum eine staatliche Einrichtung diese Probleme besser bewältigen sollte als erfahrene Profis. Kommunale Gesellschaften können schon heute günstiger bauen, weil sie bei der Vergabe von Grundstücken bevorzugt werden und Fördermittel des sozialen Wohnungsbaus einsetzen können. Es wäre viel zielgerichteter, diese Mittel aufzustocken, als eine neue Bundesstelle zu schaffen, deren Aufbau Jahre dauern würde.

Besser wäre es, wenn der Staat dafür sorgte, dass die Baukosten sinken. Bei kostenreibenden Vorschriften vom Schall- bis Brandschutz müsste er entschlacken. Der neue Bauturbo ist ein erster Schritt, der Kommunen erlaubt, von Vorschriften des Planungsrechts abzuweichen. Aber bis solche Maßnahmen wirken, vergehen Jahre.

In der Zwischenzeit sollte der Staat einen radikal neuen Ansatz wagen: Anders als derzeit müsste er zulassen, dass Bestandsmieten etwas steigen. Das könnte Menschen mit günstigen Altmietverträgen bewegen, ihre viel zu großen Wohnungen freizugeben. Gleichzeitig müssten Neuvertragsmieten strenger als bisher gedeckelt werden.

Gutverdiener können es sich leisten, höhere Mieten zu zahlen als bisher. Für Rentner und Geringverdiener müsste das Wohngeld ausgeweitet werden, damit höhere Mieten für sie abgefedert werden. Finanziert werden könnte dies über eine zusätzliche Abgabe für Vermieter, die wiederum von höheren Mieteinnahmen profitieren könnten. Auch das wäre ein massiver Eingriff des Staates in den Markt. Er würde aber keine Milliarden verschlingen und wäre zielgenauer.

Henning Jau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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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WIRTSCHAFT

DER SPIEGEL 35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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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Foreman / Stockley

Viraler Steuertrick

Geld Eltern sollen ihre Immobilie an die Kinder verkaufen, statt sie zu verschenken oder zu vererben. Ein Finanzexperte erklärt, was es damit auf sich hat.

Ihre Eltern haben ein Haus, das einmal Ihres werden soll? Vielleicht sogar in begehrter Lage einer großen Stadt? Dann können Sie sich einerseits freuen. Egal ob Ihre Eltern Ihnen das Haus schon zu Lebzeiten schenken oder später vererben: Es wird Ihr Vermögen schlagartig vermehren, ohne dass Sie selbst etwas dafür tun müssen.

Doch das unverhoffte Geldgeschenk kann auch zur finanziellen Bürde werden. Weil die Immobilienpreise gerade in und um die Metropolen rasant gestiegen sind, wird oft auch eine Erbschaft- oder Schenkungsteuer fällig. Geld, das man erst einmal auf der hohen Kante haben muss. Zwar gibt es Freibeträge, aber die sind schnell überschritten. Dazu muss es gar nicht um ein Haus in den seit je teuren Villensedlungen wie Hamburg-Blankenese oder im Münchner Vorort Grünwald gehen. Wenn Sie nicht selbst ins Elternhaus einziehen und dort wohnen bleiben, beträgt der Freibetrag pro Elternteil und Kind 400.000 Euro alle zehn Jahre. Wenn die Familie also nicht früh genug begonnen hat, das Elternhaus stückweise zu überschreiben, werden mitunter große Summen

fällig. Bei einer Immobilie im Wert von einer Million Euro, die eine Mutter auf einen Schlag an ihr Kind verschenkt oder vererbt, sind es beispielsweise 90.000 Euro.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präsentieren Finanzinfluencer einen Ausweg aus der Misere: Mit einem sogenannten Verkäuferdarlehen brauche man keine Steuer mehr zu zahlen, heißt es in zahlreichen Beiträgen. »Klingt verrückt, aber ist genial«, schreibt eine Influencerin unter ihr Video. Ein anderer wird noch drastischer: »Vererbe niemals das Haus an deine Kinder.« Die Idee des Konzepts: Statt die Immobilie zu vererben oder zu verschenken, verkaufen Eltern ihre Immobilie zu einem marktüblichen Preis an die eigenen Kinder. Den Preis bekommen sie aber nicht sofort ausgezahlt, sondern sie gewähren dem Kind ein Darlehen, das dieses in monatlichen Raten zurückzahlt. Im Gegenzug zahlen die Eltern Miete an ihr Kind, sodass sich beide Zahlungen nahezu ausgleichen. Das Ziel: Beide Seiten sollen keine finanzielle Belastung haben.

Die Influencer nennen gleich mehrere Vorteile des Modells: Die gesamte Immobi-

lie geht sofort in das Eigentum des Kindes über. Die Erbschaftsteuer entfällt komplett, weil die Immobilie verkauft statt vererbt wird. Weil die Immobilie der Eltern nun als vermietet gilt, kann das Kind den Kaufpreis steuerlich abschreiben. Allerdings nur den auf das Gebäude entfallenden Anteil.

Die Wertsteigerung der Immobilie kommt dem Kind zugute und ist zunächst steuerlich nicht relevant. Auch das ist ein Unterschied zur Schenkung: Dort wird etwa bei einer häppchenweisen Übergabe alle zehn Jahre der Wert des Hauses neu bestimmt, der dann für die Ermittlung der Steuerschuld herangezogen wird. Die Mieteinnahmen verbessern die Bonität des Erbenden, er bekommt bessere Konditionen, falls er eine weitere Immobilie erwerben möchte. Für den Schufa-Score hingegen sei der Deal irrelevant, weil der Kredit von keiner Bank vergeben wurde.

Glaubt man den Finanzinfluencern, gibt es lediglich einen Nachteil: Beim Verkauf zwischen Kindern und Eltern fällt zwar keine Grunderwerbsteuer an, dafür werden aber Notar- und Grundbuchkosten fällig. Doch diesen Nachteil, so heißt es in den Beiträgen, hole man durch den Steuervorteil schnell wieder rein. Aber kann das wirklich funktionieren?

»Das Modell funktioniert, ist aber deutlich komplexer, als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suggeriert wird«, sagt Ricardo Tunnissen, Geschäftsführer bei der Baufinanzierungsplattform Baufl Deutschland. Für die breite Masse sei das Modell nicht relevant. Die Gestaltung eines solchen Vertrags sei nur etwas für Profis und könne keinesfalls am Küchentisch entworfen werden.

Dafür gibt es mehrere Gründe: Zunächst können Darlehens- und Mietzahlungen nicht beliebig ausgestaltet werden. Das Darlehen muss einem Fremdvergleich standhalten und tatsächlich so durchgeführt werden, wie es vereinbart wurde. Eine monatliche Tilgung ist dabei nicht zwingend; auch ein tilgungsfreies Darlehen kann zulässig sein. Ebenso müssen sich Miete und Darlehensrate nicht exakt ausgleichen. »Beide Verträge müssen jeweils für sich wirtschaftlich nachvollziehbar sein«, erklärt Tunnissen.

Ein deutlich zu niedriger Darlehenszins kann vom Finanzamt als Schenkung des Zinsvorteils gewertet werden. Maßgeblich sind unter anderem Laufzeit, Sicherheiten, Rang, Tilgung und Bonität des Kindes. Auch die Miete sollte nicht allein danach festge-

DER SPIEGEL

GELD

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Tipps für Ihre Finanzen« – immer mittwochs spiegel.de/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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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t werden, welche Darlehensrate gerade ausgeglichen werden soll. Darüber hinaus muss das Darlehen auch »gelebt werden«, das Kind muss also tatsächlich Zinszahlungen leisten. Aber was, wenn das Kind seinen Job verliert und seine Darlehensrate an die Eltern nicht mehr zahlen kann? Sollten die Eltern ausbleibende Zahlungen ignorieren, kann das beim Finanzamt Zweifel an der Ernsthaftigkeit des Darlehens wecken. Verzichten die Eltern später auf einen Teil der Forderung, liegt eine Schenkung vor.

Auch die versprochene Verbesserung der Bonität ist keineswegs sicher. Banken können die Mieteinnahmen positiv berücksichtigen, sehen zugleich aber auch das Verkäuferdarlehen und die daraus entstehenden Zins- und Tilgungsverpflichtungen. Ein privates Darlehen wird zwar nicht automatisch bei der Schufa eingetragen. Bei einer späteren Finanzierung muss es der Bank trotzdem vollständig offengelegt werden. »Kein Schufa-Eintrag bedeutet nicht, dass die Verbindlichkeit für eine Bank nicht existiert«, sagt Immobilienexperte Tunnissen.

In vielen Instagram-Videos wird ein großer Nachteil des Modells gar nicht erwähnt: Eltern müssen die erhaltenen Zinsen ebenso versteuern wie das Kind die Mieteinnahmen; dafür können bei anerkannter Vermietung unter anderem Abschreibung, Zinsen und weitere Kosten abgezogen werden. »Man darf deshalb nicht nur auf den Steuervorteil des Kindes schauen, sondern muss immer beide Seiten gemeinsam betrachten«, sagt Tunnissen. Auch der emotionale Aspekt kann eine Rolle spielen. Für viele Eltern dürfte es sich komisch anfühlen, die eigene Immobilie herzugeben und dann auch noch Miete an das Kind zu zahlen.

Der Kreis der Menschen, die das Modell anwenden könnten, dürfte aber ohnehin überschaubar bleiben. Denn wer vorausschauend plant und die Freibeträge klug ausnutzt, kann Millionenbeträge weitergeben, ohne dass der Fiskus davon einen Euro sieht. Da braucht es gar kein Verkäuferdarlehen. Nutzen die Eltern klug den Freibetrag von 400.000 Euro aus, kann ein Kind von beiden Elternteilen auf einen Schlag 800.000 Euro erben, zehn Jahre später sind weitere 800.000 Euro drin. Für zwei Kinder kommt im selben Zeitraum sogar eine Summe von 3,2 Millionen Euro zustande, die steuerfrei übertragen werden kann.

Klar, es mag auch Menschen mit deutlich größerem Immobilienbesitz geben. Haben Sie als Familie etwa mehrere Immobilien, können Sie über die Einrichtung einer Familiengesellschaft nachdenken. Aber all das sind Fälle für den Steuerberater und eine professionelle Beratung. Die Details solcher Konstruktionen lernt man sicher nicht auf Instagram.

Henning Jauer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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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Wenn ich mich schämen würde, wäre ich hier völlig falsch«

Erotikhandel Jill Naumann, 25, verkauft Dildos, Peitschen und Glitzerkleider auf der Reeperbahn im größten Sexshop Europas. Wie erlebt sie ihre Kundschaft?

SPIEGEL: Frau Naumann, wissen Sie noch, wann Sie das erste Mal einen Sexshop betreten haben?

Naumann: Das war vor fünf Jahren, da war ich gerade aus meinem Heimatdorf nach Hamburg gezogen. Ich war mit Freundinnen auf der Reeperbahn, und wir sind zusammen hier in die Boutique Bizarre rein. Ich war völlig überwältigt. Erotikwäsche, Latexanzüge, Glasdildos, das kannte ich damals alles nur aus dem Internet.

SPIEGEL: Sexualität ist heute präsenter als früher, aber der Besuch in einem Sexshop scheint vielen Leuten immer noch schwerzufallen. Warum eigentlich?

Naumann: Ich glaube, das hat damit zu tun, wie man aufgewachsen ist. Für viele Leute, gerade hier in Hamburg, ist es nichts Besonderes mehr. Wenn man wie ich vom Dorf kommt, ist das anders. Manchen Kunden sieht man auf der Türschwelle an, wie sie mit sich hadern: »Soll ich da wirklich reingehen?« Oder sie sind völlig baff: »Guck mal, ein Penis!«

SPIEGEL: Wie nehmen Sie Kunden die Angst? Naumann: Mit der Zeit habe ich ein Gespür dafür entwickelt, welche Leute sich schwer tun. Dann sage ich so was wie: »Wenn du Hilfe brauchst, bin ich hier.« Und dann krame ich ein bisschen mit den Leuten durch das Sortiment, und sie werden entspannter. Das nimmt die Hemmung eher als ein: »Diesen Dildo kann ich dir empfehlen, den habe ich ausprobiert!«

SPIEGEL: Der Satz kommt vermutlich nicht so gut an?

Naumann: Nee, also davon würde ich abraten.

SPIEGEL: Und wenn jemand sich »nur umschauen« will?

Naumann: Das hören wir hier öfter, und das ist völlig okay. Dann warte ich einfach. Oft gehen die Leute dann doch mit einer vollen Tüte raus.

SPIEGEL: Was sagen Sie Menschen, die sich nicht in Ihren Laden trauen?

Naumann: »Schau's dir einfach mal an. Du musst nicht mit uns reden, gucken reicht!« Meistens werden die Leute dann schon lockerer. Aber manchmal rennen sie auch weg. Da kann man nix machen. Wir zwingen niemanden zu seinem Glück.

SPIEGEL: Wie sieht Ihr Arbeitsalltag aus?

Naumann: Wenn ich die Frühschicht habe, muss ich morgens erst mal aufräumen, vor allem nach dem Samstagabend herrscht da oft ein bisschen Chaos. Ich kümmere mich um den Einkauf, sortiere die Ware im Lager, berate die Kunden oder stehe an der Kasse. Das ist wie bei jedem anderen Einzelhandelsgeschäft auch, nur dass wir besondere Produkte führen.

SPIEGEL: Wann ist am meisten los?

Naumann: Definitiv an Weihnachten! Da ist hier so viel Betrieb, dass wir manchmal kaum mit dem Auffüllen der Ware hinterherkommen. Danach wird es schlagartig ruhig. Januar und Februar sind unsere schwächsten Monate. Mit der Pride- und Festivalsaison geht es dann wieder so los, im Moment läuft das Geschäft ziemlich gut.

SPIEGEL: Im Internet wimmelt es von Sexshops. Warum sollte man da noch in den Laden gehen?

Naumann: Natürlich kann man sich ein Sextoy im Netz bestellen, da sieht man ein Foto und vielleicht sogar die verschiedenen Vibrationsinstellungen. Aber wie fühlt sich das an? Viele Leute kommen gezielt hierher, weil sie die Artikel anfassen und mit jemandem darüber sprechen können.

SPIEGEL: Sextoys gibt es inzwischen doch sogar in Drogerien.

Naumann: Das sind halt eher so die Sachen, die man benutzen kann, wenn man schnell was braucht, kleine Vibratoren oder mal einen Penisring. Ich glaube nicht, dass das für uns eine große Konkurrenz ist, unser

Sortiment ist hochwertiger und richtet sich an eine andere Zielgruppe.

SPIEGEL: Wie sieht der typische Boutique-Bizarre-Kunde aus?

Naumann: Den gibt es nicht, das ist eine bunte Mischung. Am Wochenende kommen Touristen, aber auch die ganzen Junggesellenabschiede. Unter der Woche ist es entspannter. Da besuchen uns eher die Geschäftsreisenden. Und die Profis, die zielstrebig zum richtigen Regal wandern.

SPIEGEL: Wie alt sind Ihre Kunden?

Naumann: Zwischen 18 und 90 ist wirklich alles dabei. Ich hatte auch schon eine ältere Dame, die sagte: »Ich hab mich scheiden lassen, jetzt möchte ich mich noch mal voll ausleben.« Ältere Menschen haben in Sachen Sexualität oft viel Erfahrung und wissen genau, was sie wollen oder nicht wollen. Aber auch da gibt es welche, die manche Dinge noch nicht wissen und sich über Beratung freuen.

SPIEGEL: Und was ist mit den Jüngeren? Gibt es da mehr Scham?

Naumann: Die 18-Jährigen haben viele Sachen mal im Porno gesehen und denken, sie kennen sich aus. Aber auch da muss man oft einiges erklären.

SPIEGEL: Shoppen Männer anders als Frauen?

Naumann: Ich möchte niemanden in Schubladen stecken, aber es ist schon so, dass viele Männer eher einfacher denken. Am Freitag- oder Samstagabend ist es oft so: Sie kommen rein, kaufen Kondome und Gleitgel, und das war's.

SPIEGEL: Was machen Frauen anders?

Naumann: Frauen denken auch an ihr Gegenüber und sind mehr auf Sinnlichkeit bedacht. Sie kaufen nicht nur Kondome für den Partner, sondern vielleicht auch noch einen Vibrator oder ein schickes Outfit. Mal ehrlich: Wie viele Männer ziehen sich schöne Unterwäsche im Bett an? Die gibt es zwar, aber sie sind immer noch selten.

SPIEGEL: Mit welchen Produkten tun sich Leute besonders schwer?

Naumann: Dazu muss man gar nicht in die Fetischabteilung gehen, das fängt schon bei einfachen Sachen an. Nehmen Sie die Kondome: Viele wissen ihre richtige Größe nicht. Aber da kommt keiner und sagt: »Entschuldigung, können Sie mir erklären, wie ich das richtig messe?« Die Leute suchen dann

Emotionen, Teil 6

»Die Macht der Gefühle in der Wirtschaft«

Warum der Kapitalismus Neid braucht. Wie Gier die Menschen antreibt, aber auch entzweit. Wofür sich Kundinnen und Kunden an der Kasse noch schämen.

In einer Serie erklärt der SPIEGEL, wie Gefühle das Wirtschaftsleben prägen – und wie man am besten damit umg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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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Repräsent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5 | 2026

WIRTSCHAFT 83

lieber bei Google, oder sie kaufen die falschen.

SPIEGEL: Müssen Sie bei Ihrer Arbeit Missverständnisse geraderücken?

Naumann: Klar, zum Beispiel in der Fetischabteilung, wo die größeren Dildos stehen. Wenn ich da am Wochenende arbeite, höre ich oft: »Das geht doch gar nicht!«

SPIEGEL: Und was sagen Sie dann?

Naumann: Dass das natürlich geht, wenn man geübt ist und sich Zeit lässt.

SPIEGEL: Gibt es Kunden, die das Gefühl haben, nicht normal zu sein?

Naumann: Ja, die gibt es immer.

SPIEGEL: Wie merken Sie das?

Naumann: Oft stehen Kunden sehr lange vor Dingen, die sie vielleicht schön finden, aber trauen sich nicht weiter. Ich arbeite gern in der Boudoir-Abteilung, da gibt es diese tollen glitzernden Kleider. Neulich stand da ein Mann vor einem wunderschönen Stück. Ich bin mir sicher, er hätte es gern anprobiert, und es hätte ihm super gestanden. Aber er hat sich einfach nicht getraut. Das hat mich traurig gemacht.

SPIEGEL: Ein Mann, der gern Frauensachen trägt – wieso ist das noch ein Problem?

Naumann: Ich kenne ja das Umfeld dieser Person nicht. Für manche Menschen ist das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mehr, andere müssen sich dafür rechtfertigen. Dabei ist das totaler Quatsch: Früher haben sogar Könige Kleider und hochhackige Schuhe getragen. Was ist schon dabei?

SPIEGEL: Stehen sich die Leute wegen ihrer Scham selbst im Weg?

Naumann: Es ist nicht mehr so wie früher, als der Besuch im Sexshop noch ein Tabu war. Hier in Hamburg gehören wir ja längst zum Kiez. Wir haben hier wechselnde Ausstellungen, es gibt Kunstveranstaltungen, wir stehen in vielen Reiseführern. Aber bei manchen Leuten ist die Scham noch immer ein Problem.

SPIEGEL: Woran liegt das?

Naumann: Ich glaube, das hat immer noch viel mit mangelnder Aufklärung zu tun. In meiner Schulzeit wurde Sexualunterricht in wenigen Wochen abgehandelt: Das sind die Geschlechtsteile, so funktioniert ein Kondom, fertig. Alle haben gelacht, niemand hat sich wirklich damit beschäftigt. Penis war da noch ein Schimpfwort. Heute ist das zum Glück anders, viele Lehrerinnen und Lehrer sind da offener.

SPIEGEL: Rechtspopulistischen Parteien geht das zu weit. AfD-Politiker wie Björn Höcke beklagen eine »Frühsexualisierung« in der Schule, um gegen moderne Sexualerziehung vorzugehen. Könnte es sein, dass das Pendel in die Gegenrichtung schlägt?

Naumann: Ich hoffe, dass die Leute das nicht zulassen. Deutschland ist ein modernes Land, wir sind doch schon viel weiter. Wieso machen wir uns über solche Fragen überhaupt noch Gedanken? Mir ist schleierhaft, w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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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denberaterin Naumann: »Ich höre oft, ›das geht doch gar nicht‹«

diese Leute anderen ihr Weltbild aufzwingen wollen.

SPIEGEL: Fällt es Ihnen schwer, mit Fremden über Sex zu sprechen?

Naumann: Überhaupt nicht. Ich bin froh, wenn ich weiterhelfen kann.

SPIEGEL: Als Wirtschaftsredakteur wird man oft von Freunden gefragt, welche Aktie man kaufen soll. Wie ist das bei Ihnen: Werden Sie im Freundeskreis über Sexthemen ausgefragt?

Naumann: Na klar! Wenn meine Freunde nicht gerade ChatGPT benutzen, dann löchern sie mich mit ihren Fragen. Das fängt schon mit kleinen Sachen an, zum Beispiel: »Weißt du, was ich im Analbereich ausprobieren kann?« Lieber spreche ich darüber, als dass diese Themen totgeschwiegen werden.

SPIEGEL: Schämen Sie sich manchmal für Ihren Beruf?

Naumann: Nein. Wenn ich mich schämen würde, wäre ich hier völlig falsch. Wir brauchen Leute, die sagen: »Ich arbeite in einem Sexshop, und ich habe Bock darauf, egal was die anderen darüber sagen.« Wenn das den Leuten nicht passt, ist das deren Problem und nicht meins.

SPIEGEL: Kommt es vor, dass Menschen Ihre Arbeit nicht gut finden?

Naumann: Leider ja. Wissen Sie, ich bin gelernte Bankkauffrau. Aber die Arbeit bei der Bank hat mich nicht erfüllt. Ich konnte mir einfach nicht vorstellen, das mein Leben lang zu machen. Als ich gekündigt habe, um hier anzufangen, kam das bei meiner Familie überhaupt nicht gut an. Die fragten: »Kind, was tust du, bist du verrückt geworden?«

SPIEGEL: Sie haben trotzdem den Job gewechselt.

Naumann: Ja. Ich wollte das ausprobieren. Mir ist egal, was andere davon halten. Aber das war schon schwierig. Jemand in meiner Verwandtschaft meinte damals: »Da kann sie ja gleich auf den Strich gehen.«

SPIEGEL: Wie haben Sie reagiert?

Naumann: Mit dieser Person möchte ich nichts zu tun haben. Wir schreiben das Jahr 2026. Ich liebe meine Arbeit, habe ein regelmäßiges Gehalt, eine Wohnung und meine Hobbys. Wer damit ein Problem hat, soll bei sich anfangen. Man sollte leben und leben lassen.

Interview: Michael Brä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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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GEZÄ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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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zent über dem Durchschnitt der letzten zehn Jahre wird in dieser Saison voraussichtlich die Pflaumen- und Zwetschgenernte liegen. Erwartet wird ein Ertrag von 49.300 Tonnen.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MASCHINE DER WOCHE

Gefragte Blechmänner

Dass humanoide Roboter die Kicktechniken des verstorbenen Kung-Fu-Stars Bruce Lee beherrschen, ist noch kein Nachweis ihrer Alltagstauglichkeit. Die Videos von bodenturnenden Blechmännern des chinesischen Roboterherstellers Unitree sind jedoch beeindruckend. Sie beflügeln die Fantasien der Märkte: Robotik gilt als Zukunftsfeld und wird mit Anlegergeld geschwemmt. Am Mittwoch ging Unitree in Shanghai an die Börse. 2025 machte das Unternehmen einen Umsatz von 220 Millionen Euro, am Starttag wurde es mit einem Börsenwert von über 43 Milliarden Euro gehandelt. Eingesetzt werden sollen Roboter etwa in der Pflege. Hoffentlich können sie auch behutsam Bettpfannen wechseln.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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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KTUR

Planer warten auf Staatsmilliarden

Ingenieur- und Architekturbüros profitieren bislang kaum von der Investitionsoffensive der Bundesregierung. Zu diesem Ergebnis kommt eine Umfrage im Auftrag des Verbands der Beratenden Ingenieure (VBI), der Bundesingenieur- und Bundesarchitektenkammer sowie des Ausschusses der Verbände und Kammern der Ingenieure und Architekten für die Honorarordnung. An der Befragung nahmen bundesweit rund 4900 Büros teil.

Demnach rechnet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damit, dass der Auftragsbestand in den kommenden sechs Monaten gleich bleibt, 30 Prozent gehen sogar von einem Rückgang aus. »Bislang kommt das Sondervermögen in den Ingenieurbüros nicht an. So wird die Infrastruktur in Deutschland in den kommenden drei Jahren nicht spürbar besser«, sagt VBI-Präsident Jörg Thiele.

Je rund ein Fünftel der Ingenieure und Architekten bezeichnen ihre wirtschaftliche Lage als schlecht oder eher schlecht. Fünf Prozent befürchten, ihren Betrieb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einstellen zu müssen, weitere 14 Prozent sehen ihre Zukunft als ungewiss. Büros mit weniger als zehn Mitarbeitern schätzen die eigenen Aussichten besonders kritisch ein. Der Auftragsbestand von Architekturbüros fiel 2025 gegenüber dem Vorjahr deutlich, während der von Ingenieurbüros stabil blieb. Das liegt den

Verbänden zufolge auch daran, dass Architekten mehr von privaten Bauherren abhängig sind. Die reduzierten oder kündigten Aufträge häufiger als öffentliche Träger.

Zur Sanierung der vielerorts maroden Infrastruktur in Deutschland und für den Klimaschutz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500 Milliarden Euro schweres Sondervermögen eingerichtet. Allerdings werden dessen Mittel nicht immer zusätzlich zu bereits geplanten Ausgaben investiert.

Zum Teil wurden auch Investitionen aus dem Kernhaushalt ins Sondervermögen verschoben. »Wir fordern eine echte Zusätzlichkeit der Mittel, damit endlich mehr Schienen und Straßen saniert werden können«, so VBI-Präsident Thiele. »Dafür müssen anstelle des Verschiebebahnhofs relevante Kürzungen im Kernhaushalt erfolgen.«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 profitieren den Verbänden zufolge bisher auch nicht davon, dass die Regierung Planungs- und Genehmigungsverfahren vereinfacht hat. Laut der Umfrage ist die Bürokratie ihr größtes Problem (41 Prozent), dicht gefolgt vom wirtschaftlichen Abschwung (40 Prozent). Auch gestörte Projektabläufe (36 Prozent), unzureichende Vergütung (33 Prozent) und wachsende Materialkosten (29 Prozent) machen vielen Planern zu schaffen. DAB

CFOTO / IMAGO, Patrick Preul / dpa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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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INDUSTRIE

»Die Glanzzeiten sind vorbei«

Chinesische Plug-in-Hybrid-Fahrzeuge erobern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Die Ökonomin Helena Wisbert erklärt, wie es dazu kam.

SPIEGEL: Frau Wisbert, bislang warnten deutsche Hersteller vor EU-Zöllen auf chinesische Autos. Nun fordert VW-Chef Oliver Blume plötzlich ein härteres Vorgehen gegen Plug-in-Hybri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Woher dieser Sinneswandel?

Wisbert: Die deutsche Autoindustrie merkt, dass sie die Lage vor zwei Jahren falsch eingeschätzt hat. Jetzt zahlt sie den Preis und will gegensteuern.

SPIEGEL: Damals hat die EU Strafzölle für reine Elektroautos aus China beschlossen, gegen den Willen der Deutschen

Wisbert: Allerdings wurde dabei ein entscheidender Fehler gemacht: Plug-in-Hybride blieben ausgenommen. Damit entstand ein fatales Schlupfloch. Es beruhte auf einem Denkfehler, der auch in Deutschland weitverbreitet war.

SPIEGEL: Nämlich?

Wisbert: Man hat übersehen, dass Plug-in-Hybride auch in China stark an Bedeutung gewinnen. Sie wurden unterschätzt und galten als Brückentechnologie. Man war überzeugt, dass man diese Fahrzeuge nicht mehr braucht, sobald reine E-Autos genügend Reichweite haben. Doch viele Verbraucher schätzen die Flexibilität, bei leerem Akku auf den Verbrennungsmotor zurückgreifen zu können. Vor allem, wenn man nicht zu Hause laden kann.

SPIEGEL: Was sind die Folgen?

Wisbert: Sowohl bei Elektroautos als auch bei Plug-in-Hybriden hab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massive Überkapazitäten. Diese Fahrzeuge kommen nun nach Europa, besonders nach Deutschland. Zur Wahrheit gehört auch, dass chinesische Marken über ein sehr großes Angebot verfügen. Die Modelle haben eine hohe Reichweite und sind deutlich günstiger als die

deutsche Konkurrenz. So konnten sie bereits hohe Marktanteile gewinnen.

SPIEGEL: VW-Chef Blume argumentiert, China verzerre den Wettbewerb in Europa.

Wisbert: Das ist aus seiner Sicht nachvollziehbar. China hat seinen Markt stark zugunsten heimischer Konzerne reguliert und diese Unternehmen zugleich subventioniert. Das ist in Europa anders. Wenn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hierher drängen, wollen sie erst mal so viele Autos wie möglich verkaufen. Ob sie damit Geld verdienen, ist zunächst zweitrangig. Das führt zu Preisdumping und verzerrt den Wettbewerb.

SPIEGEL: Würden neue Strafzölle Chinas Hersteller bremsen?

»Der Druck ist mittlerweile zu groß.«

Wisbert: Ihre Marktanteile dürften weiter steigen, allerdings nicht mit derselben Geschwindigkeit. Zudem könnten Zölle den extremen Preiskampf begrenzen. Das sehen wir auch bei den reinen E-Autos.

SPIEGEL: Die deutschen Autobauer haben lange argumentiert, neue Zölle seien gefährlich, weil Peking zurückschlagen könnte. Was ist aus den Sorgen geworden?

Wisbert: Sie bestehen weiterhin. Aber der Druck ist mittlerweile zu groß. Die Deutschen haben insbesondere in China massiv an Boden verloren. Die Gewinne, die jahrelang Arbeitsplätze in Deutschland finanziert haben, sind massiv eingebrochen. Es wird nie wieder so, wie es einmal war. Die Glanzzeiten sind vorbei. T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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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SWUNDER

Melodien für 74,5 Millionen

Zuletzt gab es schlechte Nachrichten aus der deutschen Livemusikszene: Konzertabsagen von Gabriel Kelly, Wincent Weiss, Max Giesinger. Nun eine frohe Botschaft: Die Branche sei im Jahr 2025 weiter gewachsen. Zum ersten Mal seit den pandemiebedingten Einbrüchen liegt die Anzahl der Konzerte in Deutschland über dem Niveau von 2019, ebenso die der Besucher. Das meldet die Gesellschaft fü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s- und mechanische Vervielfältigungsrechte (Gema). Mehr als 267.000 Konzerte lockten rund 74,5 Millionen Besucher. Das waren 4,5 Prozent mehr Events als im Vorjahr und 1,6 Prozent mehr als 2019, dem Jahr vor Pandemiebeginn. Zuwachs gibt es laut Gema vor allem bei Konzerten mit 5000 bis 15.000 Besuchern. Kleinere Konzerte mit bis zu 500 Besuchern verzeichnen gegenüber der Vor-Coronazeit dagegen einen Publikumsschwund von 5,7 Prozent. Den Ausfall größerer Konzerte begründen Veranstalter mit einem Überangebot. Angesichts hoher Ticketpreise überlegen sich Musikfans gut, für wen sie Geld ausgeben. Nationale Künstler hätten es schwer. Manche überschätzen womöglich die eigene Strahlkraft. AKÜ

MEDIZIN

Erste Verfahren gegen Landarzt-Aussteiger

Elf Bundesländer vergeben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Medizinstudienplätze an Bewerber auch ohne Spitzenabitur. Dafür verpflichten diese sich, nach Studium und Facharztweiterbildung zehn Jahre lang als Hausarzt in einer unterversorgten oder von Unterversorgung bedrohten Region tätig zu sein. Wer den Vertrag bricht, muss mit einer Strafe von bis zu 250.000 Euro rechnen. In Rheinland-Pfalz sind nun die bundesweit ersten Vertragsverletzungsverfahren gegen zwei Quotenstudenten anhängig, die ihre Facharztrichtung wechseln möchten. Einer SPIEGEL-Abfrage unter den elf Quotenländern zufolge wurden seit 2019 etwa 350 Studienplätze vorzeitig aufgegeben oder gar nicht angetreten, ohne dass eine Strafe verhängt wurde. Ein Abbruch werde »nicht sanktioniert«, so das bayerische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ur wer nach dem Examen aussteige, müsse zahlen. Ab Oktober befassen sich Gerichte mit den ersten der 28 Klagen von Studenten gegen die Wirksamkeit der Verträge. 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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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versorgung Der Pegel der Spree wird bald drastisch sinken, mit massiven Folgen für die Hauptstadt. Doch es gibt einen Plan.

Die Hitze steht zwischen den Kiefern am Müggelsee an diesem Morgen im August. Weiße Segelboote schaukeln an den Ufern, das Wasser misst 25 Grad Celsius. Der größte See Berlins, im Südosten gelegen, ist ein beliebtes Ausflugsziel für die Hauptstädter – und eine bedeutende Quelle für das Trinkwasser der Millionenstadt.

Damit könnte in spätestens zwölf Jahren Schluss sein. Dann wird die Spree, die den See bisher füllt, bevor sie stadteinwärts fließt, nicht mehr genug Wasser führen – mit fatalen Folgen für die Versorgung von Berlin. Hauptsächlich in den Sommern könnte dann der Wasserdruck in den Häusern sinken, zudem Spree und Müggelsee durch zu wenig Wassernachschub verdrecken. Die Ursache liegt gut 100 Kilometer südöstlich der Hauptstadt im Lausitzer Braunkohlerevier. Dort soll bis 2038 der Kohleausstieg vollzogen sein, dann wird das bisherige System der Trinkwassergewinnung zusammenbrechen.

Wie sich eine große Wasserkrise in der Hauptstadt verhindern ließe, darüber ist ein Streit zwischen Fachleuten entbrannt.

Etwa 100 Meter vom Seeufer entfernt, öffnet Olaf Altner einen Betondeckel. Darunter liegt einer der vielen Brunnen in der Gegend. Aus 40 Meter Tiefe gelangt das Wasser, das der Müggelsee durch den Uferboden abgibt, hier an die Oberfläche.

Altner ist Vorarbeiter beim Wasserwerk Friedrichshagen. Er lässt ein Messband durch ein Rohr in die Tiefe hinab, bis es stoppt. »17 Meter, das ist doch ganz ordentlich«, sagt er. Der Innenpegel – der Wasserspiegel im Brunnenrohr – liegt im grünen Bereich. Die Zahl gibt an, ob die Berliner Wasserbetriebe aus diesem Brunnen noch Wasser pumpen können. Kritisch wird es erst, wenn der Wasserpegel bei mehr als 23 Meter Tiefe steht. Gute Nachrichten also für die Berliner: Noch ist genug Wasser da. Oder wie der Brunnenaufseher sagt: »Gute Deckung.«

Tatsächlich hat die Hauptstadt die trockenen Sommer bisher ohne größere Knappheiten überstanden, während viele Landkreise im umliegenden Brandenburg längst zum Wassersparen aufrufen. Das liegt jedoch nicht an den sparsamen Berlinern, sondern an einem Gleichgewicht, das bislang zu ihren Gunsten funktioniert – aber nun ins Wanken geraten wird.

Wer dem Spreelauf vom Müggelsee aus eine Weile flussaufwärts folgt, landet in der brandenburgischen Lausitz, bei Spremberg und Cottbus. Dort liegen die Braunkohletagebaue Welzow-Süd und das kürzlich stillgelegte Abbaugebiet Jänschwalde. Damit die Bagger in den Abbaulöchern trocken ste-

hen, wird das Grubenwasser in die Spree geleitet. Zuletzt versorgten mehr als fünf Kubikmeter pro Sekunde die Spree flussabwärts mit dem Süßwasser. Doch spätestens 2038, wenn die Braunkohletagebaue schließen, versiegt dieser Zufluss.

Allein im brandenburgischen Unterlauf der Spree dürften dann jährlich rund 126 Millionen Kubikmeter Wasser fehlen. Das ist mehr als das Dreifache dessen, was der Müggelsee fasst, wie eine Studie im Auftrag des Umweltbundesamts (UBA) prognostiziert. Die Spree könnte dann im Sommer an manchen Stellen bis zu 75 Prozent weniger Wasser führen.

Infolgedessen droht auch der Spreewald südöstlich der Hauptstadt teilweise auszutrocknen. Die ohnehin strukturschwache Gegend würde weiter geschwächt: Kaum vorstellbar, dass Touristen kommen, wenn die charakteristischen Kähne auf Grund, die romantischen Wasserläufe brachliegen.

Und Berlin säße auf dem Trockenen, weil rund zwei Drittel seines Trinkwassers dank Spree und Havel, in der die Spree im Westen der Stadt mündet, gewonnen werden.

Seit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ist Berlin abhängig vom zusätzlichen Grundwasser aus dem Bergbau. Damals nahm die Braunkohleförderung in der Lausitz Fahrt auf und mit ihr der Wasserzufluss in Richtung Hauptstadt. In den vergangenen rund 120 Jahren wurden laut UBA rund 58 Milliarden Kubik-

Aus dem Sand

Wasser aus Brunnen in unmittelbarer Nähe von Flüssen oder Seen besteht zu einem erheblichen Anteil aus Uferfiltrat: durch Sand und Kies gefiltertes Wasser von der Oberflä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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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rafik

meter Grubenwasser in die Spree geleitet, mehr als das Volumen des Bodensees.

Die städtischen Wasserversorger bauten seitdem mehr als 200 Brunnen allein im Berliner Südosten. Sie ziehen sich wie Perlen an einer Schnur an Spree und Müggelsee entlang.

Unter den massiven Betondeckeln, die versteckt in Wiesen und Kiefernwäldchen liegen, verbergen sich moderne Pumpen. Sie erzeugen einen Sog, mit dem das Spreewasser durch Sand und Kies in die sogenannten Grundwasserleiter gezogen wird – das sind Sedimentschichten, die von Hohlräumen durchzogen sind. Das Ganze funktioniert wie ein riesiger Kaffeefilter, der Keime und sogenannte Trübstoffe zurückhält. Weil dieser Naturfilter so gut funktioniert, sind keine Chemiezusätze erforderlich. Die Berliner Wasserbetriebe pumpen das vorgefilterte Wasser direkt ins Wasserwerk und scheiden dort nur noch Elemente wie Eisen ab.

Kurzfristige Trockenperioden kann die Uferfiltration, wie das Verfahren genannt wird, verkraften, denn es dauert mehrere Monate, oft Jahre, bis das Wasser den Sickerprozess durchlaufen hat. So ist immer genug im Boden gespeichert.

Sinkt der Spreepegel aber dauerhaft, versagt das System. Hinzu kommt, dass gerade durch hohe Temperaturen viel Fluss- und Seewasser verdunstet – und laut Klimaforschenden wird es in Zukunft immer häufiger zu Trockenperioden kommen. Dann sickert weniger Wasser nach, der Filteranlage geht der Rohstoff aus.

Zugleich wächst die Stadt und damit auch ihr Durst. Bis 2040 könnten mehr als vier Millionen Menschen in Berlin leben, rund 300.000 mehr als heute. Sie bräuchten insgesamt wohl etwa 40 Millionen Kubikmeter Wasser zusätzlich.

Elke Wittstock, 60, blau-grün-gemusterte Sommerbluse, freundliches Lächeln, ist dafür verantwortlich, dass Millionen Berliner zu jeder Tageszeit sauberes Wasser aus dem Hahn bekommen. Seit wenigen Wochen leitet sie die Berliner Wasserversorgung – ihr »Traumjob«, wie sie zum Antritt sagte. Sie steht in der Filterhalle des Wasserwerks Friedrichshagen; hinter ihr rauschen Tausende Kubikmeter Trinkwasser durch meterdicke Stahlrohre in Richtung Hauptstadt.

Als Verfahrenstechnikerin kennt sie die Funktionsweise der Filterbecken in den Wasserwerken gut, weiß genau, wohin welches Rohr führt. In einer Halle zeigt sie auf ein Sichtfenster im Boden: Es gibt den Blick frei auf ein weiß gekacheltes Becken, gefüllt mit Trinkwasser, das später in die Leitunge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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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strömt. »Das alles bekommen wir mittelbar aus der Spree und haben den Luxus, es kaum behandeln zu müssen«, sagt Wittstock.

Seit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n arbeitet Wittstock bei dem Wasserversorger, viele Jahre davon in Friedrichshagen. Es entsteht der Eindruck, als wollte sie die Spree nicht vorschnell aufgeben. Immerhin ist das Flusswasser ihre Geschäftsgrundlage.

Die sinkenden Pegel machen Wittstock große Sorgen: »Hier am Wasserwerk Friedrichshagen werden wir es zuerst merken«, sagt sie. Endet der Kohleabbau in der Lausitz, erwartet Wittstock nicht nur weniger Wasser. Das größere Problem sei die Fließgeschwindigkeit. »Der Fluss hat jetzt schon eine schwache Strömung, und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könnte er dann stillstehen.«

Stehendes Wasser reichert sich mit Schmutz, Algen und Schadstoffen an. »Dann würde sich die Gewässerqualität dramatisch verschlechtern, der Sauerstoffgehalt sinken, und es könnten auch schon mal Fische bauchlings oben schwimmen.«

Die meisten der neun Wasserwerke der Stadt wären in diesem Fall gezwungen, neue Filter zu beschaffen. Es wäre das Ende der naturnahen Wasserreinigung, auf die Wittstock und ihr Unternehmen so stolz sind. Dann müssten chemische Zusätze wie Chlor nachhelfen. Schließlich räumt die Wasserversorgungschefin noch ein: Wenn es zusätzlich Dürresommer gebe und die Stadt voller Menschen sei, die »zweimal am Tag duschen wollen«, könnte es knapp werden. »Dann müssten wir den Wasserdruck reduzieren«, sagt sie. In oberen Stockwerken würden die Menschen das dann spüren.

Die Frage ist, woher Berlin künftig frisches Wasser nehmen könnte. Eine mögliche Antwort lautet: Aus der Elbe, die rund 200 Kilometer südlich von Berlin aus Tschechien kommend Richtung Hamburg fließt. Über ein etwa 40 Kilometer langes Tunnel- und Rohrsystem könnte sie eine Art Frischzellenkur für die Spree liefern.

Im Winter müssten dafür »etwa ein bis zwei Prozent« des Elbe-Durchflusses abgezweigt werden, erklärt Oliver Totsche von der Lausitzer und Mitteldeutschen Bergbau-Verwaltungsgesellschaft. Das Unternehmen saniert die Hinterlassenschaften des DDR-Braunkohletagebaus. Zwischengespeichert würde das Wasser dann in den Lausitzer Tagebaulöchern, so Totsche, wie etwa im Cottbuser Ostsee, mit 1900 Hektar der größte künstliche See Deutschlands.

Erst »in akuten Trockenperioden« würde das von der Elbe kommende Wasser in die Spree geleitet. Bereits heute würden die künstlichen Speicherseen die Spree mit rund 150 Millionen Kubikmetern »stützen«, sagt Totsche. In Trockenperioden würde das System aber an seine Grenzen sto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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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Ende der naturnahen Reinigung?

Noch haben nicht einmal die Planungen begonnen. Ein Ingenieurbüro prüft derzeit für eine Arbeitsgruppe von Behördenvertretern aus Berlin, Brandenburg und Sachsen die Idee; im Januar soll das Gutachten vorliegen. Fest steht: Die Zubringerrohre zwischen Elbe und Spree zu verlegen, wäre ein finanzieller Kraftakt. Fachleute rechnen mit 500 Millionen bis anderthalb Milliarden

Elbwasser für Berlin

  • ■ geplante Staustufe
  • ■ mögliche Trasse der Elbeüberleitung*
  • ■ Braunkohletagebau in Betr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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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ut Machbarkeitsstudien zur Elbewasserüberleitung ins Lausitzer Revier von 2009 und 2011 S-Quelle: Umweltbundesamt

Euro. Wer das zahlen soll, ist unklar, wahrscheinlich müssten der Bund, Berlin, Brandenburg und Sachsen zusammenlegen. Fertig werden dürfte das Projekt auch nicht vor 2038. Experten rechnen sogar mit bis zu 20 Jahren Bauzeit, also bis 2046.

Elke Wittstock hofft auf das Elbwasser: »Das Projekt ist die machbarste Variante.«

Doch die Schar der Kritiker ist groß. Umweltverbände verweisen unter anderem auf das derzeitige Niedrigwasser in der Elbe. Der Fluss habe nichts abzugeben, argumentiert der Bund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Deutschland.

Das sieht auch der ehemalige sächsische Umweltminister Wolfram Günther (Grüne) so. Für ihn wäre der sogenannte Elbe-Überleiter »der komplette Wahnsinn«. Ersonnen von Braunkohleingenieuren, die »in Rohren denken«, stat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anzugehen, nämlich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Damit meint er zum einen ausbleibenden Regen. Zum anderen würde in immer heißeren Sommern mehr Wasser in den Speicherseen der Lausitz verdunsten. Sein Fazit: »Das Wasserdifizit ist so groß, dass ein paar Rohre das nicht ausgleichen.«

Wie in vielen anderen deutschen Flüssen ist auch in der Elbe Niedrigwasser über weite Strecken mittlerweile der Normalzustand, vor allem in den Sommermonaten.

Hinzu kommt, dass die Konkurrenz wächst. In Dresden und Magdeburg etwa sind neue Ansiedlungen und eine Chipfabrik geplant. Auch auf der tschechischen Seite versucht man, das Wasser zu halten, um den Fluss weiterhin mit Containerschiffen Richtung Prag zu befahren. Dafür planen die tschechischen Elbeanrainer eine Staustufe unweit der deutschen Grenze am Hafen von Děčín. Ein bewegliches Wehr soll für mehr Tiefgang sorgen.

Kurz: Wasser hat in der Klimakrise niemand zu verschenken. Je weniger Regen fällt und je höher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desto knapper wird es. Doch was sind die Alternativen?

Der Umweltökonom Georg Meran hält großtechnische Lösungen wie den Elbe-Überleiter für keinen guten Plan. »Das verschiebt das Problem nur«, sagt der Forscher. »Wasser, das dadurch zusätzlich in Berlin und Brandenburg zur Verfügung stünde, würde an anderer Stelle fehlen, konkret am Unterlauf der Elbe – etwa in Hamburg.« Er hat zusammen mit dem Deutschen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W) und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Berlin nach Alternativen gesucht.

Die Ökonomen würden bei der Nachfrage ansetzen: Wird Wasser teurer, sinkt der Verbrauch. Bisher liegen die Wasserpreise für Großverbraucher wie Fabriken oder Kraftwerke in Berlin bis zu fünfmal so hoch wie in Sachsen und Brandenburg. Die Idee ist, deren Wasserpreise auf das Niveau von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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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Rohre im Wasserwerk Friedrichshagen 2 | Filteranlage der Berliner Wasserbetriebe 3 | Trinkwasserbecken 4 | Kuhlake in Spandau

lin zu heben. »Natürlich klingt so eine Preiserhöhung brutal«, sagt Meran. Aber dann dürften Industrie und Energieversorger versuchen, ihren Verbrauch zu senken und, so die Berechnung, jährlich bis zu 63,6 Millionen Kubikmeter mehr Wasser einsparen. Bei noch stärkerem Anheben der Preise wären es sogar bis zu 85,8 Millionen.

Verbrauchen die südlichen Brandenburger weniger Wasser, entlastet das die Lage in der Hauptstadt, sagt Meran. Sparsamerer Umgang in Sachsen wiederum hilft den Elbanrainern flussabwärts, etwa in Sachsen-Anhalt und Niedersachsen.

In Sachsen und Brandenburg dürfte es allerdings auf wenig Gegenliebe stoßen, wegen Berlin oder anderer Bundesländer zurückstecken zu müssen. »Was immer man vorschlägt, irgendjemand wird immer unzufrieden damit sein«, sagt Meran. »Die Verteilungsfrage muss politisch gelöst werden.«

Eine weitere Option wäre, Moore als natürliche Wasserspeicher zu reaktivieren und Flussauen zu renaturieren. Experten wie Meran und Ex-Umweltminister Günther schlagen das vor.

Bis zu 21 Millionen Kubikmeter mehr Wasser könnte die Spree so jährlich führen, schätzt das DIW. Diese Lösung müsste aus öffentlichen Mitteln bezahlt werden – viele Flächen sind allerdings in privater Hand. Bis die Eigentümer verkaufen, kann es Jahre dauern; erst dann können die Kommunen mit der Renaturierung beginnen.

Die Berliner Wassermanagerin Elke Wittstock ist von diesen Gedankenspielen nicht überzeugt. »Viel umständlicher und für mich unrealistischer« seien die Alternativen zur 40 Kilometer langen Elbe-Überleitung. Für den Fall, dass es damit nicht klappt, betreiben die Wasserbetriebe im Bezirk Spandau eine künstliche Grundwasseranreicherung: Oberflächenwasser wird gezielt in den Untergrund geleitet.

So wird in ein einst trockengelegtes Grabensystem namens Kuhlake Havelwasser eingeleitet. Es versickert und füllt so die Grundwasserspeicher wieder auf. Damit könnte knapp die Hälfte des jährlichen Wasserbedarfs für rund 246.000 Spandauer gedeckt werden.

Solche Lösungen müssten aber an vielen Stellen getestet werden und spätestens in einem Jahrzehnt verlässlich funktionieren. Selbst das dürfte allein nicht ausreichen, glaubt Wittstock. Sie ist sich daher sicher: Die goldenen Jahre, in denen Berlin Wasser im Überfluss hatte, werden bald vorbei sein.

»Die Spree war über 100 Jahre ein verlässlicher Wasserlieferant – jetzt geht dieses Zeitalter zu Ende«, sagt Wittstock. Auf die »gute Deckung«, von der Vorarbeiter Olaf Altner im Sommer 2026 spricht, wird sich Berlin nicht mehr lange verlassen können.

Susanne Götze, Christoph Sei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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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us-Bühn / DER SPIEGEL (35) Metodi Propos / IM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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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ffektivsten Maßnahmen sind gratis«

Gesundheit Die Hamburger Medizinerin Viyan Sido erklärt, was das Leben verlängert, insbesondere das von Frauen.

Sido, 42, ist Fachärztin für Herzchirurgie und Allgemeinmedizin. Sie bietet eine Frauensprechstunde in der Hochschulambulanz für geschlechterspezifische Medizin am Immanuel Herzzentrum Brandenburg in Bernau an und arbeitet in einer Praxis für Prävention in Hamburg.

SPIEGEL: Frau Sido, Sie sind Expertin für Longevity. Was haben Sie heute getan, um Ihr Leben zu verlängern?

Sido: Ich bin um kurz vor sechs Uhr aufgestanden.

SPIEGEL: So früh? Ist das nicht kontraproduktiv?

Sido: Nicht, wenn man Schlaf so plant wie ich. Ich versuche, immer zur selben Zeit ins Bett zu gehen – gegen halb elf Uhr abends. Nach etwa sieben Stunden bin ich dann ausgeschlafen. Heute Morgen bin ich mit dem Fahrrad zur Arbeit gefahren statt mit dem Auto. Es ist nicht die eine Wundermaßnahme, die auf unsere Gesundheit einzahlt – es sind die kleinen Entscheidungen, die wir jeden Tag treffen.

SPIEGEL: Sie haben ein Buch über Longevity geschrieben, speziell für Frauen*. Altert der weibliche Körper anders als der von Männern?

Sido: Ja. Das zeigt sich schon daran, dass wir Frauen länger leben als Männer. Die Lebenserwartung liegt bei uns um die 84 Jahre, bei Männern um die 79 Jahre. Entscheidend ist aber: Frauen verbringen diese zusätzlichen Jahre nicht automatisch gesünder.

SPIEGEL: Woran liegt das?

Sido: Das hat viele Gründe, aber einer ist sicherlich der Einfluss der Östrogene. Die weiblichen Hormone schützen etwa unsere Gefäße. Jedoch kippt das mit der Menopause: Die Hormonproduktion nimmt ab, Frauen ab 50 Jahren sind deshalb viel anfälliger für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als in jüngeren Jahren, auch ihr Knochenstoffwechsel verändert sich. Mitunter kann eine Hormonersatztherapie Frauen helfen, länger gesund und leistungsfähig zu bleiben.

SPIEGEL: Der Longevity-Influencer Bryan Johnson trackt seine Mahlzeiten, seinen Schlaf, treibt viel Sport. Ist das sinnvoll?

Sido: Für die meisten Frauen ist das vor allem kaum machbar. In vielen Familien kümmern sie sich praktisch um alles: um ihren Job, um die Kinder, um den Ehemann. Die Frau selbst und ihre Gesundheit kommen

erst ganz zum Schluss. Ich möchte Frauen dazu ermuntern, sich an die erste Stelle zu setzen. Denn nur wer sich gut um sich kümmert, kann sich auch um andere kümmern. Und das geht schon mit einfachen Routinen.

SPIEGEL: Zum Beispiel?

Sido: Das Rezept für ein langes, gesundes Leben basiert auf mehreren Säulen. Ausreichend Schlaf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denn er beeinflusst alle Prozesse, die für gesundes Altern eine Rolle spielen. Im Schlaf verarbeiten wir Emotionen und Erinnerungen, Hormone werden produziert, Zellen repariert, der Blutdruck und der Puls sinken, während der Körper regeneriert. Verzichten wir darauf, altern wir schneller. Schlafmangel erhöht zudem die Ghrelinproduktion – das Hormon, das Hunger signalisiert, man ist dadurch mehr.

SPIEGEL: Und wenn man Probleme hat einzuschlafen oder durchzuschlafen?

Sido: Es kann helfen, die abendlichen Routinen umzustellen. Feste Schlafenszeiten einzurichten oder mit sich abzumachen, zwei Stunden vorher nicht mehr auf Bildschirme zu gucken. Ich schlafe jetzt beispielsweise immer beim Lesen eines Buches ein. Ich mache zudem zweimal die Woche Krafttraining, auch das wirkt sich positiv auf die Schlafqualität aus und hilft gleichzeitig dabei, Muskulatur und Knochen langfristig zu erhalten.

SPIEGEL: Nicht jede Frau dürfte dafür die Zeit finden.

Sido: Schon kleine Veränderungen können viel bewirken: im Alltag die Treppe nehmen

Ärztin Sido:

»Nicht blind irgendwas 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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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Schüttler / DER SPIEGEL

statt des Aufzugs. Ein Spaziergang nach einer größeren Mahlzeit senkt den Blutzuckerspiegel. Wer das nicht schafft, kann nach dem Essen unter dem Schreibtisch zumindest immer wieder die Fersen anheben. Das aktiviert die Wadenmuskulatur, die dann vermehrt Glukose aus dem Blut aufnimmt.

SPIEGEL: Das bringt was?

Sido: Oh ja. Laut einer aktuellen Studie wären theoretisch zehn Prozent der Todesfälle vermeidbar, wenn Menschen sich fünf Minuten pro Tag mehr bewegen würden. Selbst kleine Mikrobewegungen wie das Fersenheben können den Stoffwechsel entlasten. Ich trage zudem ein Messgerät, das meinen Blutzuckerspiegel misst.

SPIEGEL: Solche Geräte tragen normalerweise Diabetiker.

Sido: Stimmt, aber das Gerät hilft mir, zu starke Schwankungen beim Blutzucker zu vermeiden. Ich habe nur dadurch gemerkt, dass mir Orangensaft überhaupt nicht bekommt. Der hat zwar viele Vitamine, aber so viel Zucker, dass mein Insulinspiegel regelrecht explodiert und dann schnell wieder absinkt. Solche Schwankungen können zu Müdigkeit führen oder zu Konzentrationsproblemen.

SPIEGEL: Tragen Sie weitere Messgeräte?

Sido: Nein. Ob ich mich an einem Tag zu wenig bewegt oder schlecht geschlafen habe, merke ich auch ohne Tracker.

SPIEGEL: Haben Sie immer so gesund gelebt?

Sido: Ganz im Gegenteil, ich habe eine 180-Grad-Wende hingelegt. Als ich noch als Herzchirurgin im OP stand, habe ich nachts meist nur fünf Stunden geschlafen. Ich hatte ständig Schokoriegel in der Kitteltasche, die ich mir vor den Eingriffen noch schnell reingeschoben habe. Selbst Salat habe ich im Gehen gegessen. Als junge Ärztin habe ich häufig den Satz gehört: »Du rettest das Leben von anderen und zerstörst dein eigenes.« Da war etwas dran.

SPIEGEL: Was hat Sie dazu bewogen, etwas zu ändern?

Sido: Als Herzchirurgin habe ich erst eingegriffen, als der Schaden bereits angerichtet war. Das hat mir nicht mehr gereicht. Ich wollte wissen, warum Frauen überhaupt erst krank werden. Seitdem interessiere ich mich für Longevity – und lebe auch danach.

SPIEGEL: Was war der größte Verzicht für Sie?

Sido: Ich trinke seit drei Jahren keinen Alkohol mehr, weil es keine gesundheitlich unbedenkliche Menge gibt. Ich verstehe, dass

  • Viyan Sido: »Die Longevity-Strategie für Frauen«, Rowohlt; 480 Seiten; 20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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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le mal ein Glas Wein trinken wollen, das gehört gesellschaftlich und kulturell dazu. Ich vermisse den Alkohol nicht, aber muss mich regelmäßig bei Dinnerpartys rechtfertigen, warum ich nichts trinken möchte. Dabei müssten sich doch eigentlich die anderen rechtfertigen, warum sie trinken. Ich vertiefe mich aber oft nur ungern in solche Diskussionen. Ich möchte schließlich weiterhin eingeladen werden.

SPIEGEL: Bedeutet ein Leben nach Longevity-Kriterien viel Verzicht?

Sido: Es geht nicht darum, alles, was Spaß macht, zu verbieten, sondern gesunde Routinen zu finden, die zum eigenen Leben passen: nicht mehr vor dem Fernseher zu essen, sich mit der Freundin nicht im Restaurant zu verabreden, sondern zum Sport, beim Kochen zu experimentieren. Wir wissen aus Studien: Menschen weltweit sind im Durchschnitt über neun Jahre ihres Lebens durch Krankheiten eingeschränkt. Das Ziel von Longevity ist es, diese Zeit bestmöglich zu reduzieren. Ich habe selbst gemerkt, was es bewirkt.

SPIEGEL: In der Longevity-Bewegung werden häufig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 angepriesen. Können diese nützlich sein?

Sido: Man sollte auf jeden Fall nicht blind irgendwas nehmen, sondern vorher seine Werte beim Hausarzt oder der Hausärztin abchecken lassen und nur gezielt dort ergänzen, wo ein Mangel besteht. Nur weil die Freundin gerade bestimmte Supplements nimmt, heißt das noch lange nicht, dass diese auch für einen selbst sinnvoll oder notwendig sind. Bei vielen Produkten ist die Wirksamkeit noch nicht gut belegt. Studien mit Mäusen lassen sich nicht eins zu eins auf Menschen übertragen.

SPIEGEL: Lau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 benötigen gesunde Menschen keine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 wenn sie sich ausgewogen ernähren.

Sido: Selbst bei Frauen, die sich gesund ernähren, stelle ich häufig Mängel fest, wenn ich ihnen Blut abnehme. Ich empfehle deshalb fast jeder Frau, Vitamin D zu supplementieren, auch zusätzliches Kreatin, Omega-3 und Magnesium halte ich für sinnvoll, wenn die Werte nachweislich niedrig sind. Das alles nehme ich auch selbst.

SPIEGEL: Von welchen Mitteln raten Sie ab?

Sido: Ich habe immer wieder Patientinnen, die mich nach einer NAD+-Infusion fragen. Sie enthält ein Coenzym, das verjüngen soll. Die Behandlung kostet meist mehrere Hundert Euro. NAD+ ist zwar wichtig, und im Alter produzieren wir immer weniger davon. Aber bisher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 Evidenz, dass die Spritzen etwas bringen. Ich biete sie deshalb nicht an.

SPIEGEL: Viele gehypte Longevity-Behandlungen sind kostspielig.

Sido: Stimmt, aber die effektivsten Maßnahmen, die das Leben verlängern, sind gratis: Schlafen kostet nichts, Bewegung oder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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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innen: »Das Rezept für ein langes, gesundes Leben basiert auf mehreren Säulen«

Wein weglassen auch nicht. In Japan, wo Menschen tendenziell besonders alt werden, gibt es zudem die Tradition, mit dem Essen aufzuhören, wenn man zu 80 Prozent satt ist.

SPIEGEL: Viele schwören auch auf Intervallfasten.

Sido: Mache ich auch, 16 Stunden am Tag, manchmal auch ein oder zwei Tage am Stück. Eine zeitweise reduzierte Kalorienzufuhr kann Reparaturprozesse fördern sowie die Autophagie – sie ist die Müllabfuhr des Körpers. Ständiges Essen und Überernährung können Alterungsprozesse dagegen beschleunigen, das ist heute sehr gut erforscht. Vor dem Fasten sollte man aber unbedingt ärztlichen Rat einholen.

SPIEGEL: Ist Longevity primär eine Frage der Disziplin?

Sido: Klar braucht es Willenskraft – aber auch bessere politische Rahmenbedingungen. Wir haben das teuerste Gesundheitssystem in Europa gemessen an den Pro-Kopf-Gesundheitsausgaben, aber unsere Lebenserwartung ist nicht höher als in anderen westlichen Ländern. Im Public Health Index von 2025 belegt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beim Thema Prävention den

vorletzten Platz. Das heißt, wir machen etwas falsch. Unser Gesundheitssystem ist zu sehr darauf ausgerichtet, Krankheiten zu behandeln, statt sie zu vermeiden.

SPIEGEL: Wie ließe sich das verbessern?

Sido: Hausärzte sollten mehr Geld für Vorsorge bekommen. So könnten sie etwa bei Übergewicht frühzeitig beraten oder standardmäßig bestimmte Biomarker checken wie den genetischen Biomarker LP(a) – ein Lipoprotein, das das Risiko für Herzerkrankungen erhöht. Zudem sollten Ärztinnen und Ärzte aktiv auf Präventionsangebote hinweisen, wie Sportkurse oder Vorsorgeuntersuchungen. Gleichzeitig braucht es aber auch bei den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mehr Bereitschaft, bestehende Angebote auch zu nutzen.

SPIEGEL: Haben Sie ein Ziel, wie alt Sie werden wollen?

Sido: Ich lege mich nicht auf eine Zahl fest. Aber in meinem Fitnessstudio gibt es eine 75-jährige Seniorin, die Planks macht, sich also auf ihre Unterarme stützt. Zehn Minuten lang. So fit möchte ich in dem Alter auch noch sein.

Interview: Julia Kö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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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h Berger / AP

◀ Der Moment

Sie ist auf ihre Art umwerfend: Jinny Lu, 6, hat eine einzigartige Hängezunge und faszinierende Glupschaugen. Angeblich haben Hunderetter in Südkorea die Mopsdame einst vor dem Kochtopf bewahrt. Auf verschlungenen Pfaden gelangte sie nach Kalifornien, fand dort eine Heimat, Liebe – und eine Berufung: Zum vierten Mal ist sie jetzt angetreten beim 50 Jahre alten Wettbewerb »Hässlichster Hund der Welt«. Und diesmal konnte Jinny Lu alle Konkurrenz deklassieren. Ihr erster Platz belegt: Es gibt Schöneres als Schönheit. ME

ASTROPHYSIK

Zahmes Monster

Im Zentrum der Galaxis gibt es einen riesigen Stern, der sich seinem Lebensende nähert und derzeit so viel Licht aussendet wie 50.000 Sonnen. Als würde er schwer atmen, bläht er sich alle paar Monate auf und stößt jeweils den äußeren Teil seiner Gas- und Staubhülle ab. Das Ausmaß sprengt das menschliche Vorstellungsvermögen: Innerhalb von nur 18 Tagen verliert der sterbende Stern Materie in einer Menge, die der Masse der Erde entspricht.

Mithilfe des »James Webb«-Weltraumteleskops haben Wissenschaftler den Stern namens IRS 3 genauer untersucht und sind dabei in der Sternenhülle überraschend auf Wassermoleküle gestoßen. »Das Ergebnis ist wirklich total spektakulär, damit haben wir nicht gerechnet«, sagt der Astrophysiker Florian Peißker von der Uni Köln, der die Infrarotmessungen geleitet hat. »Eigentlich dürfte Wasser dort gar nicht überleben.«

Denn der Stern befindet sich in gefährlicher Umgebung. In unmittelbarer Nähe ist das supermassereiche schwarze Loch Sagittarius A*, das so viel wiegt wie vier Millionen Sonnen. Schwarze Löcher gelten als die furchterregendsten Gebilde im Kosmos: Mit ihrer gewaltigen Anziehungskraft können sie ganze Sterne und Planeten zerreißen. Was einmal in ihren Schlund fällt, gelangt nie wieder hinaus.

»In der Umgebung von Sagittarius A herrschen extreme Bedingungen«, erläutert Peißker. »Wir dachten, die starke Strahlung dort würde verhindern, dass Moleküle wie Wasser entstehen und dauerhaft existieren.« Aber offenbar ist das Monster zahmer als gedacht. Der im Fachmagazin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veröffentlichte Wasserfund passt gut zu einer Indizienkette des Kölner Forschers: »Auch andere Beobachtung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Sagittarius A gar

nicht so zerstörerisch ist«, sagt Peißker. Im Fall von IRS 3 sei es indes wohl der Stern selbst, der die Wassermoleküle und den Staub schützt. Offenbar sei die Sternenhülle dichter als gedacht und lasse kaum Strahlung von außen durch.

Dank des Strahlenschutzes funktioniert IRS 3 wie eine Art kosmische Fabrik. Mit jedem »Atemzug« pustet der sterbende Stern große Menge an Materie ins All. »Und wenn in der Nähe des schwarzen Lochs Wasser existieren kann, was kann da noch so alles vorkommen?«, fragt Peißker. Der Astrophysiker hält es für möglich, dass der Stern viele Bausteine liefert, die notwendig sind, um Planeten entstehen zu lassen. Womöglich bringt einer davon nach Jahrmilliarden sogar intelligente Lebewesen hervor, die sich beim Anblick des schwarzen Lochs in ihrer Nähe fragen, in was für ein unheimliches Universum sie geraten sind. 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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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GEZÄ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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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zent der Todesfälle unter US-Piloten entfielen in einer Analyse auf strahlenbedingte Krebserkrankungen. Dieser Anteil war höher als in allen anderen untersuchten Berufsgruppen, einschließlich Kerntechnikern. Flugzeugführer bekommen durch ihren Arbeitsplatz in großer Höhe über Jahre viel Strahlung ab – zu viel.

Quelle: Journal der US-Ärzteschaft »JAMA«

NACHGEFORSCHT

Sind Menschen mit süßem Blut appetitlicher für Mücken?

Manche Menschen sind bei Mücken besonders populär. Die zerstochenen Zeitgenossen, heißt es im Volksmund, hätten süßes Blut.

Tatsächlich suchen Mücken sich ihre Opfer nicht wahllos aus. Zu zuckriger Körperflüssigkeit fühlen sie sich allerdings nicht hingezogen. Entscheidend ist der individuelle Menschengeruch, den sie mit den Geruchsrezeptoren auf ihren Antennen wahrnehmen.

»Unterschiede im Körpergeruch ermöglichen es Mücken wahrscheinlich, einzelne Menschen voneinander zu unterscheiden«, schrieben US-Forscher kürzlich im Fachblatt »iScience«. Sie ließen 119 Testpersonen jeweils einen Arm in eine spezielle Kammer stecken, sodass der Körpergeruch von der Luft darin aufgenommen wurde. Diese Duftproben bliesen sie dann Exemplaren von drei Arten

(Gelbfiebermücke, Asiatische Tigermücke und Südliche Hausmücke) entgegen und untersuchten, auf welche die Tiere am meisten flogen.

Keine Testperson war ein Magnet für alle beteiligten Mücken. Körperdüfte, die auf die einen betörend wirkten,

waren für andere geradezu abtörnend. Die jeweiligen Mücken einer Art dagegen empfanden die Gerüche bestimmter Testpersonen als besonders attraktiv, wie die chemische Analyse ergab: Asiatische Tigermücken etwa haben ein Faible für ein Bouquet aus 13 Aromen, darunter das zitronenartig riechende Methylheptenon. Es wird dauern, bis die Geschmäcker der Blutsauger abschließend erforscht sind. Im besten Fall stößt man auf einen Geruch, den viele Moskitos abscheulich finden. Es wäre das ultimative Rezept für ein natürliches Anti-Mücken-Mittel. 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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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Williamson / UKE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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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HALTEN

»Wer Nägel hat, kaut daran«

Der Hamburger Neuropsychologe Steffen Moritz, 56, über Stressreaktionen bei Kindern

SPIEGEL: Herr Moritz, viele Eltern machen sich Sorgen, wenn ihr Kind anfängt, regelmäßig an den Nägeln zu kauen. Ist die Sorge gerechtfertigt?

Moritz: Nägelkauen ist eine typische Stressreaktion, die wir auch im Tierreich sehen. Wer Nägel hat, kaut daran. Es gibt zum Beispiel Videos von Schimpansen, die das aus Langeweile oder Nervosität tun. Nägelkauen gehört zu den körperbezogenen repetitiven Verhaltensstörungen, die sehr viele Menschen im Laufe ihres Lebens zeigen. Obwohl die Betroffenen es wollen, können viele dieses Verhalten kaum kontrollieren. Dazu zählt zum Beispiel auch der Zwang, sich Haare auszureißen, sich in die Haut oder in die Wangen zu beißen. Manchmal ist Nägelkauen aber nur eine Art »dumme Angewohnheit«. Das muss man immer im Einzelfall anschauen und weder schönreden noch pathologisieren.

SPIEGEL: Wann wird Nägelkauen zum Problem?

Moritz: Wenn die Nägel bluten, besteht die Gefahr von Infektionen, und es kann das Nagelwachstum beeinträchtigen – die Nägel können verkümmern. Das sollte man Kindern aber nicht unbedingt so sagen, denn das könnte bei manchen zur Schockreaktion führen. Dann lassen sie es vielleicht aus Angst sein, aber entwickeln möglicherweise eine Angststörung. Besser ist es deshalb, die Hand sanft wegzuführen, um das Verhalten einzudämmen.

SPIEGEL: Gibt es Alarmsignale? Moritz: Ich würde mir die Situationen anschauen, in denen das Verhalten auftritt. Ob zum Beispiel bestimmte Personen im Raum sind, die solch eine Reaktion auslösen, oder ob es schlicht bei den Schularbeiten passiert.

SPIEGEL: Kann Nägelkauen auch ein Symptom für ADHS sein?

Moritz: Ja. Alles, was mit Stress, Unruhe und Nervosität einhergeht, kann sich auf diesem Weg Bahn brechen. Man sollte aber nicht den Umkehrschluss ziehen: »Das Kind kaut Nägel, also könnte es ADHS entwickeln.« Da sollte man die Kirche im Dorf lassen, erst einmal das Symptom für sich betrachten und schauen, ob sich weitere Dinge entwickeln, etwa Haare zu kauen.

SPIEGEL: Ab wann sollten Familien professionelle Hilfe suchen?

Moritz: Man sollte zunächst versuchen, sich selbst zu helfen, denn professionelle Hilfe ist kaum zu find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weder im Medizinstudium noch im Psychologiestudium Vorlesungen über Nägel-

»Professionelle Hilfe ist kaum zu finden.«

kauen und körperbezogene repetitive Verhaltensstörungen allgemein. Daher hören Betroffene von ihrem Arzt oder Psychologen dann oft nur das, was ihnen schon Eltern und Großeltern gesagt haben: »Lass das doch. Es sieht nicht schön aus. So findest du bestimmt keinen Partner.« Wichtig ist: Man kann Nägelkauen gut ohne Therapeuten behandeln, das ist das Schöne daran.

SPIEGEL: Welche Methoden funktionieren auch bei Kindern?

Moritz: Das sogenannte Habit Reversal Training setzt voraus, dass man den Drang spürt. Dann faltet man zum Beispiel ein bis drei Minuten – oft reichen schon 20 Sekunden – die Hände wie zum Gebet oder setzt sich darauf, damit der Drang verebbt. Man friert ihn quasi ein. JUL

Illustration: 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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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Ich will alles mitnehmen, auch bei den Partys«

SPIEGEL-Gespräch Die Autorin Caroline Wahl veröffentlicht ihren vierten Roman in vier Jahren und polarisiert wie kaum jemand anders im Literaturbetrieb. Hier spricht sie über Sportwagen, Vorschüsse, Depressionen und ihre Fehler.

Ein Campingplatz am niederländischen Ijsselmeer. Strandbuggys, Dreiräder, Kunstrasen vor Campingmobilen. Wahl kommt seit ihrer Kindheit hierher, auch ihre Eltern und ihre Schwester sind mit einem Wohnwagen da. Wahl hat inzwischen einen eigenen. Er ist klein und aufgeräumt, auf dem Tisch steht ein aufgeklappt Laptop. Den Wohnwagen hat Papa hergezogen. Ihr Mercedes-Cabrio hat keine Anhängerkupplung. Dies ist der Ort, der sich für Wahl nach »Zuhause« anfühlt, erzählt sie. Hier will sie etwas runterkommen, bevor es losgeht: Die Schriftstellerin wird in wenigen Tagen ihren vierten Roman veröffentlichen,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Er handelt, wie auch die vorigen drei, von einer jungen Frau in der Krise.

Die 31-Jährige hat seit ihrem Debüt mit dem Roman »22 Bahnen« über 2,5 Millionen Bücher verkauft. Zu Wahl hat fast jeder eine Meinung, auch dank ihres selbstbewussten Auftretens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ls sie 2024 nich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nominiert wurde, machte sie ihrer Wut und Enttäuschung darüber in einem inzwischen legendären Post auf Instagram Luft. »Wenn ich nächstes Jahr nicht mindestens auf der

Shortlist stehe, dann wandere ich aus.« Am Tag vor dem Interview wurde die Longlist für 2026 verkündet. Sie steht schon wieder nicht drauf.

SPIEGEL: Frau Wahl, Sie haben einen kometenhaften Aufstieg hingelegt. Dachten Sie mal: Ist dieser ganze Rummel gerechtfertigt? Wahl: Nö. Natürlich ist nicht immer alles gerechtfertigt. Aber wenn man's bekommt, dann nimmt man es. Und was heißt das schon, gerechtfertigt? Ich arbeite jedenfalls viel dafür.

SPIEGEL: Was, glauben Sie, findet die Öffentlichkeit an Ihnen interessant?

Wahl: Hoffentlich zunächst meine Bücher. Und ansonsten ist es offenbar ungewöhnlich, dass eine junge Autorin sagt, sie möchte die Beste sein. Oder die Sache mit dem Buchpreis, dass ich unbedingt nominiert sein möchte. Die meisten jungen Autorinnen und Autoren treten halt eher bescheiden auf. Und dann kauf ich mir auch noch einen Sportwagen...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wohlt; 368 Seiten; 24 Euro.

Das Gespräch führten die Redakteurin Elisa von Hof und der Autor Xaver von Cranach.

SPIEGEL: Was ist gut an Aufmerksamkeit?

Wahl: Dass das eigene Leben nicht sinnlos ist. Dass man mit dem Schreiben Leuten was gibt. Davor hat sich alles so sinnfrei angefühlt.

SPIEGEL: Wie misst man das, die »Beste« in der Literatur zu sein?

Wahl: Das lässt sich nicht durch eine Sache definieren. Wahrscheinlich: Verkaufszahlen und literarische Qualität.

SPIEGEL: »Gut sein« und »erfolgreich sein« ist dasselbe?

Wahl: Im Idealfall geht es Hand in Hand.

SPIEGEL: Sie veröffentlichen nun den vierten Roman in vier Jahren. Haben Sie Angst, bedeutungslos zu werden?

Wahl: Als »22 Bahnen« so erfolgreich wurde, war mir klar, ich will sofort nachlegen. Auch aus der Angst, wieder vergessen zu werden. Ich bin ein Mensch, der sich gern Ziele setzt. Und ich bin auch sehr kompetitiv. Ich habe diesen Jahresrhythmus einmal angefangen und will ihn nun durchziehen.

SPIEGEL: Sie schreiben wieder?

Wahl: Zuerst wollte ich mir für den nächsten Roman mal etwas mehr Zeit lassen, aber ich hab jetzt entschieden: Nee, nächstes Jahr kommt Buch Nummer fünf. Außer-


Julien Josse / 2018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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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will ich auch nichts anderes mehr machen als Schreiben. Der Horror wäre für mich ein Laber-Podcast. Ich sage meiner Familie immer: »Sollte ich je auf die Idee kommen, einen Podcast zu machen, verhindert das!«

SPIEGEL: Spüren Sie Performancedruck?

Wahl: Gar nicht. Mir wird von außen eher immer gesagt: »Chill mal, Caro.« Ich treibe mich schon selber.

SPIEGEL: Ruth-Maria Thomas hatte gerade ihren zweiten Roman veröffentlicht und erzählt, dass sie beim Schreiben großen Druck empfand. Sie hat den Verlag gewechselt und wollte den neuen nicht enttäuschen. Können Sie das nachvollziehen?

Wahl: Gar nicht. Die Verlage freuen sich doch, dass sie Ruth oder mich haben. Beide müssen performen, Verlag und Autorin. Und es kann immer hergab gehen. Deswegen will ich alles mitnehmen, auch bei den Partys. Ich will das Jetzt nicht mit angezogener Handbremse erleben.

SPIEGEL: Sie haben vor Ihrem ersten Roman Germanistik studiert, beim Verlag Klett-Cotta volontiert, dann bei Diogenes in Zürich als Verlagssassistentin gearbeitet. Hat Sie beim Seitenwechsel etwas überrascht?

Wahl: Wie ernst man genommen wird. Das fand ich krass. Als Assistentin hat mich niemand beachtet. Als Autorin wurde ich auf einmal hofiert. Und dass Autoren natürlich ganz normale Menschen sind, mit ganz normalen Problemen.

SPIEGEL: Zum Beispiel?

Wahl: Steuern, großes Thema. Und die Eitelkeit natürlich.

SPIEGEL: Haben Sie mal eine negative Kritik über eines Ihrer Bücher gelesen und gedacht: »Das kann ich nachvollziehen«?

Wahl: Oft. Textkritik nehme ich immer ernst. Bei »22 Bahnen« wurde häufig gesagt, die Liebesgeschichte sei kitschig. Das nehme ich mir zu Herzen.

SPIEGEL: Sie haben mal gesagt, dass das Lektorat sehr viele »eisblaue Augen« rausgestrichen hat, in den Beschreibungen von jungen schönen Männern. Wir haben nachgezählt: Es sind immer noch sechs.

Wahl: Da waren noch ganz andere Sachen drin. Einmal hat sich Viktoriaus dem Schwimmbecken rausgestützt, das Wasser »perlte« an ihm runter. Mit meiner ehemaligen Lektorin saß ich damals in ihrer Wohnung, und wir haben einen Durchgang mit der Kitschbrille gemacht. Da hab ich mich geschämt.

SPIEGEL: Im neuen Buch tauchen die eisblauen Augen fünfmal auf. Hatten Sie kein Lektorat, oder ist das Selbstironie?

Wahl: Es ist lustig, damit zu spielen. Im nächsten Roman sind die Augen von dem wunderschönen Mann moosgrün.

SPIEGEL: Die Besprechungen von »Die Assistentin« waren sehr positiv, auch im klassischen Feuilleton. Hat Sie das überrascht?

Wahl: Nein, es hat mich gefreut. Geärgert hat mich, dass das oft falsch zusammengefasst wurde. Es wurde behauptet, »Die Assistentin« würde von Lesern und vom Feuilleton gleichermaßen stark kritisiert werden. Das stimmte einfach nicht! Die Verkäufe sind nicht das Wichtigste. Ich will ernst genommen werden.

SPIEGEL: Warum ist die Anerkennung durch das Feuilleton so wichtig?

Wahl: Dort findet do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und Bewertung statt. Als Kind wurde ich oft nicht ernst genommen. Jetzt freue ich mich, wenn ich mitspielen darf. Teil dieser Gruppe von Autorinnen zu sein, die die Gegenwart prägt, da bin ich stolz drauf. Und würde es der kleinen Caro auch gern mal sagen.

SPIEGEL: Wie stehen Sie zu dem Begriff »Unterhaltungsliteratur«?

Wahl: Ich finde ihn okay. Und die Grenzziehung zwischen E und U einfach nervig.

SPIEGEL: Auch Sie haben für »Die Assistentin« den Verlag gewechselt: Von DuMont, eher bekannt für Unterhaltung, zu Rowohlt, eher bekannt für Literatur.

Wahl: Ich empfinde die Unterschiede, die Sie zwischen den beiden Verlagen sehen, gar nicht so eklatant. Ich bin aber so ein Fluchtmensch. Deswegen ziehe ich auch andauernd um. Sobald ich im Bauch merke, dass es nicht mehr passt, flüchte ich. Und vor dem Roman wollte ich, dass alles anders ist.

SPIEGEL: Ihre Agentur haben Sie jetzt auch gewechselt.

Wahl: Aus anderen Gründen. Ich frage mich mittlerweile, ob es an mir liegt, dass ich mich mit Leuten verstreite. (Sie überlegt.) Auf jeden Fall. Aber wenn man erfolgreich ist, muss man eben immer aufpassen.

SPIEGEL: Stimmt es, dass sich Rowohlt vertraglich verpflichtete, Ihre Bücher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vorzuschlagen?

Wahl: Nein. Ich weiß nicht mal, ob Rowohlt mein aktuelles Buch überhaupt eingereicht hat.

SPIEGEL: Wie fühlte es sich dieses Mal an?

Wahl: Ich war enttäuscht und traurig. Aber am nächsten Tag war es wieder okay. Ich freue mich auch für ein paar der Nominierten besonders. Irgendwann stehe ich schon noch auf der Liste.

SPIEGEL: Sie haben sich vor Jahren auch erfolglos an Schreibinstituten beworben. Gefallen Sie sich in dieser Außenseiterfigur, die es jetzt allen zeigt?

Wahl: Ja, auch um den Jungen Mut zu machen. Es war scheiße, in Leipzig nicht auf-

»Mir wird von außen eher immer gesagt: ›Chill mal, Caro.‹ Ich treibe mich schon selber.«

genommen zu werden, ich habe damals so nervös auf die Antwort gewartet, ich war in Foren, wo sich andere Bewerber ausgetauscht haben, dann kamen bei den ersten die Zusagen, und ich habe auch damit gerechnet. Ich erinnere mich noch genau an den Tag, als das Postauto kam, ich den Brief aufgemacht habe und diesen Satz gelesen habe, die maschinell erstellte Absage.

SPIEGEL: Haben Sie den Brief noch?

Wahl: So was würde ich nicht wegschmeißen.

SPIEGEL: Lassen Sie uns noch mal über Kritik sprechen. »Die Assistentin« erhielt hauptsächlich positive Besprechungen und ein paar negative Leserbewertungen im Netz. Nur in der »FAZ« gab es eine negative Kritik. Sie haben auf Instagram gepostet: »Dass eine Frau, eine Journalistin, einen unfassbar peinlichen hetzartikel um eine giftige anonyme leserrezension von amazon strickt, damit habe ich nicht gerechnet.« Der gemeinsame Satz in dem Text lautet: »Viele Leser empfinden das Buch als Murks, trivial und peinlich. Man kann dem nur zustimmen.« Ist das wirklich schon »Hetze«?

Wahl: Nee, Hetze ist das nicht. Aber der Artikel hat mich so wütend gemacht. Er war persönlich, giftig.

SPIEGEL: Es geht noch weiter in dem Post: »dass das alles gerade aufkocht, zu dem zeitpunkt, in dem die assistentin erscheint, ein roman, in dem ich vom patriarchalen machtmissbrauch in der verlagsbranche erzähle, den eine junge Frau erlebt, finde ich einfach nur bezeichnend.« Meinten Sie das ernst?

Wahl: Wenn Sie es so sagen, merke ich, dass das überzogen war. Diese Analogie ist zu doll, da ging es nicht um patriarchale Strukturen. Aber mir war schon aufgefallen, dass viel Kritik von Frauen kam, und ich dachte: »Wir müssen doch zusammenhalten.«

SPIEGEL: Haben Sie mal einen Post bereut?

Wahl: Man darf das nicht überbewerten, das ist Instagram. Ich mag es, impulsiv zu sein. Das war eben eine ehrliche Reaktion.

SPIEGEL: In Ihrem neuen Roman geht es um eine junge Frau, die als Hochstaplerin in die reiche Gesellschaft von St. Moritz kommt. Kennen Sie solche Hochstaplermomente?

Wahl: Seit ich erwachsen bin, ja. Und die Außenseiterfigur ist spannend. Gehört nirgendwo dazu, aber sneakt sich rein.

SPIEGEL: Hochstaplerfiguren zeichnen sich üblicherweise durch eine gewisse Durchtriebenheit aus. Ihre Heldin Samara ist eher traurig, depressiv. Woher kommt das?

Wahl: Hochstapler sind tragische Figuren. Da ist einerseits die Lust am Lügen. Und dann die Momente, in denen sie sich fragen: Was bleibt eigentlich von mir? Niemand kennt einen ja richtig.

SPIEGEL: Samara reist von Bali nach Berlin, ins Allgäu, schließlich in die Schweiz. Wo vor flieht sie?

Wahl: Das ist schwer in Worte zu fassen. Vor der Traurigkeit, vor der Heimatlosigkeit,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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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97

der Angst, die Eltern nicht zufriedenzustellen, nirgendwo dazuzugehören, zu viel Macht zu haben. Diese Angst zeigt sich am ehesten an dieser Stelle auf dem Pass. Samara fährt im Auto über eine steile Straße, und ihr wird klar: Sie könnte das Lenkrad ein bisschen nach rechts lenken und ihr Cabrio flöge wie ein kleines Spielzeugauto runter. Beunruhigend. Überwältigend. Vielleicht auch schön.

SPIEGEL: Kennen Sie dieses Gefühl?

Wahl: Wenn ich über einen Pass fahre? Auf jeden Fall.

SPIEGEL: Fahren Sie gut Auto?

Wahl: Mir passieren andauernd kleine Unfälle, meistens in Parkhäusern. Der erste Kratzer tut weh, aber dann gewöhnt man sich dran. Die gehören zu meinen Autos, denke ich inzwischen. Ich bin auch voller kleiner Narben. Ich denke oft, wenn ich im Auto auf der Autobahn sitze, dass mir auch ein schlimmer Unfall passieren könnte. Ich fahre nicht gut Auto, aber dafür schnell. Und so viele Schriftsteller sind im Auto gestorben. Ich denke dann, das wäre auch ein okayes Ende.

SPIEGEL: Wie viele Autos haben Sie denn?

Wahl: Zurzeit zwei. Einen BMW und einen Mercedes. Ich bin ab September Mercedes-Markenbotschafterin.

SPIEGEL: So was machen meist nur Sportler und Stars. Haben Sie gezögert zuzusagen?

Wahl: Ganz kurz. Ich freue mich aber, dass es ein bisschen provozieren wird. Das sind Momente, in denen ich glücklich bin, weil ich die Grenzen des Literaturbetriebs verlasse. Am Anfang habe ich da aber auch ein paar Fehler gemacht.

SPIEGEL: Welche?

Wahl: Zu schnell Leuten vertraut. Berufliche Beziehungen mit Freundschaften verwechselt. Ich war naiv, ich erzähle einfach zu viel. Wenn ich zwei Stunden mit einem Journalisten verbringe, denke ich, es ist mein bester Freund.

SPIEGEL: In einem Interview haben Sie gesagt: »Um mich herum sind immer dunkle Wolken.« Was meinten Sie damit?

Wahl: Depressionen, denke ich. Ich beschreibe sie gern mit solchen Metaphern, weil ich sie als Kind immer schon so wahrgenommen habe. »Wolken« klingt ja auch schöner.

SPIEGEL: Waren Sie seitdem in Therapie?

Wahl: Nein. Mir geht's auch gut zurzeit.

SPIEGEL: Eigentlich leiden allen Hauptfiguren in Ihren Romanen, und sie kämpfen sich selbst raus, ohne Hilfe.

Wahl: Natürlich sollten Leute mit Problemen zur Therapie gehen und sich helfen lassen. Aber Literatur muss nicht aufzeigen, wie man es machen sollte. Ich schreibe ja kein Sachbuch. Klar ist es nicht geil, dass Samara ihre Probleme einfach wegdrückt. Aber es ist aufregend, dass sie es schafft. Es gibt heute einen Trend zur Diagnose, letztens habe ich den Satz gehört: A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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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in Wahl: »Ich mag es, impulsiv zu sein«

ist out, Autismus ist in. Das ist doch scheiße. Auch für die Leute, die das wirklich haben.

SPIEGEL: Unsere Gegenwart ist vom Therapiesprech durchzogen, siehe »toxisch« oder »emotional nicht verfügbar«. In Ihren Büchern sprechen die Leute anders, sie haben einen ganz unvermittelten Zugang zu ihren Emotionen.

Wahl: Ich glaube, es wären einfach keine guten Romane, wenn diese Leute zur Therapie gingen. Sie würden eben nicht in den Wald gehen und brüllen oder über einen Pass brettern. Es ist wichtig, dass sie sich selbst helfen, alles andere wäre langweilig.

SPIEGEL: Brauchen Sie Happy Ends?

Wahl: Ich muss mir selbst Hoffnung machen beim Schreiben. Anders ginge es nicht, ich kann ja Fiktion nicht von Realität unterscheiden.

SPIEGEL: Man findet in Ihren Romanen zwar Liebe, aber keine Sexszenen. Warum?

Wahl: Ich bin da prüde. Es ist schwer, Sex zu schreiben. Ich lese das auch oft nicht gern. Und im echten Leben mag ich ebenfalls die Kennenlernphase am liebsten.

SPIEGEL: In vielen anderen Büchern von jungen Frauen wird selbstbewusst viel Sex gehabt und sich befriedigt.

Wahl: Bei mir wird das Masturbieren übersprungen.

SPIEGEL: Wie sieht Ihr Leben in zehn Jahren aus?

Wahl: Es wird vielleicht so ähnlich sein wie jetzt. Ich bin allein unterwegs. Habe ein kleines Häuslein am Meer. Vielleicht ist da auch ein wunderschöner Mann mit moosgrünen Augen mit mir in dem kleinen Häuslein.

SPIEGEL: Welches Meer?

Wahl: Kaltes Meer.

SPIEGEL: In Deutschland wird ungern über Geld gesprochen, im Literaturbetrieb besonders. Vor ein paar Monaten haben die Autorin Mareice Kaiser und der Philosoph Hanno Sauer auf der Bühne der Re:publica ihre Buchvorschüsse verglichen und eine Debatte losgetreten.

Wahl: Das war Quatsch, das wurde total falsch runtergebrochen. Als würden nur Männer hohe Vorschüsse bekommen.

SPIEGEL: Kaiser habe für ihr Buch 15.000 Euro erhalten, hat sie gesagt, Sauer für zwei Bücher 160.000 Euro.

JUDITH JOHANN / DER SPIEGEL


SPIEGEL-BESTSELLER

BELLETRIS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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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 17 Jahren sind Isolde und Bertram verheiratet. Kein Sex, kurze Zündschnur, meist herrscht Schweigen. Ein Kurzurlaub im Boutiquehotel soll helfen, aber ... na ja. Der Autor hat hier ein bitterböses und sehr lustiges Paarporträt gezeichnet. | Platz 2

SACH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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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Punk und Frontmann der Band Feine Sahne Fischfilet ist milder geworden. Er lebt wieder in seinem Heimatort Jarmen und versucht, mit Menschen, deren politische Haltung er früher bekämpft hat,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 Platz 1

1 (-) 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 Vanessa Göcking Vani; 28 Euro 2 (2)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Euro 3 (8) 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Heyne; 24 Euro 4 (4)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dtv; 24 Euro 5 (6) 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Penguin; 24 Euro 6 (5) 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DuMont; 25 Euro 7 (7) V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Heyne; 24 Euro 8 (-) Alleinruhelage Eva Menasse Kiepenheuer & Witsch; 23 Euro 9 (10) 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dtv; 23 Euro 10 (-) Canvas Ursula Poznanski Loewe; 24 Euro 11 (11) 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25 Euro 12 (9) Wirf einen Schatten Elena Fischer Diegenes; 25 Euro 13 (16) 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Droemer; 24 Euro 14 (13) Querfeldein Alex Capus Hanser; 25 Euro 15 (19) 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24 Euro 16 (17) Freunde fürs Leben Fredrik Backman Goldmann; 25 Euro 17 (12) Pause Lena Kupke dtv; 23 Euro 18 (-) Fremde Belle Burden Luchterhand; 24 Euro 19 (24) 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List; 21,99 Euro 20 (-) Sanditz Lukas Rietzschel dtv; 26 Euro

1 (-) Jenseits der Brandmauer Monchi Kiepenheuer & Witsch; 20 Euro 2 (2) 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3 (1) 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24 Euro 4 (10) 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Euro 5 (4) 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30 Euro 6 (3) 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laueninsel; 20 Euro 7 (5) Alt genug Ildikó von Kürthy Ullstein; 22,99 Euro 8 (7) 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26 Euro 9 (-) »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 Marianne Koch dtv; 22 Euro 10 (8) 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 H. Beck; 25 Euro 11 (15) 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23 Euro 12 (9)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rzer; 20 Euro 13 (8) 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 H. Beck; 23 Euro 14 (12) 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Boetticher Liv von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Euro 15 (11) 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26 Euro 16 (14) 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VA; 25 Euro 17 (13)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rzer; 19,99 Euro 18 (-) Der alte Weg zu einem guten Leben Ken Mogi DuMont; 24 Euro 19 (20) Organisch Giulia Enders Ullstein; 24,99 Euro 20 (17) 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Florian Illies S. Fischer; 26 Euro

SPIEGEL-Bestseller werden im Auftrag des SPIEGEL ermittelt von »BuchMarkt« und media control. Informationen unter spiegel.de/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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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l: Man muss den Leuten einfach erklären, wie das läuft: Ein Verlag gibt einen Vorschuss, je nachdem, wie er glaubt, dass sich das Buch verkauft. Das Sexismus zu nennen, ist einfach gefährlich und verharmlost echten Sexismus. Die Debatte hat mich wirklich aufgeregt. Ich wusste, dass ich nur bis drei zählen muss, bis auch mein Name genannt wird. Es ist nun mal eine Marktwirtschaft. Und da nur halb mitzuspielen, geht nicht. SPIEGEL: Wie hoch war der Vorschuss für Ihr Debüt?

Wahl: Den habe ich dummerweise schon mal verraten. Das waren 150.000 Euro.

SPIEGEL: Und wie hoch war er für den Wechsel zu Rowohlt?

Wahl: Das kann ich nicht sagen.

SPIEGEL: Warum?

Wahl: Das ärgert den Verlag. Ich finde es aber komisch, dass so wenig über Geld gesprochen wird. Und dass man es nicht zeigen sollte.

SPIEGEL: Vor Kurzem haben Sie auf Instagram eine Prada-Tasche in die Kamera gehalten.

Wahl: Das war wieder typisch Caro. Ich war mit einem Journalisten in St. Moritz unterwegs, wir sind in den Laden, die haben sofort Champagner ausgeschenkt. Ich habe mich von dem netten Verkäufer einlullen lassen. Der hat eine Geschichte nach der anderen erzählt: dass es eigene Prada-Krokodile gibt, für das Leder. Und dass er eigentlich schon zusperren wollte, bis er uns beide sah und meinen Blick auf diese Tasche. Er konnte wirklich gut erzählen!

SPIEGEL: Mit der »Welt« schauen Sie sich Porsches an, mit der »Zeit« kaufen Sie eine Prada-Tasche. Das ist schon auch eine Masche, oder?

Wahl: Man muss sich ja auch belohnen.

SPIEGEL: Wie teuer war die Tasche?

Wahl: 3000 Franken. Papa würde sagen: beinahe ein Kleinwagen.

SPIEGEL: Schreibt man besser mit vollem oder leerem Konto?

Wahl: Mit vollem. Man hat die Möglichkeit, sich voll in den Schreibprozess reinzuschmeißen. Ich möchte das Schreiben von »22 Bahnen« nicht missen, das ich neben dem Vollzeitjob gemacht habe. Aber jetzt kann ich mich mehr ausprobieren.

SPIEGEL: ETF-Sparplan oder Tesla-Aktien?

Wahl: Ich hasse beides.

SPIEGEL: Benzin oder Elektro?

Wahl: Benzin.

SPIEGEL: Betrunken oder nüchtern?

Wahl: Ich liebe beides. Hauptsache, nichts dazwischen.

SPIEGEL: Pepsi oder Cola?

Wahl: Pepsi wird unterschätzt.

SPIEGEL: Und wie hoch war jetzt der Vorschuss für »Die Assistentin«?

Wahl: Jetzt klingen Sie wie der Prada-Verkäufer.

SPIEGEL: Frau Wahl,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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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99

Aufschieben ist auch keine Lösung

Karrieren Die US-Demokrati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macht das Einfrieren ihrer Eizellen zum Akt der Selbstbestimmung. Am Kernproblem geht sie vorbei.

Von Martina K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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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is Chang / Post/ICS / AP

Politikerin Ocasio-Cortez: Auf Instagram spricht sie über Social Freezing

Will ich ein Kind? Viele Frauen Mitte dreißig stellen sich diese Frage. Die linke US-Abgeordnete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36, genannt AOC, Postergirl der Demokraten, eine der Jüngsten im Kongress, aber macht daraus eine große Show: Sie hat entschieden, ihre Eizellen einfrieren zu lassen, und teilt das auf Instagram mit ihren fast zehn Millionen Followern. Sie filmt, wie sie sich Hormone in den Bauch spritzt, und sagt: »Ich treffe diese Entscheidung, um mehr Kontrolle über mein Leben zu haben.« Was sie außerdem vorhat, verkündete sie danach in einem TV-Interview: Sie wolle nicht ausschließen, als Kandidatin bei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anzutreten. Ihre private Entscheidung, ihre Eizellen einfrieren zu lassen, ist also höchst politisch. Es geht um den Körper der Frau und das Recht auf Selbstbestimmung.

Social Freezing ist eng verknüpft mit der Erzählung, dass Frauen alles haben können: Kinder und Karriere. 2014 wurde berichtet, dass Facebook und Apple für ihre Mitarbeiterinnen die Kosten für das Social Freezing übernehmen. Es war die Zeit des »Lean in«-Feminismus, kurz vorher war

das gleichnamige Buch der damaligen Facebook-Managerin Sheryl Sandberg erschienen, die Frauen dazu aufforderte, die Führungsetagen zu erklimmen, die gläserne Decke zu durchbrechen, mit elektrischer Milchpumpe in der Telefonkonferenz zu sitzen und sich zu melden, wenn es um Führungsaufgaben geht. Ocasio-Cortez klingt, wenn sie ihren Prozess erklärt, ähnlich: »Ich möchte, dass es alle sehen – denn Frauen können alles schaffen.«

Sie beweist damit politisches Talent, verklärt aber die Realität. Denn »alles« schaffen Frauen offensichtlich nicht: Im US-Kongress ist nicht einmal jede dritte Abgeordnete weiblich, im Deutschen Bundestag ist der Anteil nicht viel höher. Seit 1973 haben nur 15 Frauen während ihrer Amtszeit im US-Kongress ein Kind zur Welt gebracht. Ocasio-Cortez sollte deshalb nicht nur über Social Freezing sprechen, sondern auch darüber, wie sie Frauenrechte stärken und Vereinbarkeit fördern kann. Wer sich mehr Frauen in politischen Führungsrollen wünscht, muss ertragen, dass diese ihre Kinderfrage in die Öffentlichkeit tragen. 5


100 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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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ror hinter dem Bildschirm

Kino Menschen, die mit sich und ihrem Umfeld hadern, verlieren sich gern in fiktiven Welten. Die Filme von Jane Schoenbrun zeigen, warum.

So viel Euphorie ist selten, bei Jane Schoenbruns Filmen aber normal. »Die beste Kinoerfahrung, die ich hatte. Jemals«, sagte die Schauspielerin Kristen Stewart über »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 den neuen Film von Schoenbrun, der am 20. August in die Kinos kommt. Der Regisseur und Drehbuchautor Paul Schrader (»Taxi Driver«) sah gar »die originellste Stimme im Kino dieses Jahrzehnts«.

Wer ist die Person, die solche Begeisterungsstürme auslöst? Schoenbrun, geboren 1987 in New York City, hat nach dem Filmstudium an der Boston University erst in der Produktion gearbeitet, später Filmkritiken geschrieben und kuratiert.

Dank des bedingungslosen Rückhalts der Fans ging es dann aber sehr schnell: Vom Sundance-Spielfilmdebüt 2021 mit einem Low-Budget-Horrorfilm über den Durchbruch mit dem Geister-Psychodrama »I Saw the TV Glow« bis zur großen Cannes-Premiere von »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 im Mai sind kaum mehr als fünf Jahre vergangen.

Das Erstaunliche an dieser Karriere ist aber: Schoenbruns Filme handeln alle davon, was passiert, wenn man sich der Verführungskraft eines Mediums hingibt, in den Bildern eines Films aufgeht, sich in einer Serienwelt verliert oder ganz fest daran glaubt, dass eine Onlinechallenge das Leben verändern wird.

Im zweiten Film »I Saw the TV Glow« bleibt der Hauptfigur buchstäblich die Luft weg, als sie erkennt, wie viele Jahre ihres Lebens sie mit der Begeisterung für eine obskure TV-Serie vergeudet hat. Das Geräusch des Erstickens, das ihr dabei entfährt, ist unvergesslich.

Müsste Schoenbrun die echte Begeisterung der eigenen Fans also nicht unheimlich sein? »Hören Sie«, sagt Schoenbrun im Videocall und lacht, »ich bin auch nur ein Mensch. Wenn ich Kristen Stewart die beste Zeit im Kino bereitet habe, dann kann ich nach Hause gehen, meine Aktentasche abstellen und sagen: War ein guter Tag im Büro.«

Schoenbrun, trans und non-binär, wofür es im Deutschen keine etablierten Pronomen gibt, ist seit Wochen in den PR-Wirbel um »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 eingespannt. Am Tag des SPIEGEL-Interviews startet der Film in den USA. Schoenbrun wirkt dafür erstaunlich entspannt, macht Witze und wechselt so vir-

tuos zwischen Analysen der Wirkungsmacht des Kinos und sehr persönlichen Hinweisen darauf, wie die Transition die Arbeit am Film beeinflusst hat, dass man es gar nicht Springen nennen kann – eher Fließen. Leicht verwirrt, erleuchtet und begeistert geht man aus dem Gespräch heraus. Wie auch aus Schoenbruns neuem Film.

»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 handelt von der jungen queeren Regisseurin Kris (Hannah Einbinder), die damit beauftragt worden ist, ein in die Jahre gekommenes Horrorfranchise namens »Camp Miasma« wiederzubeleben. Dafür will sie eine entscheidende Darstellerin für ihren Film gewinnen: Billy (Gillian Anderson), das »Final Girl« aus dem Originalfilm, also die ikonische letzte Überlebende.

Das Problem: Billy lebt lange schon zurückgezogen auf dem Land, weshalb Kris eine mühsame Autofahrt auf sich nimmt – um am Ende zu erkennen, dass Billy ausgerechnet in den Überbleibseln des Feriencamps lebt, in dem einst der erste Teil von »Camp Miasma« gedreht wurde.

Erst ist Kris entsetzt über die Fantasiewelt, in der sich die Schauspielerin offenbar eingerichtet hat. Doch je mehr Zeit sie mit Billy verbringt, desto stärker wird ihr bewusst, wie viel ungeordnetes Begehren sie selbst in sich trägt: Was ist es, das sie an diesem Horrorfilm einst so fasziniert hat? Was will sie mit ihrem eigenen Werk erreichen? Und welche Gefühle hegt sie eigentlich für Billy? Derweil bereitet sich Little Death (Jack Haven), der Serienkiller aus der Filmreihe, darauf vor, wieder zuzuschlagen.

Aufgeschrieben klingt das womöglich kompliziert und überladen – und dabei ist noch nichts über die vielen Horrorfilme von »Freitag, der 13.« bis »Blutiger Sommer: Das Camp des Grauens« gesagt, die der Film in die Erzählung einflicht und verdreht.

Aber Schoenbrun kann beruhigen: »Der Film weiß, dass du ihn prätentiös finden wirst, und will dir die Befangenheit nehmen. Er weiß, dass du glauben wirst, dass es ein Mitdem-Zeigefinger-wackeln-Horrorfilme-sind-schlecht-für-dich-Ding werden wird, und will das verunklaren.«

Die Verunklarung besteht darin, dass man im Verlauf der Handlung tatsächlich zu verstehen beginnt, warum Billy in den Kulissen ihres größten Erfolgs lebt. Man fängt an, durch Kris' Augen zu blicken und den Reiz

der frühen »Camp Miasma«-Filme zu erkennen, obwohl diese, wie Kris als Teil der Gen Z nicht müde wird zu betonen, natürlich »problematisch« in ihren Geschlechterbildern sind.

Die Verunklarung funktioniert, weil Schoenbrun auf anderer Ebene in allen Filmen absolut klar ist: Die Medienwelten, in die die Figuren eintauchen, sind so fantasievoll und verführerisch, dass man ihnen als Zuschauerin am liebsten folgen würde.

Im Film »I Saw the TV Glow« etwa schafft Schoenbrun eine fiktive Serie namens »The Pink Opaque« (auf Deutsch: Der rosa Schleier), die wie ein Amalgam aus »Buffy – Im Bann der Dämonen« und »Twin Peaks« erscheint, also jenen zwei Serien, die die vielleicht fanatischsten Anhängerschaften überhaupt haben: schimmernde Fantasien von US-Kleinstädten, in denen Schrecken und Schönheit unentwirrbar ineinander verschlungen sind.

Dass die Hauptfiguren von »I Saw the TV Glow«, die queeren Teenager Owen und Maddy, lieber in der Schleierwelt leben würden als in ihrem trostlosen Heimatort, ist sofort plausibel. Nur eben nicht empfehlenswert.

»Die parasozialen Beziehungen, die wir uns bauen, wenn uns Filme oder Serien sehr viel bedeuten, kenne ich«, sagt Schoenbrun. »So habe ich auch sehr viele Jahre gelebt. Ich wusste gleichwohl, dass das Fantum für etwas in mir stand, das ich nicht konfrontieren wollte.« 2019, vor Beginn der Dreharbeiten zum Debütfilm »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 stellte sich Schoenbrun der Erkenntnis, trans zu sein.

Im Film ist Dysphorie, das existenzielle Unbehagen mit sich und seinem Körper in der Welt, Motiv und Stimmung zugleich. Teenagerin Casey (Anna Cobb) filmt sich dabei, wie sie die fiktive Internetschallenge »World's Fair« annimmt. Wer dabei mitmacht, so das abgründige Versprechen, dessen Leben und Körper würden sich unwiederbringlich verändern. In einem Video führt ein Teilnehmer der Challenge vor, wie seine Haut blaue Blasen schlägt. In einem anderen behauptet eine Teilnehmerin, sie habe sich komplett in Plastik verwandelt.

Für Casey sind das dennoch attraktive Aussichten: Alles scheint besser zu sein als das einsame Leben mit ihrem missmutigen alleinerziehenden Vater irgendwo in Upper New York State. Zum Einschlafen macht sie sich ein Video an, in dem eine YouTuberin beruhigend »Nun schlaf gut« flüstert und ihre Hand so führt, als würde sie ihren Zuschauern über den Kopf streicheln.

In »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 hält Schoenbrun offen, ob Caseys Medienkonsum sie letztlich rettet oder nicht doch im Onlinetreiband versinken lässt. Im zweiten Film »I Saw the TV Glow« wird Schoenbrun deutlicher: Teenager Owen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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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vergibt sich die Chance auf ein glücklicheres Leben, weil er lieber den Rätseln von »The Pink Opaque« nachjagt, als sich der offenkundig drängenden Frage nach seiner Geschlechtsidentität zu stellen.

»Wenn man etwas auf einem Bildschirm ansieht, sieht es nicht zurück«, sagt Jane Schoenbrun. »Aber um zu lieben, also Menschen und Communitys zu lieben, nicht Fernsehserien, müssen die dich auch sehen können.«

Mit der Premiere von »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 hatte Schoenbrun 2021 das öffentliche Coming-out als trans und non-binär. Neben den »The Matrix«-Schöpferinnen Lily und Lana Wachowski ist Schoenbrun damit die derzeit sichtbarste und erfolgreichste trans Regieperson.

»Mein Leben«, so Schoenbrun,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sechs Jahren komplett verändert, meine künstlerische Entwicklung und meine Transition laufen da parallel. Mein Leben fühlt sich erfüllt, real und besser an, als es ein Film jemals könnte.«

Von der Dysphorie zur Euphorie, so landet man als Zuschauerin auch in »Camp Miasma«. In der grandiosen, rosa strahlenden Kunstwelt des Films will man am liebsten herumstromern und staunend deren Ränder erkunden. Warum etwa schimmern die Berge in der Ferne eigentlich so seltsam? (Schoenbrun hat bemalte Glasplatten als Kulissen eingesetzt.)

»Was mich zu Filmen immer wieder zurückkommen lässt, sind ihre Rätsel, ihre Schönheit und Sinnlichkeit«, sagt Schoenbrun. »Ich möchte Filme machen, die wie versteckte Höhlen sind, in die du immer wieder zurückkehren und die du weiter untersuchen kannst.«

Das möchte man auch bei »Camp Miasma«. Wegen dessen irrer Schönheit, aber auch wegen eines Rätsels, das Schoenbrun immer weiter in den Vordergrund schiebt, bis es sich unausweichlich stellt: Auf welcher Ebene mischt eigentlich dieser Serienkiller mit? Wie real ist das Blut, das er vergießt? Wer stirbt genau und in welcher Realität?

Anders als etwa in den Filmen von Christopher Nolan ist das Rätsel mit den (Zeit-) Ebenen bei Schoenbrun aber nicht dazu da, um sauber aufgelöst zu werden. »Dieses mathematische Beurteilen von Filmerzählungen ist kulturell dominant: Wir können eine Verbindung zwischen A und B herstellen und zwischen C und D. Damit bringt man Kultur zum Einfrieren.«

Ebenso wehrt sich Schoenbrun gegen die Kategorisierung von »Camp Miasma« als Metaerzählung: »Meta ist so entpolitisiert: Jeder Versuch, Konventionen infrage zustellen, wird meta genannt«, sagt Schoenbrun. »Ich versuche nicht, meta zu sein: Ich frage, wie diese Konventionen entstanden sind.«

Eine der Konventionen, die »Camp Miasma« zur Disposition stellt, ist die des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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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ömde / RÄKGRFELT / RÄK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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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1 | Darstellerinnen Anderson, Einbinder 2 | Regieperson Schoenbrun 3 | Filmfigur Little Death

Girl« im Horrorfilm, der jungfräulichen Überlebenden. Aus ihr macht Schoenbrun kurzerhand zwei »Final Girls« – Billy und Kris – und lässt sie dazu auch noch ziemlich guten Sex haben. Miteinander.

An dieser Stelle könnte der Text damit enden, dass man sich darauf freut, die Höhlen von Schoenbruns Kino – die bestehenden wie die kommenden – immer wieder zu erkunden. Doch es ist komplizierter: Im Oktober erscheint Schoenbruns Debütroman »Public Access Afterworld« auf Englisch. Ein »riesiges Buch«, das Schoenbruns erste zwei Filme in eine Erzählwelt integriert und so eine Trilogie zum Abschluss bringt.

Ursprünglich als zwei Staffeln einer Fernsehserie geschrieben (»Das hätte aber mehrere Hundert Millionen Dollar gekostet«), ist es nun ein Buch übers Fernsehen geworden. Was Ausmaß und Tiefe der Erzählung betrifft, befinde sich »Public Access Afterworld« im Vergleich auf einem ganz anderen Niveau: »Die anderen Arbeiten werden dagegen wie Übungen aussehen«, sagt Schoenbrun und kündigt an, dass der Roman der Beginn einer ganzen Buchreihe sein soll.

Statt einzelner Höhlen hat Schoenbrun längst ein Höhlensystem gebaut. Die Erkundung? Gefährlich. Aber sehr empfehlenswert.

Hannah Pilarcz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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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REZENS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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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BUCH

Macht der Feminismus Mütter unglücklich?

Kinder zu bekommen, hat einen Preis. Denn Kinder zu bekommen, bedeutet, nicht mehr allein zu sein. Kann es sein, dass dieser Preis heute als höher empfunden wird als früher? Wer feministische Mutterbücher lese, müsse sich wundern, warum Frauen überhaupt noch freiwillig Mutter werden, schreibt Marlen Hobrack in ihrem Sachbuch Stolz und Zweifel. Mutterschaft scheine heute vor allem einen Verzicht zu bedeuten, einen Verlust an Autonomie, Fürsorge für das Kind kein Quell der Freude zu sein, sondern Care-Arbeit, die zur Erschöpfung führt. Zur Selbstaufgabe.

Hobrack wendet sich gegen schriftstellende Klagemütter, auch gegen das Selbstmitleid in der Mütter-Bubble auf Social Media, in der es zum guten Ton gehört, sich als Opfer zu inszenieren. Elternschaft wird zurzeit öffentlich ja eher erlitten als erlebt. Hobrack hingegen bekennt sich zum Glück der Mutterschaft, zum Stolz und der inneren Erfüllung, ja dem Genuss, der paradoxerweise darin liegen kann, die Bedürfnisse einer anderen Existenz zeitweise vor die eigenen zu stellen. So erzählt sie von der Selbstverwirklichung, die in der Fremdverantwortung liegen kann, vom Glück der Selbstaufopferung, die keinen Selbstverlust bedeuten muss. »Ich fühle mich nicht erschöpft, wenn ich Liebe gebe.«

Hobrack, geboren 1986 in Bautzen, ist bekannt geworden mit Sachbüchern über Klassismus. Sie hat drei Kinder, das jüngste ein Kleinkind, das älteste bereits ausgezogen, denn Hobrack ist schon mit 19 Mutter geworden, ungeplant und damals alleinerziehend, sodass sie gar nicht erst in Versuchung kam, der Illusion immerwährender Selbstbestimmtheit zu erliegen. Kann es sein, dass das vielen Müttern heute anders geht? Dass die Mutterschaft viele Frauen deshalb

härter trifft als früher, weil sie kollidiert mit dem Ideal absoluter Unabhängigkeit und totaler Subjektsoveränität? Hobrack sieht das so und verortet eine Wurzel des Ideals im Feminismus. Tatsächlich predigt der seit Jahrzehnten die autonome Frau. Aber kann es wirklich sein, dass ausgerechnet der Feminismus Frauen die Möglichkeit verstellt, glücklich Mutter zu sein? Der Feminismus, argumentiert Hobrack, habe dauergestresste Mütter erzeugt, indem er ihre Bedeutung gegenüber anderen

»Bezugspersonen« kleingeredet, das besondere biologische Band zwischen Mutter und Kind negiert und so die Belohnungen für die Zumutungen der Mutterschaft zerstört habe, die symbolische Anerkennung. Und indem er Mütter zur Erwerbsarbeit gedrängt habe, möglichst auf voller Stelle, statt das Primat der Erwerbsarbeit infrage zu stellen.

Nun gibt es viele gute Gründe dafür, den Muttermythos früherer Jahrzehnte skeptisch zu beäugen, die damalige Alleinzuständigkeit vieler Frauen in Er-

ziehungsfragen zu kritisieren. Auch aus Perspektive der Kinder übrigens. Und es gibt mindestens so viele gute Gründe dafür, das Idealbild der berufstätigen, der finanziell und auch emotional autonomen Mutter zu propagieren. Hobrack sieht diese Gründe – und argumentiert trotzdem dagegen. Das Überraschende: Sie argumentiert nicht aus einer konservativen, sondern aus einer radikal progressiven, dezidiert linken Position.

Das entscheidende Hindernis zum Mutterglück sieht Hobrack nicht im Patriarchat, sondern im Kapitalismus. Das überwertige Autonomie-Ideal vieler Feministinnen nennt sie neoliberal. Sie hat zudem ein Gespür für die ambivalente Kraft des Begriffs der Sorgearbeit: Einerseits hilft er, all die unbezahlten, immer noch mehrheitlich von Frauen erledigten Familienaufgaben sichtbarer zu machen, also aufzuwerten. Andererseits läuft er Gefahr, auch Herzensaufgaben zu entwerten, indem er sie einer zweckrationalen Logik unterwirft. Hobrack öffnet den Blick dafür, dass Fürsorge nicht automatisch Fronarbeit bedeutet, dass sie im Gegenteil oft erfüllend ist. Die sogenannte Sorgearbeit für ihre Kinder, so stellt sie fest, möge zwar anstrengend sein, aber unterscheide sich doch in einem wesentlichen Punkt von normaler Lohnarbeit: Sie sei nie entfremdend. »Wenn ich bei ihnen bin, bin ich stets bei mir.« So argumentiert sie dafür, die eigenen Bedürfnisse auch mal hintanzustellen – aber eben nicht aus Selbstlosigkeit, sondern aus Eigeninteresse. Sie findet Selbstverwirklichung auch in der Sorge für andere. Und wo bleiben bei all dem die Väter? Der Feminismus, findet Hobrack, habe den Frauen fatalerweise nahegelegt, männlicher zu werden. Sie hingegen wirbt dafür, dass alle mütterlicher werden sollen. Auch die Männer.

Tobias Becker

Die Schriftstellerin Marlen Hobrack liefert eine provokante Erklärung für den Dauerstress vieler Mütter. Und erzählt vom Glück der Selbstaufopf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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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 Engler

Marlen Hobrack: »Stolz und Zweifel«. HarperCollins; 240 Seiten; 24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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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Auf Kuschelkurs

Sam Smith sehnt sich nach Harmonie. Für diese Einsicht muss man nicht eine Sekunde des neuen Albums Hazel Eyes gehört haben. Man muss es sich nur angucken: War Sam Smith, 34, Popstar von Weltrang aus der britischen Provinz, auf früheren Covern immer allein abgebildet, liegt der nicht-binäre Musiker nun in den Armen eines Mannes. Smith und das Kreativteam haben gute Arbeit geleistet – das Cover ist das Gegenteil einer Ton-Bild-Schere, der Sound des fünften Studioalbums in einem Foto. Bitte, bitte, sagt dieses Album mit jeder Note, umarme mich so, wie ich dich mit Soul umhülle – mit cheesy Chören und Gänsehaut-Gospel, mit Bill-Withers-Gedenk-Kopfnickern, mit anmutigen, anspruchsvollen Arrangements. Der Popstar sagt heute in Interviews, dass er es sich lieber auf dem Sofa gemütlich mache, statt feiern zu gehen, zusammen mit seinem Verlobten, dem Modedesigner Christian Cowan. Dessen Augenfarbe verdankt das Album seinen Namen. Etwas im kritischen Bewusstsein sträubt sich allerdings gegen so viel Norwegerpulloverwärme. War Smith nicht jemand, dessen intellektueller Reiz im Kontrast aus samtweicher Stimme und einer gewissen Reibung bestand? Ein Mensch, der Liebe besang, aber zugleich über Zwangsstörungen sprach oder als Satanist beschimpft wurde, weil er bei den Grammys vor drei Jahren zu »Unholy« mit Teufelshörnern auftrat? Doch keine Sorge – die teils von Indie-Ikone Feist mitkomponierten und -performten Songs auf diesem Album funktionieren emotional einwandfrei. Ein wenig Harmonie schadet nie. S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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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l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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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y Kurt / Pandora Film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Regie: Lars Jessen. Kinostart: 20. August.

FILM

Über Mauern segeln

Das Ziel ist fern, aber der Wunsch groß. Lars Jessens Film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der auf einer Erzählung von 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 basiert und nun ins Kino kommt, handelt vom Rostocker Kellner Paul Gompitz (Charly Hübner). In den Achtzigerjahren beschließt er, das auf Sizilien gelegene Syrakus zu besuchen. Jessen und Hübner machen daraus die skurrile Geschichte eines Mannes, der eine fixe Idee entwickelt und sie mit trotzköpfiger Beharrlichkeit verfolgt. Nachdem ihm ein Buch des Schriftstellers Johann Gottfried Seume von 1803 in die Hände gefallen ist, in dem dieser seine Reise von Sachsen aus durch halb Europa und bis nach Syrakus beschreibt, zieht es Gompitz auch dorthin. Doch sein Fernweh prallt zunächst an der Mauer ab, die DDR-Behörden genehmigen seine Ausreise nicht. Der Seeweg ist eine Alternative, Gompitz lernt Segeln. Der 53-jährige Hübner ist ein Schauspieler, dem man gern bei der Arbeit zuschaut. So auch hier. Allerdings fragt man sich bisweilen: Ist er wirklich die ideale Besetzung für einen Kerl, der sich an einer Idee festbeißt wie ein Bluthund und dann nicht mehr loslässt? Wirkt er dafür nicht doch etwas zu schluffig? Dennoch ist der Film sympathisch und hat eine ebenso amüsante wie bittere Pointe: Gompitz wollte nie fliehen, sondern nach seiner Reise in die DDR zurückkehren. Doch als er nach Hause kommt, existiert das Land nicht mehr. Die Wende kam dazwischen. LOB

LITERATUR

Die Allgegenwart der Lüge

Der allwissende Erzähler von Buckeye holt am Anfang des Romans gleichsam tief Luft, er nimmt den Leser an die Hand, hüllt ihn ein in eine weiche Decke und vermittelt Sicherheit: Hier wird etwas erzählt, das zu erfahren sich lohnt. Es wird ohne Eile dargeboten, angemessen ausführlich, ohne Geschwafel. »Buckeye« heißt Rosskastanie, und so werden in den USA auch Menschen genannt, die aus Ohio stammen oder dort wohnen. Der Schriftsteller Patrick Ryan, 1965 in Washington, D. C., geboren, hat bisher vor allem mit Kurzgeschichten auf sich aufmerksam gemacht. Hier legt er einen klassischen Familienroman vor, in dem die Geschicht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seit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eine unaufdringliche, trotzdem entscheidende Rolle spielt. Der Erste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genauso wie der Vietnamkrieg, sind dabei mehr als bloße Kulisse. Ryan erzählt die Geschichte zweier scheinbar durchschnittlicher amerikanischer Familien aus Ohio. Becky und Cal, Margaret und Felix sind verbunden durch Zufälle und Geheimnisse. Jeder von ihnen verschweigt etwas, Lügen sind allgegenwärtig, häufig wird pragmatisch mit ihnen umgegangen: »Wenn das bedeutet, dass du in Frieden leben kannst? Aber klar. Für so was sind Lügen doch erst erfunden worden«, sagt Beckys Vater zu seinem Schwiegersohn. Alle Protagonisten versuchen tapfer, ihr Leben zu meistern, müssen sich entscheiden zwischen Anpassung und Individualität. Das klingt schlicht, doch dieses wunderbare Buch voller menschlicher Abgründe überrascht immer wieder mit raffinierten Wendungen.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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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Ryan: »Buckey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Thomas Überhoff. park x ullstein; 656 Seiten; 26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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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chtbarer Feind im Kopf

Duncan Elliott / DER SPIEGEL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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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cksale Die Brüder Cian und Jordan Adams werden wahrscheinlich früh an Demenz erkranken. Also rennen sie Ultraläufe, um die Forschung zu beschleunigen. Es ist ein Rennen gegen die Zeit.

Seine Frau, sagt er, fand die Idee idiotisch. Ebenso wie sein Bruder und sein Vater. Sie hätten versucht, ihm die Sache auszureden. Sie fürchteten, er würde sich die Knochen brechen.

Jordan Adams aber war sich sicher: Sein Körper würde das aushalten.

Ende April dieses Jahres läuft Adams den London-Marathon. Auf dem Rücken trägt er einen Kühlschrank. Über 42 Kilometer schleppt er das Gerät, 25 Kilogramm schwer, festgezurrt auf einem Metallgestell, gehalten von gepolsterten Gurten über seinen Schultern.

Der Kühlschrank wippt bei jedem Schritt. Adams kann ihn nur leicht gebeugt tragen, weil er sonst hintenüberkippen würde. Er trottet mehr, als dass er rennt.

Die Zuschauer feuern ihn an. Sie läuten Glocken, klatschen, und manche rufen: »Jordan, Jordan.«

Adams hört sie kaum, er läuft wie im Tunnel. Die lockigen, schweißgetränkten Haare kleben ihm auf der Stirn. Er sieht aus wie ein gehetzter Möbelpacker im Hochsommer.

Auf der Tower Bridge brüllt er mit gerötetem Gesicht seinen Schmerz in den Lärm hinein: »Fuck Dementia«, scheiß auf Demenz.

Am Ziel sinkt er erschöpft in die Arme seines Bruders. Er weint. Das Bild geht um die Welt. Ein Video der Szene sammelt auf Instagram fast 700.000 Likes.

Einen Tag nach dem Marathon in London steht Jordan Adams wieder am Start, diesmal in der nordirischen Grafschaft Antrim. Auf der Insel wird er danach 32 weitere Marathons laufen. Jeden Tag einen.

Er hoffe, dass sich die Menschen lange an ihn erinnern, sagt Jordan später. An die Last, die er in London auf dem Rücken trug. An die Last, die er und sein Bruder bis heute schultern.

Jordan und Cian Adams sind 31 und 26 Jahre alt. Sie tragen einen unheilbaren, familiär vererbten Gendefekt in sich, der sie wahrscheinlich früh dement machen wird. Der ihnen das Leben nehmen könnte.

Die Krankheit heißt frontotemporale Demenz, kurz FTD. Weltweite Aufmerksamkeit bekam sie zuletzt, als der Hollywoodschauspieler Bruce Willis seine Erkrankung öffentlich machte.

Ausgelöst wird sie durch eine seltene Mutation im sogenannten MAPT-Gen auf Chromosom 17. Der Gendefekt lässt im Gehirn zu viel Tau-Protein entstehen. Es lagert sich in Nervenzellen im Stirn- und Schläfenlappen ab, bis sie verkümmern.

Frontotemporale Demenz schlägt nicht nur im Alter zu, sondern häufig mitten im Leben, in manchen Fällen bereits mit 40. FTD macht nach Schätzungen von Forschern weniger als zehn Prozent aller Demenzfälle aus. Zwölf Mitglieder der Adams-Familie sind daran bereits gestorben, darunter die Mutter und eine Tante der Brüder.

Ihr Schicksal hat Jordan und Cian Adams zu einem Team geformt: Der eine ist Extremläufer und Influencer geworden, der andere Physiotherapeut und Kniespezialist, der seinen Bruder am Laufen hält. Gemeinsam nennen sie sich »FTD-Brothers«.

Frontotemporale Demenz beginnt meist nicht mit Vergesslichkeit, wie die Alzheimer-Krankheit, sondern damit, dass sich die Persönlichkeit schleichend verändert.

»Das ist besonders fies«, sagt Professor Timothy Lynch von der Universität Dublin, der die Krankheit seit Jahrzehnten erforscht. Die Betroffenen, sagt er, verlieren nach und nach jedes Mitgefühl und jeden Anstand. Sie reagieren taktlos, sind schnell gereizt, interessieren sich nur noch für sich. »Oft bemerken sie es nicht.«

Bei Autopsien sehe man etwas Verstörendes, sagt Lynch: Manche Hirnareale seien verwüstet, während benachbarte völlig unversehrt aussehen. »Als hätte jemand im Kopf eine Wand eingerissen und nebenan frisch gestrichen.«

Im Endstadium können Betroffene nicht mehr sprechen und ihre Muskeln nicht mehr kontrollieren. Eine zugelassene Therapie, die den Krankheitsverlauf aufhält oder gar umkehrt, gibt es bislang nicht.

Jordan Adams erinnert sich: »Meine Mutter liebte das Leben. Sie hatte gern Menschen um sich.« In ihren letzten Jahren, mit Anfang fünfzig, lag sie gelähmt und stumm, eine Decke bis zum Hals, in einem Krankenhausbett im Wohnzimmer. »Nur ihre Augen folgten uns noch durch den Raum.«

Die Brüder haben die stechend blauen Augen ihrer Mutter geerbt. Und sie tragen dieselbe Mutation im MAPT-Gen.

Mediziner sagen, in zehn Jahren etwa könnten bei Jordan die ersten Symptome auftreten. Für jedes seiner Kinder liegt das

Risiko, die Genvariante zu erben, bei 50 Prozent. So steht es in seiner Patientenakte.

Jordan sagt, die Vorstellung, dass der unsichtbare Feind in seinem Kopf ihn bald zu einem anderen Menschen mache, sei völlig surreal. »Ich fühle mich besser als je zuvor.«

Er und sein Bruder wollen nicht auf die ersten Symptome warten. Sie haben deshalb beschlossen, ihre Geschichte in die Welt zu tragen. Sie wollen, dass Pharmakonzerne in die Forschung investieren. Sie hoffen, dass daraus irgendwann ein Medikament entsteht.

Den Entschluss dazu fasste Jordan vor acht Jahren, als er seine Diagnose erhielt.

Im September 2018, so erzählt er es, habe er in einem Krankenhaus in Birmingham gesessen. Seine Schwester sei dabei gewesen, sie hatte sich ein halbes Jahr zuvor testen lassen, negativ.

Jordan hoffte, dass es bei ihm auch so sein würde.

Dann öffnete eine Medizinerin bei der genetischen Beratung eine Mappe und sagte: »Jordan, es ist nicht das Ergebnis, auf das wir alle gehofft haben.«

Er habe geweint, erinnert sich Jordan. Aber er empfand auch eine seltsame Erleichterung in der Brust. Die Ungewissheit war verschwunden.

»Was kann ich tun?«, wollte er wissen.

Die Genberaterin sagte: »Tu was für die Forschung. Sammle Geld. Hilf anderen Betroffenen.«

Jordan nannte den Gendefekt fortan »Lizenz zum Leben«.

Er meldete sich für eine Studie a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an, seitdem lässt er sich regelmäßig untersuchen: kognitive Tests, Blutproben, MRT-Scans.

An einem Sommertag im Juli steigen Jordan und Cian in die Londoner U-Bahn. Sie fahren zum UCL, zu einem Treffen von Familien aus den USA und Kanada, die dasselbe fehlerhafte Gen tragen wie sie.

Auf dem Campus öffnet ihnen eine Frau im Blumenkleid die Tür. »Ah, der Mann mit dem Kühlschrank«, sagt sie. »Du bist jetzt berühmt.« Jordan lächelt verlegen.

In einer hellen Küche hören die Brüder bei Häppchen anderthalb Stunden lang zu. Die Gruppe debattiert über klinische Studien und Tau-Proteine. Alle hoffen, dass die Forschung schnell vorankommt.

Jordan und Cian nicken. Sie wissen: Es braucht mehr betroffene Familien, die sich testen lassen, mehr Blutproben, mehr Daten für die Wissenschaft und für die Medikamentenforschung.

Die Geschichte der Brüder beginnt vor Jahrzehnten am Rand von Redditch, einer

»Wir Kinder waren ihre ganze Welt.«

Jordan Adams über seine M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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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en Industrie- und Pendlerstadt südlich von Birmingham, in einem Ziegelsteinhaus mit breiter Fensterfront und großem Garten.

Fotos im Wohnzimmer erinnern an die Mutter Geraldine, eine Frau mit gütigem Lächeln. Die Aufnahmen zeigen sie bei ihrer Hochzeit, im Familienurlaub am Strand, mit den Kindern auf dem Arm.

»Wir waren ihre ganze Welt«, sagt Jordan.

An den Geburtstagen der Jungen organisierte Geraldine Adams Fußballpartys. Ihren Job als Sekretärin hatte sie aufgegeben, um für die Kinder da zu sein.

Bis sie sich mit Anfang vierzig veränderte. Jede Woche ein bisschen mehr.

Plötzlich kaufte sie nur noch Diätgerichte, keine Snacks mehr für die Kinder. Sie wusch jede Wäsche bei 90 Grad, ignorierte die Klebezettel mit den Warnhinweisen. Einem Mann, der bei einem Fußballspiel vor ihr saß, rief sie zu: »Dein Hintern schaut raus!«

»Wir schämten uns für Mama«, sagt Jordan. »Sie war eine andere Person geworden.« Die Familie war ratlos. Niemand dachte an Demenz, dafür schien sie viel zu jung.

Ärzte diagnostizierten zunächst eine Depression, dann einen Hirnschlag. Nichts davon traf zu. Erst Jahre später fanden sie heraus, dass schon Geraldines Mutter an denselben Symptomen gelitten hatte. Geraldine hatte die Krankheit geerbt, ebenso wie ihre Schwester.

An einem Junitag 2010 versammelte der Vater seine Söhne Jordan und Cian, damals 15 und 9 Jahre alt, und ihre 17-jährige Schwester Kennedy im Wohnzimmer und sagte: »Mama wird nicht wieder gesund werden. Wir werden sie hier zu Hause pflegen.«

Jordan und seine Schwester hätten damals nicht gewusst, was das bedeuten würde, sagt Glenn Adams, 61, ein Maler mit kräftigem Händedruck. »Diese Zeit war schrecklich.«

Wenn Glenn arbeitete, mussten Jordan und Kennedy ihre Mutter waschen, füttern und auf die Seite drehen. Wochenlang. »Kein Teenager sollte tun, was sie tun mussten«, sagt der Vater.

In ihren letzten Monaten konnte Geraldine nicht mehr schlucken. Professionelle Pfleger fütterten sie mit Flüssignahrung, sie trug Windeln. Vom Liegen bekam sie wunde Stellen, ihre Hände verkrampften so sehr, dass sich die Fingernägel in die Haut bohrten. »Ihr Anblick war schwer zu ertragen«, sagt der Vater.

An einem Abend Mitte März 2016 kamen Jordan und Cian vom Fußball nach Hause. Im Vorraum standen ihr Vater Glenn und ihre Schwester Kennedy. Sie sagten nichts. Geraldine Adams war gestorben, sie wurde 52 Jahr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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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Mutter Geraldine um 1990 2 | Brüder Jordan, Cian (vorn) 2005 3 | Schwester Kennedy

Der Schmerz, sagt Glenn Adams, sei »kaum auszuhalten« gewesen. Aber neben der Trauer sei da auch Erleichterung gewesen. »Wir wussten: Sie war erlöst.«

Cian sei danach immer stiller geworden, erzählt der Vater. Wenn Besuch da war, verkroch er sich in sein Zimmer. Er hatte Angst vor dem Fahrradfahren. Angst, bei Schulaufführungen aufzutreten. Wenn der Opa ihm beim Fußball zuschauen wollte, musste er sich im Gebüsch verstecken.

Jordan wurde ein wütender junger Mann. Wütend darüber, dass er keine Mutter mehr hatte. Wütend darüber, dass ihn scheinbar niemand verstand. Die Welt, so habe er das damals empfunden, ist ein ungerechter Ort.

Nach dem Schulabschluss verkaufte Jordan Adams Fliesen für einen Onlinehändler, ernährte sich von Junkfood, wurde dick. Abends trank er, prügelte sich in Kneipen, kam mit einem blauen Auge nach Hause. »Mein Leben war nicht mehr lebenswert«, sagt er.

Manchmal, so erzählt es seine Schwester, hätte er dieses Leben am liebsten beendet.

Laufen wurde Jordans Therapie. Es ließ ihn den Schmerz vergessen. Er war nie besonders athletisch gewesen. Beim Sprinttraining im Fußballverein kam er immer als einer der Letzten ins Ziel. »Aber was sich der Junge in den Kopf gesetzt hat, das zieht er durch«, sagt der Vater.

Im ersten Jahr nach dem Tod seiner Mutter lief Jordan daheim in Redditch seinen ersten Halbmarathon, 2021 trat er beim London-Marathon an. Er sammelte dort umgerechnet rund 14.000 Euro an Spenden ein. »Das hat mich angefizt.«

Er hatte gerade neuen Lebensmut gefasst, war durchtrainiert und blickte nach vorn, da bekam sein Bruder im Februar 2023 seine Diagnose von der Genberaterin aus Birmingham, in einem Zoom-Call. Das Gespräch dauerte keine 90 Sekunden, danach war er sechs Wochen krankgeschrieben.

»Das war hart«, erinnert Jordan sich. »Ich wollte der Einzige sein, der das Gen trägt.« Von diesem Tag an lief er nicht mehr nur für sich. »Ich will Zeit für Cian gewinnen.«

Jordan suchte sich immer absurdere Herausforderungen. Im Sommer 2024 spulte er in 24 Stunden 160 Kilometer im Stadtpark von Redditch ab. Im September durchquerte er mit seinem Bruder Großbritannien, von Nord nach Süd, insgesamt fast 1500 Kilometer. Er hat sich die Route auf die rechte Wade stechen lassen.

Ende 2024, Jordan arbeitete noch als Maler für seinen Vater, folgten 80.000 Menschen dem Instagram-Account der Brüder. Jordan entschied sich zu kündigen, ohne Rücklagen, ohne Businessplan. Sieben Monate lang verdiente er nichts, machte Schulden. Dann unterschrieb er die ersten Sponsorenverträ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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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 ihre Mutter irische Wurzeln hatte, spielten die Brüder mit dem Gedanken, dort zu laufen, doch sie zögerten. Würden zwei Engländer willkommen sein?

Dann kam die Einladung in eine irische Talkshow. Sie erzählten von dem Gendefekt, der ihre Familie seit Generationen begleitet. Die Resonanz war gewaltig.

Auf dem Heimweg stand ihr Entschluss fest: Sie würden durch Irland laufen, 32 Marathons in 32 Tagen, dazu der Auftakt in London, wo Jordan einen Kühlschrank auf dem Rücken tragen würde.

Als sein Bruder zum ersten Mal von der Kühlschrank-Idee sprach, habe er nicht an virale Instagram-Videos gedacht, sondern an Jordans Gelenke, erzählt Cian. 25 Kilogramm Zusatzgewicht auf 42 Kilometern, das klang für Cian, einen Kniespezialisten, nach Stressfrakturen. Umstimmen ließ Jordan sich nicht.

Cian Adams, der in Redditch eine Physiotherapiepraxis betreibt, entwickelte einen Plan. 17 Wochen lang gewöhnte er Jordans Körper an die Last, ließ ihn an Trainingstagen 30.000 Schritte laufen, mit einer 20 Kilogramm schweren Gewichtsweste. Er berechnete die optimale Laufgeschwindigkeit, machte mit ihm Sprungübungen.

Beim London-Marathon lief Cian Teile der Strecke neben seinem Bruder, hielt ihn auf der Ideallinie, reichte ihm Gels, blieb neben ihm stehen, wenn Jordans Beinmuskulatur krampfte. Er spritzte ihm Wasser ins Gesicht und piesackte ihn: »Warum lüftet du so langsam?«

Jordan sagt: »Der London-Marathon war eine Qual, aber der einzige Lauf, der sich hinterher gut anfühlte.«

Cian sagt: »Die Idee war völlig crazy. Aber die Leute schauten hin.«

Bei der anschließenden Irland-Challenge säumten Tausende die Straßen. Cian begleitete Jordan auf Teilen der Strecke, die von Antrim nach Dublin führte. Abends versorgte er die geschwollenen Knöchel und entzündeten Schienbeine seines Bruders. »Jedem meiner Patienten hätte ich geraten aufzuhören«, sagt Cian. »Aber Jordan hört ja eh nicht.«

Auf der Zielgeraden in Dublin hielten Zuschauer Plakate mit dem Foto ihrer verstorbenen Mutter in die Höhe. Umgerechnet rund 2,4 Millionen Euro an Spenden sammelten Jordan und Cian mit der Marathon-Serie ein, die Hälfte davon floss in Irlands wichtigste Demenz-Organisation, die sich auf die Pflege und Unterstützung von Betroffenen spezialisiert hat. Die andere Hälfte ging in ihre eigene Stiftung, für die heute fast die gesamte Familie arbeitet.

»Die Last der drohenden Erkrankung spürt man jeden Tag«, sagt Cian.

Seine größte Angst sei nicht das Ende, sondern die Zeit davor. »Die ersten Fehler

bei der Arbeit bemerkst du vielleicht noch«, sagt er. »Die nächsten nicht mehr.«

Im Alltag, erzählt er, könne er die Krankheit ausblenden. Doch vor dem Einschlafen oder morgens beim Aufwachen ist sie wieder da. Dann denkt er an seine Patienten, die er irgendwann nicht mehr behandeln kann.

Deshalb flüchtet er sich in Routinen und versucht, das zu kontrollieren, was er kontrollieren kann: Arbeitsbeginn um neun, eine halbe Stunde Mittagspause. 10.000 Schritte am Tag, immer ein Plan für die gesamte Woche. Alles andere stresst ihn.

Jordan, so erzählen sie es in der Familie, ist das genaue Gegenteil. Er macht, was ihm in den Sinn kommt, meist ohne zu viel darüber nachzudenken.

Im Juli war er in den Flitterwochen auf Hawaii und bei der Fußball-WM in Mexiko-Stadt. In Dublin sprach er mit seinem Bruder im Parlament über Demenz. Am nächsten Tag saßen sie beim Tennisturnier in Wimbledon in der Royal Box. »Ich weiß nicht, wie lange dieses Tempo gut geht«, sagt Jordans Frau Agnes.

Seit fünf Jahren sind die beiden ein Paar, 2024 haben sie geheiratet. Schon beim ersten Date erzählte Jordan, dass er vermutlich früh dement werden würde. Agnes verstand. Ihre Großmutter war an Demenz gestorben. Sie verliebte sich in seine Unerschrockenheit. »Er greift das Leben mit beiden Händen«, sagt sie. »Aber manchmal ist das nicht leicht.«

An einem Sommerabend sitzt Agnes, 26, auf der Couch ihrer gemeinsamen Wohnung. Jordan Adams ist gerade in Atlanta, beim

Trainierender Jordan Adams in Redd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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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Halbfinale zwischen England und Argentinien. »Ohne ein Ziel, ohne die nächste Reise fällt er in ein tiefes Loch«, sagt sie.

»Jordan will alles erleben, solange er noch kann«, sagt Agnes. Und er wolle Vater werden, bevor ihm die Krankheit die Möglichkeit dazu nimmt. »Familie ist alles für ihn.«

2023, fast zeitgleich mit Cians Diagnose, wurde Agnes schwanger. Zwölf Wochen lang warteten sie auf das Ergebnis der Fruchtwasseruntersuchung. Dann kam der Anruf: Der Embryo trägt die krankheitsauslösende Mutation. »Das war der deprinnierende Moment meines Lebens«, sagt Agnes. Jordan brach in Tränen aus. »Er fühlte sich schuldig, die Krankheit weitergegeben zu haben.«

Das Paar entschied sich für einen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Sie wollen es nun mit künstlicher Befruchtung und einer genetischen Untersuchung der Embryonen versuchen, um den Gendefekt auszuschließen. Sie wollen die letzte Generation sein, die damit lebt. »Es endet mit uns«, sagt Agnes.

Die dunklen Stunden in seinem Leben kommen und gehen, sagt Jordan. Er trinkt keinen Alkohol mehr. Manchmal beobachtet er sich selbst. Wenn er seine Schlüssel verlegt. Wenn er einen Namen vergisst. Dann fragt er sich: Ist das normal, oder sind das schon die ersten Symptome?

Jordan feiere Geburtstage nicht mehr wie früher, erzählt Agnes. Jedes Jahr erinnere ihn daran, dass ihm nicht mehr viel Zeit bleibt.

Er fürchte den Moment, in dem er den Namen seiner Frau vergisst, sagt Jordan.

Es muss nicht so kommen; nicht alle Krankheitsverläufe sind gleich. Trotzdem haben er und Agnes vorgesorgt – finanziell und rechtlich. Eines Tages soll sie die Entscheidungen für ihn treffen. »Das macht mir die größten Sorgen.«

Jordan sorgt sich, dass man ihn verstecken könnte. Er hat Agnes gesagt, dass er Teil der Familie bleiben wolle, solange es geht. Bis dahin schmieden er und sein Bruder Cian Pläne. Sie wollen den Kilimandscharo besteigen. Durch Kanada laufen. Sie hoffen, dass es in ein paar Jahren erste Medikamente geben wird, die den Fehler im Erbgut herausschneiden können.

Wenn Jordan seiner Mutter nah sein will, geht er nicht auf den Friedhof, sondern in den Stadtpark von Redditch. Dort steht eine Gedenkbank, die Freunde für Geraldine und ihre Schwester aufgestellt haben.

Glenn Adams, Jordans Vater, hat inzwischen eine neue Partnerin. Das Haus mit den fünf Schlafzimmern wolle er trotzdem behalten, sagt er. Nicht wegen der Erinnerungen. Sondern als Vorsorge. »Damit die Jungs ein Zuhause haben, wenn sie Pflege brauchen.«

Matthias Fie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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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SPORT

DER SPIEGEL 35 | 2026

Das Sorgenkind

Fußball Zweimal erlitt Jamal Musiala einen Anfall auf dem Platz. Wie geht es mit dem Bayern-Star weiter?

Die Nachricht, die Jamal Musiala am Dienstagabend in den sozialen Medien postet, kurz nach dem zweiten Anfall auf einem Fußballplatz innerhalb von drei Tagen, ist offensichtlich nicht in Hast entstanden. Die Worte sind sorgfältig gewählt.

»Es wurden bei mir temporär kurz auftretende, aber gut behandelbare Absenzen festgestellt, welche auf eine neurologische Dysfunktion zurückzuführen sind«, heißt es darin. Zu sehen ist ein Foto, das Musiala von hinten zeigt, wie er den Fans des FC Bayern München applaudiert. Sein Gesicht erkennt man nicht.

Stunden zuvor hatte Musiala, 23, während eines Testspiels in Heidenheim eine solche Absence durchlebt.

Das war schon am Samstag gegen Leipzig so gewesen: Sein Lauf verlangsamte sich, er verkrampfte. Zusammenbruch, Kollaps – so wurde es anschließend oft bezeichnet, aber eigentlich stimmt das nicht: Musiala stürzte nicht, er wurde von seinen Teamkollegen auf den Rasen gebettet. Sie bildeten einen Schutzwall um ihren Mitspieler. Mediziner eilten herbei und versorgten Musiala.

Gegen Leipzig geschah das etwa eine Viertelstunde nach seiner Einwechslung. In Heidenheim spielte er sogar nur rund vier Minuten. Jetzt ist die Sorge um Deutschlands liebsten Fußballer groß. Was sind das für Anfälle? Verschwinden sie wieder? Vor allem: Wie geht es Musiala? Und wie geht es für ihn weiter?

»Mir geht es gut!«, begann Musialas Statement. Das soll keine Phrase gewesen sein. Bereits kurz nach dem Heidenheim-Spiel habe er wieder gelöst gewirkt, heißt es.

Beim FC Bayern war man nicht überrascht über den Vorfall in Heidenheim. »Wir wussten und wissen Bescheid«, sagte Sportchef Max Eberl nach dem Spiel. Mehr wolle er nicht sagen. So hält man es auch sonst im Club. Auf Anfrage äußert man sich dort nicht zu Details. Es geht auch darum, Musiala zu schützen.

Wenn man sich bei mit dem Fall vertrauten Personen umhört, wird zumindest klar, dass nicht mit dem sportlichen Worstcase zu rechnen sei: einem Karriereende Musialas. Zu hören ist von einer sehr guten Prognose für die weitere Fußballerlaufbahn. Das klingt zunächst positiv, zeigt allerdings auch, dass es darüber keine Gewissheit g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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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rn-Spieler Musiala, Mannschaftsarzt

Nur in einer Sache sind aus Münchener Clubkreisen deutliche Aussagen zu vernehmen. Von Fahrlässigkeit seitens des FC Bayern könne keine Rede sein. Den Vorwurf, der dem Verein öffentlich gemacht wurde, weil Musiala kurz nach seiner ersten Absence erneut eingesetzt wurde, weist man von sich. In München sei der Offensivspieler bestens ärztlich betreut worden. Auch Musiala selbst schrieb, er befinde sich »in bester medizinischer Behandlung«. Dass Club und Spieler Risiken eingehen, zumal in einem Testspiel in Heidenheim, klingt tatsächlich nicht sonderlich plausibel.

Ohnehin sind Einsätze auf dem Fußballplatz mit der von Musiala veröffentlichten Erklärung keineswegs unvereinbar. Wobei seine Aussage nicht so eindeutig ist, wie es für Laien vielleicht scheint. Eine »neurologische Dysfunktion« ist medizinisch nicht fest definiert. Sie umschreibt bloß allgemein eine Funktionsstörung des Nervensystems. Damit könnten sehr unterschiedliche Erkrankungen aus dem neurologischen oder psychiatrischen Bereich gemeint sein. Absenzen hingegen sind ein feststehender medizinischer Begriff. Sie zählen zu den epileptischen Anfällen.

Die unscharfe Formulierung könnte darauf hindeuten, dass die genaue Ursache

der Episoden nicht abschließend geklärt ist.

Absence-Epilepsien beginnen klassischerweise im Kindes- oder Jugendalter und können im Erwachsenenalter fortbestehen. Typischerweise kommt es dabei zu einer plötzlichen, kurzzeitigen Bewusstseinsstörung: Die Betroffenen wirken geistig abwesend, verlangsamt und sprechen nicht. Der Blick kann starr sein. Es kann auch zu leichten unwillkürlichen Bewegungen etwa des Mundes oder der Hände kommen.

Die bei vielen anderen epileptischen Anfällen vorkommenden krampfartigen Zuckungen der Arme und Beine, verbunden mit einem Sturz, treten bei einer Absence in der Regel nicht auf. Nach dem Anfall erinnern viele Betroffene die Episode nicht oder nur teilweise. Die Anfälle dauern zumeist nur wenige Sekunden. Sie können aber mehrfach täglich vorkommen.

Musiala schrieb, dass seine »Momente« aktuell Teil seines Alltags seien. Er wisse um die Sorgen, die man sich um ihn mache, und wolle sie der Öffentlichkeit nehmen.

Mehr als eine Million Mal wurde der Instagram-Beitrag bis Mittwochvormittag geliked.

Das Mitgefühl mit Musiala ist enorm. Es ist, als träfen die Episoden jemanden, den man persönlich kennt.

Vor bald vier Jahren erstaunte Musiala die Fans mit seinen Dribblings bei der WM in Katar. Seither begleitet ihn die Öffentlichkeit auf seinem Weg. Bei der Anfangszeit bei den Bayern als Wunderkind, über das der ehemalige Bundestrainer Joachim Löw dem SPIEGEL sagte, er habe Musiala einst versprochen, ihn mit zum nächsten Turnier zu nehmen. Solche Versprechen habe er keinem anderen Spieler gegeben. »Aber beim Jamal hab ich das Gefühl gehabt: Der kann wirklich wahnsinnig viel bedeuten für die Nationalmannschaft.«

Bei der Heim-EM 2024 begeisterten Musiala und Florian Wirtz das Publikum, der Boulevard taufte das Duo »Musiala«. Experten sagten ihnen und der Nationalmannschaft eine große Zukunft voraus. Sie waren das Symbol der neuen deutschen Leichtigkeit.

Dann brach sich Musiala 2025 das Bein – und diese Verletzung vertrieb jene Leichtigkeit. Es folgte ein halbes Jahr Reha. »Um ja nicht zu vergessen, wer ich mal gewesen bin«, sagte Jamal Musiala, habe er in der Zeit alte Spiele von sich angesehen. Seit seinem Comeback schien er nach seiner Form zu suchen: Er tänzelte seltener über den Rasen als früher.

Und nun die Anfälle. Man muss Musiala nicht in den Kopf schauen können, um zu begreifen, dass er sich in der schwierigsten Phase seiner Karriere befindet.

Danial Montazeri, Eva Saß, Tobias Scharn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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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5 | 2026

SPORT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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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sportart

Was nach einem Rettungsmanöver aussieht, einem Rennfahrer, dessen Motorrad ausbricht und das es einzufangen gilt, ist ein üblicher Vorgang: So gleiten die Pilotinnen und Piloten beim Speedway durch die Kurven. Es ist eine spezielle Form des Motorradsports; Fahrer drehen auf ovalen Strecken ihre Runden. Ein besonderes Merkmal: Die Maschinen haben keine Bremsen. Auch deshalb liegen sie extrem schräg in den Kurven. Das Format existiert seit mehr als 100 Jahren, beliebt ist es unter anderem in Polen und Australien. MON

HALTUNGSNOTE

Glückliche Absteigerin

Alexandra Popp steht im knallgelben Trikot von Borussia Dortmund am Spielfeldrand und strahlt. Nach dem letzten Test vor dem Ligastart gibt sie ein Interview. »Es hat mega Spaß gemacht«, sagt Popp, sie lächelt. Am Donnerstag begann die Saison. Gegner sind nicht Bayern München oder Eintracht Frankfurt, denn diese Teams spielen in der Bundesliga, und das ist nicht mehr Popps Liga. Sie tritt gegen Arminia Bielefeld in der Regionalliga West an, Liga drei im Fußball der Frauen. Und doch wirkt Popp aufrichtig glücklich.

Popp, 35, ist ein Gesicht ihres Sports. 145 Länderspiele, dreimal Fußballerin des Jahres, etliche Titel mit dem VfL Wolfsburg, darunter zweimal die Champions League.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erzielte sie in 19 Bundesligaspielen 14 Treffer. Sie ist noch immer großen Aufgaben gewachsen. Popp hätte in Wolfsburg verlängern 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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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tte Liga statt Champions League: Alexandra Popp ist abgestiegen, um für ihren Lieblingsclub BVB zu kicken. Und sie wirkt: glücklich.

ins Ausland wechseln, um Titel spielen und viel Geld verdienen können. Dennoch wählte sie den sportlichen Abstieg.

Warum, das zeigte sich schon bei jenem Testspiel gegen die AS Rom, nach dem sie so strahlte. Rund 8600 Fans waren ins Stadion Rote Erde gekommen. Auch um sie zu sehen. 8600 Fans, das sind mehr, als sämtliche Bundesligisten im Schnitt erreichen. »Da sieht man, was für eine Kraft der BVB hat«, sagte Popp. Im März hatte sie ihren Wechsel nach Dortmund verkündet. Eine Herzensentscheidung sei das gewesen. Popp wuchs wenige Kilometer vom BVB-Stadion entfernt auf. Seit Kindesalter ist sie Fan.

Kurz vor dem Ligaauftakt sagte sie, es sei nur wenigen Fußballerinnen und Fußballern vergönnt, was sie erlebe. Popp meinte nicht die großen Erfolge, sondern das Trikot des Herzensvereins zu tragen. MON

Artur Wüble | NurPhoto | IMAGG | Bernd Thiesen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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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UM

DER SPIEGEL 35 / 2026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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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ICHTENDIENSTE AFP, AP, dpa, Los Angeles Times/Maxt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Reuters,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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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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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A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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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5 † 14. 8. 2026

Eine akademische Karriere war ihm nicht in die Wiege gelegt. Der Umstand, dass er sie trotzdem machte, mag zu seinem tragischen Ende geführt haben. Als Sohn ghanaischer Eltern wuchs Jason Arday in London auf. Alles, was über sein weiteres Leben bekannt ist, beruht auf seinen eigenen, im Rückblick teils abenteuerlichen Angaben. Demnach soll ihm als Kind eine Entwicklungsverzögerung und ein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attestiert worden sein. Nach eigener Darstellung soll er mit 11 Jahren erstmals gesprochen, mit 18 Lesen und Schreiben gelernt haben. Nur zwei Wochen vor seiner Doktorprüfung in Erziehungswissenschaften soll ihm ein Hirntumor entfernt worden sein, weshalb er den kompletten Stoff in nur zwei Wochen neu habe lernen müssen. Arday spezialisierte sich auf Themen wie Rassismus, soziale Gerechtigkeit und ethnische Diskriminierung. Nach Stationen in Durham und Glasgow wurde er 2023 an die Universität von Cambridge berufen – als jüngster schwarzer Professor in dieser Institution überhaupt. Es war, wie er später schrieb, »das größte professionelle Privileg« seines Lebens. Er blieb ihm wenig Zeit, seinen Status als akademischer Superstar zu genießen. In diesem Frühsommer gab es erste öffentliche Vorwürfe, er habe plagiiert. Danach häuften sich Zweifel an den vielen Angaben, die er über Details und Stationen seines Lebens gemacht hatte. Die Zweifel steigerten sich zu einer Kampagne gegen den »woken Posterboy«, wie ihn die britische Zeitung »The Telegraph« nannte. Am 5. August trat er von seinem Posten zurück. Am 14. August wurde Jason Arday in seiner Londoner Wohnung tot aufgefunden. FRA

Hayden Panett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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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9 † 16. 8. 2026

Schon als Baby war sie im Showgeschäft. Ihren ersten Werbespot drehte die 1989 als Tochter einer Schauspielerin und eines Feuerwehrmanns geborene Hayden Panettiere im Alter von elf Monaten. Ihren internationalen Durchbruch erlebte sie mit 17 Jahren in der TV-Serie »Heroes«: in der Rolle einer Highschool-Cheerleaderin, die dank einer Mutation übernatürliche Selbstheilungskräfte besitzt. Sie war in der Horrorfilm-Reihe »Scream« zu sehen und verkörperte von 2012 bis 2018 in der Fernsehserie »Nashville« die Countrysängerin Juliette Barnes. Die Rolle brachte ihr zwei Golden-Globes-Nominierungen ein. Das Leben im Rampenlicht machte Panettiere allerdings zu schaffen. Dem SPIEGEL erzählte sie 2008, dass sie sich wie ein Tier im Zoo fühle und im Privatleben teils Perücken trage, um nicht erkannt zu werden. Ihre Branche habe junge Darstellerinnen nicht geschützt, schrieb sie in ihrer in diesem Mai erschienenen Autobiografie »This Is Me. A Reckoning«. Dort berichtete sie auch von Übergriffen. Panettiere sprach offen über ihre Suchtprobleme und mentalen Erkrankungen. Mit dem früheren Boxer Wladimir Klitschko hatte sie eine gemeinsame Tochter. Am 16. August wurde Hayden Panettiere in einer Wohnung in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tot aufgefunden. SVS

Helmut Le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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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39 † 13. 8. 2026

Sein Leben ist eine der Geschichten, die die Bundesrepublik schrieb. Geboren wurde er 1939 in Mönchengladbach und war damit alt genug, die Nazizeit und den Krieg noch erlebt zu haben. Er war aber auch jung genug, ein Kind des Neuanfangs zu sein. Er studierte unter anderem in Berlin, bewegte sich in den Kreisen der Studentenbewegung, schrieb für linke Zeitschriften, landete schließlich in einer K-Gruppe, wurde wegen Abweichung von der Parteilinie ausgeschlossen, ging nach Utrecht in den Niederlanden und wurde Professor für Germanistik. »Verhaltenslehren der Kälte« war das Buch, mit dem er in den Neunzigerjahren für Furore sorgte, eine Studie über die Intellektuellen der Zwanziger, vor allem Bertolt Brecht, Ernst Jünger oder Helmuth Plessner, und wie diese Männer einen Habitus der Kälte annahmen, um dem Verhängnis nüchtern ins Auge blicken zu können – Coolness würde man heute vielleicht sagen. Einige Jahre nach der Wende bekam Lethen eine Professur in Rostock, wo er Caroline Sommerfeld kennenlernte, eine Studentin. Die beiden heirateten – und Sommerfeld wurde eine der Stimmen der Neuen Rechten, sie publiziert regelmäßig in Götz Kubitscheks Zeitschrift »Sezession«. Lethen nahm es hin, der 68er, der eine Frau liebte, die zur Aktivistin der »Identitären Bewegung« geworden war. Ein alter Linker, für dessen Frau die Emanzipation vom Professoren-Ehemann nach weit rechts führte. »Mit Linken leben« heißt ein von ihr zusammen mit dem Rechtsextremisten Martin Semlitsch verfasstes Buch, es ist auch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ihrem Mann. Helmut Lethen ist im Alter von 87 Jahren in Wien gestorben. RAP

Erklärt Franke / dpp. Caroline Breitman / EPR: Markus Tedeskle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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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EN

»Der Stoff mancher Sippen ist unerschöpf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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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Regener, 65, ist Autor (»Herr Lehmann«, »Wiener Straße«) und Musiker.

SPIEGEL: Herr Regener, Ihr neuer Roman »Frankie und Freddie« spielt mal wieder in den Achtzigerjahren. Warum versuchen Sie es nicht mal mit der Gegenwart?

Regener: Was ist denn das für eine Frage? Wenn jemand besonders gut darin ist, in Öl zu malen, dann muss er doch nicht plötzlich mit Pastellkreide anfangen. Man sagt ja auch nicht zu Claude Monet: »Jetzt hör doch mal auf mit diesen ewigen Seerosen und Blumen.«

SPIEGEL: Vielleicht würde der Versuch eines wilden Gegenwartsromans Sie weiterbringen.

Regener: Literatur braucht Abstand, gerade um wild sein zu können. Gegenwartsromane lappen gerne mal ins Journalistische. Vita brevis, ars longa! Romane sollen überdauern. Nach ein paar Jahren ist auch ein Gegenwartsroman historisch, also was soll's.

SPIEGEL: Und wieso begegnet man in Ihren Büchern immer dem nahezu gleichen Personal?

Regener: In den Geschichten von Carl Barks trifft man auch immer Donald Duck, Onkel Dagobert und Gustav Gans. Aber jede handelt von etwas anderem. Mal geht es um Dagoberts Geiz, mal um die drei Streberneffen, die ihren Onkel in die Spur bringen müssen. Der Stoff mancher Sippen ist unerschöpflich. H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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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zeit im Wohnzimmer

Keine Kathedrale, kein Schloss, keine große Gästeschar: Der Fußballstar Cristiano Ronaldo, 41, und seine langjährige Partnerin Georgina Rodríguez, 32, haben sich im kleinen Kreis das Jawort gegeben – im Wohnzimmer ihres Hauses im portugiesischen Cascais. Nach wochenlangen Spekulationen über Ort, Datum und prominente Gäste, schilderte das Paar nun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Zeitschrift »Vogue«, warum es sich für eine Hochzeit im kleinen Kreis entschieden habe. »Ich wollte etwas Intimes – mit meinem Partner und unseren Kindern, zu Hause«, sagte Rodríguez. Sie habe sich als Kind zwar eine Märchenhochzeit mit Schloss, Kutsche und einer Diamantkrone vorgestellt. Heute sei ihr die Privatsphäre jedoch wichtiger. »Schlösser, Häuser, Inseln, Pferde oder Autos haben wir jeden Tag. Aber etwas wirklich Intimes ist für uns viel außergewöhnlicher.« Nach der Zeremonie sei die Familie zum Wallfahrtsort Fatima, rund 150 Kilometer nordöstlich von Cascais, gefahren. Dort habe ein Priester ihnen in einer kleinen Kapelle den kirchlichen Segen gespendet. MGR

Sébastien Goffin / dpa / picture alliance / Waleed Zain / Anadolou Agency / IM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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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chreckendes Beispiel

Der US-Schauspieler Adam Scott, 53, bekannt aus der Serie »Severance«, kann auf viele Erfolge zurückblicken. Doch am Anfang seiner Karriere musste auch er einige Rückschläge einstecken: Als er für eine Rolle in der US-Serienadaption von »The Office« vorsprach, scheiterte er – und zwar so krachend, dass diese Bewerbung noch Jahre später Schauspielschülern und -schülerinnen als abschreckendes Beispiel vorgespielt wird. Scott weiß das, erzählte er jetzt in der Late-Night-Show von Comedian Jimmy Fallon, weil seine eigene Tochter das Video in ihrer Klasse ansehen musste. Demnach habe der Lehrer der ganzen Klasse zuerst das Scott-Video vorgespielt und danach das Vorsprechen von John Krasinski gezeigt, der die Rolle als Jim Halpert schließlich bekommen habe. »Er sagte dann: ›Okay, lasst uns diskutieren, warum der eine den Job bekommen hat und der andere nicht.‹« Der Schauspieler habe nicht gewusst, dass Scotts Tochter in seiner Klasse sei. Die sei vor Scham in Grund und Boden versunken. Am Ende des Unterrichts habe der Lehrer sie zur Seite genommen und gefragt, ob sie einen der beiden Männer kenne. Erst dann sei ihm ihr Nachname aufgefallen – und er habe sich schrecklich gefühlt, so Scott. Der Darsteller spielte später eine Hauptrolle in seiner eigenen Sitcom, »Parks and Recreation«, die von 2009 bis 2015 lief. Darüber, dass sein altes Video noch immer gezeigt wird, scheint er aber nicht allzu beleidigt zu sein: »Es freut mich einfach, dass ich in einer renommierten Schauspielklasse das Beispiel sein darf dafür, wie man es nicht macht.« MOB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Sie braucht keine Gatekeeper m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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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vergisst es manchmal, weil man sich an das analoge Leben ja kaum noch erinnern kann, aber die Influencerin ist nicht mit der Erfindung von Instagram auf die Bildfläche getreten. Es gab sie schon vorher. Bloß hieß sie da noch anders: It-Girl. Ihr Job war eigentlich der gleiche – Selbstvermarktung, Werbung, Trendsetting –, aber der Name verschleiert, wie mühsam und weniger selbstbestimmt der Vertrieb funktionierte. Das sieht man etwa an der Karriere von Olivia Palermo, 40. Die New Yorkerin hospitierte bei einem Magazin, modelte, ging auf Hunderte Events, spielte die Antagonistin in der Reality-TV-Serie »The City«. So gelang dem elegant gestylten It-Girl der Sprung in die Modemagazine. Inzwischen braucht sie keine Gatekeeper mehr. Ihr schauen mehr als sieben Millionen Follower zu. E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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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Partner fürs Leben

Wann ist ein Mensch eigentlich heterosexuell, wann lesbisch oder schwul, wann bisexuell? Die Begriffe implizieren die Möglichkeit, sexuelle Orientierungen klar zu trennen. Dass die Realität ganz anders aussehen kann, darüber hat die Schauspielerin Gillian Anderson, 58, mit der »Sunday Times« gesprochen. In einem Interview erzählte sie von ihren sexuellen Erfahrungen mit Frauen – und von den Problemen, diese einzuordnen. Während der Schulzeit sei sie mit einer Frau zusammen gewesen. Sich gemeinsam zu zeigen, hätten sich die beiden nicht getraut. »Es fühlte sich geheim und verboten und falsch an, und wir mussten es verheimlichen«, so Anderson. Ohnehin habe sie sich, nachdem sie im Alter von elf Jahren aus London in die USA gezogen war, in der Highschool verloren gefühlt. »Ich passte nicht nur nicht hinein, ich wollte auch gar nicht dazugehören«, sagte sie. »Ich war ein Punk in einer konservativen Stadt.« Ihre Beziehung mit einer Frau habe ihr später Probleme bereitet: Ein Mann, mit dem sie danach zusammen gewesen sei, habe sich von ihr getrennt, als er davon erfahren habe. Die »Times« fragte die Schauspielerin, ob sie sich damals als lesbisch gefühlt habe. »Nein, das habe ich nicht.« Für das, was sie sei, hätten ihr schlicht die Worte gefehlt. Auch heute will sie sich nicht auf eine bestimmte sexuelle Orientierung festlegen lassen: »Die Person, die ich als Lebenspartner betrachte, ist zufällig männlich, aber ich glaube, ich würde genauso empfinden, wenn es eine Frau wäre«, sagte sie. »Ich würde denken: ›Das ist mein Lebenspartner.‹« SOL

Aurora Mareschal / Getty Images; Aurora Mareschal / Getty Images; John Phillips / G Spot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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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 KRITI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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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haben Wahlkampfhilfe für die AfD geleistet«

Der Leser Michael Strobel aus Berlin hat das Titelbild der Ausgabe 34 zu Ulrich Siegmund mit der Zeile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kritisiert. Chefredakteur Dirk Kurbjuweit hat ihn angerufen.

SPIEGEL: Herr Strobel, was hat Sie an unserem Titelbild gestört?

Strobel: Ich halte das für maßlos übertrieben. Siegmund ist 36 Jahre alt, er ist ein großer Opportunist und Populist, hat aber keine Regierungserfahrung. Sollte er Ministerpräsident werden, würden ihn das Grundgesetz und die Landesverfassung einhegen. Und die Zivilgesellschaft würde ihn ausbremsen.

SPIEGEL: Ich erwarte eher, dass er in seinem Bundesland und über den Bundesrat im gesamten Land zerstörerisch wirken kann. Die AfD hätte dann den Fuß in der Tür.

Strobel: Sachsen-Anhalt ist ein kleines Bundesland, deshalb sehe ich diese Gefahr nicht. Sie haben hier Wahlkampfhilfe für die AfD geleistet, ohne es zu wollen. Herr Siegmund hat ja schon Ihre Titelbilder genüsslich sign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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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E

Unerträglich

Nr. 34/2026 Titel: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Der seriöse SPIEGEL schenkt Herrn Siegmund mit Titel und Artikel sehr viel Aufmerksamkeit. Für mich wirkt das wie eine kostenlose Werbung.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ohne Fragezeichen? Wäre ein Berufspolitiker aus einer eher linksradikalen Gruppierung auch mit dem Untertitel auf die Titelseite gekommen? Was würden Ihre Leserinnen und Leser dazu sagen, oder schreiben? Die Antworten liegen bei Ihnen.

Christiane Nübling-Fuchs, Haßloch (Rhld.-Pf.)

Ich finde es unerträglich, dass Sie mit Ihrem aktuellen Titelbild dem derzeit wohl populärsten Kopf der Rechtsextremen den prominentesten Platz in Ihrem Magazin überlassen und mit der reißerischen Schlagzeile Angst und noch mehr Politikverdrossenheit schüren. Dabei hatten Sie doch erst kürzlich groß angekündigt, jetzt mit lösungsorientiertem Journalismus die Demokratie stärken zu wollen? In diesem Sinne hätte sich sicher ein Titelbild realisieren lassen, das Menschen zeigt, die gerade im auch für sie persönlich gefährlichen Umfeld vor dieser Wahl im Osten weiterhin tapfer und aufrecht für den Erhalt von Men-

Menschenrechten, Toleranz und unser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kämpfen. Eva Chloupek, Eichstätt (Bayern)

Dieses Titelbild wird weder dem Artikel gerecht noch dem SPIEGEL. Das ist doch genau die Art von überspitzter Berichterstattung, die Sie in den letzten Monaten intern diskutiert und kritisch reflektiert haben. Ich dachte, Sie wären sich einig, dass Sie jetzt etwas ruhiger und weniger dräuend agieren möchten.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ist hoffentlich als Rückfall zu sehen und nicht als Weiter-so. Das Titelbild hat weder mit dem Artikel noch mit Herrn Siegmund etwas zu tun. Der ist schick angezogen und lächelt wie ein Weltmeister, ist aber nichts qualitativ Neues in Sachen AfD. Die grundlegenden Mechanismen aufzudecken ist wichtig, nicht eine dröhnende charismatische Zuspitzung auf eine Person und die dazugehörigen angsterfüllten Prophezeiungen. Das hatten wir schon mal.

Christoph Mayerl, Mannheim

Wann lernt ihr es endlich? Mit Titelbild und Artikel habt ihr gerade dem Siegmund die beste Wahlwerbung geliefert, die er sich nur wünschen kann. Wann fangt ihr an, endlich euren Fokus auf die 60 Prozent Sachsen-Anhalter zu richten, die nicht rechtsradikal wählen und Widerstand leisten? Die brauchen Aufmerksamkeit, Unterstützung und Solidarität, und das würde vielleicht auch dazu führen, dass mehr überzeugte Demokraten

KORREKTUR

Zu »Buhlen um die Arbeiter« in Heft 34/2026, Seite 16: Die Versprechen der AfD im Wahlkampf stammen nicht nur aus dem Wahlprogramm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2025, sondern teilweise auch aus früheren Wahlprogra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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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weit aktiv werden und sich nicht mit Resignation begnügen. Einen so langen Artikel mit vielen nichtssagenden Nettigkeiten bezüglich des Protagonisten zu schreiben, ihm eine so große Plattform zu bieten – und kein Wort über den Widerstand dazu, außer dass die Linken ja »neidisch« sind (wie kleinlich auch von denen)? Was bitte ist los beim SPIEGEL? Stärkt endlich die, die Widerstand leisten und Aufmerksamkeit brauchen, indem ihr von ihnen berichtet, seien es Politiker, Bürgermeister oder Zivilgesellschaft.

Christina Kern, Neuffen (Bad.-Württ.)

Der Titelartikel bringt die gesamte Crux der AfD treffend auf den Punkt. Schließlich besteht eine der größten Achillesfersen der Partei weiterhin im alles andere als patriotischen Umgang mi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s zeigt sich gerade in Sachsen-Anhalt, wo die Pläne bei einer Machtübernahme auch beinhalten, die Geld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rojekte bei der Provenienzforschung einzustellen, die nach in der NS-Zeit gestohlenem jüdischem Eigentum suchen. Als wäre ein solcher Raub eine im Nachhinein »vertretbare« und abgeschlossene Angelegenheit. Deshalb sollte man Ulrich Siegmund bei öffentlichen Debatten wie zum Beispiel in Wahlaerinen ebenfalls viel stärker nach solchen Themen befragen!

Rasmus Ph. Helt, Hamburg

Im Artikel wird berichtet, mit welche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und nostalgischer Freude Ulrich Siegmund eine Simson-Parade anführt und was dieses Fahrzeug für die Anhänger der AfD bedeutet. Schmerzlich war, dass dabei versäumt wurde,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ie jüdischen Nachfahren der von den Nazis enteigneten Unternehmerfamilie Simson sich vehement gegen die Vereinnahmung der Maschinen und ihres Namens durch Rechtsextreme zur Wehr setzen. Der SPIEGEL hätte schon erwähnen müssen, dass das der Familie so wichtig ist, dass ihr über 80-jähriger Sprecher es auf sich nahm, nach Deutschland

zu reisen, um am Rande des AfD-Parteitags in Erfurt in einer Rede auf diesen Umstand hinzuweisen.

Hannelore Schwarz-Schulz, Hohenbrunn (Bayern)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rennen Wälder und mitunter auch Häuser, und Herr Siegmund bejubelt den Klimawandel, den die AfD ja permanent leugnet. Perverser geht es nicht. Wer AfD wählt, dem sollte jetzt endgültig klar sein, dass er sich an der Ökologie von Mutter Erde und damit auch an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sprich an seinen Kindern und Kindeskindern, versündigt.

Michael Schneider, Siegburg (NRW)

Hoffnung tut gut

Nr. 33/2026 Plädoyer für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Susanne Beyers Essay habe ich mit Freude gelesen, ausgezeichnet! Ich stimme uneingeschränkt zu, dass es gerade in den aktuellen politisch schwierigen und emotional belastenden Zeiten wichtig ist, nicht nur Probleme, sondern auch positive Entwicklungen zu benennen, nach Lösungen zu suchen und diese publik zu machen. Hoffnung tut gut. Auch immer wieder deutlich zu machen, was wir an der Demokratie haben und weshalb wir sie wertschätzen sollten, ist ein guter und wichtiger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Dass dabei notwendige Kritik und Kontrolle der Mächtigen nicht zu kurz kommen dürfen,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Und ich sehe beim SPIEGEL auch nicht die Gefahr, dass dieser Bereich vernachlässigt würde. Der Auftakt des neuen Formats »Solutions« ist Ihnen mit der Mediation zwischen Luisa Neubauer und Sepp Müller wirklich gut gelungen – eine wertschätzende Annäherung. Ich bin begeistert. Monika Dengler, Hamburg

Zu einem unverzerrten Bild der Wirklichkeit könnte auch ein geteilter Leitartikel beitragen: eine Spalte positiv, eine negativ. Berend Detsch, Düsseldorf

DEB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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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 Befugnisse für BND und Verfassungsschutz: Befürworten Sie die Reform?

87% Ja

Nein 13%

Stimmabgaben: 5508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Ja

»Es ist erfrischend, statt ständigen Gezeters und Geschwurbels eine klare Agenda zu sehen, die so aussieht, als hätte man nicht erst jetzt darüber nachgedacht.«

Hendrik Herdemerten

Nein

»Historische Erfahrung zeigt, dass staatliche Befugnisse selten zurückgenommen werden. Sie dehnen sich eher weiter aus. Auch weil Menschen sich daran gewöhnen, sofern es sie nicht unmittelbar (be)trifft.«

Simone Bader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DRAHT IN DIE REDAKTION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Illustratione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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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LSPIEGEL

Aus der »Tagesschau«-App:

Bäckereihandwerk

"Ein Beruf mit Zukunft"

Die Zahl der Pleiten von Bäckereien in Deutschland steigt rasant.

Meldung von rp-online.de auf Googl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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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den: Katze Kira sucht ein ruhiges Zuhause

Von der Website des Rundfunks Berlin-Brandenburg, rbb24.de:

»Für den Abend warnt der DWD vor Unwetter mit Starkregen und organartigen Böen.«

Anzeige im Wochen- und Amtsblatt »Rundblick Troisdorf« (NRW):

TRUMP lässt Edelmetalle explodieren: Höchster Gold- und Silberpreis aller Zeiten!!

Von SPIEGEL.de:

Die meisten Verkehrstoten sind zu Fuß oder mit dem Zweirad unterwegs

Schild an einem Steg im Havelkanal (Brande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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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Diese Meinung spricht mir aus dem Herzen und ist so dringend und wichtig. Der skandalorientierte Journalismus gefährdet unsere Demokratie, und seit langer Zeit haben sich Schlagzeilen und Sprache im SPIEGEL so negativ verändert, dass ich beim Lesen zunehmend depressiv werde. Und das liegt eben nicht daran, wie was ist, sondern wie der SPIEGEL es darstellt: skandalisierend, einseitig negativ, manchmal sehr überheblich, teilweise zynisch. Das ist in Kommentaren in Ordnung, aber auch nur da. Vielleicht ist diese Meinung der Autorin endlich ein erster Schritt hin zur Deskanalisierung, versuchten Objektivität, Fairness und Respekt gegenüber politischen Leistungen. Christoph Oldeweme, Köln

Gegen die gängige Berichterstattung

Nr. 33/2026 Kolumne: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Vielen Dank für diesen Beitrag. Ich hielt die Kritik an Merz seitens der Medien und der CDU auch für total überzogen. Interessant wäre mal der Vergleich mit früheren Kanzlern und der Kanzlerin, vor allem auch in der Anfangsphase. Ich kann mir nicht vorstellen, dass da alles reibungslos lief. Inge Hemm, Rammelsbach (Rhld.-Pf.)

Auch ich habe mich von der jüngsten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den Kanzler beeindrucken lassen. Ihr Artikel hebt sich wohltuend von der allgemeinen Kanzlerschelte ab. Er hat meine Sicht auf den Kanzler ein Stück weit korrigiert. Durch einen solch ausgewogenen – und hier gegen die gängige Berichterstattung formulierten – Artikel stärken Sie mehr das demokratische Bewusstsein in unserem Land als Kollegen, die einfach nur »draufhauen«. Bitte bleiben Sie auch in dieser Weise kritisch. Herbert Fechtner, Altenberge (NRW)

Ich finde den Artikel geradezu erlösend, weil er von der schon manischen Herabwürdigung von Friedrich Merz und seiner

Politik – und damit der völlig unverdienten Begünstigung der AfD – abweicht.

Walter Groier, Klagenfurt (Österreich)

Es ist immer ein Vergnügen, zu lesen, wie Markus Feldenkirchen mit unverstelltem Blick und nicht dem Mainstream folgend kommentiert. Und hier auch nicht davor zurückschreckt, den eigenen Berufsstand zu kritisieren. Weiter so!

Rainer Ringelstein, Mannheim

Ich stimme zu, dass der ständige Hinweis auf die bevorstehende Ablösung des Kanzlers überzogen ist. Bei seiner Leistung im Amt bin ich anderer Meinung. Merz hat in der Opposition die Regierung beschimpft und alles Mögliche angekündigt, was er in kürzester Zeit schaffen würde. Bisher geleistet hat er die Aufnahme enormer Schulden, die er vorher so verteufelt hat. Sein Umgang mit Menschen ist unterirdisch, seine Personalpolitik dilettantisch. Ich verstehe heute, warum Merkel ihn von uns ferngehalten hat. Ich zweifle aber, ob Merz lernfähig ist, und habe große Sorgen vor den nächsten Landtagswahlen und der Bundestagswahl.

Dieter Müller, Sinzig (Rhld.-Pf.)

Endlich mal eine Person aus der deutschen Medienlandschaft, die die Chuzpe hat, anerkennende Worte für Herrn Merz zu finden. Zu oft wird bei den vorschnellen Verurteilungen vergessen, dass er viele Themen, die man über Jahre aus partei- oder legislaturpolitischen Erwägungen verschoben hat, anpackt, obwohl mehrere Landtagswahlen bevorstehen. Auch wenn man das Verhalten von Herrn Merz nicht immer gut finden muss, so hat er einen Blick für das »Ganze« und bringt endlich die Dinge in Bewegung, die lange überfällig sind.

Norbert Höpfner, Kronberg (Hessen)

Leserbriefe bitte an: leserbriefe@spiegel.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öffentlichen und unter SPIEGEL.de zu archiv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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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N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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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geschah mit der Liebe?«

Warum SPIEGEL-Leserin Anne Sonia Diettrich-Foulet aus Wandlitz der Wind aus Brandenburg bis heute an ihre Kindheit in Paris erinnert

»Das brave Mädchen auf dem Foto, das bin ich, mit meinem jungen Vater – damals waren Eltern noch junge Menschen. Wir stehen auf der Fußgängerbrücke Pont des Arts in Paris, die zur Kunstakademie führt. Ich war vier Jahre alt, geboren wurde ich in Paris.

Es war eine Zeit ohne Auto, ohne Telefon und ohne Fernsehen, und auch im Winter trugen Mädchen keine Hosen. Das Schönste waren die Wege mit meinen französischen Eltern, zu Fuß oder mit der Metro, so lernte ich die Pariser Gesellschaft kennen. Die seltene Aufnahme machte wohl mein Großvater, der seine Fotos selbst entwickelte. Ich durfte zuschauen, das war mein Privileg. Mein Vater war Ingenieur bei der Marine, bis er mutig zu einem amerikanischen Erdölunternehmen wechselte. Frankreich amerikanisierte sich, das Leben wurde bunter, Eiswürfel – so schick! – klimperten in den Whiskeygläsern. Wenig später, im Jahr 1953, sang Georges Brassens einen seiner hübschesten Chansons: ›Si, par hasard / Sur l’Pont des Arts / Tu croises le vent, le vent fripon...‹. Übersetzt etwa: Wenn du auf dem Pont des Arts zufällig dem Wind begegnest – dem schelmischen Wind...

Meine Mutter summte seine Melodien, Handwerker pfiffen sie bei der Arbeit.

Der schelmische Wind weht noch an der Seine, aber zu seinem Leidwesen tragen junge Frauen kaum noch Röcke. Eine Weile kamen sie – aus der ganzen Welt – mit ihren Liebsten, um Liebesschlösser an der Brücke anzubringen, es wurden so viele, dass die Brücke unter dem Gewicht einzustürzen drohte. Die Stadt Paris ließ sie 2015 entfernen, Acrylglasscheiben wurden installiert. Was geschah mit der Liebe? Erst als ich studierte und oft über den Pont Alexandre III zum Grand Palais lief, wo die Sorbonne Räume für Kurse nutzte, verstand ich das Glück, in Paris zu leben. Nun lebe ich in Brandenburg, in Barnim, unweit von Basdorf. 1943 wurde Georges Brassens als Zwangsarbeiter ins Deutsche Reich deportiert und arbeitete in Basdorf in der Flugzeugmotorenfertigung. Als er ein Jahr später für zehn Tage nach Paris reisen durfte, kehrte er nicht zurück. Bis zur Befreiung der Stadt im Spätsommer 1944 lebte er dort im Verborgenen. In Barnim hat der Wind andere Qualitäten, gewiss, aber Wind ist Wind und weckt Erinnerungen.«

Aufgezeichnet von Jonathan Stock

Sie haben auch ein Bild, zu dem Sie uns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möchten? Schreiben Sie an: familienalbum@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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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DER SPIEGEL 35 | 2026

»Das ist keine normale Achterbahn«

Seit fast 30 Jahren rast die »Euro-Mir« durch den Europa-Park, nun wird sie abgerissen. Operator Alexandre Hoffmann träumt von der letzten Runde.

SPIEGEL: Herr Hoffmann, 2026 hat die »Euro-Mir« ihre letzte Saison, die Achterbahn war ein Fanliebling. Wie erleben Sie den Abschied?

Hoffmann: Seit Saisonstart ist die Wartezeit oft länger, im Schnitt bestimmt um 10 bis 20 Minuten. Früher hätten sich Besucher bei Wartezeiten von einer Dreiviertelstunde woanders umgesehen. Jetzt warten sie gern, schließlich ist es vielleicht ihre letzte Fahrt. Viele sind traurig, dass die Bahn bald abgebaut wird. Ich auch.

SPIEGEL: Erinnern Sie sich noch an Ihre erste Fahrt?

Hoffmann: Im Jahr 2000 war ich das erste Mal im Europa-Park, mit meinen Eltern. Ich war erst vier und noch viel zu klein für die »Euro-Mir«. Aber ich habe Achterbahnen schon damals geliebt und ständig darüber geredet. Als ich endlich 1,30 Meter war und damit groß genug, habe ich meine Eltern angeflecht, wieder in den Park zu fahren.

SPIEGEL: Und? Wie war's?

Hoffmann: Geil! Die »Euro-Mir« ist keine normale Achterbahn, für ihr Alter ist sie ziemlich cool. Sie kreist um fünf große Spiegel- türme, kann sich drehen. Auch der Spirallift im Turm ist ungewöhnlich, genauso die noch immer manuelle Steuerung.

SPIEGEL: Sie arbeiten schon die sechste Saison an der Achterbahn. Ein guter Job?

Hoffmann: Ein Traumjob! Ich liebe den Kontakt zu den Gästen. Für sie ist der Europa-Park wie eine große Glasglocke: ein Tag Urlaub, einen Tag lang eintauchen in eine andere Welt. Die Leute freuen sich auf uns und gehen abends glücklich nach Hause. Das erlebe ich in keinem Büro.

SPIEGEL: Wie sieht Ihr Arbeitstag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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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terbahnfan Hoffmann: »Das erlebe ich in keinem Büro«

Hoffmann: Um 7,30 Uhr fange ich an: Wartebereich putzen, Sicherheitsbügel kontrollieren, Züge rangieren und einsetzen. Um 9 Uhr muss alles bereit sein, dann kommen die Gäste. Vorher müssen wir Probe fahren, zur Sicherheit.

SPIEGEL: Langweilt das nicht mit der Zeit?

Hoffmann: Nein, das macht immer noch Spaß. Eine Fahrt mit der »Euro-Mir« ist Nostalgie. Wobei ich auch ab und an Kopfschmerzen bekomme, nach so langer Zeit rüttelt es an einigen Stellen. Aber alles ist sicher! Ginge es nach mir, würde die Bahn noch ein paar Jahre fahren.

SPIEGEL: Wie lange braucht man, um so eine Bahn bedienen zu können?

Hoffmann: Nach zwei, drei Monaten versteht man die Bahn –

das Rangieren, die manuelle Verriegelung, alles muss man lernen. Etwa am »Blue Fire Megacoaster« geht das schneller, dort läuft vieles automatisch. Die Bügel öffnen sich von selbst, die Gatter auch, im Normalfall müssen wir nur den Startknopf drücken. Die »Euro-Mir« bediene ich manuell, ohne Display, für jeden Schritt gibt es einen Knopf. Sie fährt mit mehr Zügen, das Tempo der Abfertigung ist viel höher. Wir müssen richtig schnell sein.

SPIEGEL: Warum der Stress?

Hoffmann: Es ist wie in der Formel 1: Unser Job ist es, bei jedem Boxenstopp schnell zu sein, jede Sekunde ist ein Gewinn für die Gäste. Sicherheit und Freundlichkeit gehen vor, aber Schnelligkeit kommt direkt danach. Denn wer kürzer ansteht, hat am Ende des Tages mehr erlebt.

SPIEGEL: Fans lieben den stumpfen Trance-Soundtrack der »Euro-Mir«. Wie ertragen Sie dieselbe Musik den ganzen Tag?

Hoffmann: In meiner ersten Saison hallte abends im Bett noch der Soundtrack durch meinen Kopf. Inzwischen blende ich ihn aus. Wenn ich als Besucher in den Park komme, freue ich mich aber wie früher.

SPIEGEL: 2028 soll der Achterbahn eine große Neuheit nachfolgen. Wissen Sie schon, was kommt?

Hoffmann: Ja, eine Familienachterbahn von Mack Rides. Der Hersteller gehört der Familie, die auch den Europa-Park betreibt. Mir wäre ja ihr »Xtreme Spinning Coaster« am liebsten gewesen, ein Achterbahntyp mit ständig rotierenden Gondeln und Überkopfelementen. So einen bin ich in Belgien schon gefahren, extrem cool! Allerdings hat hier erst vor zwei Jahren eine extreme Achterbahn eröffnet, darum wird es jetzt familienfreundlicher. In dem neuen Themenbereich soll es auch eine weitere Attraktion geben, die ist aber noch geheim.

SPIEGEL: Zuerst steht der Abriss an. Wie wird Ihr letzter Tag an der Bahn?

Hoffmann: Ich hoffe, ich muss am allerletzten Tag arbeiten, da will ich unbedingt im Dienst sein. Vielleicht wird es wie 2017, als die alte »Eurosat«-Achterbahn schloss. Das war eine besondere Atmosphäre: Den gesamten Tag über waren alle nostalgisch und traurig und wollten ein letztes Mal fahren. Vor der allerletzten Runde hielt die Eigentümerfamilie eine Rede. So stelle ich mir den Abschied am letzten Saisontag im Januar vor. Aber bis dahin genieße ich jede einzelne Fahrt. Interview: Christopher Bonnen 5

Stationen 1997 Eröffnung der Achterbahn 1998 Soundtrack »Project Euro MIR – Lift off!« erscheint als Single 2019 Erster Arbeitstag von Alexandre Hoffmann 2025 Parkchef Roland Mack kündigt Ersetzung der Anlage bis 2028 an 2026 Letzte Fahrt am Ende der laufenden Sa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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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Der Spiegel (2026-08-21)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言论刑事化条款的扩张】 [F10_18 🔍]-[F10_19 🔍](版面:第10版/专业栏目)

    • 事件简述:德国法律体系中涉及言论表达的刑事犯罪构成数量在增加,特别是2021年法律方案及新增的第126a条(危险地传播个人数据),旨在防止发布“敌人名单”,但在实践中被用于起诉发布公开引用语的公民。
    • 制度批判切入点:分析权力如何通过“技术性条款”的微观增补,将原本属于公共讨论或民事争议的言论行为“刑事化”,从而实现对公共话语空间的精准规训。
  2. 【行政权力对空间的例外性控制】 [F8_15 🔍](版面:第8版/专业栏目)

    • 事件简述:2025年10月21日,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为创新园区举行奠基仪式期间,当局下达禁飞令,覆盖多个市镇并严禁无人机飞行。
    • 制度批判切入点:分析“安全”话语如何被用作行政权力悬置常规空间权利的理由,揭示主权权力在特定时刻通过“禁令”实现对物理空间的绝对掌控。
  3. 【东西部结构性不平等的制度路径依赖】 [F5_10 🔍]-[F6_11 🔍](版面:第5-6版/专业栏目)

    • 事件简述:德国统一后,东部在工资、财富继承及领导职位分布上仍存在系统性劣势,这种不平等被部分东德州长指出,并成为右翼政党(如AfD)在选举中动员的背景。
    • 制度批判切入点:剖析统一后的制度设计如何导致权力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固化,以及这种结构性失衡如何被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合法性资源。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法律的微观规训:从“崇高目标”到言论刑事化的技术路径

本期报道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趋势:德国法律体系正在通过增加细碎的刑事条款,将言论自由的边界向内压缩 [F10_18 🔍]。这种权力运作并非通过剧烈的政治禁令,而是通过一种“技术色彩”的法律修补实现。例如,第126a条以防止“敌人名单”这一崇高目标为掩护,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被用于起诉在推特上发布24个人公开引用语的男子 [F10_18 🔍]。这里存在一个典型的制度困境:国家试图在数字时代通过法律手段定义“安全”与“尊严”,但这种定义权被赋予了具有高度裁量权的检察机关,导致法律成为了一个可伸缩的规训工具。

从权力谱系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微观权力”运作。权力不再仅仅表现为顶层的禁令,而是渗透进法律文本的每一个条款之中。通过将“传播个人数据”与“刑事犯罪”挂钩,权力完成了一次话语转换:将政治性的异见表达或公开引用转化为技术性的法律违规。这种技术专家话语掩盖了其政治本质——即通过增加刑事构成的数量,提高个体在表达时的“心理成本”,从而诱导公民进行自我审查。当言论自由被量化为一系列“禁止清单”时,自由不再是绝对的权利,而变成了在法律缝隙中生存的特权。

专题二:结构性失衡与政治极化的制度共振

德国东西部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 [F6_11 🔍],不仅是经济数据的差异,更是制度性权力分布的失衡。报道指出,东德的工资较低、继承财产较少,且在领导职务中的代表性不足 [F6_11 🔍]。这种结构性的劣势在统一数十年后依然存在,证明了制度在资源分配上的路径依赖。当联邦政府未能有效推进均衡发展时,这种制度性的缺失为右翼政党(如AfD)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F5_10 🔍]

这种现象揭示了制度合法性的脆弱性:当公民感受到制度性的不公正(Structural Injustice)且缺乏有效的制度化救济渠道时,他们倾向于将不满转向对“边界另一侧”的敌意 [F5_10 🔍]。在这种语境下,右翼政党的崛起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转向,而是结构性不平等在政治层面的投射。制度的失效——即无法在统一后的社会中实现真正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直接导致了社会共识的撕裂。当“中立原则”在教育领域引发不安 [F13_24 🔍],且教师感到在课堂上表达政治观点受限 [F13_25 🔍] 时,制度的规训逻辑与结构性的不满在底层共振,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制度的韧性。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关于法律技术化与规训的追问】:在数字治理背景下,国家如何通过增加“技术性、微观性”的法律条款(而非宏观禁令)来重新界定公民权利的边界?这种“法律碎片化”的规训策略与传统的审查机制有何本质区别?
  2. 【关于结构性不平等与制度合法性的追问】:当一个国家的制度遗产(如东西部差异)产生长期的路径依赖时,这种结构性权力失衡如何被民粹主义转化为对建制派的“合法性挑战”?
  3. 【关于空间权力与例外状态的追问】:行政权力在特定时刻(如高层活动)通过禁飞令等手段悬置常规空间权利 [F8_15 🔍],这种“临时性例外”在法理上如何界定其边界,以防止其演变为常态化的空间管控?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Der Spiegel (2026-08-21)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自信的代价与“可爱”的规训】 [F2_4 🔍](生活领域:文化与身份)

    • 事件简述:作家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凭借极强的创作力(四年四部小说,售出250万本)获得巨大成功,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自信表达被部分公众定义为“傲慢”或“不可爱”。
    • 情感政治切入点:揭示了社会对成功女性情感表达的隐形规训——即成功必须伴随某种程度的“谦卑”才能被接纳,否则其自信将被系统性地转化为负面情感标签。
  2. 【言论边界的法律化与个体不安】 [F10_18, F13_24-F13_25](生活领域:公共交往/教育)

    • 事件简述:法律条款(如第126a条)的细化导致个体因发布公开引用语而面临检察机关行动 [F10_18 🔍];同时,教师群体中蔓延着一种不安,近五分之一的教师感到被“中立原则”搞得不安 [F13_25 🔍]
    • 情感政治切入点:分析当“中立性”和“法律界限”从保护机制转化为监督工具时,个体在公共空间中产生的自我审查心理与身份焦虑。
  3. 【先天缺陷与意志的现象学对抗】 [F4_8 🔍](生活领域:健康与身体)

    • 事件简述:希安·亚当斯(Cian Adams)和乔丹·亚当斯(Jordan Adams)兄弟通过挑战超长距离马拉松,与先天性痴呆症作斗争。
    • 情感政治切入点:这是一种通过肉身极限体验来夺回生命意义的尝试。在医学理性将痴呆症定义为“功能缺失”时,个体通过极端的身体痛感重建一种关于“存在”的自我认同。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成功者的“情感税”:女性自信在社会规训中的病理化转换】

在当代文化工业的逻辑中,成功被量化为销量与资本。作家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在四年内售出250万本书的成就 [F2_4 🔍],在系统理性(Logos)看来,是极高效率与市场精准匹配的结果。然而,当这种成功转化为具体的生命呈现时,一种微妙的情感辩证法开始运作。

从社会认知模型解构来看,公众对瓦尔的评价呈现出剧烈的极化:一部分人因其强而自信而推崇她,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定义为“傲慢”或“不可爱” [F2_4 🔍]。这里的“不可爱”并非简单的审美判断,而是一种情感规训工具。当女性成功者公开庆祝成功且表现出极强自信时,她实际上挑战了传统性别权力结构中关于“成功者应保持谦卑”的隐含协议。

在这种辩证摩擦中,瓦尔的职业成就(Logos)被部分地转化为一种道德缺陷(Pathos)。这种现象揭示了:即便在最开放的文化领域,系统依然通过情感标签的操纵,试图将具有颠覆性的个体重新拉回到被审视、被评判的客体位置。这种“情感税”使得成功女性必须在“被推崇的强者”与“被接纳的弱者”之间进行艰难的情感表演。

专题二:【中立性的异化:从公共理性到情感压制的逻辑转换】

在关于言论自由与社会中立性的讨论中 [F3_6, F13_24],我们观察到一种典型的系统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正面碰撞。

系统理性(Logos)旨在通过法律条款(如防止发布“敌人名单”的第126a条 [F10_18 🔍])和教育领域的“中立原则” [F13_25 🔍] 来构建一个有序、理性的公共空间。在这种逻辑下,中立性被处理成一种确保公平与稳定的制度要求。

然而,生活世界的真实体验(Pathos)却是不安与恐惧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来自右翼圈子的“职务监督投诉”和对“中立性”的要求,实际上加剧了教师群体的不安 [F13_24 🔍]。大约四分之一的教师错误地认为在课堂上不再被允许表达个人政治观点 [F13_25 🔍]。这里存在着深刻的辩证摩擦:原本旨在保护多元性的“中立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被异化为一种压制个体表达的工具。

当系统理性将“中立”定义为一种必须遵守的行政标准时,它实际上剥夺了教育者在公共交往中作为“完整人格”地存在的能力。这种异化导致个体在面对制度要求时产生严重的身份失落感。这种不可通约性预示着,当公共理性(Logos)无法容纳真实的情感表达(Pathos)时,所谓的“中立”将不再是对话的基石,而变成了产生社会撕裂与自我审查的温床。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关于情感规训的量化研究】:在职业成功与性别认同的交汇点上,社会如何通过“可爱/傲慢”等情感标签对个体进行非正式的权力削减?这种“情感税”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是否存在统一的量化模型?
  2. 【中立原则的现象学重构】:如何构建一种既能维持公共领域基本秩序,又不至于导致个体产生“表达恐惧”的中立性定义?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容纳“有温度的观点”而非“冰冷的中立”的公共交往模式?